為了哀悼、服喪與告別的寫作──讀駱英《文革記憶》

耿占春

為了哀悼、服喪與告別的寫作──讀駱英《文革記憶》

耿占春

駱英詩歌寫作注重個人經驗的表達，尤其注重集體經驗與社會記憶的個人見證。由于禁忌與回避太多，與一代人的親歷經驗相關的社會歷史書寫至今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可以說，這是記憶喪失的一代，這是被實施了遺忘工程的一代，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是一個由于記憶喪失而產生了嚴重精神分裂感的社會。尤其是對目前已成為中國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最強勢一代而言，文革記憶、文革經驗的“前傳與后記”事實上構成了一代人的核心體驗，對親歷者和整個社會來說，“文革記憶”意味著什么？對文革記憶的遺忘意味著什么？在當代詩歌、文學寫作和整個社會歷史領域都是一個有待探索的問題。

不同于人們熟知的那種“青春無悔”之類的認同性表達，駱英的《文革記憶》同他的《知青日記及其后記》一樣，提供了一個未被所謂“激情燃燒的歲月”美化過、沒有被意識形態語言遮蔽的個人與社會生活的敘事。每一組詩都是一種歷史與記憶的重現，每一首詩都是一個小人物的微型傳記。在前傳中，有父親、母親，有敘述人的兩個兄長、姐姐，有敘述者的少年時代；《文革記憶》的主要部分，記憶場景擴展到整個銀川市，我們能夠由此觀察到一個基本事實，這場浩劫所波及的絕不僅是“當權派”，遭殃更深、更多的是平民百姓，是無數的小人物，是在意識形態宣傳機器煽動下瘋狂起來的整個民族。雖然文革結束之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徹底否定文革并對毛的錯誤做出了決議，但政治文件的否定是抽象的，文件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只對剛剛經歷過浩劫的人們有說服力。而對后來那些沒有記憶的人，由于對文革的否定是抽象的、概念化的，沒有切實、具體的敘事作為否定的前提與基礎，文革情結的確有著死灰復燃的時機，尤其在一個缺乏理性能力、遏制理性的增長而又充滿社會不公和暴戾之氣的時刻。這應該是駱英寫作《文革記憶》的初衷：喪失記憶不可能理性思考現在與未來，并據此選擇合理行為方式。

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當遭遇了巨大浩劫與長期創傷之后，當遭遇了太深的群體迷狂與太多的死亡之后，在政治倫理和文化表達上應該有一個哀悼期、有一個服喪期，以安撫與治愈人們的內心；應該有一個真實的告別與永久的紀念，讓亡靈安息，讓亡靈去它們該去的地方，為了不讓死魂靈繼續作祟、不讓死魂靈繼續干擾活人的生活世界；應該保持批判性的記憶，以防破壞性的心理能量在壓抑中回歸，防止貌似被遺忘的邪惡力量在歷史中重演它花樣翻新的變形記。然而，文革結束之際的哀悼沒有完成，服喪期被“向錢看”的要求取消，應該徹底埋藏、徹底告別的東西在明里暗里又返回了集體心態與社會場景之中而危機四伏。社會與個人都在陷入由此導致的一場嚴重的倫理精神分裂。如果說駱英《文革記憶》的前兩章表達了對死去的親人和亡靈們遲來的哀悼與服喪的話，后兩章即“恰同學少年”和“我們都是紅衛兵”則旨在開始一場困難的告別。

一

2012年冬天，在銀川的一個夜晚，讀到《文革記憶》的打字稿，未讀完“文革記憶前傳”就已深深意識到，這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它沒有刻意的詩化或經驗的幻化，也沒有駱英在更內行、更專業的《小兔子》、《第九夜》等詩作中的那種現代性體驗及其修辭方式，需要把《文革記憶》的敘述作為一種被社會遺忘工程所實施的集體遺忘的對抗來理解，作為一代人的傳記經驗來理解。為了保持記憶與見證的功能，駱英的《文革記憶》使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語言，一種口述史的話語，甚至保留著無需按書面語糾正的口語式的不完善的句法，因此駱英自己把《文革記憶》視為一種“現代鄉謠”，即一種口傳敘事?；蛟S可以說，《文革記憶》所敘述的大多是每一個生活于浩劫時期的銀川人都能夠回憶起來的人與事。在最初的打字稿中，據說敘述人保留了當事人的真實姓名。敘述人在《文革記憶》的口傳敘述風格中與閱讀行為訂立了關于傳記經驗的真實性契約。這是一個見證者的證詞記憶，一種傾訴與指控；這是一個親歷者的詩歌口述史，正如早期人類社會的口述史往往采用詩歌敘述一樣。

《文革記憶》的“前傳”從敘述人的父親在60年代初期寧夏雙反運動（即“反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運動和“反壞人壞事”運動）中的罹難開始敘述，前傳書寫了一個家庭和所有成員的遭遇。在這里你聽見的是一個人深埋在記憶中的聲音，一種已被湮沒數十年之久的聲音：

父親死了變成一個游魂因為他并沒有墳墓

也許這是因為他打老蔣殺敵人的時候也很殘酷

他肯定曾經把長長的刺刀插入敵人的胸膛

那也許僅僅是另一個剛剛穿上軍裝的鄉農

他在用一把藥殺死自己的時候據說堅不出聲

他翻滾打地緊緊揪住自己的胸口

管教人員把他像狗一樣倒拖著走時他不曾踢腿

我猜想那是一種表示忠誠的表現

僅僅十幾分鐘他就消失于亂墳崗中

因為那里早已由反革命份子挖好了無數的坑

在革命需要戰斗的時候他曾戰斗

在革命需要犧牲的時候他就犧牲

他以一種冰冷的方式消失于世界

他以一種殘忍的程序留給我悲痛

從此他像狗死去了我呢像狗一樣開始生存

我決不殺死自己然而我也決沒有獲得過新生

對每一塊墓碑我都會致以崇高的敬意

對每一根白骨我都會尊稱為父親

(《枯骨的父親》三）

作為一種口述史性質的書寫，在駱英貌似平淡、克制的敘述中，能夠感受到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能夠感受到在社會人際之間一種殘忍與暴力邏輯的傳遞、延伸。曾為“西北野戰軍的團長”的父親有著同樣的戰斗精神，他曾經同樣信仰革命暴力，在父親的死亡里有著一份犧牲者的隱忍與冷酷。作為革命者的父親此刻成為革命的祭品。革命開始吞噬革命的兒女。反革命分子在埋葬反革命。革命的歷史邏輯變得癲狂而冷酷。敘述者的字里行間隱忍著也透露出那個時代里一種普遍存在的殘忍。在關于父親的第一首詩中曾經寫到這一細節：“他們把他埋在荒灘時他還睜開了眼睛”！

在駱英的敘述話語中不僅有悲痛之情，也能夠聆聽到其中包含著的理性批判與輕微的反諷。在國民內部，一種仇恨、暴力的觀念邏輯早已建立起來了。一種通過意識形態概念——地、富、反、壞、右分子，以后還有更多的階級敵人，更多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將國民中的一部分人“非人化”，對他們進行批斗、監禁、殺戮的運動只不過是完成已經建立起來的政治觀念等式。一旦被稱為“害蟲”、“階級敵人”、“牛鬼蛇神”，似乎就剝奪了他們做人的權利，就可以用非人的方式處理他們而無任何道德顧忌。在任何時候，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在觀念中的非人化，都意味著暴力、殘酷和死亡。

她去收尸時父親已成為荒灘野魂

她在一座座荒墳中走想找到她的男人的尸骨

墳堆來不及長草數不清也走不完

母親向每一個墳堆鞠躬喊著她的男人的名字……

（《瘸腿的母親》二）

但這位母親所得到的回應是“活該”！是人們對“反革命家屬”的唾棄。而這些人其實也是極其普通的人，除了政治幻覺之外，也同樣是一些社會底層人。文革話語及其宣傳機器一直宣傳這一觀念，“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個流行于浩劫時期的格言似乎是在為人類情感正名，其實只是為一切盲目沖動和仇恨正名，為一切被煽動的仇視他人的行為和出于生物本能的野蠻賦予合法性。實際上，在《文革記憶》的敘述中，我們能夠隨處見到一些人朝自己并不認識的人臉上吐唾沫，毆打、驅趕陌生人如驅趕“黑五類”的行徑，或以偶像化的領袖、階級或民族的名義把他人視為害蟲、垃圾或敵對勢力并將之徹底清除的非理性沖動。

通過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將人非人化，每一個被驅逐、被清掃出合法生存的“害蟲”、“垃圾”或“牛鬼蛇神”的悲慘生活與死亡似乎就是合情合理的了。通過一次次大規模的階級斗爭，所謂的“階級性”就這樣逐漸取消了“人性”。仇恨取代了仁慈、憐憫與同情心。沒有人敢于無視這種區分。沒有人敢僭越這一近乎本質主義的區分。但這些分批、分層、分次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只不過同“我們”一樣是一些極其普通的人。

我猜想母親其實是認不了多少字的半文盲

她用雞毛撣子抽打我時眼露兇光

如今想來那也許是在扮演丈夫的角色

身為反革命分子的老婆就是最低賤的女人

她有四個孩子她希望他們統統上學

她每天挖土賣土從未抬起過頭

星光暗淡時她拉著她的板車出門

30多歲的女人像一頭母驢套在車上

她從街道上穿過辱罵聲四起

她似乎從不洗澡也從無新衣

她步伐很急像走在世界末日的小道……

（《瘸腿的母親》一）

真切的敘述話語中包含著的思想信息比抽象的思想表達更為豐富：幾乎是半文盲的母親知道唯有一種可能讓自己的孩子重返社會，只有一種可能性讓他們擺脫非人的處境，這就是讓她的孩子們讀書上學，接受文明教育。而隨著文革更大浩劫的到來，這又是一個注定破滅的夢想。但此刻，這就是支撐著一個飽受屈辱的母親心中的信念。在這個回憶式的敘述中隱含著多少冷酷的邏輯！要生活下去就不得不接受的冷酷，作為情感狀態、作為社會與家庭環境的冷酷。就像父親給兒子留下的記憶總是“怒目粗聲揮舞著大巴掌”，母親也時?！把勐秲垂狻?。然而，活到50歲的母親早已精疲力竭，在煤氣中毒掙扎了幾個月之后死亡：

瘸著一條腿頭上一個疤穿著新衣裝進了棺材

她再也不用到北京上訪喊冤了……

（《瘸腿的母親》四）

此時已進入文革?！拔母锴皞鳌敝嘘P于兄長、姐姐的敘述顯示出意識形態話語對一代人的不無反諷地滲透作用。大哥是戈壁灘里的石油工人，因為“反革命子女”常被批斗，因為有一點繪畫才能所以要在批斗后“在高墻上畫幅毛主席像”，“十歲時我陪著他挨完批斗回宿舍大喊大笑/我們高唱革命歌曲但嚴重跑調”（《石油工人黃玉葆》）；關于姐姐的敘事中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潑婦情結在階級斗爭中占了上風”（《測繪工人黃玉瑛》）；關于二哥的敘述是：

文化大革命觀念不同我們每天爭吵

他造反我?；识及鸭t寶書舉得最高

我們都想不起父親的模樣因而從沒有叫過爹……

（《地質隊員黃玉弟》）

一種反革命家屬的命運，與孩子們的革命情結之間有什么邏輯關系呢？在社會遭遇與個人情感之間，在內心感知與話語表述之間，有著怎樣的可理解的關系或根本就是一種精神分裂語境呢？孩子們遺忘了父親，關于領袖的畫像、語錄、頌歌、觀念取代了他；孩子們遺忘了自身的屈辱，領袖的偉大與光榮取代了它。這是一開始就喪失了的經驗與記憶，這是一代人成長中的精神分裂，人們喪失了自身經驗的表達能力、記憶的表達權力與語言。一種與真實性無關的話語與觀念被復制到他們的記憶與話語之中。這是一種感知不到其殘酷的殘酷：他們掩蓋起他們的家庭與親人所遭遇的不幸，他們掩蓋起那些遠遠超過了他們承受力的悲傷。他們不是掩蓋、而是根本不知道可以有另一種話語和思維來思考他們自身的命運。無論是被排斥在革命之外還是躋身于革命群眾隊伍，人們不會有對自身真實境遇的感受，更不會有公開表達。真實感受在任何時候都接近于犯罪。他們或許只能在偶爾不為人知的時刻流露出一些費解的肢體語言，就像在敘事人的大哥身上，“工友們看著他假笑躲著他走/因為他總會突然用大頭鞋踢飛腳下的石頭?！?/p>

“我如國家的蟑螂令人厭惡但不會被趕盡殺絕”，身份的非人化、日常生活的去人性化、畸形的政治化，從文革前到文革的發生，是一個逐漸加劇的社會過程。在“前傳”中，敘述人講述自身傳記經驗的有五首，其中有著太多的貧賤記憶：

黎明母親去拉土在鍋里留下兩個洋芋

二哥總是搶先把它吃得一絲不剩

掉下土炕我總是再也爬不上去

吃沙棗太多我總是拉屎脫肛

秋收后再地里撿菜葉我和二哥被農民關在羊圈……

（《我的名字叫黃玉平》一）

以所謂的階級斗爭的名義，這個國家對其一部分國民所采用的歧視一點都不亞于種族主義的迫害與隔離政策。只不過被歧視與被迫害的對象可以由國家政權主觀臆斷，可以“擴大化”，而這卻是沒有得到清算的政治倫理債務。駱英在這些自敘傳中寫到，“現在回想起來的日子主要是屈辱”：

要飯時我會搶走食客剩下的湯不顧一切喝光

我還會在銀川公園與禿鷲爭搶肉骨

我曾經撿吃大便誤以為那是一段麻花

那天起我知道吃屎喝尿也并不是世界末日

那天起我明白我只是個賤民在一個偉大的祖國……

（《我的名字叫黃玉平》二）

駱英寫道：“已經記不清少年時被批斗過多少次了”：少年時代的批斗、毆打、痛打、報復以及“皮開肉綻”（《我的名字叫黃玉平》五）。在非人化的世界里，暴力體驗已成為常態?！拔也徽J識死神但我自小就常常擦肩而過/……11歲我獨自在賀蘭山荒廟聽狼嗷叫”。一個孩子，被驅逐與毆打，露宿荒野，饑不擇食，結結巴巴，陷入狂吼或沉默，像穴居人，他不會懂得生活為什么會變得如此，無數的人們，既是無辜的又是罪孽深重的，因為他們迷信政治神話，可是他們就像這個孩子，只能承受非人化的社會后果而無法分享一絲一毫的政治的神秘，他們承擔的是無盡的屈辱與暴力，而不是分享生命的神圣。無數人們正在遭遇的非人化生活，都發生在一場唯物主義者的造神運動之中。在前傳中只有一個瞬間，生活被升華了，包括苦難、貧窮、侮辱、仇恨、暴力：

……逃學在城墻上讀《復活》我覺得人類也挺好

因為《斯巴達克》我認為我就是一個角斗士后代

《基督山恩仇記》讓我有了復仇報冤的人生大計

我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因而我有權詛咒

（《我的名字叫黃玉平》四）

二

《文革記憶》的敘述核心是第二部分：“血腥，荒唐”，是駱英對文革經驗的命名，“不堪回首”意味著記憶的折磨與講述的困難。這里涉及到更普遍性的事件：“毛主席的紅小兵”、“紅寶書”、“忠字舞”、“芒果”（革命圣物）、“最高指示”、“大字報”、“大串聯”、“斗地主”、“破四舊”、“遷趕黑五類”……，接著最核心的部分是血腥批斗和造反派不同派系之間武斗的見證式敘述。

敘述人以當事人當時的口吻敘述說：“十歲/我已經成了毛主席的戰士紅小兵”，參與批斗老校長，“終于老校長羞愧萬分在槐樹上上吊自殺/我們圍著他高喊口號/說他自縊于人民/自縊于黨”。敘述人從“前傳”中一個受盡屈辱的流浪兒向他的“紅小兵”身份傾斜，終于走在了“造反”的旗幟下，加入了新一輪的造神運動，暴力邏輯就是在這樣的一刻建立了起來：

……忠字舞從此成了我表達革命意志的心靈方式

每一次看見日出心中都會響起莊嚴的“東方紅”

在我指向遠方時我總發現我緊緊握起了拳頭

內心中總升起一個砸爛全世界的兇猛念頭

（《毛主席的紅小兵》）

仇恨獲得了政治授權，就“前傳”展現的屈辱與貧賤而言，這個紅小兵有理由加入仇恨者的隊伍。斗爭哲學或仇恨倫理取代了社會倫理并成為冷酷的社會原則?！拔覀兪峙跫t寶書/手握鋼鞭準備砸爛一切”（《最高指示》），打垮“走資派”；執行“中央決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遷趕黑五類行動”，剝奪掉他們的生存在城市的一切權利將之驅趕到農村和山區（《遷趕黑五類》）；“我們輪流上前發言將劉文彩黃世仁的賬都算在老地主頭上”：

……有人推到了老地主用腳踢他的頭讓他在地上翻滾

馬小紅是個11歲女孩潑辣無比用手撕撓老地主的臉

我10歲雙手也卯足勁用鐵拳狠擊老地主的胃

老地主無聲無息后我們列隊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曲回城

第二天我看見老地主兒女們撒著紙錢抬著一口棺材（《斗地主》）

與之同時，一切古老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破四舊”之列，一個不愿意剪掉長發的鄰居五姨被紅衛兵抓來“游街示眾”：

短發的女人們在街上昂首挺胸

她們腰扎武裝帶手捧鋼剪捕捉每一個留長辮的女人……（《破四舊》）

革命不斷“純凈”革命隊伍，“我們打同學/打老師/爭出誰對毛主席最忠”（《最高指示》），一位斗士把毛的名字寫脫漏了一個字——

……有人把糨糊倒在他頭上并用墨汁在他臉上寫滿字

有人用鋼鞭抽他他滿身帶血在他的大字報前翻滾

人們往他臉上吐口水時他痛苦地高喊毛主席萬歲……（《大字報》）

似乎越是仇恨同類，就是對神靈越加忠誠。革命內部的猜忌與爭寵同樣“毫不留情”和“你死我活”?！段母镉洃洝分胁恢挂淮螌懙斤柺芡纯嗷驗l臨死亡的人們高呼“萬歲”，高呼打倒或辱罵的詞句。在浩劫時期，語言也遭遇了一場浩劫，而且是最深的浩劫。人們使用語言就像是使用刀子、石頭，一概使用著極其簡單的、往往是攻擊性的或性攻擊的詞句，使用一種固定的單義的單詞。在這場浩劫中人們一概把說話變成了喊口號，幾乎無需說出完整、復雜的句子，無需連續性地使用一種邏輯語言。擁戴領袖的群眾把語言變成了嗥叫，振臂高呼、口號與標語?！按笞謭蟆迸c標語口號洗劫了文明與詩歌的語言，這是一場語言的浩劫。

在效忠的政治情感驅使下，暴力被合法化與升級，并獲得了最高神意的首肯。正如迎接圣物芒果的情境：“全城人高喊粉身碎骨也要將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們從文攻變成了武衛紛紛殺紅了眼”（《芒果》）。然而一切“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暴力最終都落在了最普通的人們頭上。在《文革記憶》中，莫須有的反革命被處決根本就是荒誕劇，像是一種黑色傳奇?！皠㈣F匠”喜歡在打鐵時嘴中念念有詞，喜歡發牢騷，或許還有點“精神疾病”——

細心的鄰居一天天記住了他的反動話語

紅衛兵喬裝打扮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公安猜他是蘇修特務借機顛覆政權

有時候他們認為劉鐵匠說的是俄語以為你誰也聽不懂

……于是劉鐵匠被公審逮捕送往刑場槍斃

游街示眾時他還不停地說著王八蛋王八蛋

因為不是政治犯就沒有割斷他的喉管

大家都就傳說他在用俄語背誦著普希金的詩篇

槍響后他堅持不倒公安就亂槍一片

喘著氣半睜眼他讓我做噩夢許多年

（《劉鐵匠》）

比起這個有點精神病的劉鐵匠來，專政機器、革命群眾都帶著一點神經質，一點猜忌癥，一點幻覺，如果革命處決精神病，革命自身就是神經質的，人民是神經質的，公安司法是神經質的。這些見證表明，所謂的革命實在有著太多的幻覺、太深的神經質屬性，遠非一場理性的和理想的革命。并非只有當權派在浩劫中倒霉，并非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揚眉吐氣。事實上每個人都隨時面臨神經質的政治暴力的威脅，面臨著神經質的專政機器的鎮壓或神經質的革命群眾派系之間相互的暴力傷害。文革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群眾運動，“這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只不過是用群眾迫害群眾。一場現代造神運動所帶來的悲慘、荒誕的內部戰爭。而神靈是嗜血的，更是神經質的。這個社會的集體癲狂不過是他的神經質的一種投射，人民不過是一場現代神經質的造神運動的犧牲品。為了檢驗是否忠誠，神靈需要信眾大規模地獻上犧牲品。類似的作為對反革命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或死于非命的事件在《文革記憶》中并非罕見：“鄰居的大兒子”因愛管閑事、仗義勇為被紅衛兵密謀殺害，“把他扔進了糞坑”（《哈文貴》）；一個走街串巷賣“大漏勺小漏勺”的老女人，她“經常唱著太陽出來一點點紅”，這個不識字的老婦女因此變成了“膽敢污蔑太陽沒有照亮全世界”，定性為反革命，被判處死刑（《大漏勺小漏勺》）；鄰居瞎子夫婦的兒子因父母護犢情深“不造反也不革命”，公安“決定以群眾專政的名義抓他”，然后是他的失蹤、越獄，最終“在戈壁灘被風雪埋沒”（《瞎子夫婦》）。

浩劫意味著理性的喪失，意味著整個社會陷入革命精神病、斗爭神經質和社會精神分裂。在這種精神分裂癥的群體性發作中，人的理性能力變成了被壓抑的潛意識，非理性的暴力、潛意識中的原始欲望成為被公開展示的東西，性欲、窺陰癖也就能夠與革命道德的純潔要求并行不悖，混為一談。一切都能夠“游街示眾”，一個同學的漂亮姐姐就這樣成了“游街的破鞋”——

她的身邊圍滿了不同派別的紅衛兵

她發誓要睡盡天下男人因為婦女要翻身

她穿著軍裝戴著軍帽留著短發到處過夜

文革的好處是大家都造反因而也就無所顧忌

鋼鞭在手都是爺打遍天下永遠跟著毛主席

漂亮姐姐常把匕首扎進做愛后男人的大腿

她說有本事也來把奶奶扎一刀

挨刀的紅衛兵向造反派頭頭的父親告狀

造反派把漂亮姐姐抓起來游街示眾

她的脖子上被掛了一雙破鞋臉被涂花

這是小城熱鬧的日子萬人空巷興高采烈

她雖然低下頭但我敢保她一臉無所謂

我敢說我聽見她說奶奶的有本事將老娘的B撕爛（《游街的破鞋》）

精神危機的軀體化在文革浩劫中并不罕見，社會倫理情感的紊亂帶來了無數個體的精神危機，并失去了表達自身痛苦的語言。在這場人性的浩劫之中，暴力、死亡、性和尸體都成為展示性和觀賞性的東西：“她衣服單薄圍觀的人撩起衣角看她的乳房/又黑又皺/又小又瘦/像曬干的牛糞”（《大漏勺小漏勺》）。這樣的革命讓人嘔吐——

……死去的人都扔進西干渠順流而下

女孩子們陰道里都全被插進一根長棍

趕驢車的老漢喜出望外撈出尸體送來銀川

一個尸體兩塊錢……（《一個尸體兩塊錢》）

這樣的描述令人內心驚怵，而更血腥、野蠻的事件，更令人驚怵的還在后面。而且，暴力的觀賞性是我們還要談到的一個與《文革記憶》有關的主題。應該將《文革記憶》視為文革結束之際短暫的傷痕文學的進一步深化，《文革記憶》不因埋沒過久而模糊不清，而因距離的久遠獲得了既是政治的、歷史的又是人性的與倫理的觀察視野。旁觀者不再被視為無辜的，犧牲品不再只是被“關牛棚”的走資派?！叭嗣袢罕姟痹凇段母镉洃洝分械玫搅烁鎸嵉拿枋?，無論他們是作為暴力的受害者還是旁觀者。革命、暴力和人民群眾的神經質屬性被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來。

與其說這是“文化革命”，不如說是一場“文化滅絕”，一場文化癲癇癥和精神分裂癥，除了“高音喇叭”所傳達的“最高指示”，一切其他的聲音都是敵人的聲音，一切其他的聲音、見解、文化都是犯罪。除了大規模的革命現象、事件，《文革記憶》沒有忽略一種更普遍的文化精神分裂癥的各種表征：圖書館和大學關門了，一切古代的、外國的、甚至曾經唯一友好的蘇聯文化，也是敵對的，“因而一切都成了封資修的毒草”（《偷書賊》）；“大家必須唱樣板戲/背誦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文工團的提琴手只能拉“北京喜訊到邊寨”（《批判無標題音樂》）。事實上在那個年代里，人民群眾被監禁起來，完全與世界隔絕，用今天的話說，那是一個有國家的監獄，所有其他聲音都是敵對勢力，私下里“偷聽敵臺的人”會受到嚴厲懲罰：

……可我總做夢有公安破門抓走母親

也害怕鄰居偷偷舉報把母親游街示眾

有一天一個鄰居真的把另一個鄰居告發

公安抄了他的家單位也將他掃地出門

他的女兒是我的同學因此退了學

他們一家去了山區從此再無音訊

母親還是在半夜爬起來但是只是靠著墻發呆

從此再沒見過她打開她的礦石收音機

（《偷聽敵臺的人》）

伴隨著對革命暴力的反思，是詩人駱英對社會精神分裂的觀察?！段母镉洃洝愤€涉及到文革中一些荒唐的生活事件，爭相喝發霉腐爛的紅茶相信能夠“延年益壽完美壯陽”（《紅菌茶》）；人們為了返老還童、精神抖擻、刀槍不入爭相在醫院排隊打雞血（《打雞血》）：

……劉小保的哥哥沒打雞血有點心神不寧

主要是他害怕打鳴害怕吃糠咽菜

他因此成為一個不識時務的怪人為全城人議論……（《打雞血》）

所謂的革命就像是文革時期流行的“打雞血”一樣，確實血腥而荒誕。革命就像是“打雞血”。唯物主義的革命與迷信的普遍流行揭示出，狂熱地投入暴力革命的人們并沒有擺脫輕信、無知、非理性，在這樣的社會里，什么樣的“革命奇跡”不能荒誕地發生呢？什么樣非理性的東西不會膜拜為神靈現身呢？

三

《文革記憶》的敘述人只是一個紅小兵，又是反革命子女，他還不能算是一個主要行為的參與者，但無疑他是邊城一系列事件的親歷者和旁觀者?！段母镉洃洝分袑儆趥€人見證的部分顯得更為血腥、殘酷。這些人物要么是銀川文革時期的公眾人物，要么是敘述人的同學、同學的哥哥、姐姐，或鄰居、街對面的鄰里，由此，敘述人對每一種暴力與死亡的證詞記憶都提供了一種當時當地“看見”的角度，顯示了經驗的親歷性和記憶的具體時刻及看的方式。這是《文革記憶》作為一種證詞記憶無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蘊藏在群眾之中的不滿既沒有塑造成滿足一定社會群體與個人利益的政治經濟訴求，更沒有將公平訴求轉化為社會建設性的力量，不滿、破壞欲、迫害欲在大規模的浩劫中有了一個出口，一種非理性的群體暴力獲得了“最高指示”授權，偽裝在革命與造反的名義下得到了無法無天的發泄，這場浩劫致使整個社會陷入持續內亂與全面內斗?！墩普蛑畱稹窋⑹隽?967年8月銀川“總指揮部”派與“大聯合籌備處”派兩派組織之間的武斗場景：

開槍的時候伏擊者一聲不吭

他們據說是野戰部隊復員有紀律又冷靜

他們一槍一槍的打把另一種造反派要格殺干凈

確保一槍斃命這可是捍衛偉大的領袖的革命行動

造反派們沖上來要學黃繼光堵槍眼

大家高呼毛主席萬歲誓不后退

女孩子們揮舞著大刀尖聲呼叫一個個倒下

她們又哭又喊說絕不放過敵人

那是1967年8月30日所以是秋天高粱剛紅

那是1967年8月30日所以是秋天槍聲聽得很清

文化大革命的戰場無人投降因而是偉大的革命

毛主席的戰士無人背叛因而能將革命進行到底

有個女孩被捅入陰道時大喊我還沒有被男人碰過

她求饒道讓我死個痛快讓我干干凈凈……

（《掌政橋之戰》）

《文革記憶》中的許多證詞都在向人們描述極權主義制度下的群眾現象，群眾登上所謂的政治舞臺、群眾現象的興起并非是一些后來者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它是對大革命和公民社會的一個惡劣的模仿。群眾沒有分化為真實的個體與公民，也沒有分殊化的社會階層，除了城鄉經濟差別之外，人民群眾幾乎是一個沒有分層的同質化概念?！叭罕娊M織”根本不是由自由的個人組成的聯合體或共同體，人民群眾是一個如同沙漠一般同質化的集合概念，但也因此能夠在瞬間掀起一場政治沙塵暴?！段母镉洃洝分秀y川不同派系的群眾組織與武斗昭示出，所謂的人民群眾根本沒有自己的政治目標與政治權力，沒有自由、自主的政治手段。文革浩劫中相互殘殺的群眾顯現的是一種原始本能的爆發，仇恨、暴力、復仇，成為“群眾運動”或“運動群眾”中的手段，革命降低為氏族社會時期的群體暴力行為，不過是為著向同一個政治神靈表示自己更為效忠。

群眾躁動與喧囂中釋放了某些被政權及其執行者壓抑的不滿，同時也釋放了各種形式的私人暴力與群體暴力，人性與欲望中的破壞性、攻擊性似乎找到了一個“合法”的渲泄渠道，但這些社會不滿情緒沒有被塑造成真正的政治能量，《文革記憶》中的文攻武衛決不是現代意義上有著清醒的政治目標與自覺利益訴求的群眾運動，在“革命”最激烈的時刻，不過是極權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合流。而今最令一種社會不滿情緒懷念的“文革式民主”，僅僅是發泄仇恨的原始方式，是非理性的破壞欲、迫害欲的滿足?！肚嚆~峽的槍聲》應該能夠打破文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幻覺——

礦工們昏了頭要炸黃河大壩水淹銀川的造反派

他們建堡壘運炸藥一點都不是開玩笑

他們說他們對毛主席最忠因而應該統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他們一定要讓北京的毛主席聽到他們的聲音

全城恐慌中62師解放軍拖出來大炮

礦工們說我們是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誰敢對陣

他們打跑了解放軍的勸降者并以黑墨涂臉……

解放軍的炮火又猛又準基本沒有浪費

礦工們的尸體又多又重基本立即斃命

很多人來不及喊毛主席萬歲就已經死去……

（《青銅峽的槍聲》）

毛發起的是群眾運動嗎？毫無疑問，他要的是運動群眾為己所用。毛借助“運動群眾”向執政集團示威，穩固了他一度受到質疑與削弱了的權力。所謂的群眾運動既沒有群眾的自我組織形式，也不允許有群眾自發性的觀念產生，不允許一絲一毫地言行懷疑或挑戰至高權力與至高權威。每一個“群眾組織”、“造反組織”都誓死捍衛最高領袖，每個“群眾組織”都更為激進地指責其他“群眾組織”不夠革命，對最高領袖不夠無限忠誠。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殘殺極其類似于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行徑，指責、殺戮其他教派為叛教者、異教徒或修正主義者。不僅毛本人，整個革命意識形態都不能容忍人民群眾這一概念的分化，“人民”是一個同質的東西，從屬于最高領袖和統治階級的權力意志。群眾從未分化為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群體，從未能夠從不同社會群體的觀念與利益出發，自主地構建社會組織，提出自主性觀念、權利與利益訴求，群眾從未能夠擁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語言，而所謂的群眾運動不過是最高領袖操縱的木偶戲。在《文革記憶》第二部分，大部分詩篇寫到了死亡、槍決以及更殘忍的方式處死，這是以革命名義出現的私刑，以革命名義出現的原始的血腥祭禮，是獻給偉大神話般領袖的忠誠祭品。

馬思義是西北地下黨后來是造反派的領導

他孤身一人被困在吳忠儀表廠的廠房頂上

敵對派圍欄他許多天他拒不投降

他的戰友們日夜兼程從銀川趕來救他

敵對派槍法沒他好但他不忍開槍殺人

最后他被擊中腦袋尸體被拖在街上

人們高興的朝天放槍圍著他歡慶

有人剖開他的肚子往里面塞滿磚頭

人們拖著他在大街上游行像拖著一條死狗

人們喊文攻武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他的頭發已經花白已被他的血浸透

他肚皮朝上有人說他的屌真小

大街上有人沖他吐唾沫有人叫小孩沖他撒尿

我想他的尸體應該算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戰利品

馬思義的尸體后來去向不明人人可疑

有人說是狗吃了有人說是被人肢解（《馬思義》）

革命是激進的，然而它的觀念卻又是僵化的，文革因其思想僵化而激進，絕非因為思想活躍、多元、民主而革命、而激進。如若有人對發生的一切暴力提出質疑，提出思想的探索，那一定會在瞬間淪為革命的敵人。任何群體或群眾的自發性組織都一定是反革命組織；任何個人自發性的思想意識都是反動意識。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觀念體系，除毛之外一切都是修正主義，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念或理想，毛路線之外的任何探索都是反革命。林昭、張志新、遇羅克的命運就是一種明示?！肮伯a主義自修大學”就是這樣一個殘酷的地方案例：

吳樹章吳樹聲成立了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紅色恐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

他們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一起研讀馬列

他們寫信探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么會暴力血腥

偉大的公安截獲了信件也有人說是告密

那年代可是全城轟動的重大反革命案件

熊曼麗是一名電工因而她搶先觸電自殺

大家說她又漂亮又聰明就是太好讀書

魯智利是名車工被判死刑槍斃

因為他要喊口號因而被先割斷了喉管

吳氏兄弟被押在車上游街示眾

我們跟著跑希望看見他們被執行死刑

他們被按著頭脖子上掛著罪牌有血紅的大叉

他們去死全城沸騰如遇到了重大節日

我太小被擠在人群后只聽見槍響

人縫中我看見他們嘴啃地血水正流進泥里

（《共產主義自修大學》）

吳氏兄弟的小組企圖對恐怖、血腥的現實進行反思，但僵化而激進的革命吞噬掉了自己最優秀的兒女。革命意味著一種歷史意志，賦予歷史以意義和希望的意志，革命是一種向歷史性和人類未來的可能性開放的態度或激進意識，然而，文革意識意識形態始終是一種極端封閉的意識。解放、進步、革命云云，不過是這些西方社會歷史觀念的暴力剩余物。文革到來之際，恰值執政集團從“崇拜組織”即由宗教領袖與信徒構成的準宗教組織艱難地轉向社會管理組織即“官僚機構”的緩慢進程中，在一種宗教膜拜組織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屢屢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因而被迫轉向世俗化的時刻，偉大領袖難以忍受他自身的平凡化，難以忍受官僚體制下其他管理型的官僚分享權力并顯現出更有經濟與社會治理才能。戰爭出身的崇拜組織及其卡利斯瑪式的領袖發動一系列的準宗教戰爭或群眾膜拜運動，以便重新奪回已被平凡化的權力或將要失去的宗教崇拜。最高領袖將在這樣的膜拜組織式的群眾中，尋求或恢復他在統治集團內部失去的統治優勢。而群眾暴力，則是他顯示其自身動員社會的威力、是他向統治集團的成員收回權力的一種示威。

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以民主理想第一次取消了國家與權力的肉體化身（絞死國王），文化大革命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塑造出國家與權力的絕對化身，并使之神一般“萬歲”。革命釋放了暴力與非理性，卻在制度上產生了一種準君主制式的倒退?！皻v史或是革命都需要英雄也需要無賴”（《陳學儒》），確實有一些平民百姓在這種暴力運動中出人頭地并提高了自身社會地位，一個運輸司機出身的造反派頭頭，成為革委會副主任，但又很快淪為“走資派的陰魂”，“我曾常常站在街邊看陳學儒率領隊伍鳴槍出行/后來也看見陳學儒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陳學儒》）；另一個造反派的梟雄劉青山曾經“因為槍準手狠輕易擊斃對手首領獲得勝利/可后來他同樣被逮捕判刑似乎病死在監獄”（《劉青山》）。在這場徒有其名的革命中，參與其間的主要是盲從、盲目性和有意識的惡、破壞性與殘酷性，并沒有什么人從所謂的革命中獲得解放，僅僅是被壓抑的惡、被壓抑的仇恨暫時找到了釋放形式。戴著革命面具的是本能沖動。本能因為戴上了革命面具而獲得了暫時滿足的授權。

惡、暴力、殘酷性、毀滅性沖動，革命重演了神話的把戲。在惡、殘酷與破壞性獲得革命的突然授權時，暴力行徑變成了對秩序壓抑的一種本能回應。它在意識形態的煽動下瞬間魔法般地變成了所謂“革命力量”。群體暴力變成了權力暫時需要加以利用的能量。文革中后期對這樣一些人開始了清算，然而這不過是一些替罪羊式的審判。

后來是個清算的年代……

比如說那個打死一個同學的同學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

真實他們沒有仇恨只有對毛主席的忠誠

那是一場人與人的斗爭是一個讓人紅眼的年代

……挨打的人高呼致毛主席萬歲打倒保守派

口吐鮮血昏迷不醒還說毛主席的戰士決不投降……（《兇手的后來》）

這是《兇手的后來》里所講述的故事，被打死的學生20歲而被處決的“兇手”也不過是21歲的熱血青年。

這是暴力與死亡、身體與尸體。這是殘酷、暴力與節日狂歡之間美妙的循環?！段母镉洃洝窙]有回避這一點，尤其是在社會大舞臺公然上演暴力節目時，這是死亡的節慶，這是革命的死亡節日，這是革命的狂歡，也是暴力與死亡的狂歡。暴力、死亡、身體與尸體的觀賞性，這是革命年代里唯一激動人性的、反復上演的殘忍劇目?！胺溉嗣娉菈υ谖覀兡_下跪下來/遠處的人瘋跑而來害怕錯過開槍的剎那”（《城墻下的刑場》）；群眾暴力、不同的造反派之間的武斗也成為一種觀賞性的邪惡節慶的狂歡，“學生們在房頂暴石如雨誓死捍衛偉大領袖/礦工們高呼造反有理磨亮了鋼刀梭鏢/全城的人觀戰不吃不喝助威吶喊”（《被砍死的紅衛兵》）；如果“沒有了死人可看/全城人不知道怎么辦”（《浴缸里的死尸》）。

那年代看槍斃反革命是小城的一大消遣

我們會跟著游街示眾的刑車跑搶先占一個好位置

那其實只是在唐徠渠邊的一片荒灘

沙棗樹總是很香成熟時一片金黃

解放軍戰士會插上一面小紅旗以示刑場

犯人們雙臂反綁低頭下跪后脖子上插著長長的木板

槍口會抵近犯人的后腦勺我們也會圍得很近

最過癮的是同時槍斃很多人那叫好看

有一次跪滿了十七個人有男有女排成長列

指揮員一揮旗槍聲在一秒鐘響起一秒鐘平靜

公安們手持短槍會把死人們一個個翻過來檢查

他們手持鑷子夾著棉花放在死人的鼻子上看有無呼吸

有時候他們會用腳使勁跺死人的胸脯

或者一槍槍再把死人一個個打一遍

他們在血泊中走允許我們喊叫“再打幾槍”

因為我們都看見有一個女尸胸脯一直在動

（《今天槍斃反革命啦》）

一般而言，社會暴力與個人暴力無疑都隱含著彼此沖突的觀念、情感與情緒，然而文革浩劫中的暴力并不通向對感知的陳述，也不通向觀念的反思，更普遍的情況是，人們懷著同樣的觀念相互殘殺。也就是說，情緒與暴力的鏈接悲劇式地繞過了人們的真實情感、感知與觀念，暴力、仇恨僅僅與人們頑固的強迫性觀念相鏈接。在十年浩劫中，沒有人準確地知道多少人死于非命，多少個人、家庭及其子女成為暴力與專政的犧牲品。好在《文革記憶》為善于遺忘的社會提供了一種珍貴的證詞記憶。

四

作為銀川文革的見證人，駱英在《文革記憶》中敘述了這個邊地城市、一個自治區首府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是作為一種證詞記憶書寫的。文革記憶既包含著個人家庭史的“前傳”又包含著文革后的記憶，一代人的故事“恰同學少年”也出現在與文革記憶相關的敘述中，出現在作為一個詩人和一個企業家的駱英的成長史中，因此整部詩集又可以視為一部彼此相連的敘事。就像駱英曾經在《知青日記及其后記》中采用了一種延續至“后記”的傳記式的書寫，其意義是顯然的，那就是說，文革及記憶不是一種可以孤立起來看待的一段時間，或只要遺忘掉它就能夠繼續健康的生活下去的純粹過往史，在作為《文革記憶》“附錄”的敘述里，詩人所書寫的那些人物多半繼續受到文革的深遠影響和內心折磨，可以從中看到男男女女怎樣被那樣一段非人的歲月所摧毀，他們和她們的青春、愛情、夢想和整個生命。當然，詩人也寫到了屬于這一群體與個人的自我救贖。在此意義上，無論是作為一個詩人的駱英，還是作為實業家的黃怒波，都置身于一代人的命運之中，在殘酷、野蠻、荒唐的歲月結束之后依然在進行著一種卓絕的抗爭，進行著精神、道德與物質生活上的自我救贖和社會救贖?；蛟S，這一點構成了駱英的《文革記憶》雙重意味的書寫：對殘酷、混亂、暴力、血腥、貧賤歲月的見證，對民族文化、經濟、政治浩劫的證詞記憶，對延續至現在及未來的自我救贖與社會倫理精神救贖的探索。

駱英對《文革記憶》的書寫增加了一個“前傳”和“后記”，顯得意味深長，在前傳敘事中，能夠發現敘述者將暴力邏輯追溯到父親作為野戰軍團長的生涯。的確在文革之前，已經有著地方的和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已經有著數度暴力政治的預演。當然這一暴力的歷史邏輯可以追溯更久遠的整肅與整風運動，如果沒有忘記的話，人們能夠從1921年《湘江評論》發刊詞得到更深的思想淵源，這個發刊詞就是文革大批判文風的一個樣板：“天不要怕，地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死人不要怕……”《文革記憶》中也寫到：“我不怕鬼/因為是看著死人長大的一代”（《被砍死的紅衛兵》）。那么，什么東西繼續伴隨著一代人的成長與衰老？這正是駱英在《文革記憶》后兩部分尤其是在“我們都是紅衛兵”中提出的問題：文革“后記”延伸到何時？對一代人的記憶而言，“你死我活”、“究竟天下誰怕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曾經是響徹這片土地的呼聲，這些革命行為與話語塑造了一代人的心性，標識著一代人的心態。駱英的《文革記憶》的最后部分指出一種比文革更持久的社會心態史：“我們都是紅衛兵”?！耙粓鑫母锔淖兞宋覀兊纳鏍顟B/人人都是爺/或者說/人人都被損害過/那么人人都有權損害別人”（《紅衛兵基因》）；《舉報者》所描述的“大家相互提防誰都是他人的地獄/……舉報是一個民族生存和安全的底線與特征”的倫理潰敗依然沒有改變；“紅衛兵基因”還留下了寫匿名信的“痞子情節”，不過現在可以用互聯網的方式，“這是一種游戲規則/中華民族特有的痞子情節/既然我們砸爛過一切/我們就有情節一直砸下去”（《痞子情節》）；“我們是造過反的人/決不能按常理出牌/一個民族走過邪路/它就會有邪惡的一代”（《邪惡的一代》）；“中國人都是爺/因為中國人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爺的作風》）；甚至非理性地渴望著“把走資派再一次打倒/把剝削階級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唱紅歌》）；似乎這一切文革式的沖動都可以不受質疑、不受譴責、不受追責。無論在經濟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中，人們繼續把對他人的惡意想象、惡意推斷視為當然，動輒所謂不可告人的動機，將行為及其規范視為浮云，卻將所謂反動本質視為不可改變的東西。本質主義是革命形而上學，惡意想象與惡意推斷是革命的法哲學，仇恨與暴力是革命的基本信條也是永遠無辜的手段。

九十年代以來，在終止了政治改革、不惜以暴力維護特權家族利益的框架下實施的“市場經濟”與國企改革，在短短幾年之內高效率地完成了公共資產、資源與資本向權貴家族的轉換，一種基于極其不公正的經濟利益瓜分與權利差異所構成的社會群體分化已經基本完成，既沒有了昔日的普遍貧困，也沒有共同富裕，“無產階級”或人民群眾之類的概念已不能掩飾社會分化與社會經濟分層狀況。在政治改革缺席的情況下，社會分化為極小的富人集團和龐大的底層，而非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人們所期待的，作為穩固社會基礎的龐大中間階層的形成。同樣因為政治改革的缺席，社會分化并沒有構成相應的政治力量合理分化及其組織形態的出現，龐大的窮人階層沒有自己的政治組織及其利益代言人，毛式話語既是特權階級的政治控制手段又是新窮人階級貧困的政治想象。在“我們都是紅衛兵”里，駱英采用了政治反諷對這一狀況進行警醒：

……他們說他們是共和國的長子次子以及私生子

他們因此說屬于先富起來的紅一代

他們要子子孫孫富下去而且確保天不變色

我是個富豪也同他們的立場一致觀點相同

可我在聽好歌時聽出了“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

民工在我的樓前打標語喊口號“要血汗錢”也讓我心焦

我知道文革的威力今天輪到我被害怕打倒

我知道壟斷的利益集團正在點燃紅衛兵的火藥

問題是同歸于盡還是皆大歡喜或者是烏有之鄉（《壟斷的利益集團》）

在駱英反諷式的敘述中，他沒有回避中國新富豪與權貴階層的利益一致的現實，然而一旦涉及政治權利，脆弱的知識階層、新富的民營企業家與窮人一樣屬于政治賤民。經濟分化后的不同階層在政治上無權這一點上又有著相似的身份及其命運，這就是經濟精英出于安全考慮與身份危機意識移居民主國家或獲取雙重身份的內心動機。但民營企業家和被丑化為賣國的“公知”卻能夠在毛式政治運動家的煽動性中再次淪為新窮人仇恨的對象。政治權力或煽動家一再有效地玩弄替罪羊游戲，而在這一尋找替罪羊的政治儀式中熱衷于扮演攻擊者已根深蒂固地成為“群眾道德”的一部分。這一游戲如此成功，以至于經濟上貧富分化、政治上專權與無權的兩極竟然匪夷所思地合謀起來，這就是薄熙來和重慶，這就是“烏有之鄉”的偉大革命夢想：

民族的記憶無法抹去因此人們開始懷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那種生死的痛快那種讓當官的下跪情節那種把富人抄家砍頭的情景使人迷戀

人們打招呼時會像阿Q劈手咔的一聲表示屬于革命陣營

人們上網時會在烏有之鄉為四人幫寫悼詞懷念江青

馬立誠說有八種思潮想回到過去再來一次階級斗爭

我在福布斯榜上有錢有名這個時代會不會惹禍上身

想象著被抄家破財游街示眾一貧如洗我突然發笑

……我知道那八種思潮都是要重寫歷史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應該把他們先干掉

夜半我爬起來在月光下找我的袖標看看還紅不紅

鏡子中我面無血色眼神呆滯不像一個革命者了也不像一個貧窮的人

烏有之鄉我是為富不仁的革命對象還是一個腰纏萬貫的紅衛兵（《烏有之鄉》）

在文革事實上局部預演的時刻，駱英憂心忡忡地回顧了他的《文革記憶》。他留給讀者的思考、重啟的和新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在這個有限的評述中無法全部觸及?；蛟S應該說，駱英所提供的最敏感的警示，不只是浩劫本身，而是“我們都是紅衛兵”這一沉重、混亂、嚴酷的道德遺產，這筆遺產無疑是極其負面的社會倫理資產?；蛟S，駱英寫作《文革記憶》的憂慮還在于，關閉公共話語與思想領域對文革的反思，禁止關于文革浩劫的公開敘述，而又面臨著嚴重的社會不公與重重社會危機，而且在政治改革近乎停滯的狀況下，當“壟斷的利益集團”一度與“烏有之鄉”聯起手來，豈不是在為文革式的暴力招魂？

“我們都是紅衛兵”，駱英并非是在危言聳聽，在文革結束之后的幾十年間，是什么人在說話？什么人陷入沉默？人們在會議室、在講臺上、在文件里、在報紙電視上使用著什么樣的語言？像文革浩劫一樣，語言依然是斗爭工具、攻擊武器、宣傳機器，而非公開傳播理性、認知、思考的媒介，語言經過了宣傳機器的壓軋、削減、固化，我們擁有的不再是千年詩歌經驗的語言，不再是引入近代先進社會思想的新白話的語言，溫情、多義、閃著感性微光的漢語變成了謾罵、詛咒，引入了多元價值與觀念的白話文變成了白癡般簡化的語錄體。當文革浩劫結束之后，民族語言所遭遇的浩劫依然沒有結束。直到詩人能夠為社會發明出那個表達純粹負面經驗但卻能夠給予意義以生成空間的語言。語言是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葬身與復活之地。對作為詩人的駱英來說，這種自我救贖從他在文革中成為一個“偷書賊”時就開始了——

……我有了我的世界盡管我是一個偷書賊……

我會在深夜靜靜的想我將成為詩人

我會在野蠻后做一個文雅的夢

謝謝那個年代的那座圖書的文化寶庫

它讓我作為人有一種尊嚴的沖動（《偷書賊》）

每一個閱讀《文革記憶》的人，或許都會像它們的敘述者一樣，希望“在野蠻之后做一個文雅的夢”，喚醒我們作為人的“一種尊嚴的沖動”。

※海南大學教授，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