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茨山巖畫與中國文字起源*

仲幾吉

(連云港市人民政府辦公室,江蘇 連云港 222000)

中原具茨山巖畫,是近年來考古文物界的重大發現之一,業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研討。從目前的研究情況看,各界專家、學者對具茨山巖畫的探討,主要著力于考古學、巖畫學、天文學等方面的研究解讀,尚未見有從文字學的角度進行相關研究。筆者嘗試運用漢字六書的有關理論方法,對具茨山巖畫的構圖方法作一些初步探研。

一、具茨山巖畫的基本類型

具茨山位于河南省嵩山東南麓,地跨新鄭、新密、禹州等地區。據有關方面調查,具茨山已發現巖畫點不少于3 000處,巖畫圖式主要包括梅花狀圓形凹穴、雙排圓形凹穴、棋盤狀網格及其混合圖形等,此外還發現一些類似字符的巖畫和少量人物形象,以及多處石棚、石圈和疊石等,由此構成了數量眾多、形態多樣、內涵豐富的具茨山巖畫體系[1]。

與一般意義上的以原始狩獵、人物舞蹈等為主要內容的具象巖畫不同,具茨山巖畫以抽象構圖為主,符號元素主要有凹穴和網格兩種,通過不同的組合方式,構成了一幅幅意涵古奧、內容抽象的巖畫圖式。巖畫分為以下三大類型。

(一) 凹穴類型

這類巖畫以圓形凹穴為主(如圖1所示),間有方形凹穴和溝槽連線。凹穴巖畫分為單凹穴、雙凹穴、多凹穴等圖式，其中,多凹穴又可分為無規則、有規則兩類。規則凹穴主要有梅花狀環形凹穴、雙排對稱12凹穴、雙排對稱24凹穴、規則29凹穴、方形36凹穴等。

圖1 凹穴巖畫

(二) 網格類型

以棋盤狀網格圖案為主(如圖2所示),主要有4×4、5×5、6×6網格圖案等,另外還有菱形、米字格、三方形環套圖案等。網格圖案有的單體分布,有的多圖并存。

圖2 網格巖畫

(三) 復合類型

不同凹穴圖式與各種網格圖式混合并存,構成更為復雜而獨特的巖畫圖式(如圖3所示)。此類巖畫布局規整、運思精巧,有的規模宏大、圖式多樣,堪稱鴻篇巨制。

圖3 復合巖畫

截至目前,圍繞中原具茨山巖畫,國內學術界及有關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基礎性工作,并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識。毫無疑問,具茨山巖畫作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對于探索中原史前文化乃至華夏文明起源,都有著不可低估的重大價值。誠如專家們指出,“在具茨山所發現的圓形、方形和條形以及網狀等巖畫符號及其排列組合形式,具有特殊的文化含義和鮮明的特色……為研究包括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在內的中原上古文化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文化價值”[2]103。

二、具茨山巖畫的文化內涵

具茨山巖畫具有特殊的文化含義。筆者認為此類巖畫是文字之前,上古時代人們記錄天文歷法知識的特殊符號形式,不僅具有紀事(數)的文化功能,更具有禮天祭祀的宗教功能,為其后傳統文化勃興和發展的源頭活水[3]。

從紀錄的天文歷法內容來看,具茨山巖畫圖式可分為紀數、紀事兩種形式。首先是紀數圖式,主要有如下三類:(1) 紀日符號。圖2b為6×6網格圖案,其網紋交點為36,表示“十月太陽歷”的每個月36天之數。與巖畫中方形36凹穴的紀數功能相同。(2) 紀月符號。圖 4a為四個米字格外加一個菱形圖案構成,考慮到上下兩部分圖案有一個共同交點的因素,其所表達的數字概念應是29或30(實為29.5),與一個朔望月的周期密合。四個米字格網紋交點為25,表示每個月可見到月亮的天數,菱形圖案網紋交點為5,表示每個月朔日前后見不到月亮的天數。圖4b為常見的紀月符號。圖1c中的規則29凹穴,其排列方式為5×5+4+1,與圖4a紀數方法密合,均可視之為“紀月”符號。另外,巖畫中的雙排對稱12凹穴,表示陰歷一年12個月,雙排對稱12+1、12+2凹穴圖式,為閏年13個月或14個月的歷法內涵。圖2c的圖形符號為圖4a、圖4b的局部,可視作“紀月”符號的簡化或變體,常與雙排對稱12凹穴同時出現。(3) 閏余符號。圖4c為4×4網格圖案,網紋交點為16,表示太陽四個回歸年的總天數與陰歷四年加一個閏月的總天數之差,即4×365.25-(4×354+29)=16?！妒酚洝v書》記載的“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看來是確鑿可信的。這個圖式可稱之為“閏余”符號。另外,具茨山類型巖畫中存在的4×5、4×6網格圖案,也當為“閏余”符號。

圖4 網格圖案

其次是紀事圖式。圖2a為圖形符號,表示一日中的日出、日中、日落點的方位,傳遞著古代立竿測影的歷史訊息。圖4d為三方形環套圖案,疑為圓形“三衡圖”的前身,其內、外“衡”分別表示夏至、冬至,中“衡”表示春分、秋分,為一個回歸年的太陽視運動的立體變化圖式,蘊含著“天圓地方”的古老觀念。梅花狀圓形凹穴一般是中間一個大凹穴,四周分布5～12個相對較小凹穴,當為日(月)視運動的平面圖式,而不同的凹穴數則表示不同月份或日期。凹穴巖畫中還有一些與北斗七星或其他星宿圖形相近的圖式,這類被民間稱為“星相石”的巖畫,應是古人“歷象日月星辰”過程中制作的寫實圖像,也可看作紀事符號。

在具茨山的復合類型巖畫中,古人混合運用紀數、紀事兩種圖式,已經能夠準確表達古代歷法知識體系的基本內容?，F舉例分析:圖5為具茨山巖畫經典圖式,該圖紀日符號、紀月符號、閏余符號等一應俱全。圖中左下側的古“車”型符號,與圖4的圖形符號接近,其表達的內涵也或相近。圖中的三方形環套圖案與閏余符號之間有溝槽連接,紀月符號、閏余符號分別與雙排對稱12+1或12+2凹穴緊密相連,且兩者之間有一個交點為5的菱形圖案銜接。如果考慮到菱形圖案與左右兩邊圖式各有一個共用交點,其表示的實際數值應為4,與古代4年置閏的歷法原則一致,也與12+1凹穴圖式表示閏年13個月相符;如果表示的實際數值為5,可能是“五年再閏”的歷法紀錄,這樣或者可以解釋12+2凹穴應為閏年14個月。當然,不論是哪一種可能,都可以體現創制圖式的宏觀運思十分精妙,傳遞的歷法內涵也已相當完整而清晰。

圖5 復合類型巖畫

綜上分析,具茨山巖畫所反映的古代天文歷法成就,與《尚書·堯典》記載的“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內容若合符節,由此可以推定其行用時間或與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當。至于巖畫的祭祀功能,據《山海經·中山經》記載:

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服之不蠱[4]124。

毫無疑問,“休與之山”的“帝臺之棋”實即網格類型巖畫,“狀如鶉卵”的“帝臺之石”是指凹穴類型巖畫,而“所以禱百神者也”,則明白無誤地表明具茨山巖畫確乎是禮天祭祀的重要載體。

三、巖畫圖法與漢字六書

揭示具茨山巖畫的基本文化內涵,為研究巖畫的構圖方法提供了一種可能。筆者將具茨山巖畫的構圖方法稱之為“巖畫圖法”,并認為這種圖法與漢字六書有著深層的歷史關聯。

語言文字學家沈兼士先生曾提出“文字畫”理論,他在《從古器款識上推導六書以前之文字畫》一文中指出:“就余之研究……蓋于六書文字時期之前,應尚有一階級(段,筆者注),為六書文字之導源,今姑定名為‘文字畫’時期?！彼€提出,“或虞夏之世尚為通用文字畫之時期歟?而我輩今后之所切望者,尤在考古學上能發見(現)關于此問題之新材料,以供文字學家之研究焉”[5]68-69,71。

中原具茨山巖畫與沈氏的“文字畫”概念十分切近,在 “巖畫圖法”中,確乎可以找到“六書文字之導源”。根據許慎的六書說,不妨對“巖畫圖法”與漢字六書作一個比較分析。

(1) 指事圖法。紀數圖式中的紀日符號、紀月符號、閏余符號,與漢字中的數字如一、二、三等指事字相似,屬于純抽象符號。它們象征抽象的事物,而不是描寫具體的形象,也不是兩個以上表意部件的結合,這種特點與指事字的基本特征相近。如果借用語言符號學的所指和能指的概念來分析,如紀日符號,其所指為約定俗成的符號構形本身,其能指則表示“十月太陽歷”的一個月周期。紀日符號的所指“視而可識”,能指可以“察而見意”,其構圖方法有著明顯的指事性質。紀事圖式中表示日(月)視運動軌跡的圖案,也是象征抽象的事物,同樣具有指事性質。

(2) 象形圖法。在具茨山巖畫中,如圖4中的圓形符號象征中午時的太陽,以及巖畫中的“少量人物形象”,表現的都是具體形象。另外,凹穴巖畫中的“星相石”,有的與北斗七星或其他星宿圖形相近,雖然可以確認的還不多,但與巖畫中圖形符號相似,也具有“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象形特點,可以歸入象形圖法一類。

(3) 會意圖法。圖3a為雙排對稱12凹穴與梅花狀環凹穴的組合形式,或表示與七月相關的某種含義。圖3b為紀月符號與6個凹穴符號組合形式,表示“六月”的含義比較明了。它們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類型的符號組合而成,用來表示一種新的概念或意象。這種構圖方法與會意字的“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以稱之為會意圖法。會意圖法與甲骨文中的合文現象十分相類,如六月:(264正),十二月:(9864),十三月:(21897)。圖3a的構圖方法與甲骨文中“借筆”合文字的方法也如出一轍?？梢?后世的合文字、會意字,可能直接導源于巖畫的會意圖法。

(4) 轉注圖法。在具茨山巖畫中,紀日符號(圖2b)與巖畫中的方形36凹穴、紀月符號(圖4a)與規則29凹穴(圖1c),在構形和表意上無疑都有“同意相受”的性質,可以稱之為轉注圖法。這兩種不同的紀數方式,如果在出現時間上有先后關系,則可以理解為構形的分化;兩者如果同時并用、不分先后,那么在祭祀等實際用途上或表意方面可能會有所差異。六書中的轉注字主要講兩個字之間的形、義關系,主要區別在于字形分化和詞義引申,應與這種轉注圖法不無關聯。

關于巖畫圖法中是否有“形聲圖法”“假借圖法”的線索,還有待進一步探討。筆者認為,如果巖畫圖法通用之時,尚在聲符文字發生之前,那么巖畫就不會與語言建立一一對應關系,它只能處在相對獨立于語言之外的“文字畫”時期,因而也就不會有“形聲圖法”“假借圖法”了。李孝定先生在《漢字起源的一元說和二元說》一文中提到,“六書說是分析晚出文字資料,所獲得的一種文字學理論,假如用它分析早出的文字資料,相互印證,也許可以對漢字的起源和發展,得到若干線索……六書說可以適當的分析和解釋幾乎全部的甲骨文字,和用它分析解釋小篆,如出一轍,這充分的證明了甲骨文字和后世文字是同出一源,一脈相承的”[6]243。李氏的這種觀點同樣適用于中原巖畫研究。通過巖畫圖法與漢字六書的比較分析,似乎可以確認,巖畫圖法正如沈兼士先生當年所推測的,實為六書文字之導源。

四、具茨山巖畫在文字起源問題上的歷史定位

毫無疑問,具茨山巖畫不僅將拓展中國文字學的研究視閾,還將會引起學界對文字起源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在此,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筆者僅就相關問題再談一些粗淺看法。

關于文字起源的問題,歷來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從散見于各種文籍的文字起源傳說看,主要有結繩說、八卦說、倉頡造字說等?，F當代學者對于這些傳說,多持否定態度,他們借鑒西方學說理論,結合中國現代考古發現,在研究中提出了新的文字起源學說,主要有圖畫說、符號說等。而從具茨山的巖畫圖法來看,這些觀點還有待商榷。

(一) 結繩說

《易·系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這種觀點至少表明,結繩本身雖然不是文字,但在紀數、助憶等功能方面,卻與文字有著一定的淵源關系。誠如汪寧生先生所言,“繩結本身不能變為文字,而結繩所用的方法,以結的大小來表示大數小數或大事小事,后來卻是造字時常用的方法”[7]。柳詒徵先生也指出：“欲知太古結繩之法,當求之今日未開化之人種,以所結之繩實證其分別表示之法,不可徒以后世篆隸字畫求之?！辈⒁渡媸酚噤洝窞樽C:“琉球所行之結繩,分指示及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稅賦納,用以記數者,為指示類;使役人夫,防護田園,用以示意者,則為會意?！盵8]29可以認為,具茨山網格類型巖畫當是結繩紀事(數)的遺緒,其中的指事圖法、會意圖法應是源于“指示及會意兩類”結繩之法,并為后世造字者所沿用。

(二) 圖畫說

“圖畫文字”是西方學術界關于文字起源的一種假說。20世紀30年代,唐蘭先生借用“圖畫文字”這一術語以指稱早期的象形文字,認為“象形文字是由圖畫演化來的,每一個圖畫文字的單位,原來是一個整體,并不是由一點一畫湊起來的”[9]65。周有光先生認為,“文字與巖畫同出一源,這里可以看到圖畫與文字即將分化的初始狀況?！瓗r畫以象形為主,指事為輔,有符號復合化的初步跡象”?！拔淖之嬍俏淖中再|的圖畫。從巖畫到文字畫,圖畫開始離開原始藝術走向原始的實用文字?！盵10]11巖畫學家陳兆復先生也認為,“中國的漢字起源于巖畫,或基本起源于目前在中國廣大地區發現的巖畫?？梢哉f,巖畫就是中國象形文字之母”[11]51。但從具茨山巖畫看,其中的“象形圖法”有著抽象化和圖案化的特點,這一點與富有藝術色彩的圖畫或一般意義上的具象巖畫不同。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具象巖畫或圖畫與文字學意義上的“象形”符號并無必然聯系,文字起源于圖畫至少在目前還無充分的理據。

(三) 符號說

20世紀20年代以來,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挖掘工作取得豐碩成果,在以陶器為主的出土器物上發現大量紋飾圖案、圖形符號和刻劃記號,引起文字學界的普遍關注。對陶器上的刻劃記號,郭沫若先生認為：“(半坡陶器)刻劃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盵12]245于省吾、李孝定等著名學者也認同這種觀點。對于陶器上的圖形符號,認為是文字的學者較多,但爭議仍然較大,如對大汶口文化圖形符號的討論,“主要有兩種對立的看法,一種看法是以大汶口文化的文字符號已經是原始文字或文字;另一種看法則認為大汶口文化的文字符號并非文字。持前一種看法的學者主要有于省吾、唐蘭、李學勤、李孝定等,持后一種看法的學者有汪寧生、鄒衡、王恒杰等”[13]203。雖然漢字起源于陶器符號說目前還存在較大爭議,但從具茨山巖畫看,巖畫中“象形圖法”的部分圖式與陶器符號中的圖形符號比較接近,或可視作同類型符號,從而成為“符號說”的新佐證。

關于新石器時代陶器上出現的紋飾圖案、圖形符號和刻劃記號,筆者認為,在文字起源問題研究上,只注重圖形符號、刻劃記號而把紋飾圖案撇開不談,這是有失偏頗的。因為,在陶器的紋飾圖案中,不僅有動物、植物、太陽等寫實圖像,而且還有很多動植物的抽象化、圖案化紋飾,它們比一般意義上的具象巖畫更具有文字學上的“象形”意味。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在諸多紋飾圖案中,大量的“網格類型”圖案一直未引起足夠重視,而這類頻繁出現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馬家窯文化等眾多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遺址的“網格圖案”,正是具茨山巖畫圖式的主要類型之一。有趣的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原龍山文化遺址直至夏商時期出土的陶器中,“網格類型”圖案已很少出現,而陶器刻劃記號卻延續依舊。這一現象似乎表明,新石器時代陶器紋飾中的“網格類型”圖案消失之時,當是具茨山巖畫初興之際,具茨山巖畫式微之時,或當是文字發明之期。也就是說,具茨山巖畫的主體圖式,源于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陶器上出現的紋飾圖案、圖形符號,其中“網格類型”圖案可以溯源至上古結繩紀事(數)。

當然,具茨山巖畫是否已經屬于文字范疇,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何崝先生在其新著《中國文字起源研究》中提出文字“生成機制說”,認為文字符號體系要經過圖畫和符號、巫師文字、通行文字三個階段的發展,其中,巫師文字主要用于人神交流,而不是人際交流,“巫師文字不論怎樣的發展程度,都沒有發展到與語言中的詞對應的程度,較典型的巫師文字是符號與圖形混用的形式”[13]12,18。根據何崝先生的觀點,從具茨山巖畫的文化內涵及其圖法來看,視其為“巫師文字”似乎比較確當,正如《山海經》記載的“帝臺之棋”“帝臺之石”所提示的,這些巖畫正是巫覡在人神交流過程中“所以禱百神”的重要憑借,而語言上的人神交流或是通過巫覡的祝辭禱告、樂舞等形式來實現。另外,具茨山巖畫創制于巖石之上,總體上都是水平布局、與天平行。這種安排明顯不同于繪制在崖壁上的巖畫,或許正是巫覡出于人神交流的考慮,以巖畫這種可為天帝、天神所“意會”的圖式,表達對神圣天道的尊崇和敬畏。

五、結語

綜上可見,中原具茨山巖畫的“巖畫圖法”,上承遠古結繩之法,下啟后世漢字六書,是中國文字起源于本土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明。正如李學勤先生指出:“具茨山巖畫的發現可以提升到具茨山文化的層面來認識,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發現,它關系到對中國遠古文明的萌芽、起源的認識和探索,也關系到中原地區在中國文明起源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它將改變我們對中國文字起源等問題的認識?！盵14]150當然,這里探討的一些問題,還只是中原具茨山巖畫豐富內涵的一個方面,有關觀點是否成立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論證。

文中圖1a、圖2c、圖3a采用自劉五一所編著《中原巖畫》(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54、69、61頁；其余圖均采自網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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