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共領導下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和壯大

羅素敏

【摘 要】左翼電影運動是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發展壯大，顯示了中共奪取新文化陣地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在文化領域的延伸。中共與左翼人士及進步電影工作者密切合作，開展進步電影評論，組織進步電影創作，試圖破除“明星制”，推動中國電影吹響時代號角，朝著健康進步的方向發展前進。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左翼電影；電影藝術

左翼電影運動是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發展壯大，顯示了中共奪取新文化陣地的信心和力量，是中共統一戰線工作在文化領域的延伸。中共與左翼人士及進步電影工作者密切合作，開展進步電影評論，組織進步電影創作，試圖破除“明星制”，推動中國電影吹響時代號角，朝著健康進步的方向發展前進。

一

大革命失敗后，針對國民黨對蘇區紅軍的軍事“圍剿”和對白區思想文化控制，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蘇區軍民展開反“圍剿”斗爭的同時，在白區開展左翼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爭奪文化陣地。1930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在上海成立。同年8月，“中國左翼劇團聯盟”（以下簡稱“劇聯”）也在上海成立。

1930年代初的中國電影市場，外國影片和國產古裝、武俠、神怪、言情等低俗影片甚為流行，這一亂象引起了共產黨人和文化界進步人士的關注。魯迅撰文指出：“歐美帝國主義者既然用了廢槍，使中國戰爭、紛擾，又用了舊影片使中國人驚異、胡涂。更舊之后，便又運入內地，以擴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① 瞿秋白則抨擊《火燒紅蓮寺》之類的影戲“充滿著烏煙瘴氣的封建妖魔和‘小菜場上的道德——資產階級的‘有錢買貨無錢挨餓的意識”。②“左聯”和“劇聯”成立后，配合中共提出的“文藝為大眾服務”主張，為開辟新的文化陣地，將電影作為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31年9月，“劇聯”在《最近行動綱領》中明確規定了左翼電影運動的方針、任務及策略，吹響了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向電影界進軍的號角。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意識進一步覺醒，社會各界紛紛呼吁電影應擔當起“猛醒救國”責任。制作出切合社會現實和富有進步思想的影片，成為各電影公司追求的目標，這為中共進駐電影界、加強與進步電影人士的合作提供了契機。1932年，由瞿秋白直接領導、夏衍等人主持的中共電影小組成立，并為進步電影制定了具體方案：“一、通過當時在報刊上已有的戲劇評論隊伍，把重點逐漸轉到電影批評”；“二、把當時在話劇界已經初露頭角的、有進步思想的導演、演員，通過不同的渠道，輸送進電影界去，培養新人，擴大陣地”；“三、翻譯和介紹外國（主要是蘇聯）進步電影理論和電影文學劇本，來提高我們的思想藝術水平”。③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首開風氣，聘請左翼文藝工作者參與電影創作，宣稱“時代的輪軸是不斷的向前推進，電影藝術界不能抓住時代，于新文化之發展有所貢獻，必然為時代所拋棄?！雹俪闪⒘擞舌嵳?、洪深、黃子布（夏衍）、張鳳吾（阿英）、席耐芳（鄭伯奇）五人組成編劇委員會，負責電影劇本創作與修改。五人中，鄭正秋、洪深是具有左翼傾向的人士，其余三人則是中共派駐電影界的重要代表。

在國產影片公司中，上海聯華公司素有“新派”之稱，公司提出“挽救國片、宣揚國粹、提倡國業、服務國家”的“四國主義”口號，表面宣揚振興國片，實則帶有為官方提倡的“教育電影”服務的色彩。陽翰笙、聶耳等左翼人士加入聯華公司后，與該公司的孫瑜、蔡楚生等進步電影工作者聯合起來，共同抵制“四國主義”制片方向，指出“四國主義”其實是“死國主義”和“鎖國主義”。② 以聶耳為首的“聯華同仁會”召開職工大會，抗議“四國主義”。公司不得不宣布取消“四國主義”口號，恢復“提倡藝術、宣揚文化、啟發民智、挽救影業”的口號?！八膰髁x”口號的提出和取消，實為聯華內部兩種政治勢力斗爭的體現，最終以進步力量取勝。

天一公司一向以追求商業利益為主要目的，此時也順應形勢，意識到一二八的炮火“使得中國人民進一步的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文化運動之一員的中國電影，自從受了這次創深痛巨的教訓，已獲得了一條新路線”。③先后聘請左翼人士許幸之、沈西苓、司徒慧敏、田方等，攝制了一批具有現實意義的影片。

在三大影片公司的帶動下，其他影片公司繼起響應。據夏衍回憶，從1932年起，不到一年的時間，電影界就擁有了一批相當可觀的新生力量，“一方面是許多‘劇聯成員參加了電影工作，如鄭君里、金焰、王人美等加入了‘聯華，沈西苓、司徒慧敏、柯靈（高季琳）、王瑩、陳凝秋（塞克）等加入了‘明星，同時，我們和程步高、李萍倩，田漢和史東山、卜萬蒼、孫瑜、蔡楚生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④ 可見，在中共領導下，左翼人士與影片公司合作，促使大多數電影企業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共的電影主張和創作思想，中國電影企業的制片方針由此發生巨大變化，以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反抗侵略為內容的愛國主義思想在影片中得到充分體現。

二

共產黨人、左翼人士與電影界進步人士的密切合作，為推動左翼電影的興起和發展奠定了基礎。1933年2月9日，左翼文藝工作者和電影界進步人士在上海聯合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號召電影工作者“親切地組織起來”，開展“電影文化的向前運動”，建設“新的銀色世界”。⑤ 該協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正式開始。

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后，為落實“劇聯”的《最近行動綱領》和中共電影小組制定的推動進步電影的具體方案，將開展進步電影評論視為推動左翼電影發展的重要舉措。電影評論與電影藝術相伴而生，電影評論一方面面對影片，要求成為“電影的良知”，電影藝術家能夠借助影評，對電影自身產生自覺的評價意識；另一方面面對觀眾，要求影評能夠提高觀眾的電影文化修養，豐富其藝術情感。

在中共領導下，圍繞當時電影的發展方向等問題，上海各大報的電影副刊和電影刊物，發表了大量的電影評論文章，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時報·電影時報》、《晨報·每日電影》、《中華日報·電影新地》、《民報·電影與戲劇》、《申報·電影?？返入娪案笨约啊睹餍窃聢蟆?、《聯華畫報》等電影雜志。一些共產黨人和左翼文藝工作者，直接參加了編輯和撰稿工作。據夏衍回憶，當時“主要的影評工作者有王塵無、石凌鶴、魯思、毛羽、舒湮、李之華等，我和鄭伯奇、陳鯉庭、沈西苓、施誼（孫師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聶耳也寫了不少影評”。⑥ 王塵無提出了“電影大眾化”的創作手法，必須“盡量的把電影大眾化”，要以“大眾每天接觸的人物做主角”。⑦ 席耐芳主張應“赤裸裸地把現實的矛盾、不合理，擺在觀眾的面前，使他們深刻地感覺社會變革的必要，使他們迫切地找尋自己的出路。這也是中國電影界的一條嶄新的路”。①柯靈呼吁將“現實的真實的暴露”當作中國電影創作的趨向。②

針對社會追捧的“明星效應”，左翼電影工作者認為當時的電影評論在其中起了不良作用，明星們表面看來風頭十足，但在電影制作商的意志強迫和影評人的肆意批評下則始終處于弱勢，“在一兩年之前，‘電影批評只是一種宣傳和廣告的延長，直到現在為止，一部分劇作者和影評人還將影評當作一種私人感情的饋贈”。③ 左翼影評者在規勸女明星自愛的同時，對她們的形象予以維護。當時有一組名為“我假使是個女明星”的漫畫，配以旁白對女明星極盡諷刺之能事，作者的惡意不言而喻。左翼影評者對此給予了回擊，指出該漫畫的作者足以代表社會上一部分人的看法，“把女明星和從前的‘髦兒戲子等量齊觀，以為演戲演電影都是一種不甚高尚的職業，便對她們無形中帶了若干的輕蔑”，這種成見致使“漫畫特輯里面的作品，消極的諷刺，就遠過于積極的鼓勵”，呼吁影評工作者“為了中國電影事業的進步，嚴格的批評和指摘是必要的；但一方面也不應該抹殺了她們中間的進步性，更重要的是，多注意一般化傾向，少吹求私人的生活?！@就是所謂‘大處著眼！”④

左翼人士開展的進步電影評論，對于糾正電影評論中的偏頗現象，引領中國電影朝著健康向上的方向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

電影創作反映現實生活，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重頭戲。一批具有新題材、新思想、新內容的影片陸續涌現。1933年被喻為“中國電影年”，這一年拍攝的影片達66部。著名電影評論家洪深將這些影片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反帝為題材的作品，第二類是“反對封建體制的作品”，第三類是“暴露（現實問題）的作品”。而在第三類作品中，他稱頌“陳瑜編劇、卜萬蒼導演的《三個摩登女性》，丁謙平編劇、程步高導演的《狂流》，孫瑜編劇、導演的《天明》，和蔡楚生編劇、導演的《都會的早晨》”，是電影中的“幾顆強烈的炸彈”。他還推崇1934年即將推出的“一群清新的影片”，如孫瑜的《體育皇后》、蔡楚生的《漁光曲》、陳瑜的《民族生存》、沈西苓的《上海二十四小時》等等。⑤ 這些影片大多貼近社會生活，關心民族命運，呼喚時代精神，進步影評工作者渴望的對“現實的真實的暴露”在電影作品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

1934年，中共電影小組成立了電通影片公司，夏衍、田漢負責電影創作，司徒慧敏擔任攝影場主任，并有袁牧之、許幸之、孫師毅、周伯勛、吳印咸、楊霽明等人參加主要工作。⑥ 同年12月，完成了由袁牧之編劇、應云衛導演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主題曲《畢業歌》傳唱全國，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1935年初，拍攝了《風云兒女》、《自由神》、《都市風光》。特別是描寫知識青年走向民族戰場的《風云兒女》深入人心，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家喻戶曉、廣泛流行的革命歌曲。這四部影片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文藝陣地上取得的重大勝利。

華北事變爆發后，全國抗日民主運動高漲。1936年1月27日，由歐陽予倩、蔡楚生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電影界救國會，標志著中國左翼電影運動進入了創作“國防電影”的新階段。⑦ 左翼文藝工作者和電影界進步人士一方面在報刊上就國防電影的根據、意義、內容、任務及拍攝等問題展開理論探討，提出國防電影應“為神圣光榮的民族戰爭服務”，⑧ 擔當起挽救“民族危機”的“戰斗任務”，⑨ 另一方面積極開展實踐創作。

1936年7月，在中共電影小組支持下，明星公司進行改組，恢復編劇委員會，由陽翰笙、阿英、鄭伯奇、唐納等為其提供劇本，決定“立即從事國防電影的攝制”，“在民族危機萬分深切的中間，在自己的職業領域內盡一點救亡圖存的微勞！”① 《生死同心》是明星公司改組后拍攝的第一部影片，由陽翰笙編劇、應云衛導演，以大革命為背景，刻畫了革命者的英勇形象。田漢評論：“看到《生死同心》這樣以中國民眾艱難困苦再接再厲組織反帝反軍閥斗爭的英勇壯烈的故事為題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遠，使人氣壯的?！雹?繼《生死同心》后，明星公司又拍攝了堪稱左翼電影的經典之作《十字街頭》和《馬路天使》，前者“描寫了處于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的三十年代的青年們的苦悶，和他們的最后覺醒，走向抗敵斗爭的時代要求”，后者的插曲《四季歌》，以優美的民歌曲調，“曲折地唱出了東北人民家鄉淪陷、流落他鄉的痛苦和哀思，表現了他們要求抵抗日寇侵略的希望”。③ 《馬路天使》公映后，在當時被譽為“中國影壇上開放的一朵奇葩”。④

聯華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國防題材影片，其中以《狼山喋血記》享譽最盛。該片以狼群影射日本侵略者，用曲折隱晦的方式宣傳抗日思想，暴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惡，揭示人民群眾的抗日覺悟和愛國精神。正如當時評論所說，影片“限于目前的環境，只得運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在深深明白‘惡畜究何指的中國人中，這是再明白不過的”。⑤

綜觀左翼電影運動的電影創作，其在初期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編劇方面，到國防電影創作時期，則造就了一支由編劇、導演、演員，乃至音樂、攝影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左翼電影隊伍，左翼電影已成為左翼文化運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在電影界的影響迅速擴大。

四

電影明星出現后，制片人為了在觀眾中制造能謀取高額票房價值的偶像，專門起用和培植有號召力的明星占領銀幕，并動員宣傳機器制造偶像。一些編劇和導演也依附于明星偶像，為創造更高的票房而創作。這種現象在西方電影大國尤其是美國蔚然成風。1930年代中國電影界亦效法美國，好萊塢“明星制”傳入國內，諸如“電影皇后”選舉、“標準美人”加冠等活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轟動。⑥ “明星制”在其發展初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為中國電影培養了一批知名演員，但由于過分追逐商業利潤，它所帶來的“明星效應”在社會上產生了不良反應，不利于電影新人的培養和電影藝術的進一步提升。

左翼人士入駐電影界之后，很快意識到“明星制”的弊端，認為電影要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只能廢除“明星制”，而選用新人即是有效的方法。他們開始從戲劇界選拔新人進入電影界。洪深在總結1933年電影得失時，提到“新人，新作”，盡管只是處于萌芽狀態，未擴及整個電影界，但他對此種現象予以肯定，“在這個‘中國電影年里面，能和澎湃的電影熱相呼應，我們理想中應該有大群的新人的出現……在這一年之內出現的新人，有《女性的吶喊》中的王瑩，《掙扎》中的劉炳華，《鐵板紅燭淚》中的陳凝秋等等”。⑦ 而洪深文中提到的新作均是左翼電影運動初期的代表影片。

前文提及電通公司攝制的四部影片，從編劇、導演到主要演員，幾乎都是電影界的新手，卻取得了巨大成功，這更加鼓舞了左翼電影工作者廢除“明星制”的信心。他們對于電影公司單純從商業利益著眼，反復起用知名演員的做法進行了尖銳批判，指出，“一個所謂大導演大明星占據著的影壇，一切離開‘名導演與大明星即不足以資號召似的。自從這個‘定例第一次為一隊新的戰士所破壞，電通公司以全部新人攝制《桃李劫》而獲得了廣大的觀眾底贊譽之后，這使某一些短視的制片者對于自己平日的信仰不免動搖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以提攜影界新人及創造藝術新生命之任務的電通底出現，正是使每個開心電影文化運動之前途的人們，萬分興奮的事?！雹?/p>

對于影片中演員的排名問題，左翼電影工作者也作了破除“明星制”的嘗試?！斑^去制作者對于一部新片排名的問題，不是視察演員的成績如何或所任角色的輕重而判定，也不是以演員出場次數的多寡為排名的標準，只是在‘生意眼下以演員中誰的名氣大與誰的觀眾最多為排名的先后，‘明星制度就是在這種的情況下而根深蒂固的奠定了它的基礎的”。① 沈西苓導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時》和史東山導演的《人之初》，均是以演員姓氏筆畫或出場的先后順序對演員進行排名，田漢編導的《民族生存》，“影片中沒有主角和配角之分，每個演員都有充分的表演機會，這在過去的中國影片里，也是很少見的”。②

綜上，左翼電影工作者對廢除“明星制”作了種種嘗試，應該說，他們的努力給電影界帶來了新氣象。但作為電影公司暫時的受雇者，電影企業并不掌握在他們手中。運用新人需要電影商冒投資風險，電影的投機性讓制片商避重就輕，因而“明星制”終究未能發生根本改觀，依然是當時電影界的主流。

結 語

1930年代左翼電影的興起和發展壯大，得力于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和積極參與。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左翼人士與進步電影工作者的交往合作，為電影界輸送了新人，壯大了左翼電影的力量；通過開展進步的電影評論，提升了電影的理論層次；通過組織進步的電影創作，喚起了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并通過選拔新人進入電影界，試圖革除“明星制”的弊端，使中國電影走上健康向上的發展道路。左翼電影運動對中國電影的現實主義表現傳統和創作觀念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學者指出：“左翼電影運動對中國電影的影響巨大，它改變了電影創作的趨向，使20年代受純商業潮流左右的電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時代進步之路，電影不僅僅是娛樂消遣的認識被電影人所接受。中國電影自30年代開始和進步的社會主流相呼應，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雹?/p>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