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為何成圈子化

文/廖保平 評論家

腐敗為何成圈子化

文/廖保平 評論家

回顧歷史，回避制度對防范地方官員圈子化腐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卻無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員在一地任職即便時間很短，也能迅速“舉賢不避親”，稱兄道弟，官官相護，權錢交易，結成利益聯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視國家法律、社會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當地游刃有余。

隨著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續加強，窩案串案高發已成為腐敗犯罪的一大特征，往往一人被查，“拔起蘿卜帶出泥”，牽扯出一批腐敗分子。這里面既有官員，也有商賈，還有官員交往的各色人等，是以貪官為核心的弄權、搞錢、玩樂的圈子。

腐敗的圈子化與官員任職方式有關，官員在某地、某個系統任職過久，就會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其圈內特殊關系，互相交易庇護，很容易產生圈子化腐敗，一查便是窩案。

古人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漢代就實行了異地任職的“回避制度”，在宋代，這一制度被細化為籍貫回避、親屬回避、職務回避以及科舉回避，其中籍貫回避最為普遍。譬如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皇帝下詔規定，“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古代一驛30里，30驛為900里，故古人云：“千里去做官”，這就做到了籍貫回避。

據“十年砍柴”先生考證，明清時期的官員避籍更加嚴格。明洪武四年規定吏部銓選，南北更調，定為常例，即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滴跛氖?，朝廷在規定地方官員必須“回避本省”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里以內之州縣也不得任職。任職地雖非本籍，若有五服內親屬遷至該地聚族而居業已成村，也應回避?？傊?，不允許官員在原籍或有家族產業的地方任職，避免親友鄰里請托徇情，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圈子。

對于當前腐敗成圈子化的問題，中共中央其實也已經意識到了，十八大后，全國目前已有14個省份調整組織部長人選。組織部長具有選人用人之便，在大力反腐的背景下，組織部長異地調任，正是為了劍指腐敗圈子。

回顧歷史，回避制度對防范地方官員圈子化腐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卻無法治根治本，由于圈子文化的存在，官員在一地任職即便時間很短，也能迅速“舉賢不避親”，稱兄道弟，官官相護，權錢交易，結成利益聯盟，形成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視國家法律、社會道德如敝屣，使自己在當地游刃有余。政府又不可能讓官員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這樣不便于官員安下心來為當地百姓做事，形成圈子幾乎是難以避免的。而祛除圈子文化，理當是反腐敗的重要一環。

可是，什么叫圈子，圈子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王如鵬先生說，社會學意義上的“圈子”就是具有相同利益或相同成分的群落。它的主要特點是：一、圈子是以一定的“緣”而結合在一起的社群或團體，即圈子具有同質性。二、圈子的形成往往具有自發性，圈子是非官方組織或非正式組織，它是在社會活動中約定俗成或自發形成的。三、圈子組織的松散性。沒有很嚴密的組織機構，它是一種很脆弱、很不固定的社會群落或社會組織，不具有穩定性，往往隨著利益關系的結束，即“緣分”的終結而煙消云散。四、具有封閉性，大多數圈子有著自己的話語系統，即所謂黑語；也有一些不成文的“圈規”，即潛規則。（王如鵬《簡論圈子文化》，載《學術交流》2009年第11期）

而中國圈子文化的形成，我認為與中國江湖社會有極大的聯系，所謂“江湖險惡”“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個人被主流社會拋離出來，進入江湖叢林，這里面，每個人為了生存都有可能不擇手段。他人即地獄，自己不僅會遭到政治權力的打壓，還會遭到江湖人士的排擠，隨時都有生命、生存之危險。

因此，當這些主流人群因各自的原因流落江湖時，原來的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和職緣關系皆不復存在，他們不得不獨自面對惡劣的生存環境，生存成為他們的第一要務。作為個體，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單薄，他們便“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江湖中人彼此以某種方式結成團體或組織，從而形成一個小共同體。最為明顯的是擬血緣化，義結金蘭，擬傳統家庭結構形成類血緣關系，縱向的師徒——父子，橫向的同門——兄弟姐妹關系。將人與人之間原來陌生的、對立的關系演變成親近的、熟悉的如同父子、兄弟、朋友般的關系，從中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溫暖，形成群體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護他們自身的生存。

于是，江湖就是一個喜歡結圈子，拜山頭，拉幫派，搞團伙的地方。江湖中有許多小圈子，俗稱“山頭”，彼此互不干擾，也互為依靠，小圈子利益就是最高利益，他們漠視大眾利益，蔑視公平正義，踐踏道德規范，突破社會底線，彼此盤根錯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一個地方形成了一個個強大關系網（黃杰《潛規則和江湖文化》，載《唯實》雜志2010年第12期）。在這個小共同體里，大家對內講情義，講同門之誼，講利害與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對外不講是非，不講對錯，討好或是欺侮主流社會人群，謀取賴以生存的資源。剛開始時，這些團體或組織并沒有什么政治訴求和明顯的政治色彩，完全是為了互助，但是，政治權力容不得體制外群體性、組織性力量的存在，它希望體制外是“原子化”的存在，像一盤散沙，不對政治權力形成任何威脅。所以，政治權必然要打擊江湖組織，江湖組織不能夠公正生存，就會在地下發展組織，形成秘密會社，如幫會、黑社會就是這樣來的。

而一般的江湖組織則是政治權力允許其公開存在的，這類組織往往比較松散，是因為地緣、業緣等因素而臨時結成，對政治權力沒有形成威脅，這樣的江湖組織談不上嚴格的組織，只能說是圈子。不過即便是一個松散的圈子，圈子也有幫會、黑社會的某些特性，比如，幫會、黑社會只講小團體利益，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圈子也如此；幫會、黑社會稱兄道弟，樹大哥，圈子里也是如此；幫會黑社會有“幫規”“家法”，圈子也有自己的“圈規”；幫會、黑社會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圈子也是如此?？傊?，圈子是非常江湖化的文化形態，一個圈子文化浸淫的社會，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圈子構成的。

儒家文化無疑也十分有利于圈子的形成。儒家文化的基礎是家族倫理和宗法制度，家族和宗法本質上就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圈子，這個圈子構成的社會結構，這就是費孝通最早發現的“差序格局”，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這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社會關系的親疏。費孝通認為，在西洋社會里，人們爭的是權利，在我們這里，卻是攀關系——講交情。這是受不同的社會結構影響的結果，西方社會重個體，中國人重集體，圈子即是集體的一種形式，人們在這樣的集體里找到認同感和歸屬感。

由于血緣的天然紐帶，宗法制度下形成的圈子更加堅固，抱團互為一體，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當江湖組織與儒家的“差序格局”形成交集，經江湖文化與儒家文化雜交出來的圈子，四不像，這就是社會上常見的圈子：既有宗法式的家長結構，有山頭，有派系——誰是老大，誰是馬仔，等級分明；同時又加入了你為我效犬馬之勞，我為你兩肋插刀的哥們義氣——既講親疏關系，稱兄道弟，更講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重親誼裙帶，講關系、走后門而不重才能。它有宗法的正，也有江湖的邪，它有宗法的糟粕，也有江湖的糟粕。無論如何，這樣的圈子有很強的排他性和自我保護性，對內百般包庇，對外多方刁難，排斥打擊，落井下石。如果圈中某人混出名堂，圈子中人也跟著雞犬升天，從中受益。結“圈”之人心態各異，但無非是為了從“圈里”獲得好處。

由于圈子內不同的資源交匯，并被整合，每個人都很容易利用其優勢，使整個圈子內部優勢互補。不但在內部利人利己，而且在向外拓展資源，攫取利益時，變成了“優秀團隊”，十分有利于圈子的發達。尤其是官商交結的圈子更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于是無數人削尖腦袋想擠進這樣的圈子。

一些官員本來是不想貪腐的，但是混入某個圈子之后，就成了圈中人，就要受到“圈規”的制約，講究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圈內之人有求于己，就不好不講江湖義氣；圈中人幫助自己也不好隨便拒絕，那就看不起兄弟，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就會利用權力來回報；或者是看到圈子里的其他人吃香喝辣，自己職位、能力、權力遠勝于他，卻過得不如他，心里天平就容易傾斜，于是利用權力搞錢，“改善生活”成了“正道”。

正是圈子具有這些自我保護與核聚能量的特點，它非常適合于權錢交易和利益勾兌，成為腐敗絕好的溫床。如果說一個貪官沒有圈子時，貪腐還有點小心謹慎，縮手縮腳，那么有了圈子之后，既得到來自圈子的腐敗鼓勵，又以為得到來自圈子的保護，簡直如虎添翼，肆意妄為。從這些年查處的案件可以看出，窩案大多涉及人員多，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其實就是因為圈子在腐敗過程中，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因為圈子容易形成利益嚴重固化的鐵板，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保護資源，所以圈子腐敗相對于個人腐敗更難查處，阻力更多，反抗能力更強。在缺乏外部監督，上層不痛下決心的情形下，圈子腐敗往往能躲過一劫。即便強力深入調查，也會因為某些圈子成員“丟車保帥”，而使調查無疾而終，使圈子腐敗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風頭一過，再度復蘇。

當然，一旦圈子內斗，也容易暴露圈子腐敗內幕。圈子內也會存在爭權奪勢，爭名奪利，尤其是圈子內還有小圈子，明爭暗斗，導致內耗和分裂，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窩里斗”。不過，這樣的情形畢竟少數，因為圈子腐敗形成了利益均沾，大家都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加害別人于己無益，除非“窩里斗”鬧到你死我活，所以要指望“窩里斗”來反腐，無異于指望天上掉餡餅。

要為圈子化腐敗來個釜底抽薪，固然需要祛除圈子文化，反對江湖文化，反思儒家文化，但是，最為根本核心的，還是應該反思制度建設不力。江湖文化產生于游離于政治權力之外并長期被打壓的力量。因此只有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眾監督、媒體監督，實施陽光法案，那么就算官員加入各種各樣的圈子，也不敢搞腐敗。當圈子回歸單純的朋友圈，不再摻雜權錢交易，就沒有必要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