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下女性的文學再現

劉望

翻譯的政治是斯皮瓦克屬下女性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斯皮瓦克開始關注翻譯的政治與屬下女性文學再現之間的關系，并推動她轉向翻譯理論研究。通過翻譯的政治研究屬下女性的處境和西方文學對屬下女性的再現，極大豐富了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為女性主義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

佳亞特麗·查克拉瓦蒂·斯皮瓦克生于印度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一位極富個人特色、身在西方的東方學者。她在西方現當代哲學、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學說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而她的第三世界背景和女性身份給了她不同于西方女性主義者的視角，為她的屬下女性文學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批判觀點。推動她轉向翻譯的政治研究的動力，與她對屬下女性文學的關注密不可分。翻譯的政治不僅僅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更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正是對翻譯的政治問題的探討，使斯皮瓦克在屬下女性文學研究領域脫穎而出，并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翻譯的政治

1992年，斯皮瓦克在其發表的著名的翻譯論文《翻譯的政治》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政治”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論題。斯皮瓦克認為“翻譯是由它與原文的差異來決定的，同時盡力達到同一性。對這種作為同一性的差異的處理就是翻譯參與的各種政治”。該論題極大地拓展了翻譯的研究思路，把翻譯問題向廣義的政治開放，使翻譯在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與交融過程中顯現或隱現權力關系。主觀上與譯者的能力、身份、操縱策略與組織方式有著緊密的聯系，客觀上與媒體、出版者、期刊等在內的贊助人制度相互關聯。本文借助于翻譯的政治這一論題，將后殖民主義時期政治關系中諸多長期被遮蔽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進行重新考慮，如該時期在經濟上受到剝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屬下女性。

屬下女性文學在翻譯的政治中的再現

對屬下女性文學的關注是斯皮瓦克后殖民研究的特點。在論文《西姆爾的王妃》中，斯皮瓦克開始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婦女的屬下性，也就是研究性別化的屬下問題。這篇論文集中分析了一名貴族婦女——西姆爾土邦的王妃在英國殖民主義檔案中出現又消失所體現的帝國主義認知暴力的問題，這標志著斯皮瓦克走向屬下女性文學研究的開始。她借這篇文章挑戰了先前的后殖民理論，例如，在賽義德和巴巴的理論中對社會性別差異的漠視，把屬下概念延展到婦女，使這個術語本來狹窄的、以階級為基礎的定義變得復雜起來。斯皮瓦克通過研究屬下女性的處境及文學，指出屬下女性與西方女性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話語權的喪失。在她看來，由于在性別和經濟地位上的從屬關系，屬下女性處于雙重邊緣化的地位，致使她們的話語權被剝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僅有父權制、帝國主義，還有包括女性主義者在內的西方知識分子。話語權的缺失和身體的異質性這兩種屬下特征使屬下女性游離于西方理論話語之外。

斯皮瓦克最大的貢獻之一在于通過翻譯的政治凸顯了屬下女性文學。莫頓指出，“通過運用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批評方法重新思考階級意識理論，斯皮瓦克提出了對政治的翻譯更加靈活、更加深入細致的闡述，從而把屬下女性文學納入考慮范圍之內?！睂傧屡晕膶W的關注，是斯皮瓦克所研究翻譯的政治的重中之重。

翻譯的政治對屬下女性文學的操控

翻譯的政治是把文本從源語言翻譯到目標語言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一種權力關系。斯皮瓦克對翻譯的討論的中心是“翻譯的政治”，正是通過其對屬下女性的文學探討，使斯皮瓦克在翻譯研究領域脫穎而出，并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從“譯什么”、“為什么譯”和“怎樣譯”三個方面論述了翻譯的政治對屬下女性文學的操控。

1.“譯什么”和“為什么譯”的問題

斯皮瓦克對翻譯的政治的討論首先針對的是譯什么的問題。在《一個學科之死》中，她指出，把第一世界語言翻譯成第三世界語言的作品多，而把第三世界語言翻譯成為第一世界語言的文學作品少。這體現出一種不平等?；谶@種翻譯關系的不平等，斯皮瓦克和許多學者都堅持認為翻譯曾經被用作“殖民統治的工具，即消除被殖民人民聲音的手段”。因此，她倡導并實踐翻譯第三世界女性文學文本，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第一世界女性了解第三世界屬下女性的異質性，從而加強女性之間的溝通。

斯皮瓦克認為對于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譯，譯者要有選擇。熟練掌握第三世界語言的譯者還要具備非凡的鑒賞力，應該對以該語言所從事的文學創作的情況有充分了解，才能分辨女性寫作中的優劣；才能了解哪些作品具有反抗性，哪些只不過是因循守舊，因為有些文章在英語空間看似具有反抗性，在源語言的空間卻很可能正好是保守的。這樣，就能夠分辨出哪些文本值得翻譯，能夠起到溝通第一世界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作用。

2.“怎樣譯”第三世界女性文本：關注修辭性問題

斯皮瓦克指出，在翻譯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時，最需要注意的是修辭性的傳達。在《翻譯的政治》這篇論文中，斯皮瓦克討論了“語言的特殊性即修辭性在翻譯中怎樣處理”的問題。她賦予修辭性重要的作用，把對修辭性的處理看成是翻譯的政治的焦點問題。

斯皮瓦克認為修辭性對于翻譯的重要性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修辭性的傳達與翻譯的忠實性問題。斯皮瓦克認為如何處理修辭性問題關乎翻譯的忠實性問題。在《關于翻譯的回答：游移》一文中，她指出翻譯就是要忠實，而且要努力去達到忠實。不過，這種忠實不僅僅是在普通的句子層面上的忠實，而是要把作者所要表達的東西盡可能完全地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譯者不可因為邏輯而損害修辭，修辭性在語言之間的傳達非常困難，因為源語言和目標語言的概念并不對等。過分注重修辭性還容易造成死譯、硬譯，常常不好理解，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有過無數的爭論，如中國翻譯理論中的“歐化”和“歸化”之爭。斯皮瓦克想要盡量傳達源語言的文化色彩，但又力圖避免直譯，因此非常困難。

第二，修辭性蘊含著語言的異質性和女性主義文本的政治性。在斯皮瓦克看來，在翻譯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的一個誤區就是保留源語言的邏輯性而損害其修辭性，殊不知，這恰恰反映出翻譯中的暴力。修辭性承載了第三世界文化的特殊性，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特殊性就表現在其修辭性上。忽視修辭性的結果就是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變得千篇一律，地區、性別甚至民族之間的差異喪失殆盡，也失去了其文學性，結果成為政治信息來源，而喪失了作為文學作品的生命力。

第三，重視修辭性可以使西方女性主義者避免普遍化的態度。在翻譯實踐中，斯皮瓦克本人堅持“閱讀修辭的邏輯，而不是把文本當成文化信息來閱讀”，因此“不會過快地對性別、言論自由和現代性做出總結”。換句話說，防止太快地做出普遍化的結論。這種普遍化的結論往往會對第三世界女性造成不可避免的損失。如果只是匆匆地閱讀第三世界文本，只是從政治性上來讀或者翻譯這些文本，就會產生“她跟我一樣”的想法，匆忙下結論，從而得出女性之間基于父權制或先在的某種弱點而受到同樣的不公正待遇的看法，犯本質主義的錯誤。因此，斯皮瓦克指出：“與其想象女性之間必然具備可供辨認的共通特性，不如謙卑地、務實地說，要了解共同一致性就首先必須學習她的母語。如此才會發現女性共同一致性的不可能?！?/p>

第四，傳達修辭性是響應女性主義文本的召喚。在斯皮瓦克看來，語言具有局限性，這種局限性表現在修辭性中。由于意義不僅僅是靠詞語表達的，詞語的延異使意義的表達永遠不確定，因此，向原文屈服就要尋找文本的靜默，即一些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這即是響應“文本的召喚”。由此可見，傳達修辭性有兩個層面：一是原文的一些修辭手法需要盡可能傳達，因為其中包含著文化信息；二是所有的語言都有修辭性，這種修辭性凸顯了語言的局限性，因此不僅要把原文中說出來的東西進行轉達，還要盡可能轉達原文沒有說出來的東西，即女性所受到的父權制話語的建構和可能的抵抗。

結語

斯皮瓦克通過翻譯的政治對屬下女性文學進行研究是她的一項最重要、最有特色的實踐，為第一世界女性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該實踐凸顯了屬下婦女文學的異質性，這項實踐反過來又對她政治的翻譯理論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在全球化的時代，市場經濟、跨國資本成為主旋律和最強音，屬下女性的地位和處境并未受到重視和關注，斯皮瓦克通過屬下女性文學的政治的翻譯成功地再現了女性的屬下性，使人們不得不留意屬下的存在和她們的悲慘處境。斯皮瓦克以自己的實踐印證了自己理論的分量，她的翻譯實踐成為她的屬下女性文學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