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與幾位文學大家的恩恩怨怨

葉介甫

丁玲（1904-1986），原名蔣偉，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22年，到上海入陳獨秀、李達創辦的平民女校；1923年，進我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1927年底開始發表小說，1930年5月，她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11月初，化裝轉赴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縣，受到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的歡迎。新中國建立后，先后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和《人民文學》主編等職；還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婦聯理事、中國文聯委員和黨組副書記、全國人大代表等社會職務。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錯誤地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拔幕蟾锩逼陂g，她更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曾被關進監獄。直到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黨中央批準，20余年的錯案才得到平反改正，回到黨的懷抱。今年10月是丁玲誕辰110周年，謹以此文作紀念。

與沈從文是朋友還是冤家

在中國湘西這塊被稱為“蠻荒”的熱土上，孕育出了兩位名揚中外的當代文學大師：一個是丁玲，一個是沈從文。自本世紀20年代始，這兩位熱血青年，在共同的生活、學習和創作中結下了深情厚義，這種友誼又在腥風血雨中得到了凈化和升華。

可是，這兩位文學大師的友誼終于在半個世紀后悲劇性地埋葬了。其公開表現是丁玲《也頻與革命》一文的發表。這篇刊登于《詩刊》1980年3月號的文章，將沈從文的《記丁玲》一書稱為一部編得拙劣的“小說”，并斥責沈從文“對革命的無知、無情”，乃至“對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沈從文對這篇文章所作出的反應，則是在編定十二卷本《沈從文集》時，斷然抽出了《記丁玲》以及《記丁玲續集》兩書，并在他1980年7月2日致徐遲的一封長信中指出：

“……《詩刊》三月份上中國‘最偉大女作家罵我的文章，不僅出入意抖，也為我所料想不到。真象過去魯迅所說‘冷不防從背后殺來一刀?？闪舷氩坏?，為了恢復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卻別出心裁，用老朋友來‘開刀祭旗，似乎以為如此一來，我就真正成了‘市儈，也就再無別人提出不同意見……”

至此，兩位文學大師的矛盾就完全暴露在熱愛t斷]作品的讀者面前。不過，作為局外人的讀者，僅僅感到f斷]友誼裂縫的不可彌合，但這種裂縫是怎么開始的呢}

丁玲認識沈從文是她認識了胡也頻開始的。

1925年春，沈從文的一篇小說《福生》發表在《京報·民眾文藝》版面上，版面的編輯正是丁玲的男友胡也頻。沈從文的文章發表后，胡也頻特意拿著報紙找到沈從文的住處，向他報喜，并鼓勵沈從文多為版面提供文稿。

自此，胡與沈開始了筆友之交。

一周后，胡帶著丁玲去見沈從文，兩人見面后，由于是老鄉的原因，兩人一下子就很談得來，像是久別的鄉友沒有任伺思想上的障礙，有的只是共同喜愛。

后來生活所近，他們一起辦了一本文學刊物《紅黑》。要說t螂]過去是從不同的人生走在一起的話，那么，現在為了文學，他們共享未來了。沈從文在回憶這段共同籌辦刊物的工作和學習時，是這樣評價丁玲的：“她一面因為身體與性格，皆宜于靜，而情感則如火如荼，無可制止，混合兩面的矛盾，表現于文字時，就常常見得親切和溫柔。同樣一句話，別人寫來平平常常，由她寫來似乎就動人些，得體些?！彪S著丁玲的第一個中篇《楚坷》在《小說月報》上的發表，丁玲正式步入文壇，與沈從文的交往從鄉友上升到文友了。

不久，丁玲加入了左聯，并且成為左聯的骨干力量。

《紅黑》辦到第八期，就難以維持了。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由于他們政治上的不一致，因而在編發《紅黑》時，對稿件的看法和取舍分歧就更多了。在第八期組稿時，為小說《二月花》的取舍，頗有爭議。這是一位文學新人的處女作，反映童工的悲慘遭遇。丁玲堅持要發，而沈從文卻怕“惹麻煩”，堅持不發這樣的“是非”之作。胡也頻自然站在丁玲一邊，于是，三位編輯便出現了二比一的格局，只好散伙。

她與沈從文畢竟是同鄉，是文友，盡管在政治上有了明顯的裂痕，但她也沒有放棄一次勸說的機會：“從文，和咱們一起到魯迅這邊來吧?！?/p>

“我不輕視左傾，也不鄙薄右翼?！鄙驈奈耐裱灾x絕了：“我想有個不受任何政治干擾的輕松創作環境?！?/p>

“我們尊重你的選擇?！比烁饔兄?，丁玲只好作罷。

在政治上沒有中間道路可走。兩年后，丁玲被捕，沈從文在《記丁玲》一書中作了如下袒露的記載：“左翼文學在中國當時既已成了賭注上的‘冷門，無人關心過問……書店也毫無印這方面作品的意思，寫成的文章不能賣出?！薄白笠砦膶W從商人看來，從多數人看來，仿佛已過了時，大凡聰明人，皆不會再去參加熱鬧了?！?/p>

作為左聯黨團書記之一的丁玲，自然有她的立場。她在晚年讀到《記丁玲》這本傳記文學時，不由拍案而起：“可笑！只有你沈從文菲薄左聯！”

1931年，丁玲與沈從文的友誼又經受了一次血的洗禮。

初春，天氣十分寒冷。這天胡也頻一大早出了門，到晌午也不見人回來，做了媽媽的丁玲急得什么似的。

丁玲獨自默默地來到馮雪峰住處，馮雪峰說：“恐怕出問題了，柔石已被捕了……”

丁玲心里一緊，一路上踉踉蹌蹌，也不知是怎么回家的。不知過了多久，沈從文匆忙趕來了，進門便說：“冰之，也頻有消息了?！闭f罷，遞過去一張紙條。

丁玲展開紙條一看，原來，1月17日胡也頻到漢口路666號東方旅社開會，聽潘漢年傳達中央文件，由于叛徒告密，公共租界捕房與上海市帶察局組成聯合行動隊，從17日中午到19日凌晨，在東方旅社、中山旅社和華德路小學三處搜捕，胡也頻、李育南、柔石等一同落入羅網。

丁玲當時產后身體不好，整日在馬路上奔走，她怕留在家里，怕自己把希望關在門外。她走到這里找人，走到那里問人，腳上的凍瘡使她步履艱難，也沒有走出一個頭緒來。

丁玲、沈從文雖然在文學道路上出現了裂痕，用他們的話說，不是同志，但仍是朋友。沈從文在丁玲艱難之時，沒有看冷，更沒有落井下石。為營救胡也頻，他不知磨了多少嘴皮，不知求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他先后帶著胡適、徐志摩的信前往南京，請蔡元培設法營救未能奏效。繼而請邵力子給上海市長張群說情，又沒有結果。幾天后，悲債至極的沈從文又前往南京，找到了陳立夫，又碰了釘子。沈從文這種“饑不擇食”的做法，使丁玲非常感動。

不幸的是，胡也頻還是被殺害。

50年代初期，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如實記敘了沈從文作為一個“困苦時期結識的知友”，在胡也頻被捕后，給予她的真誠幫助，筆端仍帶有溫情。

1933年5月14目，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報刊報道了一則使人吃驚的消息：“丁玲失蹤了！”

原來，1933年5月14日那天，由于洪達的出賣，丁玲在租界的昆山路7號樓2號房被國民黨軍統特務秘密綁架。1933年秋，轉囚于莫干山，年底復轉囚回南京。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丁玲的謠傳越來越多，說被殺害者有之，說向國民黨當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實真相被掩蓋了，使人感到撲朔迷離。國民黨當局懾于國內國外輿論壓力，拒不承認逮捕了丁玲。

1936年元旦，沈從文在《文藝》期刊上讀到丁玲的小說《松子》，驚喜得喊出了聲：“丁玲沒有死，丁玲還活著！

沈從文根據《文藝》提供的地址，冒著殺頭的危險，風風火火地趕到南京首落園探望丁玲。然而，當舊友重逢時，丁玲心里對沈從文卻有了芥蒂。

由于這兩位作家有了隔膜，丁玲出獄后，特別是后來她去了延安，他們便失去了聯系。解放后，丁玲有過一段短暫的順境，而沈從文因受到左冀文壇的嚴正批判而陷入“靈魂的迷亂”。比如，他服用一種叫“雞鳴散”的中藥，就會立刻產生臆想，以為待天明雞一叫，他的這個家會離散。在這種極度緊張和恐懼中，他終于用小刀劃破血管，試圖自殺。

丁玲聞訊，立即與陳明一道去看望他，勸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嚇，要把空洞的自大和過分的自卑統統拋掉，拋得越快越多越好。臨走前，丁玲以200萬元相贈——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

老友的關懷和開導使處于精神崩潰邊緣的沈從文深受感動。1950年9月8日，他給丁玲寫了一封長信，請丁玲轉告有關方面，他愿意從事工藝美術研究工作。

不久，沈從文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

從1955年秋到1979年2月，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丁玲先后被打成反黨分子，右派、叛徒，下放勞動，甚至鋃鐺入獄。這期間，這兩位作家音訊全無。誠然，這種狀況應歸咎于歷史，不能全苛求在畸形政治下難于掌握自己命運的作家。

然而，半個世紀后，由一場文墨官司，徹底埋葬了這兩位作家的友誼。

1979年暮秋時節，博學而質樸的日本女漢學家中島碧女士訪問丁玲——她是《丁玲論》的作者。她送給丁玲兩本書。即《記丁玲》與《記丁玲續集》，香港某書店據1939年9月上海良友公司的初版本翻印。至此，丁玲才知道世間有兩本關于她的書，她不能原諒沈從文的是，幾十年來，沒有向她提起過此事。

中島碧女士在贈送這兩本書時，提出了許多疑問。比如她問丁玲，《記丁玲》中采用了沈從文、胡也頻、丁玲3人“同住”，這種含糊的措詞（后來被一些人引申為3人同住一房，同蓋一被），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實是，1929年他們合辦《紅黑》文學月刊時，短期租賃了上海薩坡賽路204號一棟三層樓的房子一沈從文和妹妹、母親住三樓，丁玲、胡也頻和丁玲母親住二樓，樓下是出版處。

這就是3人“同住”的全部秘密。

作為傳主的丁玲對于這樣一部號稱研究她的“入門書”自然是要認真拜讀的。她在《記丁玲》和《記丁玲續集》兩書上所寫的眉批、旁注等多達128條。在諸多的意見中，關鍵是兩條：一則，她不能容忍沈從文對左翼文學運動采取居高臨下的蔑視與嘲弄；二則，她認為沈從文是用低級趣味來描繪丑化她的婚姻生活，是叫她不能容忍的。譬如“她的年歲已經需要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了，……倘若來了那么一個男子，這生活即刻可以使她十分快樂?！?/p>

丁玲憤怒了。她說：“沈從文按照自己的低級趣味，把我描繪成為一個向往‘肉體與情魔、與湘西土娼毫無二致的女人！”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新聞提供了“依據”。

丁玲與沈從文友誼的終結，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悲慘的一頁。我們惋惜這一友誼的破滅。但不論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個人關系如何，都抹煞不了他們在文學上的成就。正如魯迅說的：“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張天翼、郁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p>

與王實味的顛躓風雨路

丁玲比王實味大兩歲，他們都出生于沒落的書香之家，少年都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

丁玲1924年到達北京，還是在迷惘中追尋，次年王實味考入北大，并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丁玲則孜孜于當下自我心靈的遭遇，頑強地把筆觸伸向時代投影下的內心深處；王實味筆下展示的是鄉土中國的實像，丁玲則感受著都市生活中敏感的一角。

大革命的時代潮沖擊著他們，王實味因為個人的戀愛遭到組織的粗暴干涉等原因離開組織，丁玲也因愛情的困境南下上海。此后一段時間，他們都以文學作為生活的依據，用辛勤的耕耘涂抹著灰色的人生。

有意味的是兩人的家庭，丁玲的丈夫胡也頻逐漸左傾，王實味的妻子、20年代在北京曾與丁玲有一面之緣、也是丁玲同鄉的劉瑩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不同的是胡也頻之被國民黨殺害使丁玲急遽地從一個弱女子轉向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征途，選擇過程中顯然有著更多的情感因素；而劉瑩未能影響王實味，生存的壓力使他們能更多的用理性的眼光打量著現實和前路的抉擇。

王實味與丁玲到延安后，他倆才有了或多或少的聯系。丁玲是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秘密護送下到了延安，作為著名作家及其特殊的經歷，毛澤東親自設宴歡迎并賦詩相贈，自然成為延安的名人。王實味一路艱辛，跋山涉水，如同當時大批知識分子一樣抱著救國的愿望來到延安，因翻譯的才華被張聞天所賞識，才得以重用：翻譯馬列原著，位居高級知識分子行列。

就現存的史料，筆者尚未發現在延安丁玲與王實味相交往的記載，不過，那時丁玲并不長駐延安，她所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活動在抗目前線，直到1938年夏進馬列學院學習，而此時王實味也正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丁玲在延安除了大量的社會活動外，還不斷發表文學作品，表達她自己對生活的觀感；王實味性格內向，不大與人往來，一心撲在馬列原著的譯介上。

丁玲那時在延安的文學地位和文學活動中的影響都不可估量。她所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已經成了新潮文藝探索的主要陣地。王實味以《野百合花》為總題的系列雜文就是分兩次（3月13日、23日）發表在副刊上的。

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以《野百合花》為總標題的四段雜文，對延安生活進行諷刺和指責，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映，中央研究院的溫濟澤在研究院進行過調查，有95%的人贊成，而毛澤東卻拍桌子說：“這是王實味掛帥，不是馬克思掛帥！”

在4月3日開展的整風學習運動中，秦邦憲作了檢討表示承擔責任。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實味的大會上，先作自我批評，并把責任攬到了自己的頭上。

王實味雜文的前半部分為丁玲發表是確定的，因為丁玲在3月11日調離，由舒群接替主編，所以后來有學者認為《野百合花》后半部分的發表與丁玲無關。

但當年《解放日報》副刊編輯黎辛以親歷者的身份回憶認為：“3月23日發表的《野百合花》（指文章后半部分一引者注）是丁玲簽發的”，是丁玲簽署“可用”的“存糧”。雖然是歷史見證者言，但半個世紀之后回憶往事，完全有誤記的可能。王實味文章的后半部分不可能是丁玲留下的“存糧”，因為文章的后半部分發表時清楚地標出完稿于3月17日，也就是說丁玲只可能在3月17日后再簽發這篇稿子，而此時舒群已走馬上任兩天了。今天看來最大的可能是，丁玲簽發已不可能，但推薦組稿還是有相當的合理性的。一則因為前半部分是經過丁玲之手，繼續關注下文也是正常的；二來丁玲早在年初為了治病方便就借住在“文抗”所在地蘭家坪，文藝副刊的稿子由編輯送取，王實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住址也在蘭家坪。這樣看來，丁玲組稿或王實味主動送稿必居其一，王實味與丁玲有過往來也是必然的，況且王實味作為“文抗”一名會員，與作為“文抗”理事的丁玲有所交往并送發作品也是極正常的。

就在王實味寫完《野百合花》后半部分的同一天，他還完成了另一篇雜文《政治家，藝術家》，發表在由蕭軍等編輯、“文抗”所屬期刊《谷雨》第一卷第4期上。

王實味那時在延安是孤獨的，后來莫須有地打為“托派”。丁玲雖然與王實味有了區分，但她在南京囚居的那段歷史也同時成了壓在她心頭上的一座隨時可以引爆的火山。毛澤東雖然將《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作了本質上的區別，但國民黨特務機關根據《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炮制的反宣傳小冊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又無形中把他們捆綁在一起。這也就有了1944年夏天，一個中外記者訪問團訪問延安要求會見王實味時，有關部門就安排丁玲和王實味一起與記者見面。

幾乎是從20年代末期左翼文藝運動開始，黨內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就沒有停息過，30年代前后的上海已見出組織處理的殘酷性，到40年代又有了體制內外的區別，在解放區可以組織處理，而在國統區僅能作意識形態批判。而當時特殊的形勢，決定了即便是體制內的斗爭也必須謹慎從事，尤其是對丁玲這樣從國民黨囚居中逃出的名作家，在國共兩黨斗爭激烈的時期，有著重要的宣傳價值。這也許是40年代丁玲區別于王實味命運遭際的又一重要因素。

到1955年，也即回到體制內的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浮出水面的同時，丁玲也同時開始了漫長的受難歷史。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國作協黨組主持召開了16次檢舉、揭發丁玲等的批判大會，這種大批判的方式實際并不新鮮，當年中央研究院1942年5月27日到6月11目的所謂“大座談會”對王實味的揭發、批判已經積累了經驗。艾青后來回顧反右大批判時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成了痰盂，一切謾罵都是判決?！?/p>

歷史的迷惑還在于丁玲也好、艾青也好，自己身受“痰盂”之災時，是否想得到當年王實味做“痰盂”時他們扮演了“吐痰”者的角色呢？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無論對王實味、對丁玲都有著一致的打擊路線，先是著眼于現行的表現，召開大會揭發批判，再回溯到歷史問題（王實味是托派，丁玲是南京的自首者，當然延安文藝新潮也成了歷史）最后是反黨集團（王實味是所謂的“五人反黨集團”，丁玲是所謂的“丁、陳反黨集團”）。

1957年9月16日，周揚在有上千人參加的中國作協黨組大會上，作了《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發言，這篇在發表前經過毛澤東審閱的文章是文藝界反右斗爭的總結，其中，重點批判了丁玲、馮雪峰等人，這篇文章后來屢屢被人們提及，被視為左傾觀點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但是，如果我們回溯到延安整風，周揚這篇文章并不新鮮，其中的思維方法、論辯模式乃至語言我們在15年前的那篇文章中都能找到，這就是周揚帶有總結性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和我們的文藝觀》，這篇文章發表前也經過毛澤東的修改。文章雖然只點了王實味一個人的名字，其實針對的是延安文藝新潮中包括丁玲等人的代表性的觀點，所以，周揚在1957年的發言中多次提出，丁玲在延安就與王實味等人一起“串通一氣”，“從背后向革命射擊”。

1958年《文藝報》第2期，發表《再批判》專欄，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及蕭軍、羅峰、艾青等在延安新潮中發表的雜文重新刊出進行批判。據當事者回憶，這是毛澤東親自要周揚安排的，但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只是對周揚的發言將丁玲與王實味等人有意捆綁在一起的呼應。

“再批判”中，舊賬重算，將丁玲、艾青、羅烽、蕭軍等當年延安文藝新潮的弄潮者與王實味捆綁在了一起，把他們當年的雜文等作品一起作為反黨反人民反革命的“毒草”，重新發表，集中批駁。

以王實味、丁玲為個案，劃出了他們異而趨同的人生命運。從延安文藝整風開始，丁玲此后努力把自己與王實味疏離開來，但最終又回到了起點。其間之所以有15年的時間距離，只不過是個人及時代的特殊要求使然，如果讓時光濃縮，其中所有的原因自然包括本文所描述的種種都會被消解，正如批判丁玲的周揚很快在即將展開的歷史場面中也同樣扮演被批判的角色一樣，他們不過是在不同的時序中上演著相同的人生境遇而已。

王實味與丁玲的歷史宿命其實也是一大批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前后顛躓的風雨路。

與蕭軍從“同路”到“分道”

丁玲與蕭軍都是20世紀30年代的“左聯”新人，但他們在左聯卻無緣相見。

1938年2月，蕭軍與蕭紅來到臨汾任教于山西民族革命大學，也就是在這個月，丁玲率西北服務團抵臨汾演出。在動蕩時世中，他們在那里不期而遇了。

1938年3月20日，蕭軍輾轉來到延安。但因戰局變化、交通阻隔，蕭軍只得滯留延安。此時，為了匯報西戰團的工作，丁玲也于該月下旬從西安回到延安。丁玲在延安約停留半月以后重返西安，經丁玲勸說，蕭軍隨之同行去參加西戰團文化宣傳的工作。而隨著與蕭紅婚變的發生，蕭軍也迅即離開了西安。1938年10月，丁玲留延安進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6月，蕭軍經過蘭州、成都、重慶等地的漂泊之后重返延安。從那時聚首到1945年下半年先后離開，他們一起在延安度過了5年多的崢嶸歲月。隨著文化環境的改變，丁玲與蕭軍的關系，也發生了由“同路”到“分道”的變化。

從1940年6月到1942年5月前的近兩年時間里，丁玲和蕭軍交往頻繁、過從甚密。蕭軍把丁玲視為朋友和知己，倆人無話不談，在文學方面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合作，他們也因此均被視為“暴露黑暗”的“文抗”派。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作總結講話時尖銳地批評了若干非馬克思主義觀點，在他所舉的“一些延安的例子”中，顯然都包括了丁玲和蕭軍的文藝思想。但他們的合作不是“同志”的合作，而是“同路人”的合作。原因主要在于：相比而言，作為一個黨外作家，蕭軍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個性主義者；而作為黨員作家，丁玲身上則同時流淌著“個性思想”、“革命意識”的血液。在沒有強大的外在政治壓力干預的情況下，丁玲和蕭軍可以一度在“個性思想”的張揚上“同路”；而一旦這種干預發生，丁玲從維護其“根本利益”出發，必然會強化其“革命意識”，從而在思想上與具有“‘流浪漢個體獨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天性的蕭軍“分道”。

在一般讀者印象中蕭軍與丁玲在延安是處于觀點對峙的狀態最突出的表現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生的沖突。

在中央研究院組織召開的這個座談會中，丁玲和蕭軍在思想上己經開始分道揚鑣、各趨其途了。會后，二者思想上的異途通過王實味問題進一步凸顯了出來。本來，王實味也是“文抗”的會員，在個性立場、啟蒙思想乃至文學觀上，他應該是丁玲和蕭軍的同道。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王實味幾成眾矢之的。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從轉變后的立場出發，丁玲反戈一擊，對原先同道者王實味進行了無情的揭露、批判。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開的“黨的民主與紀律”的座談會最后一天的會議上，丁玲第一個發言，從政治的高度檢討了王實味的錯誤，高屋建瓴地指出：“王實味的思想問題，從這個座談會的結果來看，己經不是一個思想方法的問題，立場或態度的失當，而且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的問題，提出“全要打擊他，而且要打落水狗”，并檢討了自己發表王實味作品的錯誤。

15日至18日，丁玲與周揚、塞克一起作為主席團成員，果然主持了文抗作家俱樂部召開的座談會，繼續批判王實味的錯誤，并通過《關于托派王實味事件的決議》，開除了王實味文抗會員的會籍。

在對待王實味的態度上，蕭軍和丁玲則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蕭軍最先為王實味“說話”，接著在批判大會上維護王實味說話的權利，繼而為王實味轉信，最后為王實味一事的牽涉而拍案而起。從蕭軍日記看來，他對王實味其實沒有多少好感——他稱王實味是一個“狂熱人”、一個“半瘋狂的神經質的人，完全是個病患者”。因此，他以自己的如此作為，“成為抵制批判王實味的唯一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因絕不是出于為朋友兩肋插刀式的俠情（盡管蕭軍身上不乏這種俠情），而是出于對個性價值的尊重和對個性主義思想準則的捍衛。

對待王實味的態度，丁玲和蕭軍截然不同。這里牽涉到的并不是簡單的人與人的關系，而是凸顯了他們思想的分野。思想既已異途，如有機緣，必然會演變為直接的交鋒。歷史就是這樣富有意味，丁玲和蕭軍直接交鋒的機緣竟然又是由王實味問題牽扯出來的。

10月18日在延安召開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會上，曾經“獨戰垓下”的蕭軍又開始“獨戰群儒”了——丁玲即是這“群儒”中的一個。那天，延安各界隆重集會紀念魯迅先生，參加者有1000多人。

會上，蕭軍根據會議主題作了題為《紀念魯迅——檢查自己》的發言后，即宣讀了那份“備忘錄”的摘要，就所謂“破壞批判王實味大會”，“向他們要人證物證事件經過說明”，于是“引起了一場鬧戰”。會上“柯仲平、周揚、李伯釗、艾青、陳學昭、丁玲……以及其他一些無名小將，在干余人的鼓噪吶喊聲中，向我殺來了”。他們“各用得意的兵器”輪番上陣，與蕭軍展開舌戰。在這“以一對一千的差數”的“會戰”中，蕭軍以自己特有的自信和無奈的幽默最后說：“百分之九十九的錯處全在我，只有一分留給你們去考慮?！?/p>

話音未落，迅即遭到了丁玲的反駁，要他“把百分之一是什么指出來”，并說共產黨離開他固然是損失，但最大的損失還是他。

蕭軍盛怒：“好！革命離開誰一個或幾個人也不會不勝利的……但我不和共產黨作友人也決不會滅亡，要我指出那百分之一的錯處么？那就是‘你們的方法，……”說罷，他抖袖子離開了會場，丁玲還要解釋，但群眾竟噓了她。

關于這場“鬧戰”，蕭軍是早有預感的——“這‘鬧戰我事前早就料到的，也是我們的‘戰友早就布置好了的，不過大家事前全是照而不宣?！笔潞笏l生的一切，證明了蕭軍預感的正確。丁玲，蕭軍這個原先的同路者，在經受過整風運動和“講話”的洗禮之后，迅速歸趨于單一的“政治生活”，實現了個體向群體的阪依、個性向政治的轉稼。

那天“鬧戰”結束后，丁玲與胡喬木、柯仲平、陳明同行?？轮倨秸f：“我覺得今天丁玲的發言是不是有點‘左”。

胡喬木隨即打斷他說：“丁玲的話一點也不‘左，倒是你的話有點右?！?/p>

從柯仲平的疑惑和胡喬木的肯定中，似乎可以解讀出這一意味。后來，在延安“文抗”，在丁玲主持下，又集會討論蕭軍思想，主題為批評個人英雄主義。

在經歷了“王實味事件”中的短兵相接后，延安時期的丁玲與蕭軍分道揚鑣，邁上了漸行漸遠、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展示出了全然不同的思想風貌。

1943年3月，丁玲到中央黨校一部參加整風學習和審干運動，因南京被捕那段經歷作為疑問重被提出，心情特別灰暗“焦躁”、“消極”地挨過了一段“噩夢似的時日”。這嚴重地影響了她的創作，因而“1943年，是丁玲寫作最少的一年，是整個延安時期唯一沒有發表作品的一年?！?/p>

1944年春天，在胡喬木的安排下，丁玲離開中央黨校，到邊區文協從事寫作。她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所表明的改造自己的決心和態度，很快化成了實際行動，開始“為實踐毛澤東指出的新的文藝路線而斗爭”。

在結束本文之前，還應補敘蕭軍和丁玲晚年的一次重要聚會。

1984年3月6日，北京舉行了“蕭軍從事文學創作50年慶祝會”。這天上午，丁玲在“文學講習所”作了3個小時的報告，下午又不顧疲勞趕來參加這次盛會，并即興發言。

丁玲說，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是個不朽的作品，打不倒的！”“我希望，我們現在的文學作品，要像《八月的鄉村》那樣，及時地反映時代，及時地把我們人民要講的話講出來……”

會上還有一個插曲：丁玲談及蕭軍、聶紺弩、胡風不久前照的一張相，蕭軍插話：“呵，你的消息很靈通！”

當丁玲說到合影的3個人是老朋友時，蕭軍又插話：“哎，就是沒你?！?/p>

丁玲笑了：“是呵，是沒我呵，哈哈……你們3個老人照了一張相，將來洗印出來送我一張呵！”

蕭軍立即答應了丁玲的要求?？梢?，經過了40多年的風雨，經歷了非常人所能經受的磨難，丁玲也回到了蕭軍“老朋友”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