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0后，我怎么辦？

黃江蘇

存在統一的80后群體嗎？

當我看到楊慶祥《80后，怎么辦？》（編者注：本刊2014年6期發表時改為《希望我到那條路》）這篇文章，第一時間里曾產生很多錯愕，在腦海里久久盤旋：這是誰在說話？以什么語氣說話？存在統一的80后群體嗎？這個群體陷入危機了嗎？因為我知道作者楊慶祥也是80后，所以這讓我更加糊涂。一個80后說“80后，怎么辦？”這究竟是自問，還是將自己拎出來問別人？是以先覺者自居而喚醒后覺者指點迷津嗎？他怎么知道別人還在沉睡，而不是如他一樣已經醒過來各自尋路呢？

我想這是楊慶祥此文面臨的最大難題。他既在80后之中，又想置身在80后之外；既有可能是問題的當事人，又想成為問題的審判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有幾分尷尬。問題的癥結就出在80后這個稱謂上。這是一個既實又虛的稱謂。我們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人，我們確實面臨著相似甚或相同的社會形勢與時代困境，可是我們又是獨立的個體，既不是綁在一起的連體兄弟，也不是程序相同的流水線上的產品，所以我們的認識與反應都可能迥異。也緣于此，當我看到楊慶祥在文中發問：“我們是誰？我們屬于哪個階級？我們應該處在世界史的哪一個鏈條上？”的時候，竟然啞口無言，一個都回答不出來。倒是最后一問：“我們應該如何通過自我歷史的敘述來完成自覺的、真實的抵抗？”因為有“自我歷史的敘述”幾個字，讓我覺得有幾分作答的可能。實際上，我這篇回應文章也可以算是一份“自我歷史的敘述”吧。

我常常想，魯迅、周作人、錢玄同他們，作為1880年代出生的人，當其出場時，為什么沒有被稱為80后？莫言、賈平凹、張煒、池莉他們，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人，為什么也沒有被稱為50后？所以我去查考80后這個詞的來源及含義，結果頗讓我意外。據說它最早是于2001年出現在網絡論壇上，指一批活躍的出生于1980年代的詩人，后來擴大到指稱1980年代出生的寫手、作家，后來又擴大到指稱整個這個年代出生的青年人。意外在于這是少有的由文學界貢獻到社會學等其他領域的概念；其次在于它竟然被認為是一個實體，包含了某種文化含義。也許這就是50后不名于世，而80后到處通行的原因吧?？墒呛唵我幌?，80后青年人已經數以億萬計，商人、政客、學者、文人、工人、農民行行皆有，這樣一來，除了共同的年齡標記之外，在他們中還能真的概括出多少共同的文化內涵呢？

所以我還是堅持前面說的，80后面對的大世界可能是相似甚或相同的，可是他們內在的小世界卻各個不同。以是之故，談論“80后，怎么辦？”是困難的，有多少個80后就可能有多少種回答。我相信，這個問題需要80后們眾聲喧嘩，每個人都來回答“我是80后，我怎么辦？”而不是由一個人領銜獨唱，高屋建瓴，指點迷津。

80后有問題，但不僅僅是80后的問題

在我看來，楊慶祥的文章很了不起，他提出了值得一代人思考的問題，沒有他的文章就不會有我這篇文章?？墒窃谛形倪壿嬌?，我覺得他卻有些飄忽跳躍。第一部分，他講到“我們被時代淘汰了”，“社會的運行模式已經不能鼓勵正常的生活和發展”，我們注定是失敗者。按照一般的思路，接下來他應該分析社會在哪里出了問題，以至于把我們這部分人甩到了外面，可是他卻沒有這樣寫，而是轉到了批評80后自身的問題，認為80后是歷史虛無主義者，對歷史漠不經心，缺乏歷史的存在感。正當我想反駁不是每個80后都這樣，“韓寒”（假如他是真實存在的寫作者）就是一個明顯的反例，他如同魯迅一樣，用自己的雜文，同自己時代中的各種事件，諸如毒奶粉、強拆遷等等，作著堅韌的戰斗，轉而卻看到楊慶祥緊接著就對“韓寒”展開了批評，認為他的抵抗缺乏高度和深度，仍然是消極的。最后，楊慶祥的文章跳到了認識80后自身的階級屬性上去，認為80后是小資產階級，而在全球化的資本剝削體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權貴機器之下，小資之夢注定破碎，80后急需重新尋路。

先說“歷史虛無主義”吧。從楊慶祥的文章來看，它的意思是指對歷史沒有記性，諸如包產到戶、1980年代末的大事件、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改革等事件，都沒有對80后的生命構成沖擊。事實上，我認為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這些歷史事件發生的時候，80后們確實還小，這些事情基本上只留在父輩和兄長的記憶中，這沒有什么好沮喪的。如果歷史事件的影響強烈到連幼兒都不由自主卷入其中，那倒很有可能是不正常的了。我們只參與我們長大成人以后的歷史事件，例如楊自己也提到的汶川大地震等等，我們只需對成人以后的歷史事件負責，需要若干年后才能評判我們的歷史意識如何。退一步說，即使80后真的都具有“歷史虛無主義”傾向，這個責任就完全在于80后自身嗎？回望一下我們接受的歷史教育，打量一下我們對當下重大事件的了解，我們到底知道多少真相呢？或者說，我們到底有多少自由地探究真相的權力呢？

在這一點上，我認同陶東風先生的觀點。在談到青年人對父輩話語的隔膜時，陶東風曾說，這“其實是制度化的記憶剝奪的結果”，“因為經歷的不同造成的個人記憶差異，只是一種生理——心理現象，而不是文化現象。由于沒有共同經歷而缺乏共同個人記憶的兩代人，不見得一定不能分享共同的集體記憶和文化記憶。集體記憶如果通過文化符號（包括文學藝術和各種建筑物、紀念碑、博物館等）得到記錄、銘刻、物化，通過制度化的儀式（比如每年一度的反法西斯主義活動），通過制度化的教育（比如在教科書中認真如實地記錄在歷史上的各種災難），是完全可以得到傳承的（德國沒有經歷過二戰的青年同樣具有與父輩分享的二戰記憶就是證明），我們和子輩缺乏共同的集體記憶因此不是自然現象或生理現象，而是人為的文化現象”。我認為楊慶祥提出來的80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完全可以這樣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這并非80后自己不爭氣，冷漠，無知，而是社會塑造的結果。

擴大開去，我還想指出，還有很多對80后的批評指責，實際上是輕率而不公平的。正如80后作家笛安所說，我們跟父輩之間成長背景的差異，要遠遠大于一些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跟父輩的差距。因著這樣的巨變，年輕人的某些生活方式、審美趣味、話語特征的不同，父輩應該盡最大可能去包容，在不能理解之前，且保持沉默觀察，而不應急于棒喝。要知道時代更迭之際，這些現象是自然出現的，“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又何嘗不被視為奇裝異服、無君無父呢？除此之外，如果80后真的犯了什么原則性錯誤，那當然應該批評教育?？墒?，要記得長遠地看待問題。我還是要再提到陶東風先生，在前引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批評了青年人的自私、頹廢、犬儒主義、分裂人格等許多嚴重的問題，可是接下去卻意識到：“這樣簡單的指責是無濟于事的，也是不公平的。即使今天的青年文化是畸形的、變態的，那也一定聯系著父輩文化的畸形和變態，聯系著我們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畸形和變態”，“捫心自問，我們做父母的當中又有多少人能夠做到不說假話、空話？做到心口合一？言行一致？……我甚至認為，很難說青年們的這一套不是從父母那里學的”。我因著這些話而對陶先生充滿了敬意。這樣設身處地的同情之理解實在太少了，這樣誠懇的反躬自省也實在太少了?！白硬唤?，父之過”，“上梁不正下梁歪”，這些樸素的常識道理，都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很多人在對年輕人的輕率指責中，快意地抹去了自己身上的污點。

80后有問題，但并不僅僅是80后的問題。80后身上的病毒并不是突然憑空長出來的。80后并沒有降生和成長在無菌室里，相反，80后是被父輩帶到了一個混亂污糟的世界里。以切身經驗而論，我沒有想到十年寒窗，等我具備了寫論文的能力時，面對的卻是一個發表論文要交版面費的局面。就在最近，我還獲得了一個很震撼的經驗。新近認識的一個正在打點著成為暢銷童書作家的女孩子告訴我，為了將名人的商業效應利用到極致，出版商、書商雇用槍手寫書署上名人的名字出版，這是業內很常見的做法。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好歹也學了這么多年文學，但我卻是第一次聽說這種內幕。這對我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以至于現在看到80后名作家過于密集出版的作品，我就忍不住想它是不是槍手代筆的。當韓寒之真假的爭論出現的時候，我是很堅定地在情感上支持韓寒的，現在卻不得不多幾分保留。我鐘愛的文學居然也不純潔了，世界上還有哪一個角落沒曾被弄臟過呢？這些壞點子，都是80后想出來的么？出版商、書商，都是80后么？我們生活的年代，確實不曾如前輩人那樣遭遇戰爭和饑荒，可是，我們遭受的精神上的混亂與荼毒，就真的比他們輕嗎？

靈魂得救之路

我并不是推脫責任，更不是說，因著世界整體的敗壞，80后就可以心安理得，狂歡作惡。相反，我想說的是，面對這樣的世界，80后，準確地說，是身為80后的我，該如何在世，如何得救。

我對世界的基本體認是，在好的一面，它當然還有讓人熱愛、敬畏、欣賞、沉醉的地方；但在壞的一面，它也已經壞到了極點。不幸的是，在我的觀察里，前者是處于弱勢的；更不幸的是，我還看不到好轉的跡象和勢頭。許多人已經沒有了獨立不移的良心標尺，永遠只是在趨附利益和權勢而擺動。與魯迅當年的絕望一樣，我看不到毀壞鐵屋子的希望，我不相信憑個人的力量可以扭轉這種局面，但是，悶死嗎？沉淪嗎？在死去之前狂歡作惡嗎？

我的答案是，不可以，一定要做個好人。像易卜生說的，世界像一艘船要沉了，要緊的是救出你自己。在黑暗的世道里，首先是讓自己成為一個正確的人。當掀翻鐵屋子無望，我只有轉向內心，在肉身死去之前，讓內里的靈魂得救。當我不敢與惡勢力抗爭的時候，我至少不與它合作；當我不敢公然斥責它的時候，我至少不違心地贊美。在任何時候都要求自己謙卑愛人，反躬自省，對天上的神明和內心的良知負責，心甘情愿承受代價。我曾將自己出版的小書自序題為“螢光自照，匯涓成?！?，當時我也說過，“匯涓成?！笔翘b遠的理想，現在我要補充的是，在自己成為一個正確的人的前提下，能感染三兩個知己好友，互相扶持走完一生，在不完美的現世享一點瞬時和局部的喜樂，也已經很不錯了。

楊慶祥的文章中說，80后的階級屬性是小資產階級，小資之夢的以下內容是明確的：“獨立、自由、尊嚴的生活，這種生活，建立在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保障之中?！边@話是對的，我的夢想之很大一部分就是這些內容?？墒撬竺嬲f：“在中國1990年代以來的語境中，它代表了一種終極的烏托邦式的存在”，我就不太明白了。他還說：“小資產階級在當下日益板結化的社會結構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現實出路也許是赤貧化，成為新的城市無產階級”，這話我也看不明白。我的確也如楊慶祥文中說的，在農村里沒有了我的田地，在工廠里沒有了我的車間，可是在大學里暫時還有我的教席，不管寫下的文章能不能發表，手中也還有一支相當于鋤頭與礦錘的筆，在我工作的金華這個小城市，生活總不至于沒有著落。對于我這樣一個窮苦人家出身的孩子來說，生活在逐漸改善，在可預見的范圍內，物質生存不是最大的苦難，精神生存才是。所以我對楊慶祥這些話感到不解。也許在話語生產的自身邏輯中，它們是順暢的，可是揆諸個體生活的實感，我又覺得它們是虛假的。這也是我在個人學術取向上疏離這一套話語的原因。但我能理解它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譬如楊慶祥在文中談到工農階級地位的變化，談到“現實迫使我們重返十九世紀的一些重要命題：公平、正義、反抗和革命”，我都深有同感。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感覺，借用兩個我并不是很熟悉因而可能不很恰當的詞匯來描述我們學術取向的不同，也許姑且可以說，他走的是“外王”之道，而我走的是“內圣”之路。

我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從小愛寫些散文、詩歌，心思比較敏感細膩。我常常頭疼于學術界愛舞弄理論術語，追求“范式”、“架構”，并以為這就是有學術價值，氣象闊大，因此而懶于做微觀研究。但我覺得那些東西一方面常?？帐瓒嘤新┒?，另一方面與現實生命的觸動和干連并不大。其惡果之一是現在有了各種課題基金申報以后，有的差到連句子都寫不通順的人，因著搬弄幾個宏大的術語，加上投合某種需要，居然也名利雙收，開始睥睨自得起來。我為此感到痛心，所以希望自己能走相反的路。盡量做一些微觀研究，聚焦一部作品、一個作家，做到下筆有底，有理有據，而且有所言說都指向“人”。關心作家寄寓在作品中的核心思想，關心作品的語言和技巧背后的審美趣味、邏輯能力，以及對人生的啟示裨益。這是我認定的一條路。我敬重文化研究、制度批評，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人”的批評。我想，無論何種形式的變革，都需要人來承擔，也將要作用于人。假如人不愿意反思自己，凈化自己，任何形式的變革都可能是一場徒勞。相反，假如人人都能見賢思齊，修身成圣，可能無需激烈的變革，罪惡和苦難都已經自行瓦解，人間的天國自然實現?？v然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愿意以與絕望搗亂的心態，以文學為武器，終畢生之精力，拷問人心善惡、人情真偽。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是拷問我自己，滌蕩我自己，縱然因此而在世界上受苦受累，但至少內心知道靈魂在得救。假如能觸動感染兩三同道，看到80后中多出幾個逆天抗俗、在潮流中如一塊寂寞的石頭、對一切表演加以冷眼、對真理與靈魂得救卻充滿熱忱的人，那就更是齊天之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