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部分中國青年的新動向

錢理群

這是第三次來夏令營和諸位交流了。記得第一次演說時，我就引述魯迅的話，提出：要理解現代中國，“必須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要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中國生活在“地底下”即社會底層的人群很多；今天我要向諸位介紹的是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群體，即青年群體。我之所以選擇這么一個題目，不僅因為這些青年的動向，將決定中國的未來；而且考慮到，諸位都是韓國青年，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不同國家、民族的青年之間是有更多的相通之處的，希望我的介紹，能有助于中韓兩國青年的交流：在我看來，這恐怕是諸位“理解現代中國”的一個關鍵環節。

當然，我也知道，由我這個七十五歲的老人，我們中國人通常說的“30后”的“老青年”來講述“80后”的“新青年”的事情，是有許多不妥之處的。首先，彼此年齡、經歷、處境各方面的差距都太大，我雖然一貫關心他們的成長（八年前即2006年我就作過一個《如何看待80后這一代》的報告），但其實并不真正了解他們，特別是他們的內心世界。因此，今天的報告主要引述他們自己的言說，而盡量減少我的分析；即使有所說明，也僅供參考。其次，我實際上和青年的接觸并不多，所了解的情況十分有限；我今天的介紹，也局限于我比較熟悉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學校園內外的青年群體，即青年大學生、研究生、大學畢業生和大學青年教師，而且主要集中在80后這一年齡段的青年。還有更多的青年群體，如青年工人、農民（包括農民工）、市民這樣的底層青年，外地中小城市和鄉鎮青年，還有已經進入上層社會的“官二代”、“富二代”、青年精英等，以及90后的青年，都不在今天討論范圍內。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局限在一個相當狹窄的范圍內，來討論“部分青年的新動向”，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我要向諸位介紹的，主要有四個材料：最近一兩年部分青年中的兩次討論與兩個活動。

關于“80后，怎么辦”的討論

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慶祥先后在中國內地出版的《天涯》和香港出版的《今天》上發表了《80后，怎么辦》一文（在《天涯》發表時，改題為《希望我們可以找到那條路》），在部分青年中引起強烈反響，遂由《今天》雜志社與人民大學文藝思潮研究所聯合召開專題討論會，參加者以80后為主，也有50、60、70后的部分老師參加，《研討紀要》后來發表在《今天》103期，一時頗引人注目。

楊慶祥在文章里，首先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是來自小城鎮的青年，好不容易熬到博士畢業，在大學任教，卻面臨“飛漲的物價與貧瘠的收入之間的落差”，不得不過著一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楊慶祥的遭遇、處境是有一定代表性的：80后一代人成長中的最大問題就是在讀中學時，遇到“應試難”；上大學又遇到“就業難”。近年來，在中國城市，特別是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逐漸出現了一個以畢業大學生為主體的新群體——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人們稱之為“蟻族”。他們收入低，多數從事簡單的技術類、服務類工作，聚居在城鄉結合部或城中村，人均居住不足十平方米。比起這些同輩人，楊慶祥還是幸運的，因為他畢竟獲得博士學位，就職于名牌大學，他的居住面積在十四至十六平方米。他的境遇略勝于“蟻族”，研究者將他這樣的高校青年教師命名為“工蜂”：“收入不高，上有老下有小，買車買房，讓他們面臨比較大的生活壓力”，同時又承受相當大的工作壓力（2013年10月28日《北京青年報》）。青年大學畢業生中的“蟻族”與“工蜂”的出現，顯露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的問題；“蟻族”與“工蜂”中生活壓力最大者，都是“來自農村和縣級市，家庭經濟、社會地位較低，很難獲得更多的經濟資助和社會資源”的底層青年，楊慶祥即是其中的一員。研究者因此說：“如今的中國高等教育已經不再是底層青年改變命運的通道，而更像是一個加劇社會分層的助推器?！保肌稄摹跋佔濉爆F象看高等教育公平》），事實上大學畢業生為代表的青年知識階層已經發生了分化。這里還有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據“教育與中國未來”論壇專家介紹，全國重點高校農村考生比例僅為20.8%；而中國社科院《2013年應屆生就業調查報告》，農村家庭的高校畢業生失業率高達30.5%——以上算是對楊慶祥文章的一個背景介紹。

楊慶祥文章所要討論的，是由這樣的經濟壓力、生存狀態，給自己這一代人帶來的精神問題。他首先談到了“城市80后的小資（產階級）之夢”：“獨立、自由、尊嚴的生活，這種生活建立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保證中?！倍S著經濟壓力的日趨加重，在底層青年中，這樣的小資之夢也逐漸地“純物質化”了，“有穩定職業，有房有車”成了最基本的追求。楊慶祥說：“我的一個朋友曾這樣向我描述，他的最大理想是，在一個周末的夜晚，開車帶著自己的孩子，在一場豐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場文藝電影?！痹谟懻撝?，有人還提到，在一部分物質生活相對富裕的青年中的“比小資產階級更為‘中產化’的生活想象：“有房有車有空閑的經濟基礎，學知識懂藝術的文化品位，被標榜的尊重、友好、寬容的階層道德?！倍寳顟c祥最不能釋懷的，是這樣的小資之夢、中產之夢成了社會與這一代人的價值觀和價值標準：“房子、車子和收入成了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最重要的標志?！倍谒磥?，這樣的80后的小資中產之夢和相應的價值觀，“不過是全球化資本加之于我們的一種規劃與想象”。但他又無法擺脫這樣的社會、同代人的壓力，不能不面對自己“買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的現實，因此“充滿了沮喪感，甚至是失敗感”。

楊慶祥還發現，當包括自己在內的80后把全部希望、追求都集中在“個人奮斗”上時，不僅他們自己失去了對社會、他人的關心與聯系，社會、他人也從不曾關心過自己，自己已經完全被排斥在社會之外，成了“局外人”。在討論中，也有人具體指出，80后“面對著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全球化的資本剝削體系，一個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權貴機器”，處于“全球資本與國內權貴的雙重擠壓之中”，“我們變成了四不像，變成了一個懸浮的階級：農村里沒有我們的土地，工廠里沒有我們的車間，權貴資本家只能出現在地攤勵志小說和灰姑娘的童話故事中”。這樣的“各種區分之外的‘剩余人’”的感覺是非常尷尬與無奈的。

而更為嚴重的，也是楊慶祥認為應該反省的，是由此造成的80后的精神困境：他們“無法找到歷史與個體生活之間有效的關聯點”，“歷史感缺失”使他們“以一種近乎‘油滑’的態度面對生活和它者”。楊慶祥說：“在我的同齡人，尤其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同齡人中，他們日常言行的一個非常大的特點就是可以無視一個事情的性質和范疇，而用一種局外人的身份與語氣來對其進行嘲諷和戲謔”，“事物本身的嚴肅性、神圣性被取消了”。因此，在楊慶祥的觀察與感覺里，“今天的80后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卻不會自己構建一個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們成為朋友，你沒有辦法和他們進行嚴肅認真的交流”。這就構建了一個“沉溺的、觀感的、后現代式的輕的主體”，“歷史之‘重’被刻意‘輕’化了”，“也許只有在80后這一代年輕人這里，我們才能看到歷史虛無主義居然可以如此矯飾、華麗地上演，如此地沒有痛苦感”。

值得注意的是，楊慶祥如此反省80后歷史感與歷史擔當的缺失，是有一個參照的，即他的老師輩，主要是50后的那一代人，“共和國的早期歷史與他們個人生活史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致的”，“他們不僅是在一個個人的空間里面思考與想象，而是與歷史進行有效的互動”。在楊慶祥看來，“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那段歷史（知青、上山下鄉、大躍進、‘文革’等），這段歷史都是與他們的身體、生命接觸過的實體，而不僅僅是一種敘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話語宣傳。正是這種歷史與生活的同一性使得這一代人具有一種厚度與韌性，在與歷史的對話中，他們構建了自己的主體意識”。因此，文章最后，楊慶祥召喚自己與80后這一代人，“從小資產階級的白日夢里醒來，超越一己的失敗感”，重新建立個人與社會歷史的聯系，參與“現實的社會實踐”，“厘清自己的社會身份，矯正自己的歷史位置，在無路之處找出一條路來”，他實際上也是在呼吁恢復80后一代已經失去了的共和國傳統。如論者所說，這顯示了一種“喚回左翼思維的沖動”。

這就使我們注意到，楊慶祥提出“80后，怎么辦”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即在“后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時代傳統的部分失落。這里我想說一點我自己的經驗、體驗與認識。我曾經說過，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將最普通、最邊緣的人都卷入歷史潮流。不只是50后那一代，還有我這樣的30后，比我小的40后，確實如楊慶祥所說，毛澤東所領導的共和國的歷次社會運動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始終和國家、民族、社會的大我糾纏在一起，由此形成了這幾代人強烈的歷史、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集體主義意識。但這樣的歷史社會關懷和參與又始終是被控制的，是以極大地擠壓個人自由空間為前提的，所構建的主體是一個“馴服工具”。因此，當“文革”結束，宣告毛澤東的烏托邦實驗的失敗，上世紀八十年代反省毛澤東時代歷史時，要求擺脫其負面束縛，突出個人的物質欲望的滿足，強調個人利益、自由、尊嚴與權利的個人主義成為時代主潮是自然的。問題在于，對毛澤東時代缺乏真正深入的清理，就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了；更嚴重是，以后中國發生的資本主義化，世界資本邏輯的滲透與控制，就將具有合理性的個人主義發展為極端利己主義與消費主義，而80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他們有極強的個人意識，在我這樣的曾經失落了個人的老一代看來，這是一個歷史的進步；但他們因此失去了與歷史、社會的有機聯系，失去了歷史、社會責任感與參與意識，確實令人擔憂。但同時應該看到，80后以局外人的態度對待現實，首先是因為楊慶祥所指出的，是社會將他們推到了局外位置。我也曾在一篇文章里談到，執政者對公民參與權的限制，公共空間、政治和精神空間的相對狹窄，其實是青年人越來越個人化與物質化的不可回避的政治社會原因。因此，楊慶祥呼吁80后“回到歷史現場”，就不僅關系著中國年輕一代的歷史走向，而且也提出了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要開拓公民，特別是青年參與國家、社會事務的政治、經濟、文化空間。

在充分肯定了楊慶祥提出的問題的重要與及時的同時，他對195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傳統的簡單化理解，也引起了一些擔憂。在討論會上，正是50后的那一代人提醒說：“80后的青年其實是面臨兩個遺產的負面值的糾葛”，“一是全球化的資本的力量對人的異化問題”，另一是“左翼文化的極端性給社會歷史帶來的暗影”。因此，在提出“怎么辦”，要求建立新的文化邏輯起點時，“既要警惕全球化時代的負面值，又要提防革命時代的負面值”。因為后者，“1980年代后出現的脆弱的個人主義的精神鏈條，是要保護的”；因為前者，又必須正視個人主義傳統“面臨歧路的危險”（孫郁：《抵抗沒有歷史的歷史——談楊慶祥的文學批評》）。

關于“漂泊一代：當代中國青年身份認同”的討論

也是2013年，上海大學文學院博士王翔寫了一篇題為《漂泊一代：以“漂泊”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的文章。之后，部分來自北京、上海、陜西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在北京舉行了一次討論會。其部分內容在臺灣的一次會議上作了報告，在大陸，因為沒有作宣傳，知道的人很少。但我認為王翔文章與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很重要，就在這里作一個介紹。

王翔文章最引人注目之處是他提出了“兩種青年主體”。人們看得見，也被社會承認與充分肯定的，是“成功者”。按王翔的定義，他們是“在市場上有能力調動資本的人”，既是政治資本、經濟資本，也包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等等。他們不僅決定著社會的價值取向，而且也成為80后，乃至90后青年奮斗的目標和偶像：這一點王翔與前文介紹的楊慶祥有著共同的觀察與體驗。

王翔的貢獻，是他在“成功者”之外，還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下，發現了一個他所說的“改革開放生產出的青年主體”：“漂泊者”。他說得很清楚，“漂泊”在他這里“指的是一種身體經驗和精神狀態”。他這樣分析漂泊者形成的社會背景與環境，大概有五個方面。一，“改革開放催生了國內大面積的流動人口”：異地求學的學生群體，到處流動的詩人、北漂、藝術家群體，到處可見的打工者。二，“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催生出了對故鄉的陌生感”，“對故鄉的歸宿感、依戀感在快速地喪失”。三，“改革開放后，集體主義理想的失落和個人主義理想的建立”，“一個巨大的共同體破碎后，理想變成了個人式的、漂浮的塵?！?。四，“交通工具的普及和網絡對人的影響”：飛機、高速列車、地鐵帶著人的身體飛快移動，網絡信息的飛速流動，與他人的瞬間交流，“這樣一種被現代工業和科技帶動起來的體驗之中，自會產生一種常態化的，以致難以被意識到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漂泊感”。五，“全球化下跨國和跨區域的人口流動”，帶來了全新的經驗與體驗，提出了全球范圍的交流、相處的可能與問題。

王翔的敘述，讓我們注意到一個流動的中國與世界；一個在城市與鄉村、中小城市之間，在不同地區與國家之間流動的人群，或許可以用流行的“新移民”來概括；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這個現代、后現代的時代，全球化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成了不同形式、層次的“新移民”：我們有了全新的身份。這是過去任何時代都沒有過的。

這同時又是一個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自由流動的精神空間；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一個全新的人的思維、心理、情感與行為方式：我們可以用“漂泊”來概括。

在以上兩個層面上，即現實身份的層面與精神的層面，我們都成了“漂泊者”。而青年漂泊者無疑是其中最活躍、最重要的部分。王翔強調，這不僅是改革開放的中國出現的新身份，新的精神現象；也是全球性的，“今天的全球的青年都在這樣一個漂泊的狀態”。

問題是，如何看待與評價“漂泊者”和“漂泊”精神？

在現實生活里的社會評價中，以致在我們的自我評價里，都把“漂泊者”看作是與“成功者”對立的“失敗者”；“漂泊”精神也是必須摒棄的。

王翔對此提出了他的質疑。

他首先說，不能“以勝者為王”，以成敗論英雄。不錯，今天的考試制度決定了，“競爭中占優勢的是考試的高手；而為理想求學的、疏于應試的、真想做學問的，或者有性情或才華的人，往往被排斥出去”，但絕不能因此而否定這些考試失敗者的價值。

因此，也絕不能以成功者來否認漂泊者的存在與價值。王翔強調，那些打工者，或許還有我們前面討論的“蟻族”、“工蜂”，“南下，北上，從內地到沿海，持續了三十年的時間，他們在想什么？他們渴望的是什么？他們對城市的感受是什么？這里面有非常多的東西被忽略了”，仿佛他們只有成為“成功者”之后，社會才會注意到他們的存在。這是不正常、不公平的。漂泊者有自身的獨立存在價值，他們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社會應該傾聽，并尊重他們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王翔發現了漂泊者中，其中“有一部分人（當然不是全部）是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獨特性有二。首先是他們有極強的自主性，“以自身為主體，而不是以他者為主體，來試圖解決自身的問題”，自己來創造自己的生活，“自己來創造新的方法”。因此，他們絕不“沉迷在既定的生活方式里面，還在尋找”，由此決定了他們的第二個重要品質，即主體的漂泊精神狀態。所謂“漂泊”，就是“生活在別處，遠方”的永遠的追逐。盡管“心靈動蕩不定”，“常常感到無依無靠，無援無助，也有寂寞孤獨的心緒”，但“心靈卻是極度的敏感，向大千世界開放，像個未諳世故的少年人，容易受傷害，但也容易受感動，容易接納整個世界，接納一切新鮮和陌生的體驗”，這樣也就獲得了不斷創造的新的可能性，這恰恰是成功者所缺乏又極需的：沒有新的創造，也就杜絕了繼續成功之路。這正是說明，漂泊者也能夠為成功者提供精神的資源。也就是說，成功者與漂泊者“并不是相互對立，他們是一種相互纏繞的、共存的狀態”，漂泊者可以成為成功者，成功者更應保持某種漂泊心態。王翔強調，“不同青年主體都有權利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狀態、階段的生活方式都應該被看見，不同主體的精神狀態都應該得到生長與呼吸的空間”。

王翔的發現與分析，在他的同代人里，引起了共鳴，也引發了討論。爭論點有二。

討論中有人坦率提出：“我無法理解，‘一個人只要處在漂泊狀態就可以了’這樣的說法”，“如果把漂泊視為一種永恒的狀態，它是非常危險的?，F在的年輕人對認同有相當深的危機感：我們不知道可以相信什么，認同什么。但是，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相信，不認同，我們就被局限在一種漂泊的狀態下。而就人的本性來說，這種狀態會導致極度的不幸和痛苦”。因此論者主張，“盡管現在是處于漂泊，但一個人仍在尋找一種可以認可的身份認同，所以他總要去尋找一個穩定的錨定點，把他定住了，安心了，并且圍繞這個點奮斗自我的一生。所以處于這種漂泊只可能是一種短暫的人生階段”，漂泊者最后還是要“找到自己的歸宿”。

——這里提出的，實際是一個人性和人生追求中的“漂泊”與“歸宿”的關系：永遠漂泊（懷疑）而無歸宿（認同）可能導致虛無，這是王翔質疑者所擔心的；但他似乎有將歸宿（認同，穩定）絕對化的趨向，就可能導致生命的凝固化和保守化?；蛟S應該在“漂泊”與“歸宿”之間形成某種張力，尋求動態的平衡。這是一個復雜的人性、人生問題，討論中大概只能提出問題，而無法展開。

還有一個到哪里尋求歸宿的問題，這或許更是一個現實選擇的問題，很難形成共同的意見。有一種意見，主張“在這個去政治化，對歷史極為冷漠的時代，要重建青年跟國家、歷史，跟整個大時代文化政治的聯系”，“現在已經沒有什么集體主義認同了，我們現在應該做的就是重建這種認同”，“如果你喪失了某個整體性的認同，你就無法做一個真正的個體”。這種意見是比較接近我們已有的關于楊慶祥文章的討論的。而質疑者提出的擔憂：“是否會因此回到一個由政治來建構主體的時代，個體的豐富性和多元性可能因此又會喪失掉”，也與對楊慶祥的提醒相類似，我們就不再作詳細討論了。

關于“愛故鄉，發現故鄉之美”的活動

以上兩個討論，主要是校園內的討論，參與者表現出了對社會、人生問題背后的學理問題、人性問題的探索興趣，這是偏于思想的學院青年知識分子群體。而在中國，還存在另一類青年群體，他們來自學院，有的現在仍在校園學習與任教，但他們已經走向中國底層社會，主要是農村，開始從事實際的社會服務運動。他們自稱是“坐言起行的80后”，“一直默默無聞負重潛行的80后”，“甘愿以鄉土為底色的80后”，“嘗試‘全球視野，在地行動’的80后”，“以實踐和行動超越夢的80后”（潘家恩《鄉村和我們——80后實踐札記》）。

這些依托農村，具有更強的行動力的青年，主要集中在中國民間社會組織（通常稱為“志愿者”、“義工”、“公益組織”、“慈善組織”、“NGO組織”等）里。據前幾年統計，全國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已達四十萬；如果以每一個組織集中了三十名青年（實際遠超過這個數字）計算，那么，活動于其間的，就有一千二百萬青年，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力量。

這里僅介紹我比較熟悉的兩個社會組織的兩項活動。

2012年12月由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和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等機構發起了“愛故鄉——發現故鄉之美”的活動。

這是對鄉土中國的重新發現，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時代背景的。它直接反映了近年來中國社會與社會思潮的一個變化。

首先是最近兩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高校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在青年群體流動的選向上，開始出現了“回流”，或選擇中小城市、西部地區尋求發展，或選擇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返鄉”。

這些年連續出現的食品安全危機、環境污染，以及城市交通的擁堵，人們突然發現，原來大家趨之若鶩的“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都成了“最不適宜居住”的地方，這就撼動了城里人的普遍優越感，開始出現部分市民（主要是中產階級）“逆城市化”，流動于城鄉之間的新的選擇。

更重要的是，生態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與環境危機等構成的現代社會的整體性危機是全球性的，在中國更是越演越盛，這就必然引發全面的反思。如一位鄉村建設者所說，多年所走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使中國獲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卻也飽嘗其負面的苦果?，F在是“停下來，思量我們的未來”，路該怎么走的時候了。正是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趨勢，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才突顯出來，這就直接引發了對農業文明和鄉土文化的重新認識。有學者說得很好：在以往以工業文明為唯一指向的發展路線和格局里，農業文明不僅是落后的，更是應該消滅的；但在生態文明的視野里，農業文明的價值就自然得到突顯，鄉村才是生態文明的根基。直到這個時候，人們才愕然發現：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大潮中，鄉村已經淪陷，不僅是實際鄉村的敗落，更是鄉村在自己心靈中，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精神世界里的流失。就像我為這次活動的題詞里所說：“當人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生養、培育自己的這塊土地一無所知，對其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世代生活其中的父老鄉親，在認識、情感，以致在心理上產生陌生感、疏離感時，就在實際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家園?！庇谑?，就產生了重新尋找故鄉，發現鄉土，重置鄉村位置和價值的歷史性要求。

這次“愛故鄉，發現故鄉之美”就是意識到了這樣的歷史要求而采取的自覺的行動，而且是用年輕人比較容易接受的圖文征集的方式，即通過文學、攝影、書畫、視頻短片、音樂等形式，記錄故鄉人地風景和愛故鄉實踐案例。內容主題包括：故鄉的風土人情，傳統生活技藝，故鄉的傳統農業技術和方法，當下仍然堅守在鄉村、推動鄉村保護的行動者的故事或實踐案例等等。在圖文征集的過程中，還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如愛故鄉網絡傳播，鄉土文化學術討論會，在支農志愿者、高校學生、市民、中小學生中的“愛故鄉”系列講座等等，吸引了大批大學生、市民、農民、公務員、媒體記者、公益人士和學者參與，形成了關注故鄉、保育鄉土文化的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

當然，這只是一個開始。在鄉村建設方面，還有許多事情可做，要做，如推動農村經濟自組織建設，文化自組織建設，推動平民教育，等等。一位活動組織者說得很好：根本的問題是“找回故鄉，找回人”，可以看到，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80后、90后的中國青年，正在通過鄉村建設活動的參與，在自己的“故鄉”（這是一個更寬泛的概念，不只是自己的出生地），在鄉土中國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這一代人與中國現實、歷史建立精神聯系的途徑。這意義與影響無疑是重大的。

關于“新的生活革命”運動

在走向鄉村的同時，部分有理想的80后、90后青年又開始了另一方面的探討：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代社會，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如何回應這樣的發展，尋找更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創造另一種“新生活”的可能性？

我所認識的一個由“社區伙伴”組織創辦的《比鄰泥土香》雜志，展開了一次“留城青年”的討論，作者包括香港、大陸、臺灣兩岸三地的青年，文章也涉及日本、泰國等地的有關實驗。這表明，我們這里討論的生活革命發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個世界性的社會運動——我想，在座的韓國青年朋友，對此也會有興趣。

活動提出的問題是：在發展主義、消費主義指引下的城市發展中，我們失去了什么？這是誰的城市？我們今天要找回什么？我們需要怎樣的城市發展，建立怎樣的城市與人、與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的關系？我們又應該從哪里入手，去進行新的理想的城市生活的重建？

我一再說，這是具有行動力的一代人，他們正是帶著這些問題，進行了許多具有想象力的實驗。

他們中有的人從城市本土文化：地方戲曲、方言、民間宗教、地方飲食、民間習俗、節日、鄰里關系里，去尋找城市的根。

有的到曾經遍布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手工作坊，嘗試實現手工藝和生活的重新接軌。

有的則在城市尋找與鄉村、自然的連接點：或者以菜市場為城市與農村交流的空間，建立“農夫市場”，促成從事生產的農民與城市消費者的溝通；或者在城市邊緣、社區建立城市菜園，自給自足，守護“生活與大地”；或嘗試在城市建設各個環節更多地嵌入自然的因素，使城市更加綠色化。

也有人在尋找“在城鄉之間自由游走”的生活方式。

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新的生活革命”，表明中國青年中的理想主義者正在突破體制的限制，尋找適合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觀念。這使我想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村運動”，也想起了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向往的“消滅三大差別”（城市與農村的差別、工業和農業的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的理想?？梢哉f，尋找與開拓更加符合人性的新生活的新的可能性，這樣的理想追求是前仆后繼，代代相傳的。

以上所說，都只是部分青年的新動向，我不敢說他們的新思考、新實驗有多大代表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青年，正在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成長著。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知道在座的韓國青年朋友，在聽了我的介紹以后，你們有何感想，有什么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