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于父：汪中形象的重塑

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是清代著名的學者、文學家。在其同時代人的印象中，他是以恃才傲物與排斥宋明理學著稱的。稍晚于他的凌廷堪（一七五五——一八零九）在所作的《汪容甫墓志銘》中說：“君于時流，恒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眾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馀大半視之蔑如也?！保ā缎６Y堂文集》卷三十五）焦循在《書謝少宰遺事》中述及他，也說：“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保ā兜褫詷羌肪矶┩糁羞@方面最著名的故事，是與他年紀相仿且頗有交情的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零九）在《書三友人遺事》中敘述的關于他的一則逸事：

中議論故抑揚，以聳眾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眾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蓖ㄕ?，高郵王念孫、寶應劉臺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針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逼淙讼策^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詼諧皆此類也。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從洪亮吉所述的這一則逸事，我們不難想見汪中是何等的狂傲了。像這類關于他的逸事，想必還有不少。由于汪中在學術上宗尚漢學，因而他對宋明理學是頗為不恭甚至是極力排斥的。孫星衍所撰的 《汪中傳》就寫到他“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斤斤焉斥詈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五松園文稿》） 。前引凌廷堪所作的墓志銘也敘及：“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睂O、凌二人在碑傳中對汪中思想性格所做的描述，很能見出汪中對“宋人理學”的態度。而汪中對“宋人理學”所持的這種態度，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很大的程度上是頭腦中門戶之見的意識在作怪了。

汪中辭世時，他的兒子汪喜孫才九歲。等到汪喜孫長大后，整理、編次父親汪中的遺著，以及閱讀父親同輩人關于父親的記載，他認為父親同輩人關于父親的敘述是相當的不準確，與他記憶中或者說想象中的父親不大一樣。于是，針對他認為的、關于他父親的不實敘述，他盡可能地予以糾正，改造已在文獻中構成的父親汪中的形象，努力將父親汪中重塑為一個禮敬尊長、友好同道的恂恂儒者。

汪喜孫對父親汪中形象的改造與重塑，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一是駁正汪中同輩人關于汪中的負面敘述，二是修改汪中著述中的某些文字。汪喜孫駁正汪中同輩人關于汪中的負面敘述，既有從性格層面的，也有從思想層面的。如前引洪亮吉《書三友人遺事》中關于汪中狂傲性格的敘述，他針對其中“不通者，即指吏部等”等文字，指出：“先君生前，自刻《述學》小字本，有《馮按察碑銘》，略云：‘歙程編修晉芳，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蘊藉有根本，天下稱名德焉。先君稱述程編修如此?！?（《孤兒編·更生齋文集洪亮吉書友人遺事正誤》）的確，在《馮按察碑銘》中，汪中確實如此稱賞過程晉芳等，但這不意味著汪中不認為程晉芳的“不通”。因為在汪中的意識中，“不通”是一個很高的、不容易達到的學術境界。即如那位“盛服訪中”的“薦紳里居”者，獲得的科舉功名恐怕至少在秀才以上吧，但是，在汪中看來，這位“薦紳”需要“再讀三十年書”，才“可以望不通矣”。也就是說，這位薦紳需要再努力刻苦讀書三十年，才可以勉強達到汪中所認為的“不通”的學術境界?？梢?，達到這樣“不通”的學術境界是何等的艱難。

而針對凌廷堪在《汪容甫墓志銘》中對汪中的描述，汪喜孫辨正尤多，有些是針對該墓志銘中行實的敘述，而有些則是針對凌廷堪文中對汪中思想性格的描述。在《汪容甫墓志銘》中，凌廷堪曾記載了汪中這樣的一則遺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遂成仇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為伯元屈一指也?！绷柰⒖霸谀怪俱懼兴f的“阮伯元”，即阮元（一七六五——一八四九） 。阮元于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舉進士，次年大考第一，被乾隆皇帝超擢太子詹事。乾隆五十八年官山東學政，后歷官至兩廣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凌廷堪于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及第后，由于不愿為官，選為安徽寧國府教授，致力于治學，對官場頗為隔膜。凌氏在墓志銘中稱阮元的官銜“詹事”，這說明他寫這篇墓志銘的時候，還不知道阮元此時已官山東學政（如果知道，他在文中一定會以學使或學政來稱阮元的） 。但是，這同時也說明凌氏寫作《汪容甫墓志銘》的時間，大概是在汪中死后不久（凌氏為安徽歙縣人，汪中祖籍亦歙縣，兩人有同鄉之誼，交往密切，故其對汪中知之頗悉） 。而對于凌廷堪的此則記載，汪喜孫辨正道：“先君既折服阮公，何以阮公又畏其好罵？治具招之不至，何至遂成仇隙？既成仇隙，何以論及當代學人，終為阮公屈一指？亦可謂自相矛盾矣！”并且，他還指出：“況阮公刻先君《述學》，撰《儒林傳》，《揅經室集》每及先君，深所推重，較凌所云為核實，豈仇隙之所為耶！”（《孤兒編》卷三《〈校禮堂集〉凌仲子撰先君墓銘正誤》）汪喜孫對凌廷堪記載的質疑，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總給人以強詞奪理的感覺。為什么呢？凌氏在墓志中所云之“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此時阮元才二十歲，雖然很年輕，汪中的名氣與其好罵的脾氣，他不會不知道，畏汪中之“好罵”而不赴招，再自然不過了。汪中在當時是頗有名氣的。他這樣的一位名人，好不容易整治出一桌好酒好菜，款待阮元，而阮元這位后生小子居然不識抬舉，拒不赴招，不給自己面子，這讓他情何以堪？因此，他恨上阮元，乃情理中應有之事。盡管恨上了阮元，但阮元年紀輕輕在經學上已具有精深的造詣，他贊賞阮元，并為阮元屈上一指，這符合他的性格：“于學術知其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保柰⒖埃骸锻羧莞δ怪俱憽罚┒钤髞碓诮泴W上的成就，如果汪中活著并看到了的話，又怎能不為之折服呢？盡管汪喜孫對凌廷堪在墓志中關于汪中的敘述的質疑貌似理直氣壯，但是，一經仔細的推敲，顯然，他的質疑是難以成立的。而汪喜孫以阮元的刊刻《述學》，對汪中的“深所推重”，倒果為因，反證汪中與阮元之間并無仇隙之事。其實，阮元的刊刻《述學》，對汪中的“深所推重”，與兩人之間是否有仇隙并無關系，更多的是出于弘揚鄉邦學術文化的考慮。汪中既然不會因為自己與阮元有仇隙而不贊賞后者非凡的學術造詣，而阮元也不會因為自己與汪中有仇隙而不推重這位前輩的學術成就。如果阮元連這點雅量都沒有，又怎么可能后來官至封疆大吏、體仁閣大學士、太子太保呢？（這一點分析，也算是倒果為因吧?。┧?，相比較于汪喜孫的質疑、辨駁，凌廷堪的敘述似乎更可信些。endprint

在《汪容甫墓志銘》中，凌廷堪這樣描述汪中的思想性格：“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鶚O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贬槍α柰⒖皩ν糁械倪@一節描述，汪喜孫先引述段玉裁的話：“段先生云：‘凌仲子撰《容甫墓志銘》，稱其不屑罵方靈皋，容甫實無其言，語太重矣！”借此力證父親汪中并無罵方苞或不屑罵方苞之事。然后說，“先君評《望溪集》云：‘于存歿之際，多有情至之文，亦其才美，不可沒也。又撰《沈按察行狀》云：‘學文于方侍郎苞，沖融醇懿?！锻窞閯⒍伺R先生所藏，《行狀》今刊入《述學》；《即婦人無主》，駁方靈皋說，亦何致不屑罵之？方為凌仲子鄉前輩，仲子罵之，無所不至，同時人所共聞，殆欲引先君以自證耶？”汪喜孫所援引的段玉裁的話在《經韻樓集》中是沒有的。因此，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是否說過這樣的話，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凌廷堪的《校禮堂文集》最早刻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 ，這時段玉裁已謝世十多年。按道理，段玉裁是不大可能讀到《校禮堂文集》中《汪容甫墓志銘》的。既然沒有可能讀到凌廷堪所寫的《汪容甫墓志銘》，段玉裁又怎么可能議論其中敘述汪中的文字呢？這不能不讓心細的讀者心生疑竇，即汪喜孫所引述段玉裁的話很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捏造。他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出于維護自己父親汪中的形象。至于汪喜孫所說的汪中稱贊方苞的文章，汪中撰行狀敘及沈廷芳學文于方苞，是事實。然而，“沖融醇懿”這一關于人品的評價是用來褒美沈廷芳，而不是方苞。盡管汪中有過稱贊方苞文章的話，但與汪中不屑于罵方苞是兩回事。就學術選擇而言，方苞是宗尚宋人理學的，即所謂“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蘇惇元：《望溪先生年譜》） 。而汪中是宗尚漢學的，是乾嘉時期漢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乾嘉之際，漢學大盛，漢學與宋學的對立幾乎有如水火。汪中是“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宋人之儒如程、朱等，其分量是夠汪中痛罵不休的。而宗尚宋儒的方苞，其分量恐怕還不夠汪中的痛罵不休。因此，“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是很能見出汪中的思想性情的。在對凌廷堪的批駁中，汪喜孫認為凌氏之所以在墓志中描述汪中不屑于罵方苞，是因為凌氏自己痛罵方苞，無所不至，所以才引汪中以“自證”。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凌廷堪是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凌廷堪在其他場合是否有過罵方苞的話，現在難以考知，但細檢凌氏的《校禮堂文集》，僅《復姚姬傳先生書》中有過“集中假索倫、蒙古人之射為喻，以為非有定法。此誠不易之論。竊謂詩既如此，文亦宜然，故于方望溪義法之說，終不能無疑也”的話。雖然提及了方苞，但只不過是平實討論，懷疑方苞的古文“義法”之說而已，并無痛罵之意。汪喜孫云云，不知何所據而言也。如果凌廷堪沒有痛罵方苞無所不至的言語行為，那么，而汪喜孫如此云云，則是強誣凌氏了。

針對凌廷堪在墓志中對汪中“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的描述，汪喜孫是這樣進行批駁的：“先君與劉先生為學問交，劉先生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先君若‘聞人舉宋儒，則罵不休，則不與之友矣。劉先生與先君交深，四海所知也。胡竹邨云：‘仲子先生罵宋儒最甚，此不能為之諱。然則凌假先君以自附耶？”其論辯的思維邏輯與前如出一轍。汪喜孫在此提及的“劉先生”，即劉臺拱（一七五一——一八零五） ，他與汪中交情最深，堪稱莫逆，他在撫養汪喜孫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出力最多?！肚迨犯濉⑴_拱傳》說：“ （汪）中歿，撫其孤喜孫，賴以成立?！痹趯W術上，劉臺拱漢、宋兼采，不專一家，與汪中還是有很多共同語言的。而劉臺拱最令汪中折服的，不是他的 “有宋諸儒之學”，而是他針對汪中在性格上呈現出的褊急狂傲的毛病提出的中肯的批評：“中見族兄觀魯，道足下涵養寧靜之言，以為深中吾病，相對咨嗟累日?！保ā妒鰧W·別錄》之《與端臨書》）因而被汪中認為是難得的諍友。汪中雖然與信奉宋人理學的劉臺拱交情深厚，但并不意味著他改變了自己對宋儒的憎惡與批判態度。在《與端臨書》（《述學·別錄》）中，汪中通過稱述李惇的話，對劉端臨信奉宋人理學，委婉、隱晦地表示了自己的遺憾：“李君相見時，每以足下篤信宋人為恨?！倍凇吨v學釋義》 （《述學·別錄》）中，汪中則指出：“后世群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講學之賊也?！贝恕昂笫馈?，是相對于孔子之后的“后世”；所提到的“高談性命”者，即探討心性之學的理學家們，自然包括了宋代的二程兄弟與朱熹等。汪中認為：“高談性命”者，實乃“講學之賊也”，罵得是如此的惡毒。而在《〈大學〉平義》一文中，汪中指出：《大學》本來是《禮記》中的一篇，在孔子的學術系統中不過是支流余裔，而宋代的理學家把它次于《論語》之前，可以說是不倫不類。所以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汪中揭示出宋代理學家次《大學》于《論語》之前的狡獪用心：“欲其說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后變易孔氏之義，而莫之非?！彼@一針見血的揭示，使宋代理學家尊崇《大學》的狡獪用心昭然若揭。綜觀《〈大學〉平義》，通篇都是斥責宋儒的。所以，無論汪喜孫怎樣為父親進行辯白，重塑父親的形象，而在父親的這些斑斑文字面前，他所有的努力都顯得蒼白無力，都是徒勞的。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達到重塑父親汪中形象的目的，汪喜孫不僅駁正汪中同輩人關于汪中的負面敘述，而且，配合自己的駁正，他修改汪中著述中的某些文字，借以改變世人認識里汪中“最惡宋之儒者”的形象。汪中的《述學》在汪中生前即有三卷小字自刻本，后來又有阮元所刻的文選樓二卷本，汪喜孫所刻的問禮堂四卷本，以及嘉慶十八年刊刻的江寧六卷本、道光三年刊刻的六卷本以及同治時揚州書局所刻的六卷本等。將這些不同的《述學》版本進行比勘，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現。如今傳《述學·外篇》本中《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一文，汪中寫到賈田祖“發言深摯，哀樂過人。性明達，于釋老神怪、陰陽拘忌及宋諸儒道學，無所惑”。其中“宋諸儒道學”這五個字，在《述學》文選樓本、問禮堂本、江寧本都是一以貫之的；而在道光本中，這五個字被挖去；在揚州書局本中，則被更改為“宋以后禪學”。為什么在道光本中“宋諸儒道學”這五個字被挖去呢？原因很簡單，在汪中本來的敘述里，他認同或者說表彰了賈田祖對宋儒道學（理學）的拒斥。汪喜孫主持刊刻《述學》問禮堂本與江寧本時，年紀不到三十，思想還不夠成熟，因此，他沒有發現《大清故高郵州學生賈君之銘》一文中的這五個字透露出父親汪中對宋儒的憎惡態度?？傻鹊娇械拦獗緯r，汪喜孫年紀已接近四十，思想認識與此前相比，已大有提高，意識到這五個字如果繼續保留在這篇文章中，會有損于父親汪中的形象。所以，在對嘉慶本進行覆刻時，汪喜孫就挖去了這五個字，因而嘉慶本原有的這五個字之處在道光本中呈現出來的是空白。至于揚州書局本將這五個字更改為“宋以后禪學”，那是在汪喜孫身后，姑且不論。再如在《講學釋義》一文中，汪中論述到“后世群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講學之賊也”，指斥宋儒等為“講學之賊”。汪中生前《述學》自刻本中“講學之賊也”這五個字，在江寧本、道光本、揚州書局本被更改作“吾未之前聞也”?！爸v學之賊”這四個字為什么被汪喜孫更改呢？因為這四個字對宋儒的咒罵可以用惡毒之極來形容，它充分地體現了汪中對宋儒的憎惡態度。出于重塑父親形象的考慮，這四個字對于汪喜孫而言，則是非改不可了。所以，這四個字我們只能在汪中自刻本《述學》中看到，而在江寧本、道光本、揚州書局本中，它被“吾未之前聞”這五個字所替代。而這五個字對“講學之賊”的替代，正是汪喜孫修改的結果。

汪喜孫對汪中《述學》的修改當然不止上述兩處，《墨子序》一文也多處被他所修改。不過，同對《墨子序》一文的修改相比，他對上述兩處所做的修改，最具學術史與思想史意義。汪喜孫主要生活在清代的嘉、道時期，這時候的學術由此前的漢、宋對立趨向于漢、宋兼采，阮元便是這一時期在學術上漢、宋兼采的標志性人物。汪喜孫通過對汪中《述學》中某些斥罵宋儒的文字的修改，努力將其父親汪中重塑為一個不反對宋儒的學術形象。他的這種努力，正是嘉、道時期漢、宋兼采的學術趨向的反映。因此，在這一意義上，他對《述學》中某些文字的修改以及對父親汪中形象的重塑，既是一種思想行為，也是一種學術行為，正透現了學術史與思想史的雙重意義。

（《述學校箋》，〔清〕汪中原著，李金松撰，中華書局即將出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