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密電碼

李伶

張國燾曾說，在長征路上，“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而我們這種行動，等于（為） 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事實證明，武志平送給紅四方面軍的那份密碼底本對于紅一方面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紅四方面軍在川陜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以及西路軍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渡赤水，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突破烏江，奇襲臘子口……80年前，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路上的一個個成功戰例，無不顯現出毛澤東在軍事上杰出的作戰指揮才能。正如蕭華在其《長征組歌》里所說：“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從現有資料看，毛澤東用兵的決策依據，主要來自截獲和破譯的敵軍的空中情報。其中，紅四方面軍電臺對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主席為何“用兵真如神”？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1934年12月間開始的。估計中央紅軍將與紅四方面軍在川北以西地區會師，我們義不容辭地要策應他們?！?/p>

“中央紅軍行進到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察電臺每天都譯出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做成通報，經我鑒定后拍發給中央紅軍，我們的電臺須守候中央紅軍電臺出現，有時從晚7時余守候到翌晨3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守候在電臺旁，解答對方的疑難?！?/p>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云南方向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臺沒有時間作偵察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報，決定行動，發布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等于（為） 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p>

張國燾的這些說法，是自我吹噓還是果有實情？

曾任紅四方面軍電務處處長兼電臺臺長的宋侃夫在他的回憶錄《電臺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說：“1934年底，中央紅軍在貴州被敵人堵截、追擊，每天行軍很緊張，沒有時間收聽敵臺廣播，我們就跟蹤敵人電臺，逐步查清了中央紅軍前后左右的敵情，整理后，先送總部領導看，然后再發給中央紅軍電臺。會師后，見到中央紅軍電臺的同志，他們說：紅四方面軍電臺提供的情報很快、很準，對一方面軍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為了勝利，我們每天都在昏暗的小油燈下堅持‘戰斗。有一天晚上，蔡威、王子綱和我，三個人都患了瘧疾，我發燒體溫升高到三十九、四十（攝氏）度，總部突然打電話詢問敵情，我打開收音機，堅持收聽敵臺廣播，及時向總部報告了重要敵情?！?/p>

宋侃夫還在回憶錄中透露，“徐海東、程子華同志率領紅二十五軍長征過陜南，我們專門組織一架收音機，收聽敵臺廣播，掌握他們的活動情況，報告總部和中央。紅二方面軍長征入川，我們也是通過敵人電臺，了解到他們少糧缺衣，生活艱難?！?/p>

紅四方面軍為什么能夠破譯敵軍的情報？因為他們得到了一份蔣介石部隊所用的密電碼。

一份密電碼的曲折來歷

1933年初，紅四方面軍進入巴山。蔣介石責令四川各派軍閥“停止內訌，共同剿匪”，并委川軍第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陜邊區剿匪督辦”，撥給軍費20萬元、子彈100萬發……巴山南麓的“剿共”形勢便輕而易舉地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屬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俗稱陜軍）防區。蔣介石原以為跳出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會經關中西進甘肅，因此早已將楊部主力第三十八軍由陜南調往甘肅天水，而將陜南防區交給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師（迅即擴編為第一軍）。按理說，夾擊巴山紅軍應由第一師承擔。然而，慣于借“剿共”排除異己的蔣介石卻舍近求遠地責令第三十八軍重返陜南，與胡宗南調防。

楊虎城左右為難：若違抗軍令，就會被軍法處治，或被取消番號；倘若服帖順從，恰好中了蔣介石借刀殺人之計，陜軍處境亦不堪設想。這時，第三十八軍作戰參謀、中共地下黨員武志平通過陜軍高級謀士杜斌丞向楊虎城建言：“聯絡紅軍，互不侵犯?！睏罨⒊遣杉{了這一建議。于是，武志平成了出使紅軍的陜軍密使。

三十八軍軍部秘書主任、中共地下黨員徐夢周提醒武志平考慮一個問題：鄂豫皖“剿共”，西北軍將領吉鴻昌，不愿與紅軍作戰，派密使去聯絡紅軍，結果，紅軍拒絕與吉鴻昌聯合，把找上門的來使殺了。徐夢周的意思很明確：“紅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很‘左，他對白區地下黨和白軍將領均不信任，你要在取信二字上動些腦筋?！?/p>

為促使出使成功，也為紅軍作些實實在在的貢獻，武志平利用作戰參謀之便，從軍部偷出了一份密電碼和川、陜、甘三省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裝成紅十字會調查員，身揣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代表楊虎城給紅四方面軍將領的密信以及那份密電碼和軍用地圖，并雇請巴山地區的理發員楊才為向導，天不亮就動身離開了軍部所在地漢中。

兩天后，他倆翻越巴山頂部的天池寺，來到巴山南麓的西河口鎮。然而，因紅軍南撤，這里成了土匪民團團長徐耀明的天下。潛伏在民團中的川軍特務趙副官打開了那包軍用地圖，提出種種疑問。武志平掏出了偽造的紅十字會身份證，聲言“調查災情”，帶地圖是方便行動，并為后續賑災作記號用的。他還說，只要在哪個村寨上畫個紅圈圈，這個村寨就會得到紅十字會的救濟。

徐耀明發財心切，立刻與武志平拜為“兄弟”，并帶著屬下黑壓壓跪了一地，求這位“撒金播銀的財神爺”多多恩澤。武志平從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紅軍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調查災情”為由，第二天便與他分手而去。臨別時，徐耀明給雇來滑竿，贈以名片，還給必經之道的一個甲長寫了信，讓他向下傳：“派腳力（向導）護送，一站一站朝下送?！?/p>

川軍特務趙副官卻在背后埋下了殺機。他懷疑武志平是紅軍探子，白天礙于徐耀明的阻撓，不能很好地搜身，就在深夜對手下的兩個特務說：“這家伙身上肯定還有機密，明天你倆抬滑竿，找個沒人的地方，先‘剝稻殼（全面搜身），再‘吃生米（滅掉他）?！?

事有湊巧，此番密謀被起夜的向導楊才聽到了。第二天上路之后，他設法將此陰謀密告了武志平，然后，為保自己平安，便與武志平分手了。

其后的幾天路程，武志平皆以高度的警惕和高超的技能，擊敗了這兩個特務以及另一部土匪的陰謀，終于保住了藏在軍用地圖里的那份密電碼的秘密。

5月22日，武志平背著沉重的大包袱，在通江縣兩河口村的一座民房里見到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受到了紅四方面軍領導的盛情接待。

密電碼使紅四方面軍如虎添翼

多年后，傅鐘在《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里說：“武志平帶給紅四方面軍的寶貴禮物，是川、陜、甘三省的軍用地圖和西北軍用的密碼底本及其他聯絡信號。這些與軍隊存亡、作戰勝敗攸關的機密要件，是他冒著生命危險，穿過深山密林，闖過土匪、民團的封鎖阻攔才安全帶到的。他把這些禮物交給我，我當夜派騎兵把四川地圖送給了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碼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給了川陜軍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p>

紅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得到這份密電碼后，便在空中截獲了許多軍事情報，這對粉碎四川“剿共”總司令劉湘的“六路圍攻”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說，劉湘屬下的“剿共”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部，是諸路“剿共”部隊中最為效力、最為頑強的一支主力，如何摧毀它？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中寫道：“我軍與王陵基部相持了約三個月，已是1934年1月下旬了。王陵基覺得他已不能迅速解決‘共匪，但低估了我們的反攻能力。到了快過陰歷年的時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親屬，紛紛電催他返萬縣度歲，并料理私人財產賬務。他于2月上旬私自返回萬縣，他的秘密行動，上自劉湘下至他的部屬都不知道。他只囑咐他的參謀長，暗中代理總指揮的職務。我們因能譯出他們的電信密碼，對他的行動了如指掌，乃積極計劃乘機反攻。

1934年2月14日清晨，我軍開始反攻，襲擊王陵基的右翼。駐守那里的一個旅，經我軍猛攻后即刻瓦解，旅長亦陣亡。其第二道防線上的守軍，也因之潰亂。我軍乘勝推進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總部。王的參謀長倉皇率部急退。這時王部各師旅長始悉王陵基已在陰歷年前私離防地，為之大嘩。幸賴王部左翼指揮將領，尚能沉著應戰，堅守防地，才挽回了王軍全部崩潰的命運。王本人聞訊急返前線，從事補救并策劃反攻，但劉湘再也不信任他了?！?/p>

王陵基就這樣被劉湘解職，并軟禁了一個時期。紅四方面軍的反“六路圍攻”由此撕開了一個大缺口，進而取得了更大的勝利。

促使《漢中密約》順利簽訂

前文已有交代，這份密電碼和軍用地圖是武志平從楊虎城部第三十八軍軍部偷出來的，但見到傅鐘等紅軍將領后，他卻說是楊虎城、孫蔚如等陜軍將領的一份誠意，這就為兩軍和談之天平增添了平衡的砝碼。張國燾等紅四方面軍將領十分滿意，立刻派留蘇歸來的參謀主任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長）跟隨武志平到漢中。1933年6月1日，雙方簽訂了“共同反蔣抗日”的《漢中密約》，又稱《巴山協定》，共有四項協議：一、巴山為界互不侵犯；二、陜軍陣地前沿設兩軍聯絡站，由武志平常駐，代表陜軍，處理邊界事務；三、紅軍可以以隱蔽方式來漢中采購部分日用品；四、陜軍饋贈部分藥品和部分軍用地圖，以表誠意。

陜軍方面即刻兌現了諾言：贈以藥品、干電池、松發油（可代擦槍油）、油墨等共17擔物資和好幾份巴山地區的軍用地圖。

1933年6月25日，陜軍又贈給紅四方面軍17擔緊缺物品。先后兩個“17擔”，隱喻十七路軍番號，以示友好。

這個協議堅持了將近兩年，由于得到楊虎城的幫助，紅四方面軍由入川時的1萬人發展至8萬人，成為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后來，簽訂《漢中密約》的國民黨第三十八軍率先加入人民軍隊。再后來，好幾支國民黨武裝也以此為榜樣，相繼成為人民軍隊的成員。由此可見，《漢中密約》的統戰之功是巨大的。

對陜軍而言，因為《漢中密約》的簽訂，免于與紅軍交戰，楊虎城抽出兵力和資金，從事陜西省的公路、水利、綠化、文教衛生等惠民建設，并將蔣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變成了“益虎”政策，從而壯大了陜軍的實力，繼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變”。

事實證明，武志平送給紅四方面軍的那份密碼底本對于紅一方面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紅四方面軍在川陜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以及西路軍的西征，都起到了重大作用。這么重要的歷史性密件，本該收藏于解放軍博物館中，遺憾的是，它在西路軍征戰的硝煙中消失了。到如今，能在親歷者的回憶錄里找到一些零碎片斷，已屬萬幸！

朱毛對紅四方面軍電臺高度評價

曾在紅四方面軍從事電臺工作的陳福初在其回憶錄《懷念侃夫同志》里說：“1938年，侃夫同志回到了延安，我們去看望他?！薄皼]過幾天，毛主席就親切地接見了他。毛主席對他說：你們四方面軍的技術偵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別是我們長征到貴州，四渡赤水時，天天行軍很緊張，你們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對我們幫助很大，要感謝你們呀！”

曾在紅四方面軍從事電臺工作的蕭全夫在其回憶錄《我的好局長—宋侃夫》里也有同樣的記載：“長征結束后，毛澤東在延安曾對宋侃夫講：你們紅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勞呀！在我們困難的時候，特別是長征在貴州期間，是你們提供了情報，使我們比較順利地克服了困難?！?/p>

《宋侃夫傳略》里載有朱德與宋侃夫的一段對話：“在部隊南下轉戰途中，朱總司令曾同宋侃夫進行過一次談話。朱德總司令說：‘宋局長，你還記得吧，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以后，敵人包圍著你們，你們日夜行軍，很少通報，我們就利用一切機會搜集敵情，及時把敵人兵力部署和行動方向告訴你們。宋侃夫回答說：‘記得！記得！我們一過平漢路，就遇到敵人的圍追堵截，在棗陽新集打了一仗，多虧了一方面軍電臺準確及時地通報敵情?！?/p>

書中還詳細記錄了朱德所說的一段話：“我們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滇、黔、川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電告我們，這深刻體現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戰斗情誼，天下紅軍是一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