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逃跑主義”：鄂豫皖省委對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認知

馮超

【摘 要】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無論是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還是中共鄂豫皖省委，都對此進行批判總結。共產國際經歷了從激烈批判到肯定意義的認知轉變，中共中央既有批評也有肯定;而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受困擾，經歷了“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定性評價到肯定其開辟新蘇區的貢獻的認知轉變。中共鄂豫皖省委最終擺脫“逃跑主義”的陰影，走向領導紅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蘇區、尋找新蘇區的道路，與其對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認知改變存在密切的內在關系。紅四方面軍的撤離，一開始成為鄂豫皖省委領導蘇區革命的嚴重教訓，但后來又轉變為鄂豫皖省委實現戰略轉移的歷史經驗。

【關鍵詞】中共鄂豫皖省委;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鄂豫皖蘇區

【中圖分類號】K26;D2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6-6644（2021）04-0040-08

1932年10月，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留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部分紅軍堅持蘇區斗爭。紅四方面軍主力去而不返，鄂豫皖省委始料未及，也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震驚。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革命中，鄂豫皖蘇區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鄂豫皖蘇區地處華中腹地，“占中國中部之中心，逼近國民黨統治權力的要害處”。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戰略基地，蘇區主力紅軍脫離而去的行為需要共產國際、中央和地方總結評估。實際上，紅四方面軍的撤離對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沖擊最大，認識和評價紅四方面軍的撤離也是鄂豫皖省委此后獨立領導蘇區革命斗爭的重要內容，直接關系鄂豫皖省委領導的思想路線。全面考察中共鄂豫皖省委如何應對紅四方面軍的撤離，有利于深入了解鄂豫皖蘇區斗爭的策略以及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戰略走向。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的原因、影響以及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等方面，對于紅四方面軍的撤離與鄂豫皖蘇區的關系、鄂豫皖省委對紅四方面軍撤離的認知及轉變的意義等探討不夠。本文從中共鄂豫皖省委的視角出發，梳理考察共產國際、中共中央與中共鄂豫皖省委對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認知以及這種認知對鄂豫皖蘇區的影響。

一、“逃跑的行為”：中共鄂豫皖省委批判紅四方面軍的西進行動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書記張國燾領導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轉移外線作戰。此后，紅四方面軍再也未能返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后，中共鄂豫皖省委與中共中央中斷了聯系。直到1933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才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系。對于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行動，鄂豫皖省委很早便已開展討論。1932年12月，鄂豫皖省委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深刻討論了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一致的意見，認為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是錯誤的右傾機會主義逃跑的行為”。1933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向中央的報告中特別提出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問題，并請中央評判。鄂豫皖省委重點批判張國燾領導紅四方面軍沒有堅持蘇區，忽視蘇區的錯誤，從而造成鄂豫皖蘇區陷入困境的局面。鄂豫皖省委認為：紅四方面軍的整個行動“是不正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主要的負責者應當是國燾、昌浩二同志”。紅四方面軍主力長途行軍作戰，要受到很大的損失，鄂豫皖省委不相信這是“根據中央指示來作的”，“這種行動是違背了國際指示、中央關于紅軍的訓令和中央關于運動仗的電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確路線，而走入了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鄂豫皖省委最后向中央提出：“現在紅四方面軍離我們太遠了，我們雖然想盡方法，至今還沒有找到能走這條路的人才去送信給他，去阻止他的行動。請中央立即采取辦法，找紅四方面軍回此地來，或者萬不得已拖不回來時，可以留在北方的一個適當地點，開展北方土地革命?！倍踉ネ钍∥瘜τ趶垏鵂c領導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一去不返極為憤怒，尤其是紅四方面軍主力的離去是鄂豫皖省委始料不及的。所以，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憤憤不平，指出這根本不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不是中央的指示，而是嚴重的右傾逃跑主義錯誤。

1933年2月21日，鄂豫皖省委致信中共中央，再次論及紅四方面軍的行動，盡管“發展一大片新的蘇區，固然有很大的政治意義”，但是危害也同樣嚴重。鄂豫皖省委重點分析了紅四方面軍西進行動的危害：使鄂豫皖蘇區受到殘酷打擊，“放松了直據國民黨統治腹心要害之鄂豫皖蘇區遠到不能影響大局的陜西、四川去另建新的根基，且對于中央蘇區不能起很大的配合”，“縮小了反四次‘包剿斗爭所應得的勝利”。鄂豫皖省委再次要求：“中央仍應堅決令其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蘇區行動”，“如主力回來，一方面可以擴大鄂豫皖蘇區，一面又可以立即使鄂豫皖蘇區所受之‘包剿解體，三則對中央蘇區作了最大的聲援”。鄂豫皖省委最后強調：紅四方面軍“若長此蟄留四川，不過是一種躲避辦法。請中央堅決打擊此種拋棄蘇區根據地的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來教育全黨，和用大力去轉變紅四方面軍的行動”。

中共鄂豫皖省委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系后，重點批判了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錯誤。從一開始便下定論：紅四方面軍的撤離是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鄂豫皖省委陳述這種逃跑路線引發的巨大危害，不僅使得鄂豫皖蘇區遭受重大損失，而且對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斗爭不利，顯然是將危害性從鄂豫皖蘇區延伸至中央蘇區。鄂豫皖省委的態度，一方面是要為鄂豫皖蘇區的損失尋找或是總結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央高度重視紅四方面軍的撤離行動，打擊逃跑主義的右傾錯誤，確定正確的革命策略。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一直反對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強調堅持鄂豫皖蘇區的重要性。紅四方面軍遠離蘇區后，鄂豫皖省委要獨立承擔領導蘇區革命的重擔。面對鄂豫皖蘇區嚴重的困難局面，鄂豫皖省委確定正確的領導方針實為關鍵。紅四方面軍主力離去后，鄂豫皖蘇區確實困難重重，因而鄂豫皖蘇區黨內出現了動搖情緒，甚至懷疑蘇區能否堅持、反“圍剿”能否成功。這種蘇區內的動搖思想與恢復和鞏固蘇區是格格不入的，也是與沈澤民的主張對立的。沈澤民批判紅四方面軍的逃跑錯誤，實際上也是要統一蘇區的思想認識，要堅決堅持鄂豫皖蘇區，絕不能繼續脫離蘇區乃至放棄蘇區。這也是沈澤民批判紅四方面軍逃跑錯誤的思想根源。但是以沈澤民為書記的鄂豫皖省委受到“左”傾錯誤思想的嚴重影響，后來逐漸陷入“死守”鄂豫皖蘇區的錯誤思想邏輯。

二、批評與肯定：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紅四方面軍轉移的認知反差

鄂豫皖省委作為直接當事人，對紅四方面軍逃跑錯誤的評價影響到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研判。對于鄂豫皖省委的意見，共產國際的態度如何？1933年2月7日，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會駐華政治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埃韋特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紅四方面軍的撤離行動：紅四方面軍的“領導機關和指揮員很輕易地把很早建立起來的并搞得很好的蘇區讓給了敵人”，為的是“保存軍隊”。對于紅四方面軍決定放棄蘇區，埃韋特一連提出4項質問：“事情怎么會發展到作出這樣決定的地步？是在誰的影響下作出的？出于什么考慮？抱著什么目的？這些問題大概是搞不清楚了?！睂τ诩t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的后果，埃韋特指出：“紅軍的撤退會帶來政治上的損失，這不僅是因為我們離開業已蘇維?；牡貐^，而且還因為不僅這個地區的工人和農民，還有這個地區以外的工人和農民會失去以往對我們的信任，因為紅軍撤離后，他們會感到自己被出賣了，任憑白色恐怖的蹂躪。重復[這種行動]必然會導致我們力量的渙散，甚至可能瓦解我們的軍隊?！憋@然，遠東局評估了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嚴重后果，不僅會造成蘇區的丟失，而且會造成民眾喪失對蘇維埃革命的信心。埃韋特繼而提出：對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的批評應該力求向他們說明他們的行動和方針的錯誤，向他們說明正確的路線，但也不要把一切過錯都推到他們身上。埃韋特批評紅四方面軍的背后，也希望他們能在四川建立根據地。

遠東局認為：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是錯誤的，要求紅四方面軍改正錯誤，堅持在四川建立蘇維埃，不能放棄這個新蘇區。1933年2月13日，遠東局發出了要求紅四方面軍堅持四川新蘇區的軍事指示。2月21日，遠東局草擬了給鄂豫皖蘇區的軍事指令，這份軍事指令經過修改后，于3月10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給了鄂豫皖省委，并于3月11日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報告。這份軍事指令即后來的《中共中央給鄂豫皖省委的軍事指令（1933年3月10日）》。在這份指令中，遠東局繼續批評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錯誤，紅四方面軍“無目標地撤離，無疑犯了嚴重的錯誤”。在中共中央給鄂豫皖省委的軍事指令的中文本中表述是：“紅四方面軍無目標的西進實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p>

盡管遠東局嚴厲批評了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的行動，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并不贊同。1933年3月，面對華中地區蘇維埃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開始調整中共的軍事斗爭策略。在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出了新的軍事方針，修訂了以前的“進攻方針”，“在保衛蘇區時，對于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里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這個指示對于紅四方面軍來說，恰恰是戰略轉移的最好注腳。所以，遠東局批評紅四方面軍放棄鄂豫皖蘇區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不同意它（指遠東局——筆者注）對紅四方面軍放棄自己的根據地撤退到川北的行動進行批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積極評價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四川轉移，認為“在四川、陜南，以及盡可能在新疆方向開辟蘇維埃根據地具有很大意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肯定紅四方面軍的轉移是基于戰略方針修訂基礎上的認識，即反對以紅軍有生力量的巨大損失為代價去進攻敵人或固守蘇區，應該采用靈活的游擊斗爭達成保護蘇區的目標。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修訂紅軍的軍事方針對于改變對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認知具有導向性的意義。遠東局受到影響改變了對紅四方面軍轉移四川的認知。遠東局一直堅持紅軍的進攻原則，對于共產國際指示的“紅軍的機動性”，遠東局的理解是“常規部隊和從后方打擊敵人的游擊隊的聯合行動”，不應該是對軍事戰術“根本性的修改”。遠東局擔憂共產國際軍事方針的修訂會讓蘇區紅軍“在任何情況下都采取防御立場”，放棄進攻的原則。為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復電埃韋特，最終統一認知：在有利的條件下，可以實施進攻行動，但絕不是以失掉蘇維?；貫榍疤?要鞏固蘇區，建立新基地，但決不能以紅軍被大量殲滅為代價。遠東局最后確定的軍事戰術是紅軍可以在蘇區外圍的開闊地帶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不能把自己的力量束縛在浪費許多時間的圍攻和包圍上，因為這會大大降低我們對敵人有生力量的打擊能力”。從新修訂的方針來看，紅軍在堅持有利條件下進攻的同時，應該保持一定的靈活性，避免自身有生力量的大量損失。依據這個方針，紅四方面軍的轉移不是逃跑，而是保存紅軍有生力量的正確行動。1933年7月，埃韋特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紅四方面軍來到四川“取得了新的、無疑是巨大的勝利”，我們可以在四川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義的基地和地區”。對比半年前埃韋特對紅四方面軍的不滿與批評，此時的埃韋特已經轉變了對紅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認知。

遠東局的認知經歷了變化，而中共中央既批評了紅四方面軍的錯誤，又指出了其開辟新蘇區的意義。193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鄂豫皖省委，答復了鄂豫皖省委的意見。首先是明確了鄂豫皖蘇區重要的戰略地位。中共中央指出：“鄂豫皖蘇區具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長江，圍困武漢，威脅平漢鐵路），占中國中部之中心，逼近國民黨統治權力的要害處”，“對于敵人是一個巨大的危險”，“對于我們是一個寶貴的強大的基礎?！敝醒胍蠖踉ネ钍∥皯靡磺辛α?，奪回原有的陣地，不要等著紅四軍之歸來”。中央不能同意“令其全部或大部分主力回向鄂豫皖蘇區行動”的請求。中央認為：在當前形勢下，具有重要性的鄂豫皖蘇區的堅持和鞏固，要依靠鄂豫皖省委自身來解決，不要依靠遠離蘇區的紅四方面軍。其次，紅四方面軍已經在川陜地區開辟了新的蘇區，這一蘇區對于西北地區革命運動具有重大意義，“我們也不應該將這塊千辛萬苦打來的蘇區，再送給敵人了”?！八拇?、陜西均是統治階級最弱的一環，在那里有強大的群眾基礎，紅四軍已成為了吸引和團結當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發動整個西北革命運動的杠桿。這在中國革命在各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上，將要引起很大的變化?！敝醒胝J為：紅四方面軍的行動對于中國革命區域發展有重要意義，這是從性質上否定了其行動完全是逃跑主義的錯誤。再次，紅四方面軍經歷長途跋涉轉戰到川陜地區，不可能繼續長途轉戰回鄂豫皖蘇區，這樣的長途行軍不現實，也有“遭到巨大的損失的危險”。中共中央在信中也指出：紅軍應該暫時離開蘇區的決定是紅四方面軍西逃的基礎，這種錯誤與鄂豫皖省委也分不開。中央的答復，讓鄂豫皖省委放棄了要求紅四方面軍返回鄂豫皖蘇區，鄂豫皖省委也逐步認識到紅四方面軍開辟新蘇區的意義，但是鄂豫皖省委在很長時間里依舊認為紅四方面軍脫離鄂豫皖蘇區是嚴重的錯誤。

三、擺脫“逃跑”的陰影：鄂豫皖省委對紅四方面軍西進認知的徹底轉變

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的影響下，鄂豫皖省委逐步轉變對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蘇區的看法，不再提及其是逃跑的性質，但仍然認為其離開蘇區是錯誤的，直到1934年后才徹底轉變。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在蘇區通告中提出：“紅四方面軍的西征產生了一個新蘇區?！?933年7月，鄂豫皖省委在決議中提出：“紅四方面軍行動到了四川創造了新的廣大蘇區?！蓖瑫r，鄂豫皖省委也指出：“因為只是紅四方面軍在勝利以后反而脫離蘇區根據地，所以不能在四次‘圍剿中就完全瓦解國民黨的主力?！倍踉ネ钍∥廊徽J為，紅四方面軍脫離蘇區是“革命中的局部的錯誤”，但不會阻止革命勝利的開展。盡管鄂豫皖省委重新認識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紅四方面軍的西逃認知的確給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確的斗爭方針帶來了負面影響。1934年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信中批評鄂豫皖省委：“省委由于反對四方面軍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極端‘死守‘與土地共存亡的傾向?！睂嶋H上從1933年3月開始，中共鄂豫皖省委便確立“反攻”方針，圍攻鄂豫皖蘇區的中心城鎮，希望恢復和發展整個鄂豫皖蘇區，但遭受失敗。從反對西逃到大舉“反攻”，鄂豫皖省委的方針始終不能找準實際，因而無法承擔好獨立領導鄂豫皖蘇區革命的重任。中共中央批評鄂豫皖省委的錯誤領導：“尤其是不能活潑的運用正確的戰略和戰術，集中主力去擊破敵人的弱點，而仍然襲用‘兜圈子的戰略，分散紅軍的力量，認為反對‘退卻逃跑便應死守不動，一些正確的關于紅軍轉移地點的意見，都被指為‘退卻逃跑而反對，結果是陷紅軍于敵人的重圍中，困守硬碰，蘇區即困守不住，紅軍亦漸削弱?！笨梢?，一味地反對西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鄂豫皖省委制定正確的軍事方針。由上文可知，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后，共產國際修訂以前的“進攻”方針，不贊同盲目不計后果的進攻，強調紅軍的靈活機動性和保存紅軍有生力量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反對退卻逃跑，克服右傾錯誤，鄂豫皖省委強力推行“左”傾冒進的“反攻”方針，也成為沈澤民時期鄂豫皖蘇區不斷遭受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圍攻鄂東北蘇區中心七里坪的戰斗失敗后，1933年8月，以沈澤民為書記的鄂豫皖省委開始反省，認識到之前的失敗是“機械地執行中央軍事指令”，但仍然提出不能脫離鄂東北蘇區。11月，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沈澤民清醒地認識到：鄂豫皖蘇區紅軍“既事實上不能擔負鞏固一方蘇區的任務，只能及時采取游擊方式來牽制敵人、消滅敵人，以恢復和鞏固蘇區”，改變了以往盲目“死守”的方針。沈澤民病逝后，徐寶珊代理鄂豫皖省委書記，繼續調整改變既往的錯誤方針，對紅四方面軍的認知逐步改變，但仍然繼續批評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是逃跑的錯誤，直到1934年7月后才放棄了對紅四方面軍的批評。1934年1月，鄂豫皖省委在通告中指出：“紅四方面軍在四川開辟三千多里路的新蘇區，擴大到三十倍以上的武裝?！倍踉ネ钍∥J為：鄂豫皖蘇區遭受暫時的失敗，是過去領導上的錯誤，省委非常重要的緊急任務是“徹底改正我們過去的錯誤，切實執行中央給予我們的正確指示，為恢復和鞏固鄂豫皖蘇區而斗爭”。4月25日，在鄂豫皖省委常委會議上，省委再次批評“紅四方面軍在作戰上無計劃的運動戰，無目的兜圈子，逃跑到川、陜，脫離蘇區”是造成鄂豫皖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失敗的重要原因。7月初，鄂豫皖省委收到中共中央1934年2月12日發來的指示信，指示信上明確要求鄂豫皖省委放棄“死守”方針，紅軍有計劃撤離蘇區不能機械地理解為逃跑。此后，鄂豫皖省委不再提及紅四方面軍的逃跑錯誤。鄂豫皖省委認知的徹底轉變也是省委修正錯誤思想的首要前提和重要體現。如果繼續認為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是逃跑主義錯誤，根據地只能堅持死守，無法采取主動靈活的游擊戰術，也就無法通過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戰術來鞏固和維護蘇區。

這種變化，對于后來鄂豫皖省委領導紅二十五軍進行戰略轉移，尋找新的根據地有積極意義。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決定省委和紅二十五軍離開蘇區，為創造新蘇區根據地而斗爭。對于此決定，省委特意指出：“鄂豫皖自從去年黨因為反對逃跑主義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錯誤，以致原有蘇區遭到暫時失敗，紅軍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蘇區的群眾遭了敵人大的屠殺，物質糧食受了極殘酷的破壞，敵人的堡壘布置得很周密，以我們所存留的力量來空喊恢復原有蘇區的任務繼續死守的策略，必將更使我們的革命事業遭受完全的失敗?！边@次鄂豫皖省委領導紅二十五軍撤離蘇區，不是退卻逃跑，而是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中共中央在1934年2月份給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強調：鄂豫皖省委保全隊伍，創造新的蘇區、新的根據地是當前正確的路線，毋須再解釋，“這不是退卻逃跑，一切認為這是退卻逃跑的人，實際上是曲解黨的路線，要把我們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沒于敵人血手之下”。從紅二十五軍撤離蘇區來看，這種撤離必須在黨內有正確的認知，不能再被曲解為退卻逃跑。在此時，當年的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開辟新蘇區的行動，不再是逃跑主義的政治錯誤，而是具有示范效應的歷史實踐。

四、結語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上對共產國際以及中共中央，下對中共鄂豫皖省委來說，都是一件不可回避的大事件。鄂豫皖蘇區是當時極為重要的根據地，在全國蘇維埃革命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對于紅四方面軍突然脫離鄂豫皖蘇區，造成鄂豫皖蘇維埃革命的失敗，無論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還是鄂豫皖省委都要對此事進行評論解釋，乃至全面總結經驗教訓。事實上，鄂豫皖省委、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也都對此事作出了回應。盡管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此事的討論時間不長，但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卻長時間受到紅四方面軍脫離蘇區的困擾。

中共鄂豫皖省委獨立領導鄂豫皖蘇區革命后，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認知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蘇區的行動。是保存紅軍有生力量的正確行動，還是脫離蘇區的逃跑主義錯誤，鄂豫皖省委必須明確定論。出于恢復與鞏固鄂豫皖蘇區的現實需要，鄂豫皖省委早期強調紅四方面軍主力的逃跑主義錯誤及其危害，是其堅持蘇區、保存蘇區的思想策略。這一策略與鄂豫皖省委早期推行的“反攻”路線相配合，起到了恢復蘇區的短暫效果。由于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并不認可紅四方面軍的撤離是逃跑主義錯誤，這意味著鄂豫皖省委通過反對“退卻逃跑”的右傾錯誤來凝聚思想共識、激發革命斗志的策略只能有短暫的成效。若脫離蘇區不是錯誤的思想認識在鄂豫皖蘇區傳播開來，對鄂豫皖蘇區或是沉重的打擊。沈澤民時期，鄂豫皖省委始終堅持認為紅四方面軍即使不是“逃跑”，也是“局部的錯誤”，便是其中的根源。后沈澤民時期，鄂豫皖省委轉變認知，在保存力量、尋找新蘇區的驅動下，逐步擺脫“逃跑主義”的陰影，打下了省委領導紅二十五軍實現戰略轉移的思想基礎。紅四方面軍的撤離，一開始成為沈澤民時期鄂豫皖省委領導蘇區革命的嚴重教訓，但到后來又轉變成為后沈澤民時期鄂豫皖省委實現戰略轉移的歷史經驗，這是鄂豫皖省委對紅四方面軍撤離蘇區認知的演變過程。

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后，無論是鄂豫皖省委還是中共中央，都提出要恢復和鞏固鄂豫皖蘇區。鄂豫皖省委也一直為此目標而工作?？偟膩砜?，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應對紅四方面軍脫離蘇區的過程中，從蘇區的恢復和鞏固的第一要務出發，批判紅四方面軍脫離蘇區的逃跑主義錯誤，希望重新構建鄂豫皖蘇區革命勝利的信心，是符合蘇區繼續革命的需要的。由于國民黨的重兵“圍剿”及蘇區自身資源的枯竭，恢復鄂豫皖蘇區的設想很難實現。沈澤民繼續以反對“退卻逃跑”來“死守”鄂豫皖蘇區，反映出鄂豫皖省委領導思想上的滯后，沒有擺脫紅四方面軍脫離蘇區的陰影。直至1934年7月后，鄂豫皖省委才不再提及紅四方面軍的逃跑錯誤，轉而肯定其開辟新蘇區的重要貢獻，徹底擺脫逃跑主義的陰影，迅速撤離鄂豫皖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進而逐步找到了蘇維埃革命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

[作者系歷史學碩士，安徽博物院學術研究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