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是大家來玩一下 過后不一定要忘記（創作談）

于一爽

寫小說的時間并不長，讀過的小說也不多，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做一件和小說有關的事情，我知道有人是把小說，或者說寫作，當成事業的，甚至為數不少。我不敢這樣說。我不敢這樣說并不代表我不嚴肅。就像我總喜歡在小說中刻畫的一系列主人公一樣，他們總是把愛深埋心中。這樣做并非出于某些高尚的道德和理由，可能僅僅是覺得體面，害怕失敗，說到底應該是一種軟弱。我總是喜歡描寫這些軟弱的人，尤其是男人。因為他們在我的生活中，以及在相當一部分的愛情生活中真實存在，他們的軟弱有些竟然是因為善良。我愿意這樣想也只能這樣想。比如《玩具》里面的“我”?！锻婢摺吩瓉斫小冻錃馔尥蕖?。玩具就是充氣娃娃。

我有一天看維基百科上說：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充氣娃娃叫“南極壹號”（可能并不準確），當時我覺得很科幻，就立刻想寫一個關于男人和充氣娃娃的故事，想寫得滑稽，因為我身邊有這樣的人，他們談論充氣娃娃的時候總是滑稽的。因為不滑稽一下的話就容易色情了。但是我沒能滑稽起來，我又把它變成了一個愛情故事。雖然在愛情過程中保留下來的往往是某些滑稽的瞬間，我非常珍惜這些瞬間。比如《玩具》里寫了一個戴眼鏡的男人，當他做愛的時候眼鏡總是掉下來，他應該摘掉，但是他又沒這么堅決，而如果不摘掉，他就要在想到性的同時又想到眼鏡，可他又不是一個十分瀟灑的人，既不堅決又不瀟灑同時又十分的貪婪倉促等等。如果單獨拿出來，在任何一種描述中，都沒有女人會愛上這類男人。但是在一段具體的關系中，它又是準確的。不知道作品中是不是還有真善美的標準，我想“真”應該是一種準確，我不想寫出不準確的感受和人物關系的轉換，這樣是不道德的，而且因為沒有足夠的想象力，其實也是寫不出來的。至于“善”，我想，也許是對人物的一種同情。但過分的同情會不會也僅僅是一種自我憐憫，從而證明寫作只是一場超級自戀。而“美”，肯定不僅僅停留在審美的層面，審美也不僅僅是審“美”。我想寫下那些有壓力的男人女人，壓力讓他們產生沖突，通過沖突產生一點點價值。

我對《玩具》這個愛情故事是有點兒失望的，因為它并沒有超越之前寫的愛情故事。我應該超越愛情。但是寫失敗了，雖然有些描寫我是喜歡的，但它依然不是一個新的故事。這里面有一個我存在了很長時間的疑問：這個世界上是不是已經沒有新故事了，所有的故事都講完了，是故事就讓它發生，那么是不是所有該發生的都已經發生過了？這么想不無悲觀。如果這個前提是成立的，那寫作者就不應該再擔心故事本身的重復?；蛘邞撟屪约嚎朔驗橹貜蛶淼目菰?。忘記了枯燥，是不是會更自由也更快樂？寫作應該是自由的而且快樂的嗎？不知道。

《玩具》里面的“我”是個軟弱的男人，總是希望從一個現實的女人身上得到可憐的安慰，可惜這種安慰一旦得到就立刻喪失了魔力。而“我”只能再次回到充氣娃娃身邊，通過對它的羞辱和性來表達對自己的失望。

《死亡總是發生在一切之前》寫得比《玩具》更早一些。重新拿出來讀覺得腔調十分奇怪，但奇怪并不代表我討厭它，只是覺得有點“過”了。小說是去年寫的，當時正在讀一部分美國小說，我很喜歡美國戰后作家，這么說可能有點寬泛，尤其是那些描寫中部城市的（比如德州）。不知道為什么是這個時間和地理坐標。這些小說總是十分荒涼，這種荒涼變成了一種近在眼前的現實，神秘干燥嚼葉子喝啤酒賭牌講故事是全部生活。所有人對這個世界一生都所知甚少，每天從電視里看棒球，直到有一天真的變成沙發里的土豆，全是胖子，十分的溫柔。我非常迷戀這類小說。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經常被問：喜歡哪個國家。我總是說我喜歡美國。這么說代表了某種粗俗，它只有幾百年的歷史，但我喜歡的就是它的這種粗俗。在《死亡總是發生在一切之前》里我想搭建這種粗俗，哪怕出于某種模仿。小說講的是：趙太太要和趙先生提出離婚，她時刻準備拿出那把仿真小手槍作為威脅。兩個人開車去鎮上，一路上有些對話，概括了他們這么多年的生活。最后，趙先生出其不意地制造了一場車禍，趙太太對于竟然不是自己親手殺了他而十分懊惱。他們看上去也不太像生活在中國。

我想表達的可能是：女人總是表現得比男人更失望，但這并不代表男人不失望。這也是我放在小說最開頭的一句話。這是一個夫妻彼此謀殺的故事，很多謀殺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很簡單——僅僅因為他們是夫妻。我挺喜歡描寫夫妻的，他們是對方生活的闖入者，“婚姻”在小說里成為了閱盡人世百態的條件，而且他們竟然相信這都是必須忍受的。如果不是一場意外，人很難將自己解放，但是這種解放甫一到來，就又覺得沒意思透了，于是所有人物開始重操舊業。趙先生死了之后，我并不知道趙太太會怎么樣也就沒有寫，大概不會怎么樣。我總是不相信生活中真的會發生什么情節，除了死亡，但死亡是最差的情節。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根本不愛他們，所以他們就死了。這種設置的心理因素可能很簡單——我以為人可以從死亡里獲得力量。

《胡同里的人》是很早以前寫的，關于小時候住過的一條胡同。當然這種描述是不準確的，甚至可以說十分粗暴。大概也稱不上小說了。

這是三篇完全不同的小說，但是，人是不是可以寫出完全不同的故事？最近重新讀布考斯基，他寫了幾十上百個故事但他寫的全是恐懼。他相信伴隨人一生的情感也是恐懼。他寫喝酒只是為了克服恐懼。連女人給男人口交都是為了克服恐懼，所以他的人物總是要口交。但他竟然是頗為嚴肅的。

《胡同里的人》里面沒有性，另外的兩篇有性，但是性已經和身體無關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通過性探索身體或者權利，尤其探索權利的時候，我覺得十分庸俗，因為性本身就是一種權利。既然它就是這樣那就讓它這樣好了。我希望通過性展示的還是愛，以及和愛共同保留下來的某種理解，還有因為性帶來的距離、幽默、游戲之類的感覺沖動。我不是十分關心一個具體的性行為的邏輯關系和它到底象征了什么，或者通過兩個人上床我要集中表達的是一種什么傾向，我不喜歡這樣，雖然我寫出來的人物總是會做愛。

韓東說我小說里有一種類似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人”：他們有時間、智力、機緣品嘗社會巨變帶來的成果（或后果）。不僅酒色財氣，也文化藝術，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敗和虛無交織的游戲。和年輕一代的反叛忤逆不同，自我毀滅和孤芳自賞是這幫人的宿命，也是其自主的人生道路。一條道走到黑，個個都是這方面的專家老手。

這種“多余人”在這三篇中并不明顯，《玩具》里的我，是個厭惡藝術的藝術家；而趙先生是個沒有作品的作家。僅此而已。但是和“多余人”一樣，這些人物總是很飄忽，總是在經歷失望，總是沒有辦法醒過來。雖然我從沒特意想過將他們作為一個階層加以揭示，甚或賦予文學形式。但每當我想寫點兒什么的時候，他們就出現了，這應該是一種局限。

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特別喜歡寫創作談，因為擔心沒人讀得懂自己，寫了兩三年之后還是喜歡寫創作談，可能是比較賤。寫這篇的時候正好參加了一個活動，都是女作家。我很怕別人說我是女作家。想起一個女作家說的：沒有大長腿當什么女作家，所以我真的不是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