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形態演變與道德治理路徑轉向研究

趙保全，羅承選

(中國礦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2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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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會形態演變與道德治理路徑轉向研究

趙保全，羅承選

(中國礦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徐州，221116)

摘要：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認為，市民社會具有歷史性和發展性。市民社會的形態演變，即政治形態、經濟形態、文化形態的分離與變化，與公共理性和社會倫理道德的構建具有內在關系。這一理論對于推動中國道德治理向生活性轉變，實現道德的生活性和生活性的道德的統一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市民社會；形態；道德建設

道德問題與現代化進程相生相伴，反映著社會發展問題和內在機制的缺失。探索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進程和邏輯理路，借鑒和運用相關理論探究中國市民社會形態，診治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道德難題，實現人民與國家、社會與政治、道德與倫理的內在邏輯，是走中國道路的學術探索使命所在。因此，探詢社會形態、道德倫理與現代化建設的內在關系，成為本文研究的邏輯起點。

一、 市民社會范疇和形態的歷史審視

市民社會范疇的源起與發展主要經歷了古典市民社會、經典市民社會、后市民社會等三個階段，其中以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概念界定為代表。黑格爾把市民社會視為“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和“外部的國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國家”[1]，賦予市民社會特殊的倫理精神。馬克思在對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國家神秘主義的市民社會理論批判的基礎上，把市民社會定義為“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2]87-88，是一切非政治、非國家的“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把市民社會作為“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臺”[2]88，推動了市民社會由“資本主義”形態的外延定義向物質生產關系內涵認知的轉變，客觀上為市民社會形態的認識確立了劃分依據。之后，葛蘭西拓展了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范疇的認識，把政治特征從市民社會中進行了剝離，突出其意識形態—文化關系領域特征以及文化整合和傳播功能。而哈貝馬斯以“生活世界—系統”為分析視角，對公共領域做了進一步擴展，喻指包括教會、傳媒、俱樂部、市民協會等能夠表達公共民意的領域。

市民社會是一個有機整體，由經濟、文化(政治)和組織等形態構成。市民社會的基本特征體現為市場經濟、契約法理、組織自治、公共領域、多元文化。上述范疇的演變勾勒出市民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實現了從自然狀態向以政治化城邦國家的轉變，從政治形態向經濟形態的分離，從經濟形態向文化系統三大范式的轉變。

從經濟形態而言，一定意義上，市民社會是市場經濟和現代化的共同產物。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在于經濟領域。市民社會的一般利益就是各種自私利益的一般性，市民社會的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換。哈貝馬斯歸之為“包含資本主義和私人占有制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即勞動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及運行機制。市民社會奉行按等價交換的商品經濟原則，成員擁有獨立地位，能夠按契約性法規進行自主行為，內在規定著市民社會組織的自治性。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離，市民社會相對獨立的價值在于以權利制約權利，市民社會的民主機制關鍵在于自治自律的內部組織結構的形成。但是，由于社會分工和資源占據的差異，成員以經濟領域為圓心產生利益沖突，推動著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分離。正如黑格爾所說：“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3]雖然這種認識存在絕對化的傾向，但也針對性地揭示了市民社會問題的經濟根源。

從文化意識形態而言，市民社會本質是一種商業文明，是人類文明形態的重要表現。市民社會觀念逐漸發展成為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分離后，便擁有了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治結構體，更是一個文化生活的領域，是一個與經濟政治結構相聯系又相區別，與國家的意識形態相聯系又相區別的闡發生活意義的文化領域?！盵4]91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的基本精神雖然是利己主義和私人利益，但是它以通過同業公會而實現共同利益。市民社會個人獨立利益和權利意識的形成，通過合作與協商維護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使得整個市民社會充滿了理性精神。他從思想層面賦予了市民社會獨特的意蘊，認為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基礎”[2]131，突出了經濟領域的政治表達，即意識形態對上層建筑建構的文化功能。葛蘭西則強化了市民社會的文化批判功能。哈貝馬斯把市民社會歸結為代表公眾意見的公共領域。于是，在社會交往基礎上構筑的文化與觀念世界里，具有權利與責任意識、法治與誠信意識、多元與寬容意識、理性與批判意識、世界公民意識與俗世意識等特征。[4]91借助公共領域的文化導向與政治干預，市民社會逐步成為促進民主、維護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主要力量，逐漸實現與理論研究相契合的旨歸。

從共同體形態而言，市民社會研究已然超越了原子式探討模式，轉向了關注公共領域的組織形態。市民社會自治組織，使得由市場平等利益交往關系向利益共同體轉變?；谑忻裆鐣蛧业年P系，黑格爾提出了國家—市民社會二元分立式結構，葛蘭西將其修正為國家—社會兩元框架，哈貝馬斯則進一步建構為三元結構，即國家—公共領域—市民社會。馬克思則擺脫了對立的方式，通過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設想，從理論上把市民社會提升為真實共同體。這樣，完成了從本源的共同體—市民社會—真正的共同體的三段式市民社會批判，也為共同體從虛無形態向真正形態的轉變梳理了理路。共同體形態，是市民社會區別于個體的重要標志，也拓展了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交集，為促進“國家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國家化”搭建了介質。綜上所述，關于市民社會的解讀已由政治維度、經濟維度向文化交往維度轉變，呈現出以文化為和意識形態為認識媒介的內在發展脈絡。

總之，馬克思關于市民社會理論的探索形成三個維度：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尤其是生產力發展的維度，標識了人對外部世界的實踐能力的發展程度；人際關系的維度，標識了人際交往范圍及其相互平等程度；人自身全面發展的維度，標識了人及其自由之尺度。[5]深入解讀市民理論，既回應了學界對馬克思“道德缺失”的質疑，也對馬克思道德元素的誤讀進行了批判，為道德理論研究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前提。因此，是否強調市民社會的歷史性，及其與政治國家的二分性，抑或從經濟形態還是從日常生活、意識形態層面作為研究的起點，成為馬克思與當代西方學者在市民社會理論領域區分的基點。鑒于推進市民社會與國家的良性互動關系，如何認識和重建個人與國家倫理關系，應對市場經濟的“個人本位”和市民社會的“社會本位”、國家的“政治本位”，對解決的中國現代化難題影響頗大。筆者認為，中國市民社會的內涵應包括“兩個層次三個領域”，即個人、團體組織兩個層次，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意識形態三個領域。

二、 市民社會與道德建設的內在邏輯關聯

市民社會天然具有倫理道德性，其生成和發展離不開道德文化的引導與支持、公民道德的滋養，也體現了市民群體在倫理道德方面的共同話語與價值訴求多元化的差異性。。根據馬克思對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經濟(交往)、文化(上層建筑)關系的論證，印證了無論個體道德追求還是社會倫理秩序的建構，都銘刻著唯物主義的痕跡，也體現了各要素內在的邏輯關系以及科學性與道德性的同一。

從利益關系詮釋道德與交往形式的變化。在歷史唯物主義視閾內，道德無論指向調節人與自然間的關系，還是指向調節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其立足點都離不開現實的利益關系。道德是調整社會與人的利益關系的精神實踐。實踐性是道德本質特性，協調利益建構是道德產生的基礎條件?！盁o論是人對自然力控制的擺脫，還是對社會關系盲目控制力的擺脫，本身所要求的就是一種道德秩序的訴求?！薄叭说牡赖玛P系構成人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在這種倫理秩序中提升和豐富自身的本質，這是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以及人的發展的根本目標?！盵6]市民社會的物質生活領域必然反映和調整利益追求，引導和塑造道德認知、行為關系和社會倫理。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處理道德和利益、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系問題，是市民社會倫理與道德的基本問題。市民社會為了維護共同體的利益，遵循約定俗成的行為準則和處事規則，并逐漸發展成為公共道德和群體倫理規范。作為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道德建設內容受市民社會的制約。道德以能動的方式來引導、規范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從而實現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把握。故研究和建構市民社會，必須認識倫理道德的生產力性質，尤其要重視道德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維護國家穩定的重要作用，在推動生產力進步和科技發展中提升個體道德素養，促進社會整體道德的進步。

從意識形態詮釋道德與權益表達的變化。馬克思把道德看作反映人們生活過程的社會意識形態?！耙庾R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盵7]葛蘭西認為，文化教化、道德熏陶和價值觀念的塑造有助于形成社會共識與認同，把市民社會規定為對經濟關系和需要體系加以調控的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和道德規范。[8]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從生活世界中發掘公共規范，反映社會發展的必然性，以及利益個體和群體的特殊訴求，張揚倫理道德超越世俗經濟利益的文化功能，為社會發展樹立精神支柱和價值導向。所以，在市民社會中，對經濟關系和利益分配方式的任何調整和變革，必然通過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思潮予以表現，以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方式表達主觀需求，并呼吁和引導著現存倫理體系的調整和糾正。馬克思從社會聯系和交往關系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使我們對“物質生活關系總和”以及市民社會、政治國家和意識形態相互關系的理解更為深刻，也為透過市民社會批判視角審視道德變化，建設新時期道德觀、促進和諧交往提供了借鑒。

總之，市民社會的實踐是道德建立的基礎。市民社會的道德整體狀況，取決于社會生活方式。因此，生活決定道德，道德是人生成的生活辯證法。無論是黑格爾、馬克思、葛蘭西還是哈貝馬斯都承認市民社會的道德屬性。市民社會對道德具有制約作用，道德也反作用于市民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市民社會的建設，提升了其成員的道德覺悟和道德自律，使得人在自主交往中的超越性意義得到體現，把道德生活的終極意義從理念世界轉回現實世界，促進了人們在世俗生活中實現了深層次上的倫理生活及其道德范式的轉變。鑒于國家和市民社會對道德體系的形成和完善的各自作用，在推進市民社會建構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哈貝馬斯所提及的“社會國家化”與“國家社會化”的現象，真正處理好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關系。

三、 市民社會特性與道德問題的根源

根據上述研究，中國的市民社會正在形成，表現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形成，民間社會組織化程度的增強。甚至有學者判定，中國市民社會“在同一時空內涵蓋了西方市民社會三個主要歷史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泵鎸姺睆碗s的國家與社會建設任務，道德問題被高度關注，道德建設被寄予厚望，以道德問題透視社會機制弊端成為民族共識。[9]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社會難題，突出地表現為“道德滑坡論”還是“道德爬坡論”的論證和關注，迫切需要從道德建設領域中獲得解題力量。國家正在進行的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活動，聚焦人們對現代道德問題形成及其整治措施的關注，也與中國特色市民社會的發展進程密切相關。

經濟倫理與工具理性的交鋒。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路徑。當下，商品經濟使得對利益的追求被極端放大，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盛行，財富和欲望成為世俗追求的目標。功利主義和工具理性逐漸成為主導人們生活的價值取向，引發了權錢交易、腐敗、誠信等經濟領域的道德難題。面對工具理性的強大攻勢，傳統道德理想主義因不適應明顯式微，“道德倫理淪為經濟的附庸”。從利益緯度解釋道德動機，把道德動力歸之于利益追求，成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解讀的重要依據。甚至無視道德的特殊性，產生了“經濟決定倫理”，過度宣揚道德的經濟價值功能的異論。所以，高兆明等認為，“理性及其維系的社會倫理秩序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價值取向之一。通過對工具理性遮蔽價值理性的絕對宰割地位的批評，所要求的是恢復價值理性對于工具理性的優先性地位?！盵4]91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市民社會的基本特性即是物質的自私生活”，“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沖突就是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沖突”，中國實施的市場經濟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不以嚴格界定私有產權為其特征，所推崇的商品經濟中帶有明顯的國家意志，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虛幻的共同利益和個體訴求的碰撞”，與市民社會發展所要求在經濟領域的獨立權益和政治要求有所沖突。如何批判“經濟主義”造就的工具理性以及市場經濟難以根治的“個體主義”，如何協調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成為當下中國社會道德建構的重點所在。

文化多元與主體意識的碰撞。道德通過利益與觀念和價值相聯系。道德與生活存在相互脫離的困境，一方面表現為由于階層固化、分配不公等非正義行為導致了傳統的道德說教難以令人信服，另一方面表現為公民為了自身權益保障進行消極抵抗，呈現出道德冷漠等復雜的社會心態。道德狀態與社會生活狀況密切相關。市民社會理論并非簡單的政治理想和道義理念，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國家與社會、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目的在于構建社會倫理關系及其秩序追求。伴隨現代化進程，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開始分化，社會關系結構、社會交往方式由封閉走向開放。根據部分學者的研究，中國倫理秩序從宗法——等級類型開始向公民——權利類型轉變，[4]34維護公民權利成為現代性倫理秩序的邏輯出發點。而市民社會經濟權益和文化訴求機制均不完善，“經濟中心”作為主導性意識形態，致使精神文化建設相對落后，遮蔽了社會成員多元的文化需求和權益表達。利益主體的多元化，造成了思維和價值的多元化，迫切需要與社民社會相適應的道德體系。道德倫理作為文明體系，必然與一定的經濟基礎和經濟性質相對應。加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利用經濟霸權和文化霸權，宣揚其價值體系和資本主義道德觀念，中國傳統的家國一體式道德體系和道德資源與社會實踐要求相背離，對當下市場經濟下的道德體系產生了重要制約。面對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倫理文化趨勢，特別是與西方奉行的“新教倫理”相比，中國堅守的泛道德主義，與社會實際存在明顯的不適應性。

領域分化與社會交往的變化。經濟轉型，必然帶動社會結構變化。隨著城鄉管理體制的變更，城市新市民大量增加，社會公共組織不斷擴充，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社會生活領域與國家政治生活領域的分化成為必然。中國正在經歷著從“體制管理”到“社會治理”、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變?？萍歼M步促進了電腦、手機、網絡等現代媒介的大量運用，也促進了文化多元和交流自由。社會轉型也開啟了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顯著標識是私人領域逐漸形成，道德倫理秩序逐步分化。特別是網絡虛擬世界的出現，將人際交往的經濟和政治界限進一步模糊，呈現出群體性的道德狂歡和非理性傾向，為道德理想主義的泛起提供平臺。比如，當下盛行的網絡反腐和人肉搜索，常常以先驗道德判斷來審視問題，將社會問題予以道德擴大化，并試圖通過道德審判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而忽視了“表叔”、“房叔”事件問題的實質或社會根源所在。與市民迫切渴求的權益表達相比，中國長期形成的家國傳統和集中式政治體制，造成了國家生活對社會公共生活的越位和公共生活對私人生活的越位，消解了私人生活領域和個體道德追求，調節“陌生人社會”的道德機制和倫理秩序尚未完成，公共領域問題成為道德嚴重失范的領域，與正在建設中的市民社會產生了倫理悖論。

簡而言之，無論是從經濟、文化、交往等角度分析，國家、群體、個人倫理道德觀念的沖突與矛盾，根源在于市民社會理論與實踐建設的相互脫節，而傳統的倫理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失語和缺位，更是加劇了社會交往中的價值失衡和倫理秩序體系混沌。

四、 當下道德治理的基本轉向與實施路徑

解讀市民社會形態和中國道德問題的關系，根本目的在于進行批判式建構。國家倫理與市民社會倫理的關系是當下中國道德建設的重要基礎。因此，根據市民社會對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關系的要求，當代道德治理的轉向與路徑建構，必須面向生活、回歸生活、立足生活、指引生活。即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行為和道德規范，都要與中國社會發展相適應，體現出生活的道德性和道德的生活性。關鍵在于處理和協調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恰當處理公德和私德的問題，真正建構起法制完善、道德發展的長效機制。

注重從個體道德向組織倫理研究轉變。民間社會組織化的進程加快，出現了大批的社團組織和新興的社會專業組織。市民社會研究證實，主體建構力量已由個體向第三組織轉變。由此，樊浩先生認為，道德的主體從個體變成已經獲得倫理性的集體(實體)，道德哲學研究應進行重大轉向，“由對個體道德的反思推進到對集體或實體道德的批判，或者說，將道德哲學由個體道德發展到集體道德、實體道德?！盵10]61而公共組織代表著特定群體和團體的利益，在以組織的形態維護利益需要和表達訴求的同時，能夠在群體內部凝聚共同意識，有助于推動私人道德與公共倫理的進一步融合。公共倫理將是適應和服務于社會發展的道德秩序建構的必然趨勢。與個體道德相比，公共倫理有更為合理和相對公正的利益表達，“即共同的價值和規范的形成意味著倫理超越了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私人道德，將獨立的個人之間的相互承認和自主交往提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11]不可忽視的是，R.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論證了一個趨向：群體的道德低于個體的道德。樊浩也在調查中發現，當代中國社會的集團行為，“因其表面上天生的倫理性以往一直逃逸于道德評價和道德規約之外，然而往往造成比個體更為嚴重的倫理與道德后果”。[10]39比如，“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道德問題一直被人詬病，意味著集體倫理失范走向了一個極端。反思倫理與道德之間的關聯，研究如何規范市民社會中第三領域的行為，促進倫理實體與道德個體之間的同一性，成為學界探索解決道德難題的必要之路。

注重從泛道德主義向日常生活場景轉變?；谏钜饬x上的道德，是指心靈向上的力量、理智的技能，是指能夠對生活現狀進行研判、做出選擇的技能，推動社會人向“道德人”轉變。市民社會擴大了人們的物質交往，促進了現實生活和道德活動領域的拓展。傳統道德體系因與現實世俗追求相沖突，與廣大民眾的生活相脫離，難以適應市民社會的需要。道德實踐的變化要求道德治理相應變化，從關注道德的本質意義和神圣式的道德價值，轉向關注當下個體的現實生存方式，關注市民生活的領域內容，從倫理精神層面對社會成員的權益給予關懷。要關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焦點道德問題，比如公德和私德的分界，如何調整經濟交往中的行為等。注重發展私德，從完善市民社會的根本架構出發，調整和維護私人領域。根據當下市民社會建設實際，張博穎認為，市民社會倫理是維系市民社會發展的需要，并不超脫于道德形成的現實基礎。[12]因此，市民社會道德更多體現為世俗化、一般性、大眾化的道德，不能等同于共產主義所追求的先進、高尚、理想的道德。所以，需要堅持取利不損人、利義兼顧的原則發展私德，追求、維護合法合理的私人利益，讓公民在充分參與社會化中，促進建立道德追求和價值取向多元化的新型道德機制。

注重個體私德建設向國家公德引導轉變。國家和市民社會相互依賴。大力推進公德建設，協調和維護國家的普遍利益與市民社會所捍衛的特殊利益。道德倫理體系的完善，離不開國家對市民社會的干預和調節，通過立法來為市民社會確立普適性活動規則，特別要對市民社會無力解決的利益沖突進行協調，促進市民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國家可通過完善社會危機管理等互動機制，高度關注公共組織和市民社會的普遍性訴求，以共同的利益求同，以意識形態同進，注重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回應市民社會的訴求，凸顯其公共價值和社會意義，增強國家道義力量和法定權威。[13]同時，根據市民社會的發展要求，運用已經相對成熟的價值導向和倫理追求，推動公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公共組織和企業團體主動接受國家引導，在增強維護國家經濟基礎的同時，擴大公共發展空間，以經社會意識凝練的理性行為“國家的社會化”注入強大動力。另外，要充分考慮如人情社會等傳統文的影響，

促進道德行為向道德制度化建設的轉變。倫理實體是人的自由存在方式。倫理通過實踐被固化為社會制度，有著深刻的人文印痕和國家標識。羅爾斯以《正義論》和麥金太爾以《追尋美德》，為化解道德危機指明了兩條思路：一是把道德最基本的原則和精神植根于現代社會的制度設計之中，凸顯道德的當代社會功能；二是重樹道德的權威式地位，重返美德。[14]實現對自由、公平、正義的追求，與提升個體道德素質和完善社會秩序同為一體。啟示我們，要進一步認識和調整道德與法律、民主和制度之間的關系，在特定領域和范圍內不斷推進道德制度化，對自由選擇富有整體性的倫理道德要求予以理念式提升，強化感染力、影響力和實施力，建立合理、良性、健康的社會生活秩序和個體生命秩序。此外，不能將道德的社會功能擴大化，避免文化上的道德本位和社會生活中的泛道德主義，真正將道德的問題歸于道德。

促進傳統道德的“揚棄繼承”向“現代生長”的轉變。傳統道德思想不僅構建了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核，而且奠定了民族精神的內核和基本特質。結合中國社會實踐的時代性和復雜性，一方面對傳統道德資源進行現代詮釋，揚棄“迂腐忠君、維護專制”等糟粕，一方面承續“內圣外王”理想人格的時代意義，推動傳統的“熟人交往倫理”、“血緣道德”向“陌生人交往倫理”“市民道德”等現代社會需要轉變，促進理性自覺和道德自律與自社會現實生活的結合，進而實現與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統一，內化成當代中國人的品格和道德精神，在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獲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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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承選(1947-)，男，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道德哲學。

Form 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Path Turn in Ethical Governance

ZHAO Bao-quan, LUO Cheng-xuan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Civil society theory by Marx holds that civil society is historical and developmental.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s forms, namely, the separ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forms, the economic forms and the cultural forms, has internal relation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rationality and social ethics and morality. This theory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ral governance to the aspect of life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between moral life and life moral.

Key Words：civil society; form ; moral 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B82-0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5)02-0094-06

作者簡介：趙保全(1976-)，男，中國礦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副研究員,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道德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