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區的DS產前干預健康教育模式效果分析

殷麗萍，黃勤瑾

(上海市浦東新區婦幼保健所，上海201300)

【婦幼衛生服務研究】

基于社區的DS產前干預健康教育模式效果分析

殷麗萍，黃勤瑾

(上海市浦東新區婦幼保健所，上海201300)

目的 探索適合社區的唐氏綜合征(DS)產前干預健康教育模式。方法 在現有婦幼保健全覆蓋管理模式的基礎上，結合目標人群的需求，采用以健康教育為主的綜合干預模式，選擇上海市浦東新區3個社區作為干預組，另3個社區作為對照組，按孕產期保健規范工作。結果 通過1年“基于健康信念理論的唐氏綜合征產前篩查社區綜合干預模式”的干預，干預組對唐氏綜合征一般知曉率為88.35%，對照組為79.97%，兩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χ2=17.74，P<0.01)，干預組4個單項知識知曉率均顯著高于對照組(χ2值分別為35.32、16.22、9.32、23.92，均P<0.05)；干預組89.25%的孕婦愿意在孕期進行唐氏產前篩查，對照組為80.58%，干預組顯著高于對照組(χ2=16.78，P<0.01)；干預組對象實際產前篩查率為64.14%，對照組為56.83%，干預組顯著高于對照組(χ2=7.55，P<0.01)。經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分析顯示，干預對孕婦關于疾病的正確認知(OR=1.86)、接受產前篩查的態度(OR=2.12)、實際接受產前篩查的行為(OR=1.30)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結論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理論的社區健康教育模式”對于促進區域內唐氏綜合征產前篩查服務利用是行之有效的。

唐氏綜合征；產前篩查；健康教育；社區干預

近年來，出生缺陷已成為我國沿海發達城市圍產兒死亡的首位原因，并逐漸成為我國主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其中唐氏綜合征(Down’s syndrome, DS)是最常見的染色體異常疾病之一，給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1]。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目前各國控制該疾病發生的根本措施均為通過產前篩查和診斷，早期發現可為孕產婦提供終止病理妊娠的機會。我國的唐氏綜合征產前干預正處于從起步發展階段逐漸過渡到普及推廣的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在產前篩查服務模式的建立、產前篩查服務的利用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距[2-3]。本研究以社區孕早期婦女為目標人群，在參考現有的婦幼保健全覆蓋管理模式的基礎上，以健康信念模式理論為指導，結合實際，提出“健康教育綜合干預模式”，采取有對照的干預設計，進行為期1年(2011年1月到2011年12月)的試點，探索能有效改善唐氏綜合征產前干預的健康教育模式。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社區孕早期、單胎妊娠的常住人口(戶籍在本地區或在本區居住半年及以上)孕婦做為研究對象，采取方便抽樣的原則，選擇上海市浦東新區6個街鎮作為研究社區，其中3個社區(城區、鄉村和城鄉結合部各1個)作為干預組，另外3個地理、經濟等條件相似的社區作為對照組。

1.2 研究方法

采用有對照的干預設計，在系統收集國內外已開展的唐氏綜合征產前干預健康教育項目資料的基礎上，針對可能影響目標人群產前篩查服務利用的知識、態度、行為改變的各種因素，提出可行的“健康教育綜合干預模式”，干預社區實施為期1年的干預，對照社區按現行的孕產期保健常規繼續開展工作。

1.3 綜合干預模式的具體措施

①根據健康信念模式的理論，分層培訓社區支持組織(村居委衛生專干、樓組長、社區志愿者、公共衛生服務員等)，由其開展入戶新婚訪，發放項目健康教育折頁，張貼海報，通知孕婦及時建冊。婦幼保健機構每月1次舉辦健康教育大講堂和知識競賽；②試點社區婦保醫生在早孕建冊時，對孕婦提供產前篩查服務指引，發放健康教育用品，開展孕婦學校授課(專題PPT)，通過課后測試強化授課效果；③登記孕婦基本信息，于孕中期(13～15周)進行隨訪，督促孕婦進行產前篩查。

1.4 問卷調查

采用流行病學現況研究方法，參考國內外文獻，結合專家意見和本地區實際情況，設計調查問卷，由5個部分內容組成。①家庭情況，包括一般人口和家庭社會經濟學特征、夫婦雙方既往病史等；②孕婦情況，主要是既往妊娠史和本次妊娠情況；③唐氏綜合征和產前篩查服務認知、態度及接受意愿；④預防出生缺陷知識知曉度；⑤產前篩查服務接受情況和篩查結果。

調查人員由經過培訓的區婦幼保健機構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婦保醫生擔任，在孕婦早孕期完成①～④問卷調查和基本信息登記，通過隨訪，完成⑤的問卷調查，獲得完整的信息后簽字回收。

1.5 統計分析和質量控制

調查問卷由專人審核并采用雙人錄入方法進行質量控制，用EPIDATA3.1建立數據庫，用SAS 9.2軟件進行分析，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高危因素分析采用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特征比較

干預1年后共調查孕早期、單胎妊娠、常住人口孕婦(戶籍在本區或在本區居住半年及以上)1 352人，經過孕中期和產后2次隨訪獲得完整信息共1 339人，其中干預組695例，對照組644例，失訪13例，失訪率0.96%。兩組孕產婦在年齡、戶籍、文化程度、醫療保險及既往妊娠史等基本特征方面均無顯著性差別(χ2值分別為2.65、0.57、4.71、1.63、0.65，均P>0.05)，見表1。

2.2 干預對唐氏綜合征知曉度的效果

干預組唐氏綜合征的一般知曉度為88.35%，對照組則為79.97%，單因素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7.74，P<0.01)。關于5個相關知識單項問題的進一步調查結果顯示，干預組對于其中4項的知曉度均高于對照組，差別均具有統計學意義(χ2值分別為35.32、16.22、9.32、23.92，均P<0.05)，見表2。

表1 干預組與對照組孕婦的基本特征[n(%)]

表2 干預組與對照組孕婦唐氏綜合征關鍵知識知曉情況[n(%)]

Table 2 Comparison of awareness of DS critical knowledge betwee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n(%)]

考慮到不同人口學因素、社會經濟學因素的影響，以調查對象接受孕早期保健時是否知道唐氏綜合征(1=知道，0=不知道)作為應變量，以年齡、戶口、文化程度、職業類別、家庭收入、保險情況及其啞變量等為自變量進入模型，用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孕婦年齡、戶籍、文化程度、職業、收入因素、是否有醫保)后，干預對唐氏綜合征認知程度仍有明顯的促進作用，見表3。

表3 唐氏綜合征知曉度的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 回歸分析

Table 3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S awareness rate

2.3 干預對孕婦產前篩查態度的影響

在聽說過DS產前篩查的1 129名調查對象中，干預組614名(89.25%)打算在孕期進行DS產前篩查，對照組則為515名(80.58%)，單因素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6.78，P<0.01)。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調整相關因素(孕婦年齡、戶籍、文化程度、職業、收入因素、保險)后，干預對于改善孕婦對于唐氏綜合征產前篩查的態度是有效的，(OR=2.12,P<0.01)。對兩組接受產前篩查的主要原因進行比較，干預組因社區醫生建議而接受產前篩查的比例(21.86%)，高于對照組(11.59%)，兩組由醫院產科醫生告知的比例非常接近，在12%左右，其構成存在差異(χ2=18.09,P<0.01)，見表4。

表4 兩組孕婦準備參加產前篩查的原因比較[n(%)]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causes of accepting prenatal DS screening among pregnant women between two groups[n(%)]

2.4 干預組和對照組產前篩查行為的比較

經過孕期及產后兩次隨訪，干預組中446名(64.14%)孕產婦在孕期進行了唐氏綜合征產前篩查，對照組中370名(56.83%)孕產婦進行了產前篩查，單因素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55，P<0.05)。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調整相關因素(孕婦年齡、戶籍、文化程度、職業、收入因素、保險)后，干預組孕婦在孕期做唐氏篩查的比例仍高于對照組，OR=0.031，P=0.03)，說明干預對于促進孕婦采納產前篩查的行為是有效的。

3 討論

健康教育作為重要的公共衛生策略，是婦幼衛生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當前，婦幼健康教育關注的不僅是婦女兒童保健知識的傳播，還包括對于重要婦幼保健服務的宣傳和促進健康就醫行為的形成，預防出生缺陷正是我國婦幼健康教育領域的核心信息之一[4]。自上個世紀60年代，DS成為第1種能夠產前干預的出生遺傳性疾病，目前在全球范圍內主張應用高危人群診斷的干預模式，全年齡段孕婦全覆蓋篩查[5]，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將其納入常規產前保健項目或建立國家專項，推行免費篩查政策[6]。我國面臨著由于知曉率低引起產前篩查服務利用不足，影響了篩查覆蓋面和效率，通過加強健康教育可以有效改善[7]。

3.1 提高社區服務提供者健康教育能力

實施健康教育綜合干預模式，首先應提高實施者的服務能力。近幾年來隨著政府對基層工作的重視和投入增加，社區支持組織人員趨于年輕化，受教育程度也不斷提高，項目社區92名支持組織成員平均年齡為36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90%以上，且有接受專業知識培訓的需求。培訓前后問卷調查顯示，雖然79.3%的人之前曾接受過預防出生缺陷的培訓，但關于“唐氏綜合征的機理、發病率、產前篩查的作用、適用對象和篩查時間”等關鍵問題的正確知曉率僅9.8%～55.4%。培訓之后知曉率均提高到95%以上?？梢妼鶎尤藛T開展有針對性的專業培訓，有助于提升其開展產前篩查、預防出生缺陷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

3.2 新婚期綜合干預措施的開展

針對社區新婚對象，本次研究除了制作主題海報張貼在干預社區的小區宣傳欄內，并要求經過培訓的社區支持組織人員入戶新婚訪試時發放印有“預防出生缺陷、加強唐氏篩查”“加強孕期保健”宣教折頁和紙巾，還定期(每月1次)聯合街道計生部門，開展社區現場咨詢指導活動；每季度一次在干預社區舉辦“加強產前篩查、預防出生缺陷”大型專題講座，社區居民、新婚夫婦和早孕夫婦均可參加，由專業人員授課，并設置有獎搶答環節。上述這些綜合措施，有效促進了社區層面對預防出生缺陷的認知和重視。

3.3 孕早期健康教育的作用

通過文獻回顧及目標人群調查得知，孕婦獲得唐氏綜合征產前干預相關信息的來源大多是親戚朋友、雜志書籍和網絡等途徑，但她們更希望由醫生告知，或者專業機構舉辦的講座等獲得可靠的指導。唐氏綜合征的產前篩查有效時間為孕早中期，如按照現行的孕產期保健服務規范，則孕婦孕中期第1次到醫院產前檢查時很可能已經過了篩查孕周。

針對早孕關鍵時期，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婦保醫生在早孕建冊時主動提供產前篩查的服務指引，通過每周1次播放產前干預主題的PPT教材和現場授課，及時地向目標人群傳授正確的出生缺陷預防知識，并以課后試卷的形式了解其掌握程度，對于存在理解誤區的對象則通過個體咨詢的方式加以糾正。在孕中期隨訪時繼續提供相關咨詢服務，起到正性強化作用。

綜上所述，基于社區的DS產前干預健康教育模式可以針對目標人群，及時地傳遞產前干預的有效信息，明顯提高早孕期婦女對唐氏綜合征嚴重性的認識，感知產前篩查行為利大于弊，建立對于產前干預的正確態度，增加其對產前篩查服務的利用，值得加以推廣。

[1]王斌,陳英耀,石琦，等.我國唐氏綜合征的疾病經濟負擔研究[J].中國衛生經濟,2006,25(3):24-26

[2]陳英耀,錢序,唐智柳,等.我國產前篩查服務的現狀和存在的關鍵問題[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04,11(3):11-13.

[3]王芳,劉若曦,許俠.部分省市產前篩查管理現狀的定性研究[J].中國預防醫學雜志,2010,11(2):200-202

[4]馮寧,金曦.我國婦幼健康教育工作綜述和展望[J].中國健康教育雜志,2010,26(6):472-483

[5]ACOG Practice Bulletin.No.77: Screening for fetal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J].Obstetrics & Gynecology, 2007,109(1):217-225.

[6]Boyd P,Devigan C,Khoshnood B,etal.Survey of prenat al screening policies in Europe for structural malformations and chromosome anomalies,and their impact on det ection and termination rates for neural tube defects and Down’s syndrome[J].BJOG,2008,155(6):689- 696.

[7]劉若曦,王芳,許俠.兩城市產前篩查服務利用現狀分析[J].中國優生與遺傳雜志,2010, 18(4):6-7.

[專業責任編輯：張欣文]

Effect of community-based prenatal inter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for Down’s syndrome

YIN Li-pin，HUANG Qin-jin

(PudongNewAreaMaternityandChildHealth-careStation,Shanghai201300,China)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natal intervention health education for Down’s syndrome (DS) suitable for community. Methods Based on the existing full coverage maternal management model and the needs of targeted population, three towns in Pudong New Area were selected as intervention group and another three towns as control group.Results After one year intervention with prenatal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odel for DS, the awareness rate on DS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88.35%,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9.97%. The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χ2=17.74,P<0.01). The awareness rate of 4 single item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χ2value was 35.32, 16.22, 9.32 and 23.92，respectively,allP<0.05). There were 89.25% pregnant women willing to accept prenatal DS screening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0.58%) (χ2=16.78,P<0.01). The actual rate of prenatal screening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64.1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6.83%) (χ2=7.55,P<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intervention had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cognitive level (OR=1.86), attitude towards prenatal screening (OR=2.12) and actual behavior of prenatal screening (OR=1.30).Conclusion Community health educ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ealth belief has definite effect on promoting utility of prenatal DS screening service.

Down’s syndrome (DS);prenatal screening;health education;community intervention

2014-03-10

上海市浦東新區衛生系統學科帶頭人培養計劃資助項目(PWRD2012-13);上海市衛生局青年科研資助項目(編號2009Y121)

殷麗萍(1971-)，女，主治醫師，主要從事健康教育管理工作。

黃勤瑾，副主任醫師。

10.3969/j.issn.1673-5293.2015.01.045

R714

A

1673-5293(2015)01-01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