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性思維的張力與抑制——對1950年黨的整風運動重點轉移的反思

趙 亮

（首都師范大學，北京 100048）

一、黨糾錯注意力的慣性下沉

1.黨訴諸基層組織的糾錯習慣。整黨（整風）工作屬于我黨內向性的活動種類[4]，持續時間往往比較長，著重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理論學習，帶有強烈的“務虛”色彩。但關于這個特點，1947年開始的老解放區土改整黨工作是個例外。當年召開的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對農村黨支部的組織不純狀況作出了嚴重估計，認為這是造成土改工作開展不力的主要原因，決定重點整頓農村基層黨組織。運動啟動后，迅速跨入對農村黨組織的政治審查和組織清理，一些地方很快出現“搬石頭”的問題，上級黨委派駐入村的工作組和本村群眾，將農村黨員干部視作“壓在農民身上使其不能徹底翻身的‘石頭’”，認為“不將他們搬掉土改就不能徹底完成”。[5]

“搬石頭”問題很快引起黨中央的注意，后者借由推廣河北平山縣的公開整（建）黨經驗，在保證“開門”整黨的前提下，通過明確基層黨組織對整黨工作的領導權，確保群眾的有序性參與，一面控制整頓的烈度，一面務求整頓的時效，“為爭取土改和戰爭的勝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證”。[6]但實際上中央對基層黨組織不純狀況的基本估計沒有發生改變。這體現出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內部對工作失誤的訴諸習慣：即一般性糾錯活動很少上溯至決策環節，而是基本局限在執行環節——亦即基層黨組織的層面。這是一種盤生于殘酷階級斗爭環境下的慣性思維模式。在這種環境下，舊有社會統治階層出于維系其既得利益的目的，對我黨革命活動的破壞是經常性的。由此造成的黨的活動失誤既是大量的，又是可量化的，是一種既成事實。從此意義上說，黨在土改工作中尤其看重黨員干部的階級出身，既是遵循著馬克思主義相關理論規定，更是一種實際活動的經驗總結。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看，這種經驗形成的條件，就是因階級敵人破壞而造成的活動失誤案例具有 “獲得性”——即這種案例既大量可見又可量化作實，由此推動決策者習慣性地采取“啟發法”，對其他一些活動失誤，以其亦可能是所謂階級敵人破壞的 “可想象性”，歸因于活動任務的具體執行者（即基層黨組織）的組織不純。[7]58

這種思維定勢決定了黨對基層組織不純問題的嚴重憂慮并沒有因為糾正“搬石頭”問題而消減。在糾正土改整黨“左”傾錯誤和大力批判黨員發展工作中“唯成分論”的同時，黨實際上仍將階級出身視作建黨和審干的重要依據。[8]從此意義上說，土改整黨中的“糾”左，并不意味著黨否定了對基層黨組織不純狀況的嚴重估計，而只是鑒于緊張的戰爭環境和清理烈度的控制難度，暫時擱置了深入的清理工作。同時歷史也證明，1946年老區土改工作啟動后，之所以出現進展不利的問題，跟一些地方黨委的領導失誤也是密切相關的，不應全盤歸結為基層組織的問題。實際上，在1947年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前，已有地方黨委提出應從領導層面檢查土改進展不利的原因，但并未引起中央的注意。[9]530而在1947-1948年土改整黨運動中，這一問題仍未引起中央的重視。這都充分表明在革命環境中，黨具有訴諸基層組織的糾錯習慣。

2.黨基于糾錯慣性思維的1950年整風決策。如同1947-1948年土改整黨工作一樣，1950年整風運動也被視作確保中心工作順利推進的關鍵一環。[10]367運動發動前，很多地方黨委不斷報告基層干群關系緊張問題。如1949年12月，泰州地委在一份檢查報告中說，泰州分區在當年征糧、救災等工作中，發生很多干群矛盾激化事件，而原因之一是“基層組織內部的部分不純現象，還沒有徹底的轉變”。[11]次月15日，湖北省委在一份總結報告中也反映了類似情況。[12]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發出五一指示，決定重點整頓基層黨組織。但事實上這樣的整風部署是有待商榷的。一方面，地方黨委對中心工作開展不利的總結報告，幾乎全然講基層干部問題，證明地方黨委對自身領導責任沒有足夠檢查和反思。另一方面，黨對基層問題的追因，實際上仍是拘泥于階級成分問題。只不過1947年土改整黨決策時，重點考察的是黨員的天然階級成分（即階級出身），而1950年整風決策時，黨則改為重點強調階級異化問題。而實際上，基層強迫命令甚至亂捕亂打問題的出現，有著復雜多樣的原因。特別是在新解放地區，老區調入干部在任務的制定和執行層面均是骨干力量，而任務制定層面因不熟悉新區情況而造成的決策失誤，就使任務執行層面喪失了依靠正常手段完成任務的條件，促使后者采取強迫命令辦法來完成現有任務。

上述情況表明，黨著力整頓基層組織的整風意圖，實際上并沒有置于完全客觀性的基礎之上，而是黨糾錯注意力的慣性下沉。帶有強烈“務實”色彩的1950年整風決策，盡管發生在我黨已開始執政的歷史條件下，但本質上仍是服務于土改斗爭的需要，其與1947年土改整黨決策都是我黨土改系列決策中的構成單元。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看，基于完成一項重大工作任務而依次實行各項決策時，因各步驟間銜接的緊密性，任務的制定者不可能在每項決策完成的間歇對此決策實行效果進行足夠充分的評估。[13]123再加上我黨執政之初復雜的國內國際政治形勢，反而加重了黨對基層組織不純性的估計。如華東地區僅在1950年1至3月間即發生群眾性騷動事件40余起。究其原因，華東局認為，就在于鎮反不力與征糧不力交相影響，敵特分子混入黨的基層組織，同時征糧工作中又發生強迫命令問題引發干群矛盾，“反革命分子得以乘機煽動，遂釀成群眾性的騷動事件”。[13]這表明在我黨執政的初期，由于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和日常建設管理任務并存，由于鎮反斗爭的嚴峻形勢，安全和保密級別最低的基層黨組織必然成為各地特別是新區黨委關注的焦點，一旦基層出現干群矛盾緊張問題，上級黨委即習慣于從基層組織不純方面來找原因。正是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黨在革命年代認知和矯正工作失誤的慣性思維被沿襲至其執政條件下，在黨的執政探索中釋放出巨大的張力，推動其將整頓基層黨組織作為扭轉中心工作運行不利狀況的主要抓手。

二、黨對糾錯慣性思維的自我抑制

1.黨內糾錯注意力自發性上揚的關鍵誘因。在我黨執政的初期及其后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經驗決策都是我黨主要的決策方式。[14]它脫胎于我黨艱苦卓絕的漫長革命探索歷史中，主要依靠舊有探索經驗和慣性思維方式來制定新的決策。從應用心理學的角度看，經驗決策中，決策者對舊有行為經驗極其依賴，同時對新決策的后果又不確定，[15]這就導致決策者對一項經驗決策正確性的預估程度與其舊有相關經驗儲備的豐富程度成反比?？傮w而言，在我黨執政初期，由于執政經驗的嚴重匱乏，特別是在新區治理活動中，黨對其很多決策正確度的預估是極為保守的，在決策施行時已預留下很大調整空間。這就在客觀上推動中共對其認知和矯正工作失誤的慣性思維方式進行自發抑制，成為黨內糾錯注意力自發性上揚的關鍵誘因。

我黨對決策正確度的保守預估，典型地體現在1950年新區征糧工作中。由于對新解放區農業發展水平、農村社會狀況的不確定，中央對新區征糧政策和步驟的制定推進格外審慎，當各地大量出現地主抗糧和群眾性騷動事件，其在一些內部指示中并未全然將之歸因于敵特分子的破壞和基層干部的強迫命令問題，而是表現出對新區黨委相關決策正確度的嚴重擔憂。如1950年1月4日，中共中央在有關新區征糧問題的指示電中，針對地主抗糧問題就指出，各級黨委也應注意檢查自身的政策問題，如是否“某些地方分配任務過重，地方政府隨意附加”，“再加反動分子煽動”，才致發生地主抗糧和群眾騷動事件。[16]284這推動各地黨委開始從領導層面檢查征糧不力的原因，江西省委[16]439、浙江省委[16]386所作的相關檢查報告還被中央批轉全國，以引起各地進一步注意。

上述情況表明，其時針對諸如新區征糧工作，黨內已出現了糾錯注意力自發性上揚的情況。不過，各地普遍認為決策環節的失誤不是主要問題甚至只是小概率事件[16]386且基于應用心理學的研究證明，人在進行經驗決策時 “會表現出對小概率事件的低估”[17]396，這都說明中央不會因諸如新區征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而改變1950年整風重點整頓基層干部的意圖。但是，我黨由此已開始對糾錯的慣性思維進行實際抑制，為1950年整風開始后，新區黨委率先突破中共原定整風部署、繼而中共中央修正這一部署提供了思想依據。

另外，在查處商業賄賂的多部門中，工商部門是最主要的執法部門，擔負著巨大的工作任務。但在實踐中，工商部門并沒有查封、扣留等執法手段，這就使得那些變相以實物進行商業賄賂的行為很難及時進行留存取證，從而讓經營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2.抑制黨內糾錯注意力下行沖動的現實依托。密切圍繞中心工作整黨，是中共中央關于1950年整風內容的根本規定，[10]396利于避免整黨注意力的不當分散。而自上而下整黨則是中共中央關于1950年整風步驟的明確要求。1947年全國土地工作會議期間醞釀整黨決策時，有地方代表曾提出可從上級黨委整起，“比一開始反到下面強”，但并未為會議重視。[9]530而后來情況表明這種整黨步驟是必要的。有鑒于此，中央針對1950年整風運動特別強調了自上而下的整黨步驟問題。

應當說，圍繞中心工作和自上而下整黨，并不必然導致黨內糾錯注意力的上揚。其既有可能造成整頓烈度的層層遞減，稀釋了基層責任；亦有可能造成整頓烈度的層層遞增，擴大了基層責任。而其時后種情況確實出現了。本已在1947-1948年土改整黨中出現過“左”傾錯誤的華北大區，在1950年整風運動中再次出現了“左”的偏向。[18]497當地整風開始后，一些地方黨委對于自身工作失誤的檢討普遍集中于對基層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監管不力，卻很少涉及自身在政策制定和任務部署環節的責任。[18]509而當整黨工作進行到了整頓區村干部環節，很多地方則開始普遍采取高壓手段和突擊方式來整黨。[19]

以上情況說明，在我黨執政初期，老區黨委因已具備較多的局部治理經驗，因而對自身決策的正確程度持相對樂觀的估計，加上黨在老區的基層建政規模已比較大，造成上級決策失誤被掩蓋在大量的基層干群矛盾中。在此情況下，中央的整黨規定不僅不能抑制老區黨委糾錯注意力的下行沖動，相反還導致基層整頓烈度的大幅度累積和待釋放。

與此同時，新區的整風工作則出現了不同情況。如中共中央西南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特別提出整黨工作應“以縣以上干部為主”，因“弄通他們是一切問題的關鍵”，[10]345在客觀上對抑制黨內糾錯注意力的下行沖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共中央西北局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出，整風應采取 “自上而下整頓領導”、“總結工作”，“結合自下而上檢查工作的方法，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作風”。[10]482這種整黨方法既利于避免領導機關整頓內容的泛化和分散，又助于其將自身對現實工作失誤的領導責任的檢查和反思作實，阻止黨內糾錯注意力的迅速下沉。西北局同西南局一樣，避免了命令主義是此次整黨主要任務的判斷，并提出既要反對官僚主義又要反對命令主義，雖不可由此推斷其意圖主要整頓各級領導機關，但表明在其看來，各級黨委對于各項工作的開展不力確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絕非只是對基層干部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問題的監管不力。而自下而上的檢查工作，則成為上溯工作失誤原因的實際步驟，客觀上推動了黨內糾錯注意力的上揚，使西北各地將實際整頓重點轉向地方黨委。[20]

上述情況證明，不同于老區，其時我黨因在新區嚴重缺乏治理經驗，因而當決策實施過程中出現失誤，會更加注重從決策環節追因，客觀上對黨內糾錯注意力的慣性下沉施加抑制影響，首先在中共中央明確圈定的任務種類（如1950年征糧工作）中，生發糾錯注意力的自發性上揚傾向。而中共中央1950年整風決策中關于圍繞中心工作和自上而下整黨的技術規定，則推動這種上揚傾向在其既生的任務領域繼續壯大，并迅速擴展至其他各種任務領域，使其時鎮反斗爭形勢最為嚴峻的新區恰恰成為我黨突破糾錯慣性思維的先頭陣地。

新區的整黨經驗最終被中央推向全國。1950年5 月 13 日[10]345和 8 月 26 日[10]482，中共中央分別向各地轉發西南局、西北局上述整風報告，提示應將更多整頓注意力轉向各級黨委。1950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又向各地轉發川南區黨委整風報告，強調“各地省地縣三級整風務須吸取川南的經驗，著重檢查工作，端正政策”，[10]499將此次整風運動的重點由基層組織轉向領導機關。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強力抑制了黨內糾錯注意力的下沉沖動。如華北局即按照西北、西南大區的整風經驗重新設計了整黨步驟，要求各級黨委“將總結檢查工作做為整風的中心環節”，“首先自上而下地由負責同志先作總結性的啟發報告”，“然后組織自下而上的討論和檢查”，“最后再由領導上做出檢查總結”，集中反對實際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問題。[18]497

我黨對其糾錯慣性思維的自我抑制，各地整風過程中糾錯注意力的上揚，使掩蓋在眾多基層干群矛盾中的上級決策失誤問題大量凸顯出來。[21]220這充分體現出我黨在執政條件下不斷改善黨群關系的決心和實事求是精神。經過1950年整風運動，在我黨的糾錯思路中，反對官僚主義問題與反對命令主義問題開始建立起穩定的邏輯聯系，政策制定與任務部署的失力被當做官僚主義概念的重要表征。

三、關于經驗決策的雙重悖論

1.政治性經驗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悖論。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決策體制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中樞系統，也是決定中國發展的關鍵因素”。[15]我黨主要的革命和執政活動，最終都可歸結為決策的制定與實施。在基于中共黨史的研究中，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特別是決策者對決策實施標的的考量不可能完全文本化，以及群體決策中個人對整體決策影響的有限性，研究者往往不能完整而精準地把握決策者的全部意圖。但是依據事物的普遍聯系觀點，研究者通過考察特定決策制定的背景及其與相關決策活動的關系，可以接近準確地把握該項決策制定的主要依據和基本思路。正是基于這種研究方法，可以看出1950年黨的整風決策脫胎于其認知和矯正工作失誤的慣性思維，是一種典型的經驗決策。但是，這種經驗決策因其政治屬性和思維本質的矛盾作用而構成了制定與實施的悖論：一方面，黨任何決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都是一項政治任務的制定、部署和執行，1950年整風決策也是如此。從這種政治屬性的意義上講，衡量1950年整風運動成效的基本依據在于這項決策的制定與實施是否保持一致性。而事實上首先是很多地方黨委、繼而中央自身都突破了原先設定的整黨重點。另一方面，任何個人或群體的決策過程本質上又是一種思維活動。而經驗決策的思維本質決定了，其正確性只有通過實施過程中對其初始狀態的不斷反芻異化才能實現，即便是一項附加了政治屬性的經驗決策的制定與實施，也必須立足于“可能錯思維”，“相信人的認識不可能窮盡所有對象，實踐環節比理論推想也更加豐富復雜，因此決策無論是方向性還是實踐操作性方面，總是存在錯的可能性”。[22]從此意義上說，地方黨委對中央1950年整風部署的嚴格貫徹執行，反而成為影響運動成效的障礙。前文所述華北大區在運動初期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

2.政治性經驗決策的糾錯力悖論。從對我黨決策能力的研究視角來看，1950年整風決策是一項基于改善外向性決策（實施）能力的內向性決策，更進一步說，是一種以經驗決策來改善經驗決策的嘗試——實質上亦即以慣性思維來抑制慣性思維的嘗試。從其時我黨糾錯思路的角度看，當各項實際工作在基層出現推進困難的情況時，黨首先將其判斷為基層干部的執行力問題。而在1950年整風運動的實際過程中，我黨又將其判斷為上級黨委的決策力問題，實現了對糾錯慣性思維的自我抑制。但是這種抑制效果是客觀生發的，是在前一種慣性思維得到抑制的基礎上才實現的，換言之是以創新性思維的因素來抑制慣性思維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抑制是不徹底的。歷史證明，在黨執政初期，地方黨委之所以擁有較多的探索自主權，既有歷史原因，更是中央對既成狀況的有意維持使然，實際上后者對放權的任務種類有著明確界定。這決定了從絕對意義上講，地方各級黨委實際上也是中央決策的執行層面。在一些特定任務種類的實施過程中，地方黨委的決策自主權實際上十分有限。

以1950年征糧工作為例，各地問題的出現，實際上歸根結底在于其時嚴重的財政經濟形勢下，中央層面制定的國家總體“征糧任務甚大”，而各地又“必須加以完成”。[17]284在此情況下，各地實際沒有多少消減征糧數額的權限，在一些農業生產發展水平相對而言較高的地區，層層的壓力之下，有的縣委甚至強調“一斤都不能少”。[23]也正是從此意義上說，各地在整風期間檢討和調整征糧政策時，只能在該地區總體征糧定額的前提下，著力解決不同群體征糧配額的相對“畸輕畸重”問題[18]497，而實際上該地區的總體糧負并未減輕。這就決定了因征糧而起的強迫命令問題不會因整風而得到解決。如據有的學者考證，在其時有的地方，正是由于當地黨委“對其上級分派的任務同樣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因而對基層干部的強迫命令等“過火行為是默許的”。[23]

正因類似上述征糧工作問題的存在，決定了1950年整風運動并不能徹底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失誤問題。這反映出基于經驗決策的糾錯悖論：依照內向性經驗決策來認知和糾正外向性經驗決策 （制定與實施）的失誤問題，在前者決策基于政治屬性的應然性意義上，必然要求其實施與制定保持一致性——亦即這種決策賴以形成的慣性思路不能被突破。在此情況下，這種內向性經驗決策糾錯成功的唯一條件就是，其糾錯的慣性思路在之前已成功突破其現時所要突破的外向性決策賴以形成的慣性思路。

3.政治決策中創新性思維培育的必要性與現實途徑。上述關于經驗決策的雙重悖論，歸結起來即政治性經驗決策的初始狀態必然無法 （在符合事物客觀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其決策價值。如若決策實施過程中沒有突破慣性思維的實際步驟，且決策未被實際廢止，則決策的目標只能通過主觀強制（如行政命令）手段加以實現，依靠此種手段貢獻的所謂執政效率建立在犧牲執政合法性的基礎上，其危害不言而喻。從此意義上說，依靠創新性思維來增強決策活動的科學性就顯得格外重要。

但是，創新性思維并不是憑空產生的，由于人思維活動的連續性，創新性思維的培育只能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因而所謂人思維方式的質變和創新性思維的形成，只能是對人“現有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對現有的觀念和方法的突破和超越”，不應也不可能是對人思維空間的“清零”重來。[24]至于生發于創新性思維基礎上的創造性活動，更不可能“無中生有”，而“總是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作為前提的”。[25]實際上在個人的活動中，由于特定個體受認知水平、信息儲備和活動時間空間的限制，進行經驗決策活動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常的和大量的。而特別在未知領域的探索活動中，正是經驗決策推動個體對其決策的初始狀態自我質疑，從而生發抑制和突破慣性思路的自發沖動。[16]至于我黨所進行的執政活動，其本質上是一種“復雜性探索”[25]，這決定了政治決策活動的難度遠非個體活動所能比擬。針對大量現實性探索活動中的問題，盡管我黨作為執政者在信息占有等決策資源的獲取和使用上享有便利條件，但面對執政活動這種“復雜巨系統”，基于現有科學理論或經驗總結而形成的 “傳統的認識方法與思維方式無濟于事”，而“必須尋求新的認識方法與思維方式對之認識與處置”。[25]而這種創造性活動的進行，正如前文所說，只有建立在對現有一切相關科學理論亦包括經驗總結進行揚棄繼而超越的基礎上。也正是從此意義上說，創造性思維活動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過程，不僅現有決策的科學化客觀上須從對慣性思維的抑制入手，且一切現有的創新性乃至創造性思維成果，在其前景上也成為慣性思維的組成部分，需要在新的創造性活動中加以抑制和沖破，由此不斷地累積創新性思維要素，促成新的飛躍。

依此反觀黨的執政歷程，其執政探索思路的不斷升華演進，正是建立在不斷地對其既有決策進行試驗、調整、修正直至超越的基礎之上。從此意義上說，在改革開放總體決策制定前的執政探索中，諸如1950年整風運動等實踐活動，雖未能從根本上沖破黨認知和矯正執政失誤的慣性思維，但在大量的諸如此種內向性的以及其他外向性的決策活動中，黨賴以推進探索活動的慣性思維卻不斷地受到抑制，創新性思維要素客觀上一直在不斷地生發和積累著。也正是從此意義上說，我黨改革開放總體決策的誕生，既是深刻認識經驗決策危害性的結果，同時也是建立在長期經驗決策活動的基礎上，正是生發于此種決策活動過程中的創新性思維累積，使我黨有決心和有條件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案。

上述情況提示，一方面，黨在進行內向性活動（執政黨建設）時，既應著重推進創新性探索，又應堅決反對所謂舊有相關經驗“過時”論，并將這種創新探索置于正確看待和取舍舊有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對此，現時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成功開展和不斷深化便是明證。另一方面，黨在進行外向性活動（執政探索）時，既應防止陷入依靠某種所謂全新模式對現有一切執政活動“推倒重來”的思維陷阱，也應著力進行執政黨央地組織關系間調整，及著重健全決策失誤的矯正機制，依靠權力運行機制和決策矯正失誤機制的健全完善，確保糾錯活動的及時和有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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