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治人才的養成教育與選拔

文/陳鴻彝

唐代法治人才的養成教育與選拔

文/陳鴻彝

秦代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對于法制宣教是十分重視的。漢武帝罷黜百家，名義上不用法家，但他在征召人才、授官命職時，卻分四科取才：一為德行高潔，志節清白科；二為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科；三為明習法令，足以決疑科，只要能“按章復問，文中御史”，就“辟而用之”；四為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科。這第三科，分明屬于法學范疇。只是要“以經術緣飾之”而已。漢朝以律學名世者代不乏人，漢末鄭玄等著名大儒，都精通律學，便是很好的證據。

然而，自從魏晉之際玄學清談成了世族知識分子的時好之后，“擺落世務”以自命清高，將“敲撲喧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嵇康語）視為塵容中的塵容，世俗中的世俗，加以排斥，律學也就不被一般知識分子所重視了。正如南朝齊人孔稚圭在《上疏請興律學》一文中所揭示的：“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奔词褂幸欢肆粜挠诜▽W，也是“空勤永歲，不聞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嗤”。其時的地方長吏，大多是不明法學的人，“或以軍勛余力，或以勞吏暮齒”，這些人“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民物”，本來就不把民命放在心上，于是積冤遍于域中，于是獄政更為混亂而昏暗，于是執法行法也就被世人視為卑污之職。律學宣教的破壞，魏晉時的玄學清談與門閥政治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從此，“輕法學，賤法吏”便成了古代學者與政府的通病。

一、唐代注重法科人才的養成教育與選拔

唐代實行科舉制，要求州郡每年向中央“貢士”：所貢之士，分為四科：一秀才，二明經，三進士，四明法，另設書法與算術兩個?？?，各有定額。唐政府命令京師與各郡各縣都要興辦學館，按此四科培養人才。每到年底，由學監負責考核，合格者與上計吏一起遣送到朝廷。有未入學館而學有所成者，同樣推薦。其中“明法”一科，國家考試時，又分為四等，基本做法是：“其判問，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其有?！币詴r事疑獄為題進行策問，答案要以國家法律為依據，視答卷情況判斷應試者的法學知識與條令的適用能力，分四等錄取。頭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弘雅，超然出群?！逼浯鸢讣饶茏褚绹衣蓷l，依法斷案，又能引用儒家經義，闡明大道，文章寫得弘雅得體，當然是優等，是首先應予拔擢的。其次是“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答卷能依照律文判案，引用經史文句進行說明，沒有失誤差錯，文字通順，這是第二等。第三等，判斷依法，有文采。第四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就是說，答卷總的來說還能依律斷事，簡單地將律文與獄案相對照，表明應按某律某格某式某例審理，行文不講文采，法理上也沒有明顯失誤，這樣的人才也還是可用的。他們入仕后，其執政能力是有基本保障的。

把律學作為重要學科之一，注重法學人才的養成教育，是唐代的有用經驗。由于唐代科舉中有此“明法”一科，知識分子們對此也能稍加留意。我們看到，王維的《王右丞集》中，就有不少“甲乙判”，即為應試而練習寫作的判詞；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中也收錄了大量“甲乙判”，說明當時知識分子是把律學看作一門重要的學問的。白居易曾上書請“升法科，選法吏”，以澄清吏治與獄政。唐代由科舉而入仕的知識分子都是“明法”的。

二、唐代精英，首任多為法職

唐人科舉考試“進士及第”之后，其首任往往為“縣尉”等法職?？h尉是干什么的？是協助縣令處理繁劇的地方政務的。他要負責召兵練武、平亂、征役、偵緝、巡邏、捕盜、治安、關寨查緝、罪犯預審以至對那些抗捐抗稅者“采取措施”之類。反正哪兒有碰“硬”的任務，他就必須出現在哪兒。干的活兒與而今的縣公安局長加人民武裝部長差不離。唐朝“縣公安局長”們的學歷很高，不少是進士出身后又參加“拔萃”考試的優材生，至少也是因有特殊才華而被“賜進士出身”（與進士同等學歷）的人。如此學歷，且一般在十八歲至四十歲之間，正是盛年，其執政能力毋庸置疑。例如，房玄齡，臨淄人，出任羽騎尉，初唐政治家。顏師古，萬年人，出任安養尉，著名學者、注疏家。杜易簡，襄陽人，出任渭南尉，初唐詩人。蘇味道，灤城人，出任咸陽尉，初唐詩人。張鶩，深州人，出任過長安尉、河陽尉、襄樂尉等五任縣尉，著名“甲乙判”的作手、奠基人。張旭，吳人，出任常熟尉，著名狂草書法家。張若虛，出任兗州兵曹，詩人，《春江花月夜》作者。王昌齡，江寧人，出任水尉，杰出詩人。顏真卿，瑯琊人，出任禮泉尉，著名書法家。高適，滄州人，受舉薦，授封丘尉，著名邊塞詩大家。杜甫，鞏縣人，出任京兆府兵曹參軍，唐代偉大詩人。元結，洛陽人，右金吾兵曹參軍，著名散文家。白居易，下人，出任周至尉，偉大詩人。李益，隴西姑臧人，出任鄭縣尉，著名詩人。孟郊，武康人，出任溧陽尉，著名苦吟詩人。王建，潁川人，出任渭南尉，著名詩人。廬綸，蒲州人，出任閿鄉尉，著名詩人。張志和，金華人，出任南浦尉，著名詩人。獨孤及，洛陽人，出任華陰尉，著名散文家。陸贄，嘉興人，出任鄭縣尉，杰出政治家。韓愈，孟州人，出任推官，古文旗手。柳宗元，河東人，出任藍田尉，詩人、古文旗手。舒元輿，婺州人，出任縣尉，散文家。頂斯，江東人，出任丹陽縣尉，藏書家。溫庭筠，太原人，出任方城尉，晚唐杰出詞人、小說家。聶夷中，河南府人，出任華陰縣尉，著名晚唐小品文作手。以上各人，皆各有專成，也都是好官。

唐代士子科舉考試錄取后，先把你放到“公安局長”的崗位上去摔打摔打，練出一身執政能力來，然后才有望升任別的官兒。白居易就是這么走出來的，后來他成了杭州刺史、刑部侍郎、太子少傅之類的大員。我們還注意到，這些首任“公安局長”們都是異地做官的，且通常是南人北任、東人西任者；反之亦然，極少有在本省本地區任職的。這就能得到更多的切實鍛煉，也防止了鄉情對職務的干擾，還開闊了初入仕途者的心胸與眼界。這么做，真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本文節選自《中華法治史話》，群眾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