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變遷大趨勢

■ 孫嵐

臺灣社會變遷大趨勢

■ 孫嵐

臺灣社會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轉型與發展階段，整體社會發展與社會變遷呈現多個顯著特征：人口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逐步邁向老齡化社會；階級結構呈現M型趨勢，中產階級陷入新的貧困化；薪資停滯與貧富差距擴大常態化；社會、政治價值觀念發生劇變，“臺灣主體意識”與“分離主義意識”蔓延，“懼中”、“恐中”、“抗中”與“反中”意識成為一種長期性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意識。

邁向老齡化發展新階段

目前臺灣人口結構還是處于較為理想狀態，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但隨著人口很快步入負增長階段，勞動人口比例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與突出，將成為臺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挑戰。

過去10年來，臺灣生育率約為1.0，2013年為1.065，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臺灣出生率持續降低，已從2000年的約3%降為2009年0.829%，年新生人口只有19萬，已連續兩年出生人口降至20萬人以下。根據聯合國和一些機構研究，臺灣人口紅利期為1991至2026年。依臺灣行政部門對臺灣人口結構改變與發展趨勢分析，2000至2015年是臺灣勞動力人口最豐富的階段，最有利經濟發展。臺灣其他研究機構也認為，未來10年，臺灣仍處于勞動力相對充足時期，可享10年時間的人口紅利。不過，預測2020年前后，臺灣將出現人口負增長。2002年，臺灣“經建會”預測2028年臺灣人口將出現負增長，2012年預計提前到 2026年出現負增長，2014年8月預測進一步提前到2022年。2012年9月，臺灣行政部門核準的“臺灣產業結構優化”報告指出，2020年時，臺灣0至19歲人口將減少近100萬人，而65歲以上人口則增加100萬人，形成“正負100萬現象”。其中，臺灣15至64歲的工作年齡人口在2015年達到高峰即1737萬人，此后開始減少，2015年到2060年平均年減少17.6萬人。

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發展迅速。從未來50年人口結構趨勢看，2025年，臺灣人口達到2380萬人，此后開始緩慢下降。其中，目前臺灣工作年齡人口15至64歲占總人口比例為74%，2016年起開始下降，10年后降到68%，20年后降到62%。勞動人口下降的同時，臺灣人口老齡化發展加快。臺灣不同機構對老齡化進程有不同預測，但趨勢是基本一致的。臺灣“國民健康局”于2012年發表報告指出，1993年，臺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7%，預計2017年達到14%，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2025年將上升到20%，較2008年的10%增加一倍，進入“老齡化社會”(superaged society)。目前臺灣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74.1萬人，占總人口的11.73%，逐漸逼近高齡化社會。到2026年，臺灣青壯年人口與老年人口比例由目前的7：1變為3：1，年輕人壓力增大，不利經濟發展。日前臺灣“國發會”發布報告指出，臺灣15至64歲工作年齡人口將于2016年開始遞減且逐漸呈現高齡化；民眾平均壽命延長，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人口年齡中位數及老化指數均向上調升，人口老化將沖擊勞動市場。到2060年，勞動人口比例降到50.4%，而老年人口比例達到43.2%。

出生率變化與人口老化沖擊臺灣經濟與社會保障體系。未來臺灣人口呈現負增長，人口結構持續發生重大變化，勞動人口降低，老齡人口增加，將沖擊勞動力市場，加重勞動人口負擔，影響教育、社會與經濟等多方面發展。特別是目前臺灣高校過多，未來會因入學人數減少不斷有高校倒閉，預計到2022年約有三分之一大專院校倒閉。同時養老問題變得更加困難。臺灣當局盡管采取一些應對措施，如鼓勵生育、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進行年金改革與延后退休年齡等，但很難改變人口結構變化與老齡化所帶來的社會經濟挑戰。

中產階級貧困化與政治屬性分化

臺灣曾經是典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中間大兩頭小，即中產階級是社會的最大群體，收入高而穩定，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上層極富裕階層與最低貧困階層比例相對較小。上世紀90年代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臺灣經濟增長顯著放慢，工資增長停滯，而物價持續上漲，尤其是房價上漲迅速，中產階級收入增長放慢，收入不穩定性上升，家庭支出與社會負擔增加，相對貧困感上升，出現了所謂的M型社會與中產階級貧困化趨勢。據臺灣“經建會”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以來，臺灣中產階級戶數占臺灣全體總戶數的比例，由1980年的41.6%降為2006年的30.4%，約有82萬戶中產階級家庭消失，淪為下層階級達54.792萬戶，下層階級所占家庭戶數比例由26.4%上升至33.8%。按每戶家庭3口人計算，過去25年有250萬中產階級消失。

臺灣《財訊》雜志對百萬年薪家庭進行調查發現，77.7%的民眾在過去一年有“貧窮感”，其中84.5%的人“強烈感到貧窮”。這一調查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產階級嚴重弱勢化，高薪族喊窮。中產階級貧困焦慮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房價持續上漲，高收入者買不起臺北的房子。二是薪資上漲慢，科技業分紅取消，年薪幾乎減半；三是工作不穩定度上升，自由選擇職業度降低。

在臺灣民主政治與藍綠二元社會結構下，臺灣中產階級的政治分化日益明顯，他們的社會性格與政治性格差異擴大。中產階級雖然被認定為求穩定、不愿變革或改革的群體，是一個關心社會事務與社會公平的群體，但政治傾向多元化，社會政治主張差異化擴大。臺灣中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可分為親藍、親綠與中立三部分。大致講三分之一支持國民黨，三分之一支持民進黨，三分之一政治中立。有學者研究指出，民進黨成立后，其領導層大多數成員都是中產階級分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產階級選民成為民進黨堅定的支持者。臺灣的中間選民一般估計占選民人數的五分之一左右?？梢哉f，臺灣中產階級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群體，除收入為主的社會屬性較為一致外，政治屬性發生分化，不再是一個原有意義上的整體利益集團，這是臺灣整個社會分化、分裂的一個縮影。

薪資停滯與貧富差距擴大常態化

經濟增長放慢與經濟競爭力下滑，導致臺灣薪資增長放慢甚至停滯成為多年來臺灣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預計這一趨勢未來仍將延續，“低增長、低薪資”成為一種常態。2014年，臺灣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加薪企業增多，相應帶動薪資增長。依臺灣“主計處”統計，2014年1至8月，平均經常性名目薪資為38076元新臺幣，較上年同期增長1.63%，創近3年來新高；實質經常性薪資36679元，略有增長，但仍趕不上1999年37196元的水平。2015年6月，臺灣行政部門依據大數據資料分析，2014年未加薪或減薪的增長了30.67%，而加薪超過10%的增長了28.6%；其中，連續兩年在同一公司，有近30%即116萬人的薪資停滯或倒退，40至55歲的中壯年有近60%的年薪低于55萬元新臺幣。盡管名目薪資有所增長，但增長甚慢，過去近20年平均實質薪資增長有限，未來經濟發展動能不足，仍會呈現低增長甚至出現較大衰退的可能，未來薪資難有大的增長，“低增長，低薪資”將成為臺灣經濟社會發展常態。

貧富差距是一個老問題，近年來有所縮小，但不會改變貧富差距巨大這一總體性特征。臺灣分配狀態或貧富差距變化經歷了5個階段，分別為快速平均化時期(1953-1963)、緩步平均化時期(1964-1976)、相對穩定時期(1976-1983)、逐步惡化時期(1985-1991)與兩極化時期(1992年以后)。1992年以后，臺灣所得分配趨于兩極化，最低所得20%的家庭所得分配額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7.76%降到2001年的6.53%，而最高20%家庭所得分配額則由38.6%上升到40.19%。據臺灣“主計處”公布的家庭收支調查，2001年，臺灣五等分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達到6.39倍，此后在波動中有所下降，2013年降為6.08倍(最高20%家庭每戶年可支配所得為188.3萬元新臺幣，最低20%家庭為30.9萬元新臺幣)，是2009年以來最低點，預示臺灣所得分配走勢呈現正向發展。不過，在政府扣除稅與補貼等重分配之前的原始所得分配差距仍大，2013年為7.53倍。另外，臺灣財政部門報告，綜合所得總額20分位申報統計，最高20%與最低20%的差距曾一度迅速上升，從2008年的65.32倍迅速上升到2011年的94.84倍，2012年略降為85.21倍。長期看，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世界性趨勢，臺灣也不例外，短期調整與有限縮小改變不了嚴重貧富不均與貧富差距擴大總體走向，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根源之一。

在經濟低速增長、薪資緩慢提升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情況下，在藍綠持續對抗與對兩岸關系政治認同差距日益擴大的情況下，未來臺灣社會矛盾依然會十分突出。這些矛盾主要集中表現在人們日益上升的需求與經濟增長落差的矛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在野黨與執政者之間的矛盾，對外開放與維護既得利益的矛盾，不同群體利益主張差異的矛盾，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有時平緩，有時會更激烈，均會制約臺灣經濟發展，影響社會和諧。

“臺灣主體意識”與“分離主義意識”持續蔓延

在臺灣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一種普遍的“臺灣意識”。臺灣島內出現過數次“臺灣意識”大論戰，核心是“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關系問題以及“臺灣意識”的內涵問題。在經歷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推動“去中國化”與“文化臺獨”之后，“臺灣意識”的內涵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雖然許多人認為“臺灣意識”不能等同于“臺獨意識”，但“臺灣意識”逐漸被“臺灣主體意識”所取代，與“臺獨意識”日趨接近?！芭_灣主體意識”與“臺灣意識”的形成路徑不同，后者是自下而上自發形成的，前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人為建構，是一種更強調臺灣主體性、臺灣價值、臺灣利益、臺灣優先的社會政治意識，也具有某種程度的“臺灣國家化意識”，已成為當今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

“臺灣主體意識”是針對“大中國意識”而提出的，目標是通過“臺灣正名”實現臺灣“法理獨立”，建立所謂“正常國家”。2003年11月，李登輝表示，“現在更重要的是要讓臺灣主體意識深入人心，也是未來必須努力的目標”。2004年，李登輝組織“臺獨”學者編纂“愿景·臺灣”系列叢書，宗旨就是“提升臺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臺灣國家的認同”。其中一本書就是《臺灣主體性的建構》，由李永熾、李喬、莊萬春、郭生玉等“臺獨”學者撰寫，提出臺灣“切離中國，獨自走自己的主體之路”，強調“臺灣意識逐漸取代中國意識，成為臺灣民意的主流”，“臺灣要主體化、一體化，必須‘去外來化’”。同時該書認為，1990年后，臺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有別于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臺灣主體意識”就是這時候萌芽起來的。

“臺灣主體意識”已逐漸為臺灣社會所接受，尤其是藍營與馬英九當局開始公開強調“臺灣的主體性”。據民調顯示，認同“臺灣主體意識”的比率已穩定超過80%?？梢哉f“臺灣主體意識”成為當今臺灣社會的主流意識。這種社會政治意識的發展，對未來兩岸關系發展尤其是國家和平統一極為不利?！芭_灣意識”對臺灣社會、政治以及兩岸關系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是深遠的?！芭_灣意識”被完全政治化與工具化之后，臺灣政治人物尤其是泛綠陣營將“臺灣”嚴重“神化”，臺灣被賦予崇高的政治價值，被“國家化”，“臺灣”兩字已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挑戰，一切思維“以臺灣為優先”，一切行動“以臺灣為主”?！皭叟_灣”、“守護臺灣”、“天佑臺灣”之類的政治口號，就是臺灣被神化的典型描述。

臺灣“被神化”是“臺灣意識”質變的標志與典型，已異化為島內政治斗爭的工具。政黨與政治人物依是否“愛臺灣”作為檢驗政治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在島內逐漸形成“愛臺”與“賣臺”、“臺灣”與“非臺灣”、“本土”與“中國”的對抗。在“臺灣意識”或“本土意識”高漲下，國民黨政治主張向本土化位移，甚至多次要求中國國民黨改為“臺灣國民黨”的提出等，都是“本土意識”、“臺灣意識”與“臺灣主體意識”發展的結果。同時島內將“臺灣主體意識”高度政治化，并且賦予極高的政治價值，結果讓臺灣陷于嚴重的政治沖突之中，讓臺灣島內對國際化與全球化有一種抵抗與排斥心理，對中國大陸有一種敵視態度，陷入狹隘的島嶼思維，形成鎖島心態，影響兩岸關系發展。盡管馬英九上臺后具有開放性思維，積極發展與祖國大陸的關系，但仍得極力強調臺灣主體性，一切“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為最高原則?！芭_灣主體意識”已成為島內主要政黨政治主張與政策思維的重要基礎，影響其兩岸關系發展的政策走向。島內的兩岸政策思維與政策走向，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島內“臺灣主體意識”的影響與制約。

“臺灣主體意識”已普及化、大眾化，要化解“臺灣主體意識”中的臺灣主體性與臺灣獨立意識，增進“中國意識”或增進祖國意識，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長期歷史進程。要化解的第一步，是實現兩岸經濟關系的發展，建立經濟共同體，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打破以“臺灣為中心”思維，將臺灣經濟中國化。尤其是打破“臺灣命運共同體”的迷思，建立“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在文化上，消除“去中國化”政策，弘揚中華文化，建立兩岸共有的中華文明。

“恐中意識”與“反中意識”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意識

與“臺灣主體意識”、“分離主義意識”相適應，反映在兩岸關系上，臺灣自然出現了一種“恐中”、“懼中”、“抗中”、“排中”、“反中”甚至“仇中”的發展態勢，逐漸成為當今臺灣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意識與社會心態，而且可能會長期性存在。

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島內社會的主流意識，但這種抽象的認知并不否定臺灣社會出現的“恐中意識”、“懼中意識”、“抗中意識”、“排中意識”、“反中意識”與“仇中意識”，這是兩岸關系發展的新挑戰。我們雖然不能說這是一種主流意識，但卻是一種主要思想意識與社會心態，而且還有擴大與蔓延趨勢。

“反中”不是臺灣社會的所有現象，主要是以綠營或“臺獨”分裂勢力為主的社會意識與一股社會力量。從多年臺灣大選結果看，支持民進黨的群眾超過600萬人，而且藍綠板塊日益接近，甚至呈現綠營板塊超過藍營板塊的趨勢，可以說“反中”力量是十分龐大的?！胺曛斜胤础币殉蔀槊襁M黨的政治標簽，“臺聯黨”更是“逢中必反”的急先鋒。民進黨、“臺聯黨”在“反中”問題上已是登峰造極的地步，什么都敢反。祖國大陸2005年贈送大熊貓給臺灣，民進黨敢于反對；祖國大陸在經濟合作中對臺“讓利”，民進黨敢于反對，認為是“統戰”。要民進黨放棄“反中”是困難的事情。

“恐中”、“懼中”與“抗中”、“排中”、“反中”相關，但又有區別?！翱种小?、“懼中”，是祖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實力增強，對臺灣經濟形成新的壓力，或形成所謂的競爭關系，在島內逐步出現一種對祖國大陸的恐懼與擔憂，甚至某種程度有“中國威脅論”的意識與擔憂。臺灣爆發的“太陽花學運”也是某種程度的“恐中”、“懼中”意識反映，擔憂服務業開放對臺灣就業與生活的沖擊。

在綠營“反中”意識與臺灣社會的“恐中”、“懼中”意識并存下，又出現了“抗中”、“拒中”意識。就是臺灣社會出現了對兩岸交流與合作的排拒或抗拒心理，導致臺灣當局在兩岸政策上采取處處敵視、歧視與排拒祖國大陸的做法，臺灣當局對陸配在臺灣取得合法身份與工作權有歧視待遇，對陸生在臺就讀有“三限六不”限制，對祖國大陸居民赴臺旅游有人數限制，對開放陸資入島有更多政策限制。還有相當臺灣民眾認為兩岸關系發展速度太快，主張放慢速度。特別是臺灣當局于2014年7月28日召開的“經貿國是會議”達成一個新共識，即鑒于島內民眾對于兩岸經貿進程的關切與憂心，“國發會”將強化臺灣安全風險控管，每年發表“兩岸風險紅皮書”，同時建立中國大陸對臺灣政經影響力的評價系統。這是對兩岸經貿往來劃下一條新的紅線，將阻礙兩岸經貿關系的發展。這正是島內“恐中”、“懼中”與“拒中”的典型反映。

由于中國大陸的發展與臺灣的相對衰落是一個長期的不可逆的趨勢，同時臺灣還面臨未來民進黨可能長期執政的趨勢，意味著島內的“懼中”、“恐中”、“抗中”、“反中”與“仇中”意識不僅不會消失，反而可能會持續發展，甚至有時更會激烈、更突出，將會對兩岸關系發展帶來新的、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