韃靼和大元國號

希都日古

韃靼和大元國號

希都日古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考察蒙漢文文獻史料所記載的達延汗、布延徹辰汗、林丹汗三汗的汗號，弄清此三位蒙古大汗沿用大元國號的史實的同時，探討了明朝對脫脫不花可汗、也先二人分別所稱“達達可汗”、“瓦剌可汗”名號問題，簡要分析了蒙古大汗沿用大元國號的相關因素，指出退居草原的諸蒙古大汗，仍以大蒙古國及大元的繼承者自居與明廷長期爭奪正統的事實，得出了明代蒙古基本上一直沿用大元國號的結論。

韃靼 “達達可汗” “瓦剌可汗” 大元國號

學術界把元朝滅亡后的明代蒙古籠統地稱為北元。北元之稱，初見于《高麗史》恭愍王世家。所謂北元稱謂，當然并非當時蒙古人的自稱?！懊晒藕雇⒈悔s到漠北，仍然自稱‘大元’，史稱北元?！雹僖噜徴妗丁磧让晒艢v史地理〉緒論》，《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1頁。當時的蒙古人的政權仍然自稱大元或元。

1368年元亡后，就明代蒙古統治者所采用的國號問題，目前學術界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失去全國性政權的元朝統治者的后裔，自脫古思帖木兒敗亡后，大元國號即已廢棄不用②蔡美彪《明代蒙古與大元國號》，《南開學報》1992年第1期。；二是認為明代蒙古實際上自始至終并沒有廢棄大元國號③烏蘭《Dayan與“大元”——關于達延汗的汗號》，《內蒙古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三是處于以上兩種觀點之間折中的看法，即在這個時期大元國號是有的，但不十分明顯，并且時有時不用，因此把明代蒙古叫做北元——蒙古④胡鐘達《明與北元——蒙古關系之再探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另外，曹永年撰寫《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也采用此說，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8—47頁。。

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認為當時蒙古人，的確仍然沒有廢棄大元國號。

一、蒙古人自稱大元國號問題：達延汗、布延徹辰汗、林丹汗三位大汗的汗號

應該說，盡管在元亡后，諸蒙古大汗的統治疆域，因失去中原漢地而大大縮小，基本上主要包括蒙古高原一帶，但仍然沿用大元國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仔細研究并結合蒙漢文史書的相關記載，可以發現諸蒙古大汗仍然沿用大元國號的史實。

從現有的蒙古文史料中能夠看到，當時至少有三位大汗的汗號都帶有大元國號。這里爭議最大的是達延汗的汗號問題。這里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觀點認為，達延汗非大

元汗①蔡美彪《明代蒙古與大元國號》，《南開學報》，1992年第1期。。與此類似的看法，還有從字形和讀音上否定“達延”即“大元”的②喬吉校注本《黃金史》（蒙古文）第616頁注1，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達延汗即大元汗。烏蘭《Dayan與大元——關于達延汗的汗號》一文，從語源探究和史實分析兩個方面入手，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此文認為，蒙古文史書，本來達延汗這個名字就有Dayan與Dayun的兩種不同的寫法。蒙古文史書自從《黃史》（《沙拉圖濟》）對Dayan這種常見的寫法做了俗詞源學的解釋以后，隨后薩岡徹辰《蒙古源流》及答哩瑪固什著《金輪千輻》等書均采用此說，把達延汗都理解為君臨一切，或者全體人眾的可汗。而后來這種說法，以致影響了現在的學者。就蒙古文史中的另一種寫法Dayun，H·塞瑞斯、札奇斯欽、朱風、賈敬顏等學者均主張Dayun較之Dayan更接近于“大元”的讀音原型。實際上，較接近于“大元”的讀音原型的Dayun，受蒙古語元音同化現象的影響又轉為Dayan。筆者完全贊同烏蘭的觀點。

至于施密特③施密特《東蒙古史》第181頁，轉引自［日］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上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349頁。、符拉基米爾佐夫④符拉基米爾佐夫《關于達延汗號》，原刊蘇聯科學院通報，第119—121頁，引自沙斯季娜《大黃史》第188頁注83，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57年。等把達延汗的Dayan解釋為“全國汗”或“全蒙古汗”；另外道潤梯步所謂“‘達延’，即全體之意，與《秘史》之‘塔陽’是同一詞”⑤道潤梯步譯?！缎伦g校注〈蒙古源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7頁。，等等，都是錯誤的。顯然，施密特、符拉基米爾佐夫等的錯誤是因為未能弄清較接近“大元”的古音Dayun轉為Dayan的變化，而一味迷信佚名氏著《黃史》（《沙拉圖濟》）所作的俗詞源學解釋所致。道潤梯步則把達延汗的汗號與《元朝秘史》的乃蠻汗號“塔陽”等同起來，更是站不住腳的錯誤說法。因為據拉施特《史集》記載，乃蠻的塔陽汗號來自于契丹人漢化的稱號漢語“大王”一詞，而并非蒙古語。所以，它與蒙古文史書所載的由Dayun轉音的Dayan這一達延汗汗號的蒙古語詞，“全、普；一切、所有”，根本不是一個詞。更何況對達延汗汗號的蒙古文寫法Dayan一詞的俗詞源學的解釋靠不住呢？

既然達延汗的Dayan這個寫法特別接近“大元”的讀音原型，達延汗可以解釋為“大元”大可汗，那么，蔡美彪先生認為的所謂“達延汗這一名號與古兒汗義近”⑥蔡美彪《明代蒙古與大元國號》，《南開學報》1992年第1期。，顯然是不正確的。古兒汗（局兒罕或菊兒罕），意為“眾部之主”、“全體之君”。蒙古高原各部以此稱西遼皇帝耶律大石。另外，眾所周知，13世紀札答蘭部的札木合曾經有古兒汗稱號，據《元朝秘史》第141節記載，十一個部落的首領，擁立札木合為古兒汗。

如前所述，在蒙古文史書中，達延汗這個名字有Dayan與Dayun的兩種不同的寫法。那么，據筆者所知，在17、18世紀蒙古文史書中，達延汗這個蒙古語詞作Dayun字樣寫法的有以下五部：寶力高校注《諸汗源流黃金史綱》（佚名氏著《黃金史綱》）、羅卜藏丹津著《黃金史》、佚名氏著《俺答汗傳》（《阿勒坦汗傳》）、袞布扎布著《恒河之流》、答哩瑪固

什著《金輪千輻》①羅卜藏丹津《黃金史》（蒙古文），原件影印本，第163b、164a、164b頁出現兩次、166a、166b頁出現兩次、167a頁出現三次，蒙古國國家出版社，1990年；寶力高校注本《諸汗源流黃金史綱》（蒙古文）第171頁出現兩次、第172、176頁、第180頁兩次、第213頁，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第192、193、197頁出現兩次、199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喬吉校本本《恒河之流》（蒙古文）第91、94、95、96、114、130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喬吉校注本《金輪千輻》（蒙古文）第143頁出現三次、第144頁出現四次、第145頁出現兩次、第15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那么，再看一下漢文文獻有關達延汗的記載?！睹餍⒆趯嶄洝泛胫卧昃旁乱页髼l記載：“迤北伯顏猛可王遣使臣通哈等來貢，其實自一等至四等者凡十九人。阿爾脫歹王及脫脫孛羅進王……所遣使臣自二等至四等者凡三十五人。初自稱大元大可汗，奏乞大臣報使，以通和好?！?據蒙古文史書的記載，這里所說伯顏猛可王，應該是把禿猛可王，即達延汗之誤。一般認為明代漢籍往往把伯顏猛可（孛羅忽吉囊）與把禿猛可（達延汗）父子弄混，并誤認為兄弟，應當以蒙古人自己的記載為準，對此國內外蒙古史學界早已達到共識。其他明代漢籍，如葉向高《四夷考》記載：“……弘治元年夏，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汗?！薄睹魇贰ろ^靼傳》，又承襲《明孝宗實錄》的記載云：“弘治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與伯顏猛可王等屢入貢?！蓖瑯?，伯顏猛可王即把禿猛可王之誤。

這里有必要結合蒙漢文史書的記載，盡管從明代漢籍記載的角度來看的話，前引《明孝宗實錄》所見“大元大可汗”在漢籍中確實僅見的孤譯，但是如前所討論的那樣，據蒙古文史書Dayun一詞的寫法即“大元”來看，把禿猛可達延汗的汗號中確實包含著大元國號。當然，不能認為漢語國號“大元”又可以當作汗號。在眾多明清時代蒙古文文獻中，達延汗的汗號，其全稱很清楚，即應該是“賽音達延汗” （sayin DayanDayun qaγan），意思是大元兀魯思的賽音汗。這里“大元”是國號，賽音汗（sayin qaγan）是汗號。

除了達延汗的汗號之外，蒙古大汗的汗號中類似帶有Dayun字樣寫法的還有兩位，就是布延徹辰汗和末代蒙古大汗林丹汗。如佚名氏著《黃史》（《沙拉圖濟》）寫作buyan Dayun se?en qaγan，即布延大元徹辰汗，等于大元兀魯思的布延徹辰汗。成書于1739年的答哩瑪固什著《金輪千輻》一書，也有同樣的寫法。林丹汗的類似汗號，則見于《甘珠爾經》蒙古文譯本目錄及后記。比如，蒙古文《甘珠爾經》目錄就有“人中最威武者，大元林丹呼圖克圖徹辰汗”②［匈牙利］李蓋提《蒙古甘珠爾刻本》第5目錄，這里轉引自烏蘭前揭論文。。在該經文后記中，大概與此相同的有“林丹呼圖克圖·大元薛禪汗——圣智深知且堪稱查克拉瓦爾迪之民眾之主，應需而生之蒼天轉世者”，又有“呼圖克圖成吉思大元汗，圣教智慧查克拉瓦爾迪”③［蒙古］沙·比拉著，陳弘法譯《蒙古史學史（13—17世紀）》，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3、195頁。。

另外，林丹汗的汗號在17世紀蒙古編年史中又有三種記載，比如：羅卜藏丹津《黃金史》蒙古文作lingdanlindan quduγtu qaγan sütü ?inggis dayiming se?en ?üg üd teyin büged yilaquγ?i tayisung tengri yin tengri telekei takin u qormusta altan kürdün i or?iquluγ?i nom un qaγan， 漢譯為“林丹呼圖克圖，有洪福的成吉思·大明·薛禪，勝過各方敵人的

岱宗，諸天之天，宇宙的皇天上帝，轉金法輪的諾們可汗”①羅卜藏丹津《黃金史》（蒙古文），原件影印本，第172b頁、蒙古國國家出版社，1990年；漢譯采用札奇斯欽先生的譯文，札奇斯欽譯注《蒙古黃金史譯注》第305—306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9年。；《黃史》（沙拉圖濟）蒙古文則作lindana quduγtu sutu ?inggis dayiming se?en ?üg üd i teyin büged yilaquγ?i bala zakrawardu tai tayisun tengri yin tengri telkei takin u qormusta altan kürdün i or?iquluγ?i nom un qaγan， 漢譯為“林丹呼圖克圖、英明成吉思、大明聰睿、所向無敵察克拉瓦喇迪、大太宗、天之天，全世界之兜率天、轉金輪教法之汗”②前揭沙斯季娜《大黃史》第75頁，蘇聯科學院出版社，1957年。；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蒙古文又作lindan quduγtu sutu ?inggis dayiming se?en ?ügüd i teyin büged yilaquγ?i bala ?akarawadi ti tayisung tengri yin tengri telekei takin i qormusta altan kürdün i or?iquluγ?i nom un qaγan， 漢譯為“林丹庫圖克圖福蔭成吉思大明薛禪戰無不勝者吉祥察卡喇瓦爾地大太宗天之天，宇宙天帝轉金輪教法合罕”③烏云畢力格著《〈阿薩喇克其史〉研究》第119—120頁，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蒙古文原文見此書第四部附錄《阿薩喇克其史》蒙古文文本影印第287—288頁，影印件原頁碼第40頁。。其中，《黃史》、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所載林丹汗的汗號，除了bala zakrawardu bala ?akarawadi兩個詞匯寫法有些不同，并且《黃史》把林丹汗lindan寫成lindana之外，其余的完全相同，但與羅卜藏丹津《黃金史》所記載的汗號相比，還是略微有些區別的。也就是說，《黃史》、善巴著《阿薩喇克其史》兩部書的汗號，要比羅卜藏丹津《黃金史》所記多出了bala zakrawardu bala ?akarawadi兩個蒙古語詞。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出版的吉田順一等多位學者合作譯注的日文譯注本《阿勒坦汗傳》，對此書中出現的“Dayun yeke ulus”（大元大兀魯思）一詞的解釋與筆者的觀點正好相吻合。此書相關解釋如下：“Dayun yeke ulus大元大兀魯思，這是當時的蒙古人對自己的國家蒙古國的認識，同時認為這也是元朝這一朝代仍然在延續的證據。對他們來說，元朝徹底滅亡應該在林丹汗死后，以其子額哲孔果爾向清太宗繳出傳國玉璽為標志的。從此內蒙古被納入清朝統治之下?！雹埽廴眨?吉田順一、賀希格陶克陶、柳澤明、石濱裕美子、井上治、永井匠、岡洋樹他共訳注《アルタン=ハ—ン伝訳注》（日文《俺答汗傳譯注》），第314頁，注釋（2），風間書房，1998年。此段文字由筆者譯出，如果出現任何差錯，文責自負。

筆者覺得，吉田順一等學者對“Dayun yeke ulus”（大元大兀魯思）一詞的以上解釋，至少給人兩點啟示：一是，對蒙古文文獻原文的蒙古語詞匯進行探討時，必須從其語源追本溯源，應當拋棄俗詞源學解釋，科學、嚴謹地運用詞源學及音韻學知識，進行解讀并構擬、復原，如前所述Dayun，即與“大元”較接近的讀音原型；二是，這里正確地把握了當時的蒙古人對“大元兀魯思”的特殊的理解。也就是說，在當時的蒙古人看來，大元仍在延續，這一點應該從成吉思汗開國，忽必烈建立元朝開始直到末代大汗林丹汗死后蒙古被納入清朝統治為止才結束。一言以蔽之，明代蒙古諸可汗一直沿用大元國號。

二、關于明朝對脫脫不花可汗、也先二人分別所稱“達達可汗”、“瓦剌可汗”名號的探討

明朝作為繼元朝正統的中原王朝，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的同時，認為北遷草原的蒙古難以與其分庭抗禮，并且為了拉攏東、西蒙古的首領，政治上封王，經濟上把他們納入“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體系，允許其貿易往來。比如，明永樂朝曾經封瓦剌三王（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順寧王馬哈木），又封東蒙古的阿魯臺為和寧王，并且與瓦剌、韃靼不斷地進行朝貢貿易。另一方面，明朝統治者對蒙古人所沿用的大元國號特別忌諱且異常敏感，因而否認以至極力反對。在蒙古勢力仍然很強大，并在某種程度上對明廷構成威脅的形勢下，對元朝皇統繼承者諸蒙古大汗仍然沿用大元國號心有余悸，唯恐他們卷土重來，“恢復大元一統天下”。這樣對大元國號過分敏感的明朝人，自然就不承認它，因而總強調“元運已終”，代之而興的是大明朝，但這一點并不等于說當時的蒙古人廢棄大元國號。

明朝當時很忌諱并拒不承認大元這一國號，而當時蒙古人則仍舊沒有廢棄大元國號。就大元國號而言，明朝與蒙古各方所站的立場相互對立，理解不同，明朝一方不了解蒙古人所采用的國號，只習慣于把對方稱作韃靼（達達），而蒙古則一直自稱為大元。

據《明實錄》記載，脫脫不花可汗就明英宗把他稱為“達達可汗”一事提出異議。著名的一代中興英主把禿猛可達延汗的“大元可汗”汗號，也遭到明朝人的種種非難。至于布延徹辰汗和林丹呼圖克圖汗的大元可汗名號，或許明朝果真不知道，所以不見有口誅筆伐的記載。那么，大元這個國號為什么引起明朝與蒙古雙方長期的激烈爭論呢？這是頗為耐人尋味的問題，圍繞此國號，之所以這樣爭論不休，雙方都有各自的目的。

這里筆者僅就脫脫不花可汗對明朝所稱“達達可汗”名號提出異議這一事件，略微陳述一得之見，并稍作討論。

清朝人所修的《明史·韃靼傳》記載：“有鬼力赤者篡立，稱可汗，去國號，遂稱韃靼云?！表^靼這個稱謂，自古以來漢人對北方游牧民族的泛稱。其實，韃靼一詞原為宋人對蒙古的泛稱，并不是蒙古人的自稱。明廷稱蒙古汗統治的東蒙古為韃靼。問題是《明史》的纂修者張廷玉等人只知道明朝人把大元改稱韃靼，而不知道這一時期蒙古大汗一直沿用大元國號的史實。

據烏蘭的研究，17世紀蒙古文史書的太松（清譯岱總）汗，即明代漢籍中的“脫脫不花”、“普花可汗”、“不花可汗”。太松是他的汗號，源自漢語“太宗”。脫脫不花可汗在位時間為大約1433—1452年?！饵S史》、《蒙古源流》說他是阿齋（阿寨）臺吉的長子，即忽必烈系后裔。于1433年被瓦剌貴族脫歡太師擁立為汗。當時，東蒙古的權臣阿魯臺太師已于1413年左右在東邊擁立了阿臺為汗。蒙古出現了一時兩汗并存的局面，東、西蒙古的權臣各打著大汗的旗號，相互爭奪，以圖最終控制整個蒙古。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438年阿臺汗死后才結束①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15—317頁。。關于脫脫不花可汗的結局，蒙漢文史書的記載基本上一致，都說

因阿八丁王（明代漢籍又作哈巴王，此人即17世紀蒙古文史書的aγbar?i ?inong阿黑巴兒只吉囊）歸降也先而導致脫脫不花可汗兵敗，逃至克魯倫河、肯特山一帶，被其岳父沙不丹所殺害。

據《明英宗實錄》卷一七四，正統十四年正月己酉條記載，明英宗致書脫脫不花可汗曰：“爾瓦剌遣頭目把禿不花等同兀良哈達子赍文書到各衛，其書言：前元成吉思汗及薛禪可汗授彼父祖職事，要令彼想念舊恩及要彼整備腳力、糧飯。彼各頭目將爾瓦剌文書來奏，朕覽其詞，皆誘脅之意，非正大之意，未知果系可汗之意否？……今元運久已去，天命在我大明……可汗自今以所說之言，謹于行事，堅守和好之道，屏絕奸詐之言，不惟全至誠之德，成賢明之譽，益以獲為善之報，延身家部屬之福矣?！?/p>

這是指前一年正統十三年（1448年）秋也先派頭目把禿不花等，同兀良哈一起賫文書到黑龍江流域的女真野人諸衛一事。明英宗就這一事件，指責脫脫不花可汗背著明朝誘脅女真野人各衛，并一再強調“元運久已去，天命在我大明”?？梢?，明廷對也先與脫脫不花可汗向東北女真野人處加緊滲透，感到不安，特別是對他們所提到的“前元成吉思汗及薛禪可汗的舊恩”極為敏感，明朝皇帝似乎預感到大元復辟的不祥之兆。

同一條史料又云：“所喻和好之情已具正書載，覽來書又云‘去歲書內寫我作達達可汗，緣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稱名號，亦自有定體，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誠，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達達可汗稱之，亦爾俗至美之號，且朕與可汗和好在有誠意，不必論此虛文也?！?/p>

看來，脫脫不花可汗對明廷把他稱之為“達達可汗”名號，心懷不滿，提出異議。因此質問明英宗說：“我怎么成了達達可汗？”“緣故不知如何？”言外之意，脫脫不花可汗不但不自稱“達達可汗”，而且很可能自稱“大蒙古國皇帝”，抑或“大元可汗”。所謂“可汗所稱名號，亦自有定體”一說，是指明廷一方就蒙古可汗稱號所遵循的舊的傳統做法或慣例，也只表明明朝一方的正統觀。當然，不能把明朝對蒙古可汗所稱的名號看作當時蒙古人自稱的汗號。緊接著，明英宗對此作了一番解釋，說“因管治迤北人民，所以以達達可汗稱之”，同時緩和語氣，聲稱“和好在有誠意，不必論此虛文也”。

的確，盡管脫脫不花可汗只“管治迤北人民”，但拒絕明朝的“達達可汗”名號的事實，其中肯定別有一番深意。據朝鮮史料《李朝實錄》記載，脫脫不花可汗給朝鮮的敕書中自稱 “我蒙古皇帝”①《朝鮮李朝實錄》，世宗二十四年五月戊辰條。參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二冊（1439起—1506止）上編卷六，中華書局，1980年，第426頁。，這一點恰恰能夠證明他以“大蒙古國皇帝”自居，而這個意義上，“大蒙古國皇帝”就等于“大元可汗”。

元代畏吾體蒙古文碑文，蒙古語國號“大蒙古國”（yeke mongγol ulus）的相對應的漢語國號是“大元”，如《元代追封薊國公張應瑞墓碑》作“大蒙古國”（yeke mongγol ulus）、《一三三八年漢蒙文合璧竹溫臺碑》則作“稱作大元的大蒙古國”（Dai ?n kemekü yeke mongγol ulus），又《一三六二年漢蒙文合璧西寧王忻都紀念碑》、《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寧王忻都碑》碑文作“大元大蒙古國” （Dai ?n yeke mongγol ulus）。蕭啟慶先生曾指出：“‘大元’不過是繼‘大蒙古國’與‘大朝’而起的漢文國號，蒙古王朝的真正國號仍是

yeke mongghol ulus”①蕭啟慶《說“大朝”：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兼論蒙元國號的演變》，臺灣《漢學研究》第三卷1985年第1期。后收入蕭啟慶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上冊，中華書局，2007年。。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明代蒙古可汗所自稱的大元可汗，歸根到底自然也是在蒙漢國號能夠變通、并行的意義上說的。不過，蒙古人此時所處環境與元代已大不相同，顯然，仍以大蒙古國及大元的繼承者自居，欲與明廷爭奪正統地位。那么，這里所說蒙古人政治處境的重大變化，就是“大元”所指的版圖范圍大體只指蒙古高原而不包括中原漢地。行文至此，脫脫不花可汗所強調的與“達達可汗”相反的那個自稱“我蒙古皇帝”，實際上就是指這個版圖范圍內自稱的“大蒙古國皇帝”或 “大元可汗”。

明朝人所撰寫的有關土木之變的幾部史書，就有當時的蒙古人沿用大元國號的旁證史料。楊銘（哈明）《正統臨戎錄》記載明英宗被也先俘虜之后的自述說：“當時，也先聚眾大小頭目說道：‘我每問天上，求討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來，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每手里，你每頭目怎么計較？’數中又一達子名喚乃公言說：‘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仇人，今上天可憐見那顏上，恩賜與了到手里?！诎l惡言傷害?！雹跅钽憽墩y臨戎錄》，薄音湖、王雄點?！睹鞔晒艥h籍史料匯編》第一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9頁。此大元皇帝，無疑是指脫脫不花可汗！在佚名氏著《正統北狩事跡》中又有與此類似的一句話：“……大明天子，大元之仇，今天賜我，不如殺之?！雹圬现墩y北狩事跡》，薄音湖、王雄點?！睹鞔晒艥h籍史料匯編》第一輯，第114頁。據《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匯編》的點校者薄音湖、王雄二位先生對該書所作的題解中說：“這是他人據楊銘《正統臨戎錄》改寫而成的”。因此，《正統北狩事跡》的這句話，其實無非就是漏掉“皇帝”兩個字罷了。再比如，劉定之《否泰錄》中的一條史料說：“唯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雹軇⒍ㄖ斗裉╀洝?，薄音湖、王雄點?！睹鞔晒艥h籍史料匯編》第一輯，第70頁。這就道出了明朝果然不知道脫脫不花可汗自稱真相的同時，反過來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他還在沿用大元國號的事實。

明朝人在《明英宗實錄》中又透露了與此頗為吻合的重要信息：

“敕諭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剌塔、別里格等曰：近爾等進瓦剌與爾等文書，朕覽之，皆甘言誘語，且自古國家興廢皆出天命。今虜乃以元成吉思汗、薛禪可汗事誘爾，且元亡已有百余年。當其亡時，子孫奔竄草野，皆為人所害。今其稱為首領者，亦不過冒其名以脅諸部耳。其屬人尚且不信服，況欲欺遠方之別類乎！”⑤《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二，正統十三年十一月庚寅條。中研院史語所校印本，1962年。

既然明朝人認為，在正統十三年（1448年）時蒙古首領“冒元成吉思汗、薛禪可汗之名”是事實，那么，這也就佐證了劉定之《否泰錄》所說“仍僭其先世大號”，脫脫不花可汗確實是在沿用著“大元”國號。否則，脫脫不花可汗也不可能對明廷所稱“達達可汗”名號提出異議。

盡管，目前限于有關脫脫不花可汗自稱“大元可汗”的更直接的史料欠缺，但綜合考察蒙古與明朝兩個方面的史事，可以得出他依然打著大元國號的結論。這正如曹永年師所指出的那樣，在土木之變后對明朝的作戰中，只有“脫脫不花可汗才是真正希望‘大元

一統天下’的人”①前引曹永年撰寫《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26頁。。

無獨有偶，正統末年脫脫不花可汗“達達可汗”名號風波過去后僅僅五年，瓦剌異姓貴族也先于景泰四年（1453年）篡位稱汗，自稱為“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于是明、蒙古之間又掀起了一場名號之爭。當然，這與諸蒙古大汗所沿用的大元國號，其性質有所不同。曹永年師早已說過，“也先的用心畢竟只是打著大元的旗號反大元”②曹永年《也先與大元——也先王號、年號和汗號的考察》，《蒙古史研究》第五輯，1997年。后收入曹永年著《明代蒙古史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但同樣引起了明廷議論的軒然大波。

《明英宗實錄》卷二三四，景泰四年十月戊戌條載：“瓦剌也先遣使臣哈只等赍書來朝，貢馬及貂皮、銀鼠皮。其書，首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猶言天圣也。末稱添元元年。中略言：往者元受天命，今已得其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且致殷勤意于太上皇帝?！?/p>

身為異姓貴族的也先太師，突然打出大元國號，還處在土木之變的陰影下杯弓蛇影的明廷，當然對此反應十分強烈?！睹饔⒆趯嶄洝肪矶疤┧哪晔滦脸髼l記載：“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等官奏：比臣等議稱，也先為瓦剌可汗。詔旨令再議。今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執言，欲但仍舊稱太師。帝曰：也先雖桀驁，亦似敬順朝廷……稱為瓦剌可汗?！泵魍⒓泵奂撼歼M行廷議，經過為期數日的激烈辯論，最終并沒有認可其“大元田盛大可汗”名號，其中有些人甚至還主張“仍舊稱太師”，廷議的結果勉強做出“瓦剌可汗”的名號定位，而且由明朝一方所定的這個汗號，也是明代宗景泰帝親自做出的決定。

《明英宗實錄》卷二三八景泰五年二月癸未條記載：“命瓦剌也先遣使臣哈只等赍書，賜也先曰：書與瓦剌可汗……今可汗居爾國位，又能體前人誠教之心，遣使朝貢。朕于四方萬國來朝，雖皆有所嘉賚，而與可汗獨厚者，蓋以可汗尤能敬順天道而保和好于久遠也。除已升賞宴待使臣，其有回答可汗禮物并貢馬價值及所求器物，悉如數付使臣領去頒給。所言太上皇是朕之至親，豈分彼此？可汗勿以小人妄言有所聽信?！?/p>

可見，明廷在赍書給也先的答復信中，只書稱其為“瓦剌可汗”，并強調因也先“尤能敬順天道而保和好于久遠”而對其待遇“獨厚”，還說也先所念念不忘的“太上皇”為“朕之至親，豈分彼此”，這位“太上皇”即在土木之變中被俘虜后送回北京的明英宗。

很顯然，明廷堅決否認也先的“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這一汗號。明廷之所以不承認這一汗號，歸根到底明朝一方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在起著決定性作用。明朝對元裔脫脫不花可汗都聲稱 “可汗所稱名號，亦自有定體”，只稱為“達達可汗”，而更何況對一位篡奪孛兒只斤黃金家族的叛臣，卻公然恢復大元的國號者，稱“瓦剌可汗”似乎也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從北元昭宗愛猷識理達臘（蒙古語謚號必力克圖汗）的宣光年號、脫古思帖木兒（蒙古語謚號烏斯哈勒汗）的天元年號，到脫脫不花可汗對明廷所稱 “達達可汗”名號提出異議，以及達延汗、布延徹辰汗、林丹呼圖克圖汗等仍然沿用大元國號的事實來看，所謂“脫古思帖木兒敗亡后，蒙漢文獻也不再見應用大元國號”一說是難以成立的。當然，事物總是紛繁復雜的，由于歷史現象本身的復雜性，不能認為流傳至今的相關史料里沒有

記載的便不存在。必須指出的是，即使因為史料缺乏，其他蒙古大汗名號未見應用大元國號，也并不影響明代蒙古一直沿用大元國號這一總體的判斷。

三、蒙古大汗沿用大元國號的相關因素分析

在筆者看來，蒙古可汗沿用大元國號的相關因素至少有以下三點：

首先，大元國號具有廣泛的號召力和深遠的影響力。對失去中原漢地后的元廷及其繼承者蒙古統治者來說，大元國號就是代表著他們偉大祖先的豐功偉績和非同尋常的歷史。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與忽必烈的大元王朝給蒙古人留下了巨大的難以磨滅的歷史影響。13世紀蒙元時期是蒙古民族走向廣闊歷史舞臺，武功震憾世界的重要歷史時期。曠古未有的輝煌的武功和通過長期的征服所建立的幅員遼闊的大帝國，使游牧民族所能發揮的歷史作用幾乎達到極限?！白匀粘鲋幹寥章渲?，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誰能違反長生天的命令完成這樣的事業呢？”①［英］道森編，呂浦譯，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記》，《貴由汗致教皇英諾森四世的信（1246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02—103頁?！拔姨媸ノ浠实?，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國，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雹凇对贰肪砥摺妒雷婕o四》所載的《建國號詔》，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年。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所完成的統一事業是歷古所無的大業。這些業績是古代任何一個君主無法比擬的，他們已經完全超過了秦漢隋唐的英主明君。面對祖先如此偉大的功業，尤其是置身于汗權衰微，賽特（權臣）專權，戰亂頻繁，分裂割據的局面中往往成為強臣傀儡的蒙古大汗，撫今追昔，緬懷和向往大元盛世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次，蒙古可汗沿用大元國號，既是求生圖存、復興偉業的一種政治社會心理，也是眷戀過去的一種懷舊心理。正如烏蘭在前文所指出的那樣，突出“元”或“大元”，是元王室后裔們當時一貫的心理狀態③烏蘭《Dayan與“大元”——關于達延汗的汗號》，《內蒙古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此說甚是。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不少可汗仍然沿用大元國號，正是這種心理的具體體現。

再次，1368年元廷北遷后，退回草原的元裔諸蒙古可汗仍以元朝的繼承者自居，與明廷長期爭奪正統地位。北元與明朝長期互相攻伐，爭奪國土民眾，形成南北對峙局面。明廷一再譴責北元大汗“冒用成吉思汗、薛禪可汗名號”，“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等，反過來證明，蒙古人仍然沿用大元這一舊國號的事實。同時，明廷對此采取極力忌諱、否認并反對的態度，表明明朝與蒙古兩個政權之間政治斗爭的不可調和性。由此可見，被趕到漠北的元廷及其繼承者，出于與明廷繼續爭奪正統的政治需要，是諸蒙古可汗依然沿用大元國號的最重要的因素。這里無論對明廷所稱“達達可汗”名號提出異議并真正希望“大元一統天下”的脫脫不花可汗，還是“自稱大元大可汗”的“中興英主”達延汗，以及后來的布延徹辰汗、林丹呼圖克圖汗等等，在政治地位上都要求與明廷分庭抗禮，平起平坐。

基于以上理由，所以筆者認為，退居漠北的蒙古汗廷及繼承者諸蒙古大汗，仍然自稱“大元”，直到末代大汗林丹汗去世，北元被后金政權所滅為止，一直沿用大元國號。

（本文作者為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Tatar and the State Title “Dai’?n”

Sidurγu, Inner Mongolian University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titles of Dayun Khan, Buyan-Se?en Khan, and Ligdan Khan recorded in both Mongolian and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ame issuedas “Tatar Khan” and “Oirat Khan”by the Ming Regime to refer to Toγtoγa Buqa Khan and Esen Khan,hile setting straight the facts about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Mongol hans continuing to follow the national title of “Dai’?n”. The author lso briefly analyses the pertinent factors concerning the ontinuation of the national title, and points out the fact that these Mongol Khans continued to compete with the Ming Empire for legitimacys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Mongol Empir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he Mongol Regime mostly continued using “Dai’?n” as its titlehroughout the Ming Dynasty.

“Tatar Khan”； “Oirat Khan”； “D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