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言小說研究百年述略（下）

李建軍

（臺州學院人文學院，浙江臨海317000）

宋代文言小說研究百年述略（下）

李建軍

（臺州學院人文學院，浙江臨海317000）

三、作家作品研究

（一）《麗情集》、《青瑣高議》、《云齋廣錄》等重要選集研究

張君房編《麗情集》匯集古今情感之事，劉斧編撰《青瑣高議》保存許多完整的宋人小說，李獻民編撰《云齋廣錄》收入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三部集子都是宋代文言小說集里的上佳之作，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對三部集子有詳盡的分析和精到的論斷，認為《麗情集》是“唐宋小說的一個獨具特色的選集”，“體現了傳奇體小說在宋代的某些新發展”；指出《青瑣高議》在小說發展史上有一些新的演進，體現在史才和詩筆的分別發展、寫出一些前所未見的新型婦女形象、有非常明顯的通俗化傾向等方面；指出《云齋廣錄》“進一步向通俗小說靠近”，“可以看到古體小說和近體小說交流互補的跡象”［38］。這些看法都是通觀中國小說史后得出的真知灼見。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蕭相愷《宋元小說史》對宋代文言小說作家作品的分析也非常透辟，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對《麗情集》、《青瑣高議》、《云齋廣錄》、《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的個案研究也非常深入①張兵《宋遼金元小說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蕭相愷《宋元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另外，江南《〈麗情集〉小考》、王亦妮《〈青瑣高議〉與宋代傳奇小說》、趙麗君《宋傳奇及其文化內涵研究：以〈青瑣高議〉為例》、向倩《〈云齋廣錄〉傳奇小說研究》是對《麗情集》、《青瑣高議》、《云齋廣錄》進行專題研究的學位論文，可以參看②江南《〈麗情集〉小考》，復旦大學2006年碩士論文；王亦妮《〈青瑣高議〉與宋代傳奇小說》，西北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趙麗君《宋傳奇及其文化內涵研究：以〈青瑣高議〉為例》，重慶工商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向倩《〈云齋廣錄〉傳奇小說研究》，四川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

（二）洪邁《夷堅志》研究

洪邁用整整60年完成的420卷小說“巨編”《夷堅志》，是對后世影響極大的一部志怪小說集，也是宋代文言小說作家作品研究中的重頭。1980年代之后，學界對其書的整理、研究頗有成果，現擇要述之。1981年中華書局何卓點校本以涵芬樓編印的《新校輯補夷堅志》206卷為底本，并增補《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之佚文為1卷，共207卷，為目前較為完備之本［39］。李劍國專文《夷堅志成書考——附論洪邁現象》、《夷堅志佚文考》，專著《宋代志怪傳奇敘錄》之“《夷堅志》敘錄”以及主編的《中國小說通史》第六編第四章“《夷堅志》及其支流”，對《夷堅志》的作者生平、歷代著錄、成書過程、版本流傳、輯佚情況、素材來源、寫作方法、后世影響作了非常深入的考辨，成為《夷堅志》研究尤其是文獻研究方面的權威成果之一。另外，李先生輯校之《宋代傳奇集》收入《夷堅志》中155篇傳奇體小說并精細?？?，該部分如單列出來可以視為上佳的《夷堅志》選本③李劍國《夷堅志成書考——附論洪邁現象》，《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3期；《夷堅志佚文考》，《天津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2期；《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小說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宋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

臺灣學者王年雙博士論文《洪邁生平與〈夷堅志〉研究》，對洪邁生平和《夷堅志》版本流傳、故事來源、主要內容、所反映的社會情形以及價值，進行了深入探討，是《夷堅志》研究的重要成果［40］。張祝平專著《夷堅志論稿》，對《夷堅志》的編纂背景、作者小說觀念、成書過程、版本流傳、社會現實內容、小說題材、當時和后世的影響、后人的研究和評點等多方面，都作了相當廣泛而又頗具深度的探討，推進了相應研究，可謂《夷堅志》研究的重要收獲［41］。張文飛博士論文《洪邁〈夷堅志〉研究》認為《夷堅志》在內容上注重趣味性、淡化了說教功能和故事的怪異色彩、呈現出對世俗生活的偏好、表現了豐富的人性，在藝術上學習唐傳奇敘事模式并進一步提高、作者長期運用四六形成的作文習慣影響了該書寫作風格、作者引用別人故事時又重新進行潤飾并體現出自己的藝術傾向、重視細節描寫形成細膩的藝術風格等，這些看法值得重視［42］。王瑾博士論文《〈夷堅志〉新論》將《夷堅志》故事分為鬼靈精怪類、佛道巫神類、婚戀麗情類、科舉仕宦類、世風民情類、博物雜記類共六類，并結合文本逐類進行探討，比較細致；同時該文闡析《夷堅志》中體現的宋代文化精神、民間信仰和地域文化特征，比較《夷堅志》的價值取向與理學的差異，頗有新意［43］。葉靜博士論文《洪邁與〈夷堅志〉的民間性問題研究》“以文藝民俗學的理論視域，通過對洪邁的民間立場、民間視角和《夷堅志》敘事方式的考察，試圖準確地刻畫出洪邁的文化性格，分析其文學觀念中的民間傾向，描述南宋的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的相互吸引和相互碰撞，同時對《夷堅志》的民間敘事及其意義作出新的闡釋”［44］，該文從民間的視角考察文人作者與中國古代小說的文化生態，視角新穎獨特，值得關注。

四、文化研究和敘事研究

（一）文化研究

宋代文言小說是宋代思想文化影響下的文學樣式，聯系宋代思想文化的宏闊背景方能挖掘出宋代文言小說外在風貌的內在根源。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把宋代文言小說作為文化現象加以思考解讀，在社會文化、文學生態和小說文本三個層層遞進而環環相扣的層面上加以開掘和闡釋，探討宋代文言小說在宋代文化、文學轉型中的表現及其與此轉型的內在關聯，揭示其走向世俗的必然趨勢、現象與本質”［45］。該文認為從文學轉型層面而言，“宋代文學產生了走向世俗的動向，而宋代小說的走向世俗只是文學整體趨俗的一種體現而已”；從文化轉型層面而言，“宋代小說的走向世俗既是唐宋文化轉型的結果，又是唐宋文化轉型的深刻反映。宋代文言小說總體上表現出對俗文化的傾斜，這是小說寫作精神或敘事價值取向的轉變”［45］。余丹《宋代文言小說的文化闡釋》從宋代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考察宋代文言小說整體風格面貌及其成因，發掘宋代文言小說中包蘊的豐富文化內涵，該文主要探討了以下幾個方面：“宋代理學文化背景對文言小說創作動機、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整體美學風格形成的影響；史官文化精神和宋代濃厚史學氖圍對文言小說創作觀念、題材選擇以及敘事手法的影響；宋代社會整體文化素質提高、市人階層和通俗文藝興起造成文言小說內容、體制以及審美情趣的通俗化傾向?！痹撐恼J為：“特定的時代思想文化氛圍深刻影響了宋代文言小說的總體面貌，而宋代文人強烈的淑世情懷、理性精神、史官意識和世俗趣味在文言小說中也得到了反映?！保?6］

宋代文言小說的時代風貌與宋代儒、釋、道的影響息息相關。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設專章考察儒、釋、道對宋代文言小說的影響。該文認為：“就儒家與宋代文言小說的關系而言，宋代是儒學的迅速振興時期，文言小說正是際會了這一時代的有利機遇，作者們用文學來演繹儒家的哲學倫理道德等觀念，主要是塑造了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在他們身上融入了作者基于不拘一格的的奇幻想象而表達出的對儒家的尊崇景仰之情……就佛教與宋代文言小說的關系來說，本章著重探討了小說作品中對佛教經典的頂禮膜拜……就道教與宋代文言小說的關系來說，表現在作者們主要是從形象思維出發，選擇了前代仙道類小說中最為活潑最富有生機的一些細節熔融到自己的創作中，對具有奇譎怪異色彩的神仙方術也從眾多方面進行了表現?！保?7］呂佳《宋代文言道教小說蠡探》從儒道結合、市民文化和新道派的發展三方面著手，分析宋代獨特的時代背景和經濟文化因素在文言道教小說中的體現，并分析了宋代文言道教小說的文體特色［48］。潘燕《〈道藏〉中的宋代小說研究》主要以《道藏》中的宋代小說為研究對象，從時代背景、道教小說創作概況、主題思想、創作特色等維度對宋代道教小說作了初步的整體研究［49］。

宋代文言小說中的民風民俗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趙章超《宋代文言小說研究》設專章從風水信仰、卜術、禁忌等方面探討了宋代文言小說的民俗特色。馮勤《〈青瑣高議〉的民俗信仰傾向探析》認為《青瑣高議》中的作品體現了宋代三教合一的民間信仰特色，并指出該特色之形成與當時的時代語境、市民文化繁榮及社會思潮等因素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50］。周榆華《〈夷堅志〉反映的江西民俗》探討了《夷堅志》中所反映的宋代諸多江西民俗［51］。

宋代文言小說的文化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唐瑛《宋代文言小說異類姻緣研究》設專章“宋代異類姻緣故事的社會文化研究”，闡述宋代異類姻緣故事繁盛的社會背景，探討當時流行的冥婚風俗、濃厚的巫術觀念及儒、釋、道思想對宋代異類姻緣故事所產生的復雜影響［52］。張會《科舉背景下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探討了宋代科舉對于社會價值觀念、審美觀念、文學風氣，進而對于宋代文言小說變遷的影響［53］。王秀娟《宋代文言小說敘事演變研究》設有專章“科舉制度與宋代文言小說”，從宋代科舉制度內部運作和外部效應兩個維度探討了其對宋代文言小說的影響［54］。張玉蓮《宋代文言小說中相墓故事的文化闡釋》致力于發掘宋代文言小說中相墓故事的文化蘊涵［55］。

（二）敘事研究

宋代文言小說的敘事分析，學界關注不多，王秀娟《宋代文言小說敘事演變研究》作為這方面的專門著述，頗為難得。該文探討了宋代文言小說敘事的類型，并將其分為“繼承唐意、仿唐之文”、“求真寫實、可信為長”、“托古紀事、不敢及近”、“道德教化、勸諫懲化”、“民間社會、市井之氣”五種類型逐類進行分析；該文還從歷史敘事與小說敘事的敘事模式、以文為戲向以文為理的敘事轉變、敘事修辭三個維度探討了宋代文言小說的敘事藝術［54］。張玄《宋傳奇的敘事模式研究》從敘事時空、敘事角度、敘事結構、敘事技巧四個方面探討宋傳奇的敘事模式，并以之比照唐傳奇，力求尋覓二者大同中的小異，為宋傳奇在敘事文學譜系中贏得合理的地位［56］。

康韻梅《〈分門古今類事〉的敘事策略》從敘事維度研究南宋委心子所編文言小說類書《分門古今類事》，認為該書重議論輕記事以及標示改易和期使情節合理化的敘事策略，致使全書撰作宗旨單一而清晰的指向命定觀，因而帶有強烈的警世色彩；并指出該書在敘述特色上，呈現人物形象的弱化、情節綰合的松散、意涵建構的貧乏和氛圍塑造的不足等現象，充分顯示出全書在敘事美學上的退化，卻著重以故事訓誡世俗的作用［57］。另外，趙修霈《以“實”襯“虛”的幻設手法：論宋傳奇〈希夷先生傳〉、〈華陽仙姻〉、〈嘉林居士〉中的虛設時間》，結合具體文本探討宋傳奇中的“虛設時間”問題，值得關注［58］。

五、特質研究和價值研究

（一）特質研究

宋代文言小說的藝術特質和總體風格，學界一般將其概括為平實化、道學化及通俗化。關于平實化，明編《五朝小說》之《宋人百家小說》桃源居士序曰宋人小說“奇麗不足而樸雅有余”［59］，后來魯迅也說“宋一代文人之為志怪”“平實而乏文采”［1］，學界多承此論。李劍國認為宋人小說平實化指“構思方面的想象窘促，趨向實在而缺乏玄虛空靈，語言表現方面的平直呆板而缺乏筆墨的鮮活伶俐、含蓄蘊藉”，并指出其原因在于“求實心理和史家傳信意識的活躍，不能不造成靈感的枯窒和想象力的鈍化萎縮。而當把故事素材正式寫成作品的時候，于是便又常常依循歷史家的實錄原則”，“宋人小說作者的小說觀念和創作方法趨于保守落后，使得他們創作意識淡漠……想象力遲鈍，筆頭過分老實”［7］。張祝平《論宋代小說的“由虛入實”之原因》認為宋人小說尚實之因在于：“晚唐小說由虛構鋪衍向征實補史演變給宋代小說發展定下基調；宋人小說觀念有濃重的求實意識，唐代小說‘假小說以施誣蔑之風’助長了宋對前代小說盛行的考據求實之風，在對唐小說虛構成就認識不足的情況下，以偏概全，誤將虛構當做虛幻加以攻擊；宋代統治者對小說既以之消遣，又斥其不實；宋代史學發達，取小說入史，宋人更強調了小說以補史為標準，以紀實為手段，以鑒誡為目的；宋代黨爭激烈，文網日張，給小說的虛構以沉重打擊?！保?0］

關于道學化，魯迅曾說宋傳奇“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1］。李劍國認為宋人小說道學化指“在創作動機和主題表現上對于封建倫理道德的過分執著，常又表現為概念化和教條化”，“在大量愛情小說中價值天平由情向理傾斜，義娼貞婦之作比比皆是，人情人欲人性受到蔑視，稍一涉情涉欲便被‘存天理去人欲’的教條打退”，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宋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被規范在理學樊籬中了。影響所及，便是小說創作中追求懲勸目的的刻板偏重，主題的倫理化，作品的道學氣”［7］。李軍均認為宋人小說創作“融貫‘德性’自覺，不僅體現在‘垂誡’性文字構成文本敘事的有機部分，且文本敘事往往圍繞‘德性’展開”，“其闡釋的‘德性’往往是故事的宗旨，是敘事的指歸”，“‘德性’已內化于敘事進程中”［61］。

關于通俗化，李劍國認為“通俗化，或曰市井化，具體說就是市井細民題材向文人小說大量涌入，并伴隨著情感趣味上市井氣息的彌漫和通俗語言的運用，或者題材雖非市井卻經過了市井化的審美處理”，并指出“宋人小說的通俗化開始造成這樣一種趨勢——文人文言小說和市民話本小說一定程度的合流趨勢，這在小說史上是意義重大的……士大夫文人屈尊紆貴地接近了‘下里巴人’，把說話中的某些有趣故事拿過來，順便也拿過說話人捏合提破的手段，并照著說話人的情趣所在，把攝材角度擴展到市民社會……有了這個靠攏，才會有元明盛行的以通俗性為一大特征的文人長篇文言小說”［7］。李軍均指出這種通俗化傾向可以分為“以俗為雅”和“化雅入俗”兩個維度，其中以俗為雅體現在語體的通俗性、題材的世俗性與思想感情及愿望理想的大眾性、接受者的廣泛性三個方面，而化雅入俗是刪改文言傳奇，以迎合大眾審美需求的簡約性和模式化［26］。宋代小說通俗化的原因，學界認為有宋代城市經濟發達和市民階層壯大、唐宋文化和文學轉型、話本小說影響等多種因素，凌郁之《走向世俗——宋代文言小說的變遷》、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李軍均《傳奇小說文體研究》等著述有深入的分析。

（二）價值研究

宋代文言小說的價值和歷史地位，1990年代之前一直評價不高。明代胡應麟說：“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后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保?2］后來魯迅也說：“宋一代文人之為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保?］又說：“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極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但文藝之所以為文藝，并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么文藝?！保?3］兩位巨擘尊唐抑宋的論調，對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1960年代分別由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撰寫和游國恩等主編的兩部《中國文學史》對宋代志怪傳奇都避而不談，1980年代臺灣巨流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文學講話》卷帙浩繁、內容詳備，但《兩宋文學》部分也不提及志怪傳奇小說。小說史類著述涉及宋代文言小說，多承魯迅之論，頗有訾議，如侯忠義、劉世林《中國文言小說史稿》認為宋代文言小說“多脫離現實生活，往往模擬前人之作，較少創新，無論思想和藝術都不如前代的作品”［64］。

1990年代以降，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對宋代文言小說作出了新的評價。李劍國認為“宋人小說（筆者按：此處指志怪和傳奇）有所成就，成就不算太高……相對唐人小說尤其是唐傳奇來說它有退步也有進展……它對宋代及后世的小說影響趕不上唐小說但也不能小覷”［7］。薛洪并不認可魯迅“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之論，認為宋代是傳奇小說的繼續發展期，認為“通俗傳奇小說在宋前已經存在，但為數較少，至北宋才逐漸發展起來，到了南宋，大體上已形成了一個高雅傳奇與通俗傳奇平分秋色的局面……這是傳奇小說史上一次不容忽視的重大發展”［65］。陳文新認為相較于唐傳奇，宋傳奇有衰落，也有新變，衰落是就辭章化傳奇而言，新變是就話本體傳奇而言［66］。程毅中為李劍國《宋代傳奇集》作序，曰：“宋人小說文備眾體，本非一格，亦有藻繪可觀如《云齋廣錄》所收者。且宋人小說崇尚實錄，漸近人生……傳奇志怪，亦多人情世態，聲色俱繪，敘事則如經目睹，記言則若從口出，此可于《摭青雜說》等書覘之。宋之傳奇，于搜神志異而外，或摹壯士佳人之心膽，或述引車賣策之言語，聲氣風貌，神情畢肖，千載而下，猶可。自茲而后，小說一家，蔚為大國，可以興觀群怨，或且優于詩賦?！保?6］對宋代志怪傳奇作了較高評價。

丁峰山認為就筆記小說而言，“宋人筆記是魏晉筆記小說初次文本定型、規范后的又一次定型、規范過程，不僅強化了原有規定性，且自己的面貌特色成為后世的楷模和定式……其影響力超過唐代是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就傳奇小說而言，“明、清以來的傳奇體小說在選材、流派、主旨、風格上受宋傳奇的滋潤要多于唐傳奇”。再加上話本小說對后世通俗小說的影響和小說學成就、小說文獻整理貢獻，丁先生指出：“宋人另辟蹊徑，把小說帶上了樸雅平淡、通俗自然的新路……從小說（文學）發展的綜合歷史維度著眼，宋代對中國古典小說的貢獻和影響不低于甚至高于唐代，其歷史地位在唐代之上?！保?7］

概而言之，百年來，宋代文言小說研究在文獻整理與研究、傳奇小說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化研究、特質研究和價值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但在志怪小說、軼事小說研究方面還稍顯冷清，成果寥寥，同時在敘事研究方面也關注不多，成果較少。另外，正如李劍國先生所言，“文言小說在長期流傳和積淀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意蘊豐厚的母題和意象”“因此借用原型批評方法進行原型意象和母題研究具有廣闊天地”［68］，宋代文言小說因為與民間信仰、宗教和傳統文化的密切聯系而在原型意象和母題方面意蘊非常豐厚，但這方面的話題可能還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關注，應該是宋代文言小說研究的一個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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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5.010

2014-11-12

李建軍（1974-），男，四川大竹人，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