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青年“反中”情緒的根源

■ 吳 宜

近年來，島內社會運動中青年參與的能量不斷增大，“反中”色彩日益明顯，以至于在2014年掀起了對島內政局和兩岸關系均產生較大影響的“太陽花學運”。臺灣青年熱衷參與社運，且“反中”情緒濃厚的根源，與青年成長的內外環境、主客觀因素密切相關。

一、“相對剝奪感”增強是青年參與社運的內在動因

社會學理論認為，人的“相對剝奪感”越大，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壞性就越強；社會運動是參與者尋求改變以獲得較大利益機會的舞臺。近年來，島內經濟轉型困難、發展緩慢，社會階級結構發生新變化，貧富分化加劇、失業率升高，使得青年世代的“相對剝奪感”日益增強，成為其參與社運的主要內驅力。

2000年以來，在政治因素的桎梏下，臺灣產業加速大量外移，導致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最大的服務業，無法發展帶動整體經濟發展，島內產業轉型升級遭遇結構性困境。在此情況下，臺灣社會階級結構及其流動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小型私營企業和工人階級減少，服務業人員、技術工人與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比例上升；以往常見的“黑手變頭家”(工人成長為老板)的社會流動方式變成極少數，依靠文化(高學歷和專業技術)資本積累上升的方式成為主流。

臺灣社會階級的變化與經濟衰退共同對社會發展、社會穩定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而青年人成為遭受經濟衰退沖擊最嚴重的群體。一是社會貧富分化加大。臺灣的基尼系數1980年為0.278，之后逐漸升高，2001年達到歷史新高0.35，之后一直在0.34上下浮動。雖然從全球范圍看不算高，甚至還低于國際警戒值0.4，但由于臺灣在1960至1980年代一直屬于貧富較均等社會，兩相比較后就顯出較大落差，社會上的貧窮感和失落感升高。

二是失業率逐年攀升，青年失業率最高。1990至2000年，臺灣年平均失業率只有1%至3%，但2000至2010年升高到4%以上，甚至一度逼近5%。其中，初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最高，即使在近5年來整體失業率最低的2013年 (4.18%)，20至 24歲青年的失業率仍高達13.75%，為歷史第二高。同時，因高學歷貶值，欠缺專業技能的大學畢業生比例最高，失業人數比例從1999年占全體失業人口的10.4%升至2009年的27.8%；失業期不斷拉長，從過去的20余周上升到30余周，畢業后找到工作的時間平均需要8、9個月。

三是實質薪資停滯甚至出現倒退，“青貧族”增加。1997年后，臺灣受雇者的實質工資開始出現停滯甚至倒退，2013年實質月薪倒退到1997年水平，社會上開始出現被稱為“工作貧窮者”的“窮忙族”，他們與長期失業者共同構成了臺灣的“新貧階級”。許多年輕人普遍面臨“高學歷、低薪資”的窘困境況，以及成家立業后購房、生子的巨大壓力，“青貧族”現象日益嚴重。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第一份職業的月薪大約只有26500元新臺幣，研究所畢業也只有31000元新臺幣，且從2006年以來呈現下滑趨勢。整體大學畢業生的月薪未達到3萬元新臺幣的比例，由2004年的25%上升到2009年的37%。

二、“民主化”和“去中國化”是青年社運“反中”的思想因素

當前島內青年人主要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一代，政治社會化過程與臺灣“民主化”過程、“臺灣主體意識”形塑過程基本重合，是導致其出現“反叛”行為和“反中”思維的思想根源。

青年一代成長于島內政治“民主化”發展最為急速時期，視聽感官上充斥的是反對黨和媒體所宣揚的無限上綱的“民主、自由”，絕對化的“公平、正義”，以及各種“為反對而反對”聲音，缺乏真正的民主養成過程。他們中不少人崇尚各種“反”：“反權威”、“反體制”、“反中”，敢于沖撞和羞辱家長、老師、學校和各級行政官僚，盲目反對祖國大陸。

“臺灣主體意識”使許多青年人對祖國大陸充滿排斥和偏見。臺灣民主化過程的同時強調本土化，并形成了一定程度上高度膨脹、自我封閉、與祖國大陸對抗的“臺灣主體意識”。當前，島內青年一代在“臺灣主體性”塑造的過程中成長，雖然不像他們的長輩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對祖國大陸充滿了新的偏見和敵視，認為祖國大陸“專制”、不“民主”，祖國大陸民眾落后、不文明，以及祖國大陸霸權主義，對臺武力威脅、國際打壓、要并吞臺灣等。

“去中國化”教育和“臺獨”思想形塑了部分青年人“兩岸兩國”的錯誤認知。1997年，臺灣實行“97課綱”后，中學歷史教科書改以臺灣史為核心，將中國史與世界史并列，青年一代在這種將“以臺灣為中心”、“中國視同外國”的“同心圓”史觀下接受教育，形成他們的歷史觀。同時，在這一代青年政治認同形成的重要過程中，正是陳水扁執政8年竭盡全力“去中國化”、瘋狂推行“臺獨”政策的過程，其中一部分青年人自然而然形成的是“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兩岸“兩國”認知。

新媒體時代片面和錯誤資訊快速散播，促使青年人盲目參與社會運動。近年來，隨著新媒體日益發達，島內青年人的信息來源主要依賴于新媒體，熱衷于利用移動新媒體如Line、Facebook等，傳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錯誤不實的信息，對于傳統媒體如報紙、雜志及其他平面媒體資訊基本“視而不見”，這導致其難以獲得系統、全面、正確的信息。新媒體中的文字搭配圖片、視頻起到了煽動人心的視覺效果。

三、兩岸政經發展失衡是臺灣青年“反中”的重要外部因素

2008年以來，兩岸關系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兩岸經貿人員往來日益頻繁，但兩岸政治對立依舊的矛盾，使島內民眾對祖國大陸的疑慮與恐懼有增無減。

兩岸正常的經貿合作被綠營污名化。兩岸經貿過程中，臺灣獲利巨大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同群體民眾有不同程度的感受，整體社會“有感”不僅有待兩岸經貿交流全面深化，更需島內經濟的再分配過程才能顯現。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的驅動下，綠營政客和學者卻刻意扭曲，將原本屬于其內部分配、治理所產生的貧富分化問題、就業問題等，歸咎為兩岸經貿所帶來的負面沖擊。通過正常渠道所產生的兩岸經貿合作，在島內被污名化為“跨海峽政商聯盟”的“權力與商業利益(資本)的交易”，獲利者是“國共合作模式下獲得特殊利益的權貴政客”。2012年以來，這些似是而非、極具煽動性的說法，在島內甚囂塵上，加大了民眾的疑慮，造成了社會恐慌，嚴重誤導了民眾特別是青年人對兩岸經貿關系發展的態度。

兩岸政治互信基礎脆弱，結構性的敵對狀態沒有改變。經過近年來的互動，兩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強，但依舊脆弱。

一方面，在兩岸關系逐漸向深水區發展的過程中，兩岸政治上的敵對狀態、兩岸定位問題等結構性矛盾和分歧日益凸顯，不僅使得兩岸在臺灣國際空間、釣魚島和南海問題上仍難以取得共識，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加深了民眾對祖國大陸“霸權擴張”、“打壓臺灣”的錯誤認知。另一方面，島內藍綠對立嚴重，以民進黨為首的綠營不承認“九二共識”，沒有與祖國大陸建立正常的溝通聯系機制，使得兩岸在政治互動上存在嚴重的局限性。同時，祖國大陸大國地位的確立和國際上“一個中國”框架的穩固，極大地壓縮了“臺獨”的發展空間。島內“臺獨基本教義派”深感焦慮，伺機而動，并利用兩岸敵對狀態的矛盾，扭曲、放大兩岸關系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破壞、干擾兩岸關系和平發展進程。

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不安與敵意不降反升。相關民調顯示，因種種因素，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認知與態度，對兩岸關系的感受和期盼，不僅未隨兩岸關系的密切而朝正向發展，相反卻出現諸多反向發展，青年人的表現尤為明顯。

一是民眾認知到祖國大陸的重要性，但對祖國大陸的疑慮和恐懼也逐漸加深。2014年9月，《聯合報》所進行的“兩岸關系年度大調查”顯示，與2012年相比，多數民眾對陸企、陸資和陸生的防范與不安上升：62.2%民眾認為應對陸企赴臺投資給予更嚴格限制，增加13.8個百分點，支持更加開放的則由32.1%降為21.1%；認為對祖國大陸人赴臺投資房地產應予更嚴格限制的民眾增加7.9個百分點，達76.1%；認為對陸生赴臺就學應采取更加嚴格限制的民眾達49.7%，增加5.3個百分點。

二是民眾對祖國大陸的了解度、好感度不升反降，青年人尤為突出。2014年，《旺報》調查發現，62.8%的民眾對祖國大陸觀光客沒有好感，比2011年前的52.6%增加10.2個百分點，有好感則從20.6%降為15.6%，下降5個百分點；64.5%受訪者對祖國大陸政府沒有好感，比2011年的61.8%增加2.7個百分點，對祖國大陸政府有好感則只有14.9%，較2013年下降4個百分點，但較2011年增加1.6個百分點。

三是民眾國家認同趨勢呈現“統降獨升”，青年人“偏獨”傾向明顯?！岸皇兰o基金會”2014年4月公布調查顯示：若給予民眾祖國大陸發展的正向因素，均可加強壯年世代(36至50歲)、年長世代(51歲以上)對祖國大陸的認同，其中尤以“經濟情境”影響最為顯著，但青年世代(20至35歲)對祖國大陸經濟發展卻抱持著“拒斥”的心態，反而刺激、升高了他們對兩岸是“一邊一國”(比例為77.0%，比起對照組高出了15.2%)的認同。

綜上，近年來臺灣青年不斷參與社會運動、表現出“反中”情緒的根源在于島內社會的艱難轉型和兩岸政經關系發展的不平衡，是在這樣一個綜合矛盾體系中生長的臺灣年輕人對自身處境的不滿宣泄，也是島內社會“恐中”心理與“反中”情緒的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