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當前島內政經分離現象

■ 謝 楠

2013至2014年臺灣經濟復蘇態勢明顯，經濟增長速度顯著回升，失業率呈下降趨勢，但島內宏觀經濟的趨好并未提升臺灣執政當局低迷的民意支持度。島內民眾對臺灣當局施政不滿意度極高，直接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中遭遇前所未有的潰敗，丟掉了長期執政的臺北、臺中、桃園等9個縣市，執政縣市減少至6席，執政人口不到全臺人口三分之一。島內藍綠政治版圖的翻轉與臺灣經濟轉暖趨勢構成鮮明反差，意味著島內民眾對社會經濟的感知頗為復雜，也說明臺灣執政當局的治理能力與治理方式沒有得到島內民眾認可。

一、島內社會經濟整體趨好態勢與臺灣執政當局低迷支持度形成鮮明對比

2014年臺灣經濟各項數據頗為亮麗。受國際景氣回升影響，2013年年底開始，臺灣經濟逐步步入經濟景氣循環擴張期，年經濟增長率超過3.5%。國際油價下跌、蘋果等電子產品外銷興旺帶動臺灣出口表現優異，2014年全年外銷訂單創下歷史新高，為2015年經濟繼續上行奠定良好基礎。島內經濟轉暖勢頭帶動就業市場進一步興旺，2014年全年失業率僅為3.96%，在2013年4.18%的基礎上繼續下降0.2個百分點。

另以綜合各類社會經濟指標的幸福指數比較來看，臺灣表現依舊突出。2015年4月，聯合國公布《2015年世界幸福報告》，綜合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健康預期壽命、社會支持、對人生選擇的自由、社會廉潔程度等各項指標對世界各國家和地區的民眾幸福度進行橫向比較，臺灣在158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38，甚至高于日本(46)、韓國(47)、香港(72)。臺灣行政機構2013年開始公布“臺灣幸福指數”，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和地區相比，臺灣屬于“中等幸?！钡貐^，優于日本和韓國，2014年臺灣排名繼續呈現上升趨勢。

但島內大多數民眾對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認知與臺灣當局的統計數據相距甚遠，致使臺灣執政當局滿意度長期低位徘徊。相關民調顯示，2013至2014年馬英九的滿意度長期徘徊在二三成左右，同期臺灣行政部門負責人江宜樺的滿意度則更低，島內食安問題爆發后只有15%。2012年后，島內漸趨高漲的社會運動也集中反映出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滿。特別是2014年春延續20余天的“反服貿運動”，堪稱島內民眾對執政當局不滿情緒大爆發。在2014年底臺灣“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更是被民眾直接用選票“教訓”，大量藍營支持者拒絕“含淚投票”，直接導致國民黨“鐵票區”桃園市、新竹市被民進黨攻陷，國民黨內聲望最高的朱立倫在新北市也只是涉險過關。島內民眾對執政當局的不信任對島內政治生態和兩岸關系走向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未能有效處理分配問題，致使民眾對經濟增長“無感”

一般而言，普通民眾更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民生問題。近些年，島內民眾的實際收入并未隨宏觀經濟的轉好得到顯著改善，相反，臺灣社會貧富差距還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擴大。

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臺灣經濟年增長率在3%左右。但2015年臺灣民眾平均收入為4.7萬元新臺幣，扣除物價漲幅，實質平均薪資為4.55萬元新臺幣，低于1999年的4.59萬元新臺幣，實質薪資增長停滯15年。同時，資本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但勞動者報酬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卻逐年下降，2013年僅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44.7%，低于日本的51.9%、美國的52.8%和德國的49.6%。對于40歲以下的島內中青年群體而言，他們一方面面臨更高的失業率和長期的低薪資，另一方面又必須應對房價迅速上漲。據統計，2014年臺灣40%受雇者(348.3萬人)月薪資低于3萬元新臺幣，其中20至39歲的青年人群為202.2萬人，占同年齡人群43.4%，高于整體平均值。而相對應的是島內整體房價(特別是青年群體聚集的臺北市和新北市)上漲更快。2013年，臺灣社會平均房價所得比為8.37倍，相比2012年上升0.58倍，而臺北市、新北市房價所得比更高，為15.01倍和12.67倍，位居世界前列。當前，島內中青年群體普遍有著更強的“相對剝奪感”，對公共政策有著更強烈的改革愿望。

臺灣薪資增長艱困、貧富差距逐步擴大與臺灣當局未能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及實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密切相關。一是臺灣企業競爭力依舊依賴于勞動效率的提升和生產成本的壓縮，企業發展仍未實現增長動力由效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訂單海外生產比例過高，勞動附加值并未明顯提升。二是臺灣傳統產業利潤下降、供給過剩，近些年島內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多集中在支援服務業、批發零售業和住宿餐飲業，薪資報酬低，而新興行業特別是能獲得超額利潤的網絡周邊產業發展速度慢。三是資本流動的全球性與公權力治理的區域局限性矛盾沖突使得公權力對財富的再分配作用不斷弱化。因擔憂資本大量外流，臺灣執政當局在房地產稅制和資本所得稅制改革時投鼠忌器，不敢出臺嚴格措施，致使大量資本涌入股市和房市，“錢生錢”的財富增長模式壓倒了勞動薪資帶來的財富增長，社會貧富差距被不斷擴大。

三、臺灣執政當局的治理能力與治理方式無法滿足臺灣社會發展的需要

當前臺灣社會正步入社會經濟發展轉型期，對現有治理體系提出若干重大挑戰。一是社會經濟未來可能將長期維持年增率3%左右的較慢增長，但伴隨著島內人口老齡化深化和社會福利開支剛性增長，臺灣執政當局將面臨有限財政汲取能力和龐大支出責任失衡的巨大挑戰。二是民眾的關注重心將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生活品質和環境保護上，這對執政當局處理社會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民眾政治參與熱情更高，希望執政當局能夠推動構建更便捷更開放更透明的社會治理體系。但從臺灣執政當局7年施政來看，馬英九團隊不缺少推動重大改革的意愿與戰略規劃，但欠缺實施重大公共政策的具體方略與靈活手腕。

國民黨“完全執政”卻無法實施有效內部整合，朝野惡斗嚴重制約臺灣發展。民進黨2000年至2008年執政期間，泛藍陣營始終控制立法機構，“朝小野大”的格局客觀上限制了陳水扁實施重大改革。2008年后，國民黨不僅掌握了行政系統，在立法機構也占據多數席位，但施政過程中完全未能體現出“完全執政”應有的大開大闔狀態。民進黨等在野黨屢屢利用立法機構的“朝野協商”制度延宕、綁架重大議案，肆意討價還價，嚴重削弱國民黨多數席位優勢。而國民黨內部則一直沒有實現有效整合，特別是2013年“馬王之爭”后，國民黨行政系統與民意代表系統陷入半分裂狀態，直接導致“兩岸服貿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和“自由經濟示范區條例”遲遲無法過關，引發島內民眾特別是工商界普遍不滿。

臺灣執政當局難以引導民意，無力推動實施重大公共政策。臺灣是一個相對多元社會，針對同一個問題總有不同的聲音，同時民意如流水，容易受媒體影響，變動非常迅速。這要求施政者不能只順應民意，而應有效引導、塑造民意。但臺灣執政當局政策宣導效能低下，屢屢受制于民意。以核能政策為例，馬英九當局本已制定出能源發展規劃，計劃利用“核四”運營為發展綠色能源、調整經濟結構贏得時間，逐步停用現有核電站，以實現“穩健減核”。但面對島內環保團體劇烈的“反核”聲浪以及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的絕食抗議，臺灣執政當局只會步步退讓。先堅持“沒有核安、沒有核四；沒有核安、沒有公投”16字方針，主張在“核四”安全檢驗報告出臺、島內民眾對“核四”利弊得失充分了解后再進行“公投”，遭遇劇烈反彈后再次讓步，直接宣布“核四停工封存”。但事后的民意調查顯示，馬英九決定“核四停工封存”的決策只有四分之一的民眾滿意，很多理性的民眾認為“核四”如此重大的工程，沒有深入討論，只因個人絕食便快速決定停工封存，沒有考慮到“核四”停工對島內社會經濟的嚴重沖擊，決策過于草率。同樣難產或流產的重大公共政策改革還包括：年金改革、油電雙漲等。

馬英九團隊“溫良恭儉讓”式遲緩的治理方式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難以應對社會治理體系“碎片化”的嚴重挑戰。一方面，社會重大治安問題層出不窮。2014年，臺灣在食品安全領域和公共安全領域連續出現多起重大事故，包括“黑心食用油”事件、捷運殺人事件以及高雄氣爆事件，這反映出臺灣社會原本精細嚴密的社會治理體系出現嚴重疏漏，但臺灣執政當局卻顯得束手無策。另一方面，大量繁瑣的法令法規和行政程序嚴重束縛了網絡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臺灣的互聯網滲透率和智能移動設備普及率非常高，但臺灣的“第三方支付”法條卻因各種原因遲遲未能出臺，直接制約了臺灣電子商務的發展。島內有媒體直接批評臺灣執政當局的公務員是一群“有禮貌的失敗主義者”。他們貌似態度誠懇，卻拒絕因應時勢做出任何改變，他們追求的是“優雅”而不是成功，面對不斷涌現的問題，他們往往束手無策。

現代社會典型特征就在于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這要求行政機構能夠快速反應，迅速應對突發矛盾和新生事務。另一方面，網絡等新技術擴散使得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成本日益降低，民眾對公共政策決策透明度要求更高。但國民黨政黨文化一向強調論資排輩，講究按章辦事和依法行政，高度重視程序正義，對網絡新媒體傳播規律認知嚴重滯后，政策宣導僵化呆板，難以把握社會脈動和民眾真實需求。島內有分析指出，民眾對馬英九當局不滿，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對馬英九個人行事作風、行政機構處理重大事件的手法上。

對于國民黨而言，當前已處在生存發展的十字路口，面對在野黨步步緊逼，是通過痛苦的自我革命實現“鳳凰涅槃”，還是繼續在內耗、彷徨中沉淪。對于“百年老店”國民黨而言，是一個艱難選擇。我們看到，國民黨新任主席朱立倫上臺后，通過一系列重組已給國民黨帶來新氣象。而新任行政部門負責人毛治國也提出“換腦袋”，強調要有新思維。未來國民黨能否革新政黨文化，從低谷中走出，重新獲得島內大多數民眾信任，仍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