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播與行為選擇*
——一個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實踐故事

■孫信茹 楊星星

文化傳播與行為選擇*
——一個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實踐故事

■孫信茹 楊星星

在少數民族傳統鄉村社會正面臨較大變遷的當下，一些生活于其中的行動個體有著極強的自覺意識，他們能主動將現代傳媒和民族文化的傳播進行有效連接，進而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社會資本，以謀得本民族和本社區更大的發展。本文通過觀察一個土生土長的普米族年輕人，探究其文化傳播行動的軌跡，嘗試解釋他何以能夠做出這種選擇、行動的條件如何、會對個體及村落造成何種影響等問題。

普米族；文化傳播；社會資本；行為選擇

一、研究緣起：鄉村社會變遷中的個體視角

在日益呈現出更多流動性的當下社會，傳統鄉村社會及其生活也概莫能外，并且被迅速裹挾其中。在這一背景下，鄉村傳統社會結構、文化形態、人們的觀念意識等都隨之發生巨變。因而近些年來，對傳統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及其變遷的關注一直是社會學、人類學、甚至是傳播學等多個學科關注的重要議題。社會流動性的加劇，使得少數民族鄉村社會也越來越呈現出復雜的局面。今日的少數民族鄉村不再是那個人們眼中一成不變的“固態”社會。在這里，傳統經濟生產和現代經濟意識并存，流傳已久的傳統文化和傳媒構建的文化觀念并存，血緣、地緣引導下的生活信念和現代新型的理念和操作方式并存。

如果說，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從宏觀或者中觀層面對少數民族鄉村社會進行研究的話（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個案調查，但是這些個案調查也大多是把村落置于整個國家、社會的大背景下來進行解析，將少數民族村落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比較起來，對村落中的個體及其活動實踐投以的目光則較少。事實上，導致鄉村社會變遷的原因復雜而多元。作為生活于此的個體來說，他們既是村落社會變遷的親歷者，同時也是這個進程的參與者甚至推動者，當然，更有可能還是其中的積極實踐者。對這些個體行動者展開分析，在不少的研究領域已有頗多斬獲。如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對鄉村精英在其生活社區的影響及作用早已有較多關注，且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對某個社會中人們社會資本的運用和關系網絡的維系做出分析；又如對農民“生活世界”的分析等等。這些研究視角也都反映出研究者對鄉村社會中個體行動者的關注。然而，這些研究成果較少對行動者的傳播行為和現代媒介運用能力做出系統分析，這固然和學科領域的“邊界”有關，但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眾多研究者對“傳播”及其相關行為的忽視。而隨著現代社會流動性的不斷提高和現代傳媒在社會中日益凸現的重要作用，我們也注意到一些鄉村社會的個體，在運用現代傳媒和有意擴展自己傳播網絡方面的表現十分卓著。更有甚者，還注意到一些行動個體有著極強的自覺意識，主動將現代傳媒和民族文化的傳播進行有效連接，進而將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社會資本，以謀得本民族和本社區更大的發展。因此，在對少數民族村寨的調查和研究中，我們的研究既要關注村寨和國家發展、社會變遷的關系，也需要擴展到對生活于其中的個體及其活動歷程的考察上。對后者而言，這種考察提醒我們，今天的社會結構已和傳統社會結構呈現出極大的不同，尤其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在面對不同的信息和傳播技術環境時，人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認知也會表現出極大的不同。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些群體為實現自身的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方式，讓那些占據主流文化中心的群體也不得不去關注?！雹儆纱?，我們將研究視角轉向鄉村社會變遷中的個人，如同韋伯認為的：所謂社會現象如果不和個體的社會行動聯系起來，就不過是一些抽象的名詞。②這樣的研究視角，必然可以發掘出豐富和有價值的議題。

從2010年開始，我們就在云南省怒江州蘭坪縣大羊普米族村寨展開傳播與鄉村社會變遷的調查。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做研究，是因為蘭坪縣是我國普米族最大的聚居地，而大羊村無論從村寨的發展歷史和民族文化的底蘊，還是村民的媒介使用狀況和其面臨的社會轉型上，都為我們觀察傳統的少數民族鄉村社會及其變遷提供了較好的條件和視角。

位于蘭坪縣東北部的河西鄉大羊村是一個典型的普米族村寨，至今已有700多年的歷史，相傳其祖先從麗江石鼓地區游牧至此，定居以后生活方式轉型成為半牧半耕的農業生活模式。截至2013年5月，大羊村委會共有農戶169戶，人口約680人。大羊村的民族以普米族為主，有少量的漢族和白族等其他民族。和云南省很多少數民族村寨一樣，大羊村在交通狀況和社會、經濟發展上都處于較為落后的階段。而作為人口較少的民族，村民的自我發展能力更是顯得貧弱。目前，村民收入中30%來自養殖業，25%來自種植業，年人均純收入僅為1000元左右。

二、文化傳播實踐：和東陽的故事

在我們還沒有到大羊村之前，就已經對村里“著名人物”——和東陽有所耳聞了。聽電視臺的朋友說，這個年輕人近年來在大羊村積極發掘普米文化，并且已經小有成績。這個年輕人對普米文化近乎瘋狂的信仰，不僅使他自己實現了一步步的蛻變，而且通過他的自覺行為，也感染著越來越多的大羊普米人，甚至還為村里帶來了多個實實在在的文化投資項目。和東陽作為大羊村的文化精英，其民族自覺意識的覺醒推動了他對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的轉變。同時，他能運用新的傳播手段和人際關系網絡，將個體和民族擁有的文化資源進行有效的轉換，從而實現新的文化選擇，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不僅是生命個體的轉變，更折射出了宏觀的國家、社會層面與微觀的鄉村社會生活及個人命運的互動。

大羊村共有五大家族，和家是其中之一。和家在大羊村頗有影響和地位，家族中的多個成員都曾在村委會擔任過重要職位。1997年，和東陽初中畢業后回到大羊村，但是，和村里的很多年輕人一樣，他并不滿足于眼前的生活。他2002年開始出外打工，先后到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在當時家鄉資源匱乏、沒有太多生計來源的情況下，外出打工似乎成了很多人必然的選擇。這段打工經歷一直持續到了2008年。能否在社會中展開高流動性也和個人背后擁有多少資本有密切關系，作為生活在最低層的這個鄉村年輕人來說，這種資本的獲得與累積畢竟還是較為困難的事情。最終，和東陽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氐酱謇?，和東陽擔任了村委會團支部書記。對這段經歷，和東陽說，“我走過許多地方，比較起來村里基本上什么都沒有，想來想去，覺得搞文化可能有點出路，而且能長期發展，祖祖輩輩可以靠它吃飯?！笔聦嵣?，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云南省就提出要發展成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標。之后“建設民族文化大省”更被列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在這個目標的指引下，各類民俗文化旅游村、表演團體、民族文化產品等不斷出現，不少地方也因此獲得較高的回報。和東陽對于民族文化的認識與發掘，顯然和這股熱潮密不可分。對于這個年輕人來說，重拾很多已經被遺忘的本民族文化，同樣需要花費不少的心力。他開始積極向村里以及周邊地區掌握傳統民間文化的老一輩民間藝人學習普米族文化，并進行資料整理。他利用到省里各地區學習的機會，到當地鄉村民俗文化旅游開發區進行考察和學習。家族的背景加上和東陽的不同閱歷，使得他能夠在大羊村村民中具有一定的號召力。與很多鄉村社會精英不同的是，和東陽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對現代傳播媒介更多的認同和積極的運用。從他一路走來的文化實踐來看，從和傳媒結緣到對傳媒運用，現代媒介無疑都貫穿在他的活動軌跡之中。

2008年對于和東陽來說是轉折之年。這一年，他在村里組建大羊村青年文藝宣傳隊，這是和東陽發展普米族文化的開始。接著，和東陽建立了蘭坪普米族文化傳承學校，邀請了怒江州民族歌舞團的兩位文藝編導作為長期的指導老師。2009年，蘭坪縣慶祝五四運動九十周年文藝演出是大羊文藝隊的首次登臺亮相，蘭坪縣電視臺進行了轉播。之后一年多的時間，文藝隊先后參加了州、縣、鄉各級文藝演出23場，影響力已經不只局限于村中。而對于和東陽來說，文藝隊每一次的公開表演，都將是一次傳播普米族文化的最好機會。他或許能感受到，在這個過程中，人就是傳播民族文化最好的“載體”。

2010年，我們的調查組開始在大羊村開展村民媒介實踐的試驗，項目旨在通過對少數民族村民媒介認知和使用的介紹、普及，使普通村民也能夠積極主動地使用現代傳媒。對這一試驗項目，和東陽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在為期兩年的項目試驗中，他不僅全程參與和協調項目的各個環節，而且，他也自覺地將這個過程看作自己學習和運用媒介的難得機會。

試驗過程中，《大羊通訊——普米族文化大觀園》成為村民完成的第一份成果。這是一份共14頁的雜志，主要介紹大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其中，和東陽有意識地將一些已經逐漸消失的普米風俗和文化進行整理。在村里，和東陽策劃組織了一場普米族傳統婚禮。他說：“以后村子里辦婚禮，盡量按傳統來，這樣大家能夠記住自己的民族文化?！边@場婚禮在村子里做了一次很好的民族文化實地巡游展覽。在第三期雜志里，他以圖片的方式詳細記錄了普米族傳統婚禮的整個過程。

也是在這一年，大羊村接通了寬帶，村委會和團總支都裝上了電腦。盡管電腦等新興媒體工具在少數民族鄉村還遠遠不如城市普及，但它也逐漸呈現出對鄉村社會人們生活、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影響。這些媒介使得不同生活環境中的人們聯系越來越緊密，從這個角度講，新興傳播媒介為人們擴展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層面。和東陽開始學習打字、上網等基本的電腦技能。很快，他開始使用QQ并且加入了一些普米族的QQ群，積極宣傳大羊村。

2011年1月，我們項目組再次到達大羊村，對大羊村的媒介實踐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時，我們之前所建立的短信信息交流已經初有成效，大羊村團支部活動中心又多掛了一塊牌子：“大羊村短信跟蹤信息交流辦”。大羊村團支部利用飛信和短信平臺，建立了一個信息發布平臺，并取名“大羊時訊”，主要的對象是外出打工的青年，還有一些信息也針對村中的一些相關人士，短信覆蓋人群達到80人左右。內容主要是發布村中的一些重大活動和重要事情，同時還宣傳本民族的一些文化和傳統等。和東陽提出“四個圈”的想法（即“在外打工一個圈”“在外工作一個圈”“團組織一個圈”“村內一個圈”），希望可以利用飛信、短信平臺來實現村內外的互動，將處于“大羊四個圈”的人都統統聚合起來。

和東陽對近幾年興起的微博也非常感興趣，他認真學習微博中的每一個功能及使用方法。他添加了我們項目組的成員為好友，同時還關注了他感興趣的人，比如蘭坪當地走出去的知名歌手茸巴興娜等。他還將調查組之前在大羊村成立調查基地的消息也通過微博發布了出去。

如果說，2011年之前和東陽的活動更多地還是基于個人對普米文化的熱愛而開展的，顯得較為零散，活動范圍也多局限在大羊本村內，在這個過程中，和東陽似乎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對“自我”的重新認識和民族意識的自我感知。2011年之后的和東陽，活動不僅限于村落內部了。在與村落外部世界有了更為廣泛和緊密的聯系之后，他的人際交往網絡在不斷擴大，文化研究者、政府相關人員、企業家、新聞記者、民族文化的推廣者等都成為他時常聯絡和拜會的對象。幾乎每一次外出和這些人打交道時，和東陽一定會鄭重地穿戴上他那套純羊毛制作的普米盛裝，這個形象儼然成了他的“文化符號”。而將這個普通的普米村民和各界人士連接起來的，正是他與生俱來的普米文化基因。當他更為積極調動和重建自身文化資源，并將它們進行更大范圍的轉換后，他的文化實踐與傳播活動更是一發而不可收了。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社會里，自我是給定的，個人的身份標簽決定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系。而在現代社會里，個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自我可以通過經營去努力建構。③

2011年11月，云南省推出“省十大傳承示范基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請項目。因為和東陽在大羊村的努力，他成了縣里當之無愧的主力：2012 年6月以來他參加搜集整理普米族指路經《戎肯》一書；2012年12月在縣政協支持下，蘭坪文史資料第十一輯《戎肯專輯》出版；2013年1月他參加籌備成立了怒江州首個普米文化研究會（蘭坪普米族研究委員會），在2013年11月召開的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蘭坪普米族研究委員會常務副會長，專職研究普米文化。和東陽在2013年接受《云南日報》記者的一次采訪時這樣說道：“我們的努力也許十分有限，但我們有責任把共青團員和廣大青年作為傳承人加以培養，把普米族的歌曲、禮儀、民風民俗等傳承下去?！憋@然，這時的和東陽已經給自己賦予了極高的民族文化發展責任感。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1月，和東陽參加了蘭坪普米族研究委員會具體組織實施拍攝普米族的首部電影《歸途》，影片主要依靠國家廣電總局對民族電影的扶持計劃。盡管和東陽并不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更不是這部電影的主角，但他卻投以極高的熱忱。從影片開拍時，他就擔任籌集資金和后勤的工作。從電影籌拍之初，和東陽就對電影抱有極高的期望。他認為，這是普米族歷史上第一部電影，有標志性，如果做好了，會讓更多的人認識普米族，能取得當年白族電影《五朵金花》一樣的效應就好了。也許和東陽并不清楚，電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在其生產和消費的過程中會成為一種想象他人、自我或被他人想象的媒介。同時，電影既是對創作者、擁有者及其文化的表達，也是身份訴求、族群認同或隔離的文化資源。④但他或許知道，通過電影作品及實踐活動，傳遞出的是一個民族試圖憑借現代媒介的傳播手段進入主流社會，并希望得到主流文化價值體系的認可，進而為實現本民族自身利益而進行更多的努力。

2014年2月以來，和東陽開始參加搜集整理《普米古歌集》一書，這本書計劃在2014年年底前出版。他的文化傳播實踐活動也還在繼續著。

三、解析與討論：社會資本與行動個體的互動

和東陽的文化實踐活動，折射出的是國家和鄉村社會生活的互動，而這種互動則是通過個人有意識的行為選擇和努力來實現的。如果說，文藝隊和普米文化傳承保護室的成立是和東陽運用文化進行實踐活動的開始，那么，將《普米文化大觀園》有意識地傳遞到村外、積極應對傳統媒體的報道、建立村內人員短信跟蹤平臺、開通微博和利用微信傳播普米文化等做法，則是他將文化活動與傳媒運用有意識進行結合的體現。而到了2012年，他從一個地道的普米村民轉變為蘭坪縣“土風文化協會”秘書長，接著在2013年當選為蘭坪普米族研究委員會常務副會長的歷程，則是他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蛻變，以及成為一名專門從事研究普米文化的工作者的過程。

在和東陽身上，我們可以追溯到這樣一條線索：發掘自身的社會資源，將其積極轉化為文化資本，個體行為者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這種轉變的起點離不開社會結構中的行動個體。關注個體行動者，恰恰是社會資本研究中的微觀研究。這種微觀研究的視野提醒我們，在少數民族與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國家、社會固然是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量，但生活在鄉村社會的個體，同樣是不可忽略的影響力量。而相較其他影響因素而言，作為行動者的個體因其文化背景和鄉村社會有著天然的連接，在獲得和組織文化資源方面顯然具有了明顯的優勢。不僅如此，這些行動個體往往是村落中的文化精英或者政治精英，他們具有較強的將鄉村文化資源轉變為自身社會資本的能力和意識。如林南所言，社會資本是從嵌入社會網絡的資源中獲得的，即社會資本植根于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中。具體分析，社會資本包括三種成分：嵌入于一種社會結構中的資源；個人攝取這些社會資源的能力；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中的個人運用或動員這些社會資源。⑤從這樣的表述中不難看出，林南認為，社會資本理論的關注點在于嵌入在個體的社會網絡中的資源，以及如何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使個體的行動受益。⑥和東陽作為土生土長的普米人，對自身的文化極為熟悉，同時也有較高的認同感，甚至對于他來說，這些文化無疑是可以信手拈來的。對于大羊村這個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都極為匱乏的村落來講，選擇將文化作為可以發展的“資本”，最終促成了和東陽的發展選擇。而從和東陽個人的經歷及其家族在大羊村的地位來說，無論是個體，還是其背后依托的家族背景，都為他進行文化資本的轉化提供了先天的優勢。尤其是和東陽外出多年打工的經歷，使得他在看待問題時，和一般村民相比具有了不一樣的眼光；在組織和工作能力上，他也體現出和普通村民不一樣的能力。

在這里，個體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可識別的“行動者”（agent），并建構他自己的社會地圖?！吧鐣Y構與個體行動者是互相強化的：結構對支持與承認他的資源價值的個體行動者進行回報；個體行動者為了獲得結構中的地位或更好的位置，盡力地承認與增進結構的資源”。和東陽作為一名民族文化的意見領袖，他具有良好的人際交往能力，在村里有著極好的人緣。據村民們介紹：“和東陽是一個很能聊天的人，很會表達?！焙蜄|陽做出了諸多成績，這和他自己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但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外出打工的那幾年讓他明白了村子和外界的差異、和這個世界的距離，同時也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于是他想讓村子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路子，自己也要保持學習的狀態。如今，和東陽白天要干活，要主持大羊村的日常工作；到了晚上，他堅持看一些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書籍，不斷地提高自己的相關知識水平?？梢哉f，大羊村文化工作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與和東陽的努力是分不開，與他曾經的打工經歷更是息息相關。

在和東陽的個人文化實踐中，他有意識地對現代傳媒投以了極高的關注，同時也在實踐中積極運用現代傳媒。誠然，現代社會流動性不斷提高，新型傳播媒介易獲得的特點，使得“技術對傳統權威控制的削弱，資源獲取的約束與控制正在迅速減少”。在傳統時代，對于一個普通村民來說，要能獲得壟斷性的資源和媒介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今天，現代媒介的使用權不斷得到下放，這使得鄉村中的社會精英也獲得了從渠道上對文化資源重組的能力。馬克思在描述法國小農時說：“農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雹卟豢煞裾J，現代傳媒，尤其是“電子網絡為行動者獲取社會資本提供了一個平等化的機會”。⑧不僅如此，這些媒介本身還在不斷擴展個人的社會交往空間，鄉村個體可以倚借傳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與外界社會的交往。

新的媒介意味著新的時代的到來，“其中資源會在大量新參與者中間流動、被他們共享，他們遵守著新規則，進行著新實踐?！雹徇@樣的時代轉變，是否如有學者指出的，在新的媒介時代背景下，“社會資本不再為時間或空間所約束”⑩，“社會關系現在可以超越地理政治邊界的約束，行動者可以在想交換的時候迅速地實現交換?！保?1）從和東陽的文化實踐活動來看，他所運用的傳播手段顯然已經和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精英所采用的方式不一樣了。他不僅可以利用人際關系的傳播（他在村內具有較好的人緣和較高的權威）樹立自己在村內的權威和影響，而且還創造出了村落內部的傳播方式（如《普米文化大觀園》雜志），從而讓村民得以對普米文化進行共同的“想象”；他不僅積極使用新興網絡媒體和手機媒體等形式創建個人的關系網絡并爭取多種機會，而且也利用媒體的曝光提高知名度、增強普米文化的影響力，從而實現社會資源有目的的組織與動用。

當然，他能夠使用其他的傳播手段，還與他所在鄉村社會的相關媒介發展有關。當個體面對日益普及的現代傳播媒介以后，他們也會運用媒介傳播的手段重構自己的生活。對于和東陽來說，不論是日常的手機使用，亦或是網絡媒體的運用，傳媒是如此緊密地嵌入到他的生活中。和東陽回憶起手機帶給他的各種便利：以前沒有手機，如果文藝隊要組織演出，只能挨家挨戶地走著去通知，現在只要通知文藝隊領舞和幾個核心隊員，再由他們電話聯系其他隊員即可，效率提高很多。東陽經常在外宣傳自己家鄉的民俗文化，聯系企業等為大羊村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有了手機，能夠更加方便地聯系到企業家，也方便其他人聯系東陽自己。東陽每天外出都把手機帶在身邊，他微笑著坦白“自己已經沒法想象離開手機的日子要怎么過了?！?/p>

對于鄉村社會個體而言，當代社會的變動對他們觀念的沖擊和影響在某些時候可能比生活在都市中的個體要來得更大些?！跋嗷ヒ蕾囉跈嗔ζ胶獾淖兓尩胤降娜后w更加意識到他們自己與別人之間的象征邊界，共同體通過調動和重建象征庫存來維持這個邊界，借用這些資源他們可構想或描述一個自身與對立方充斥著差異的統一形象?！保?2）換言之，現代社會的觀念意識不斷沖擊和影響傳統村落中的個體，可是同時也會給他們制造出自我發展的機遇，尤其是在運用和彰顯自身文化的獨特性方面，他們的確能找到重構自我和文化的機會。

誠然，我們在看到鄉村社會個體所具有的這種積極主動性的同時，一些問題也值得我們反思。盡管以和東陽這樣的鄉村文化精英來看，他們在發展本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推動，但是，調動本土資源進行轉換時，無論是多種手段的運用，還是多種資源的整合方面，其運用能力還是較為低下的。因此，社會資本的運用往往在短期內很難看到效應。而與此相關的是，這些傳統的少數民族鄉村社會，其血緣、地緣構成的復雜網絡在今天受到較大的沖擊，這使得社會資本的組織和運用也難以真正落到實處。從個體行動者的角度來看，很多時候，個體對于文化的解讀似乎太過主觀化，比如和東陽對文化有著自己的理解，他認為：文化不需要像數學邏輯那樣推理，只要說得過去的，就都可以成為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很多普米族的歷史、文化，也就存在著他自身的附會與解釋，這可能會造成文化資源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和可信度的問題，而這恰恰是保證社會資本能夠發揮效力的重要基礎。

不可否認，和東陽的文化傳播和實踐故事，或許能夠讓我們重新思考少數民族傳統鄉村社會在面對日益變化的社會時，其面臨的沖擊和影響是全方位的，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社會整體結構、文化觀念、傳承方式等方面，更會對生活于其中的個體帶來極大的沖擊和影響。而從社會資本和個體的角度來看，和東陽身上，存在著林南所言的社會資本是面對資源爭取回報的投資行動，是運動變化的投資過程。由此，社會資本不再只是一種可以加以利用的客觀對象，更重要的是一種實踐。（13）

注釋：

①［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現代主義與認同》，楊瑜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99年版，第155頁。

②劉少杰：《以行動與結構互動為基礎的社會資本研究——評林南社會資本理論的方法原則和理論視野》，載《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③參見馬杰偉、張瀟瀟著：《媒體現代：傳播學與社會學的對話》，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頁。

④參見莊孔韶主編：《人類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頁。

⑤張文宏：《社會資本：理論爭辯與經驗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4期。

⑥⑧⑨⑩（11）［美］林南：《社會資本——關于社會結構與行動的理論》，張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17、215、216、216頁。

⑦［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頁。

（12）［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現代主義與認同》，楊瑜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99年版，第154頁。

（13）劉少杰：《以行動與結構互動為基礎的社會資本研究——評林南社會資本理論的方法原則和理論視野》，載《國外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作者孫信茹系云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在站博士后；楊星星系云南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張國濤】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規劃項目“大眾傳播與少數民族村寨社會結構轉型的民族志考察”（項目編號：13YJA860023）、云南大學第四批“中青年骨干教師培養計劃”項目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