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在懷、淡定于事的“草根學者”
——王珺教授訪談記

王 珺， 于尚艷

·名家訪談·

感恩在懷、淡定于事的“草根學者”
——王珺教授訪談記

王 珺， 于尚艷

王珺，1958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1982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5年畢業于中山大學經濟系，獲經濟學碩士學位；2001年畢業于中山大學管理學院，獲管理學博士學位。1988年10月至1989年11月，英國萊斯特大學訪問學者；1994年2月至1995年4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訪問學者；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富布萊特基金訪問學者。1985年7月起在中山大學經濟系、嶺南學院任助教、講師、副教授，1993年破格受聘為經濟學教授。先后擔任嶺南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嶺南學院副院長、中山大學校長助理、中山大學文科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山大學“985”二期工程“產業與區域經濟”基地主任、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中山大學廣東決策科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珠三角改革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985”三期工程“廣東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主任等職務。2011年底調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F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學風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決策咨詢顧問專家委員，廣州市政府決策咨詢顧問，蘭州大學、山西財經大學、內蒙古財經大學、廣東省委黨校兼職教授，廣東經濟學會會長，《南方經濟》雜志主編。1993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學術研究集中于轉型經濟、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企業集群理論等，在產業集群理論創新及其本土化研究、企業理論的應用型拓展、區域發展理論的創新性應用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近年來，主持各類課題30多項，其中國家與省部級課題13項，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個人專著6部，主編“產業集群與區域發展”系列叢書(現已出版了7部)。曾獲廣東省第二屆“青年科學家獎”、 教育部第二屆“高校青年教師獎”、 全國寶鋼優秀教師獎等個人獎項，以及廣東省政府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廣東省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廣東省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教育部第二屆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廣東省理論宣傳理論文章一等獎等學術成果獎勵。

一、生活經歷與學術經歷

于(尚艷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副研究員):王老師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經濟學家、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接觸過您的人，無論是經濟學界的前輩還是初涉研究領域的學生，都深深感受到您的謙和與平易近人。在您身上，充分體現了一位“草根學者”的學術品格和人格魅力。一個人的學術品格和人格風范一定與其生活經歷有關。特別是作為50年代生人，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的您，一定經歷了艱難的求學過程。在困難的外部環境中您是如何把握自己，堅定求學，并最終考入了堪稱國內經濟學圣殿之一的南開大學的呢？您1978年入讀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那時，經濟學科在很多人眼中并不熟悉。經濟學是關于選擇的科學，我們也很想知道您是怎樣選擇了經濟學的呢？

王(珺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山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首先要感謝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給我這樣的機會，年過半百，難得借這樣的機會，回頭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我出生在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藥劑師。我是比較要強的，由于學習成績較好，自小學到中學都是擔任班長的。在中學時，由于出身問題，使我也錯過了一些當年級學生干部的機會。不過，這件事也對我的性格產生了內斂的影響。好在我是在70年代初期上中學的，那是文革期間少有且短暫的學校抓學習的時期，這個時期卻被我趕上了。這不僅奠定了我的一些基本知識的基礎，也使我找到了一些慰藉所在。因為那時全年級每年都把每個學生的考試成績公布出來，而我的學習成績在全年級總是名列前茅的。初中畢業后，我去了小學當代課老師，在工作上也像學習一樣，不愿意讓別人說出半個不字，第一年還獲得了“包頭市東河區先進教師”的稱號。雖然已經不是學生的身份了，但是我始終保持著一種看書、學習的樂趣。粉碎“四人幫”后，作為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我被單位推選到了當時的包頭師專就讀。當時我和我的父母都非常高興。在我父母的角度看，能夠成為工農兵學員，就意味著進入了國家干部系列，解決了工作、身份的問題，不用再為我操心了；從我的角度看，也算是有一份穩定的職業了。但是，命運跟我開了一個玩笑，因受其他人波及，這件事未能成行。1977年下半年，中國恢復了高考制度，對我們這一批人來說，這是難得的機遇。直到今天，我也一直覺得，鄧小平同志及時地恢復高考，給了我們這一代人新的希望。因為沒有讀過高中，所以在父母的建議下，1978年2月，我辭去了臨時代課的工作，專心復習了幾個月，當年6月份參加了高考，10月份就去南開大學上學了。

選擇南開大學，主要是因為我在呼和浩特鐵路一中補習時的老師張永安是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的，他建議我報考南開大學中文系。我當時報的也是中文系。但是，高考成績出來后，我的政治成績很高，考了86分，語文卻只考了60多分，而且，我的數學也考了56分(入學后，我才知道很多同學的數學成績都比較低，有零分的，也有十幾分的)?？赡苁且驗檎魏蛿祵W成績吧，我被經濟系錄取了。當時，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那一屆全國550多萬人考試，不到24萬人被錄取，而且，我被錄取到這樣享有盛名的學校。所以，不管學習什么專業，我只抱著一個想法，那就是盡全力學好、做好。坦率地說，當時，我對經濟學專業也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聽經濟系的老師說，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無非是三條出路：一是當老師，二是做宣傳干部，三是做秘書之類的工作。但對我來說，無論學什么專業都是可以的，連小學老師都做過了，現在無論學什么專業都可能比以前有所改善。當時不同于現在，上大學之前有許多培養興趣的機會，我們這一代人在上大學之前，還談不上根據興趣來選擇專業，許多人的興趣都是在學習中逐步培養出來的。

這就是我上大學前的簡單經歷。當時我就有這樣的感覺，在生活上我是一個很容易滿足的人，但是，在工作與事業上，我是一個對自己要求較高的人，無論學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學好、做好。當然，現在已不同了，通過學習與積累，我已對自己的經濟學專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了。

于：我看過之前的一篇關于您的訪談，您一直很喜歡看書。在那樣的年代，能夠靜下心來看書已經很難能可貴，而且您看的是一般人都會認為非?；逎呱畹倪壿媽W的書籍。真是很令人驚訝！

王：我比較喜歡邏輯的東西。我印象很深的一本書就是1976年讀的高爾斯基的《形式邏輯》。這種形式邏輯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就按照大前提、小前提與結論等三段論的方式，照葫蘆畫瓢地寫了一些東西。當時，自己覺得挺得意，還投給了報社，當然都沒有發表。不過，這應該算是我的最初的一種邏輯訓練。由于這種訓練，使我總是試圖追求這樣一種情況，即在干什么事情之前都要說出個道理來，都要弄清做每件事的道理在哪里。再有，對數學的興趣也在別人眼中形成了我似乎比較嚴謹的印象。我個人覺得，形式邏輯對說理的抽象思維是有很大幫助的。

于：感覺在您的人生中，好像并不是有心要去做什么，刻意去追求什么，但是只要面對了，就一定要鉆進去，深入進去，把它做得很好！也許這就是您能在面對人生中無數可能性，看似無心插柳，實則水到渠成的原因吧。

王：對。我哥哥曾說：“好像你對選擇什么職業、什么地方都表現出一種隨遇而安?！蔽沂窍嘈胚@句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也問過同齡的一些人，他們也有類似的看法，這意味著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具有時代的烙印，那就是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專業人士。但是，如果社會不提供這種成長的環境，那么想了也白想，所以，只能順勢而為。如果想好了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專業人士這個目標，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結果卻未如所愿，那么，可能在很長時間都會懊惱。對于我來說，自己向著目標努力了，可能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那就把它看成是一種積累與鍛煉吧，但是，不會放棄，這種積累會對以后的事情有幫助。

于：您曾經說過，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特點。您先后在南開大學和中山大學求學，兩所學校在傳統上是有很大區別的。后來您又先后去了三所國外名校訪學，經歷過不同風格、文化特點的學校的熏陶和培養。這些對您整個學術生涯包括學術體系的建構應該都是有影響的吧？

王：是這樣的。我覺得南開大學教給我的東西就是基礎性知識與思考的邏輯，這些也正好和我當時喜歡的東西是一致的。南開大學的老師都很專業?，F在有些健在的老師都已經80多歲了，我們也還有些聯系。他們帶給我們、留給我們的東西，都是非常寶貴的。我自己的感覺，南開大學的學風是嚴謹與踏實的，注重基礎訓練的。當時，許多同學參加課外娛樂與業余活動都不多，大部分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學習上，這可能與當時的社會氛圍與學生來源有關。當時，大多數人的普遍想法就是，把失去的學習時間奪回來，所以，只要有點時間，就用來讀書與討論。當時我們班年齡跨度很大，小到16歲，大到31歲，雖然生活閱歷不同，但是都很珍惜這樣的學習機會。比如說，大概六點來鐘起床，然后去操場跑步背英語，再吃早飯。在學習中，除了討論學到的一些基礎理論與知識外，具有工作經歷的同學更多地關注國家政策、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現實問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不管走到哪個工作崗位，都會更多地關心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與政策體制等問題，有著一種深入骨髓的社會責任感。南開大學更注重基礎理論的扎實學風對我后來的理論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作為碩士研究生，進入中山大學后，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當時的中山大學經濟系新建的時間不長。原來的中山大學經濟系是由文革期間停辦的暨南大學把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許多專業整建制地遷入到中山大學的。文革結束后，暨南大學復辦，經濟系的大部分老師都回到了暨南大學。于是，中山大學從當時的公共課教研室抽調一些專業教師，也從各地調入了一批專業骨干教師，重新組建了中大經濟系。而中山大學經濟系的組建恰逢廣東省作為“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開放前沿省份之一。四個經濟特區中的三個位于廣東省轄區內，究竟如何率先改革與開放？發展過程中提出了許多亟待研究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這使中山大學經濟系在建設初期就天然地注重廣東實踐，比如說，很多老師都積極參與社會實踐與政府咨詢活動，如價格研究、工資研究與特區研究等。許多學會組織也十分活躍，如廣東省經濟學會、價格學會以及港澳、特區經濟研究會等。在中山大學，老師帶我們出去調研的機會很多，比如說，對特區所有制、市場價格、企業承包制與工資改革等方面的實地考察等，這讓我們對于廣東的改革現實有了更多的了解與認識，并從實踐的視角來思考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與發展問題，等等。所以，中山大學經濟系的學風更強調來自實踐的理論思考，更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對于我來說，在中山大學攻讀研究生也是十分幸運的，因為我們研究的對象之一就是發生了巨大變化的廣東經濟發展實踐，作為一個經濟學者，這是可遇不可求的歷史機遇。中山大學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的封閉書齋，而是老師與學生都具有時代與社會責任感的智力資源開發聚集地。

研究生畢業后我就留校任教了。當時，雖然中大經濟系的起步時間不長，各方面都需要人手，但對于年輕人的培養是特別重視的。當時，一位經濟系的領導就曾對我們剛留校的年輕教師說過：要趁著年輕多讀一些書，有機會還要出去進修一下，目前一些具體的行政工作，我們這批人多做一些，等你們回來。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我是1985年7月留校的，當年11月，經濟系就安排我參加了當時教育部在中山大學設立的英語培訓中心的英語培訓，大約是三個學期。那時候正趕上國內大學畢業生申請到國外留學的出國潮，許多剛剛畢業的年輕人都想去國外留學。為什么？一方面，剛剛開放不久，大家看到了國內外科技與經濟水平的較大差距；另一方面，國內亟待加快經濟建設，這需要更多的理論思路與理論工具，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外，西方經濟學也開始為國內經濟學者，特別是年輕學者所關注。但是，當時，國內系統地學習與了解所謂西方經濟學的學者不多，且也多數是解放前受過這個方面的訓練，或在國外受過教育后回國的。建國以后，原蘇聯教科書的理論體系長期地居于經濟研究的主導地位，熟悉與系統地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在80年代初期，中國社科院通過舉辦培訓班的方式率先邀請了當時國際上一批著名經濟學家進行講學，國內經濟學者也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理論觀點與分析工具。但是，當時許多國內經濟學者對這些觀點與思想的了解，基本上是從接受過這些培訓的中國社科院學者發表的觀點中間接得到的。我當時就想，與其間接地獲得這些理論觀點與工具，不如直接地接觸、了解這些觀點。所以，在英培中心畢業后，我也打算到國外去學習進修。一年后，學校分配了一個指標給我，用世界銀行的貸款項目去英國進修學習。1987年底，我通過了教育部選派學者的英文考試，然后在上海外國語大學進行了半年的出國前英語培訓，1988年10月就去了英國的萊斯特大學經濟系(University of Leicester)，進修發展經濟學，師從印度經濟學家蘇布拉塔·賈塔克(Subrata Ghatak)。

在英國留學的一年中，我覺得更多的收獲不是來自于聽課，而是泡在圖書館里。當時是帶著外向發展的研究課題去的，圍繞著這個課題，我開始查找相關的文獻。我發現，許多文章與專著都引用的少數幾本文獻，可能就是最重要的文獻。于是，就借來仔細精讀。當時，萊斯特大學圖書館剛剛開通了Inter-library loan系統，這樣，借閱就不受萊斯特大學圖書館藏書與雜志的限制，而且基本上在一至兩周之內就可以拿到。利用這個系統，我把與課題有關的經典文獻找了出來，同時也就將經典到現實的理論發展脈絡梳理了出來。在此基礎上，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關注的理論問題，與我的指導教師進行討論。在學習中，我也發現了學術論文規范化形式的重要性。因為規范化形式可以讓讀者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你的貢獻，哪些不是，你的這種貢獻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理論邏輯基礎上的，是通過什么樣的方法與工具、使用了什么樣的數據進行證明的，從而得出了什么樣的結論，等等。在今天看來，這些基本上都屬于研究學問的常識性知識了，但是，在當時來說，與國內的理論訓練相比，我切身感受到，也懂得了什么是理論研究的推進。通過這一輪的自己摸索，我明白了做經濟理論的研究應該從哪里入手，例如，帶著問題從查閱相關的參考文獻入手，在熟悉相關的數據與尋找處理數據的工具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框架等。按照這種方式，我開展了有關外向經濟的理論文獻收集工作，并初步形成了一些理論觀點，也與我的指導教師進行了交流與討論。進修一年后如期回到了中山大學，并承擔了本科生的發展經濟學課程，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外向經濟論》的研究工作。1991年3月我被破格提拔為副教授，1993年10月又破格晉級為教授。

1993年，我又獲得了嶺南基金會的資助。在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教授的幫助下，1994年2 月，作為訪問學者，我到了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進行學術訪問。在哈佛大學的一年多學習訪問中，我感受到了哈佛大學作為世界頂尖高校與一般院校的不同之處。費正清研究中心的公告欄中都是排得滿滿的Seminar，從早上9點直到下午5點，從周一到周五，幾乎天天如此。演講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專家、政要、記者與企業家等。當然，在費正清研究中心Seminar上的演講者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韓國與日本等。當時，我以為，這可能是費正清研究中心的特有現象，但是，到了其他研究中心，大體上都是如此。當時，我也選了經濟系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的課程，諸如《轉軌國家的經濟轉型研究》，這是一門由多位著名學者講授的專題課程，如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教授、哈佛大學經濟系的薩克斯(Jeffrey D.Sachs)教授以及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艾倫·蓋爾布(Alan Gelb)等。我也選了由薩克斯(Jeffrey D.Sachs)教授主講的《中俄經濟史比較》等。這些課的上課方式也有明顯的不同。首先是沒有教材。上課教案都是教師自己編寫的，但是，無論多大牌的教授，對上課都是十分認真的，講授提綱、閱讀參考、討論問題等在教案中一應俱全，十分完整。其次，都是緊扣實際的。這個實際就是剛剛發生的國內外經濟與政策大事，然后對其進行評價、分析與預測。最后是全球視野的。無論是教師講授，還是學生提問題，都是關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大事件(而不局限于某一個國家或一國的某一個歷史階段)，關注這些事件的預期性全球影響等，這支撐了這所大學作為培養世界各行業領袖的定位。在課堂上，師生互動是非?；钴S的，而且理論和實踐結合非常緊密，特別注重在分析基礎上的預測。我在這方面的感受很深，所以，受這種方式的啟發，回國后我講授的專題課程也是按照這種套路來，學生感覺，無論是方式與內容都有一些不同之處。

2004年，學校又推薦我去申請富布萊特基金。面試通過后，該基金會問我準備聯系哪一家美國的高校。我說準備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一方面，MIT在波士頓，與哈佛大學同在一個城市。10年前在這個城市住過一年多的時間，對這個城市有著一種特殊的感覺。波士頓是美國的學術之城，大約60多所大學聚集在此。此外，也不同于美國的其他城市，她是一個相對比較集約的城市，也就是說，在城市里出行，幾乎不需要開車，地鐵與步行結合就可以到達城市的任何一個地方，所以，美國人也將她稱為步行的城市(Walking city)。并且，作為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城市，波士頓保持著英格蘭的一些傳統風格，與我曾在的英國英格蘭地區University of Leicester 的風格有相近之處。還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美國大學各專業評估中，MIT的經濟系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是并列排在美國高校經濟學專業第一位的。另一方面，MIT的斯隆管理學院與中山大學嶺南學院開展了工商管理項目的合作。當時，MIT的斯隆管理學院是與國內三家大學管理學院進行合作辦學的，即清華大學管理學院、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以及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合作方式主要是這三家管理學院三年安排20名教師到MIT接受培訓，接受培訓的教師與MIT的教師共同備課，回國后開設相關的課程。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清華和復旦的教師到MIT培訓的費用基本上是由MIT支付的，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老師的費用則是由嶺南學院董事會和校友捐助了大部分。比如說，董事會名譽主席，僑居加拿大溫哥華的葉葆定先生就捐助了巨款，推動了這個項目的成功開辦?？傊?，基于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我選擇了MIT作為第二次赴美進行學術訪問的學校。這一年是住在MIT校園里，所選的課程主要集中在商學院開設的課程，一是這些課程的實踐性較強，特別是一些關于EMBA的課程；二是這些課程更注重互動與討論，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發言與討論也是十分精彩的。此外，我參加了MIT經濟系與哈佛大學經濟系的一部分教師共同組織的以產業組織理論為主題的定期討論會。這是一個學術味道很濃的小型Seminar,無論是年輕學者還是負有盛名的老學者，只要提出一個新觀點，就會被橫挑鼻子豎挑眼，而沒有新的觀點與方法就沒有人去捧場。我覺得，這種學術氛圍對學術進步是十分重要的。再有，我也選擇了一門由MIT知名學者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開設的民主與經濟發展的公開課,他的課都是人滿為患，不早一點在課前占座，上課就沒有座位了。一門課由他領銜的三位學者共同完成，相互分工與補充，互動熱烈。

三次出國學習的經歷也給了我不同的體會：如果說，萊斯特大學給我進行了一個規范的學術訓練，讓我理解了什么是規范的論文，如何進行規范的寫作，學術研究應從哪里入手，那么，哈佛大學的學術研究活動讓我體會到了如何推陳出新，怎么形成一個出新思想的環境與氛圍，如何找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又符合情理的新論據。MIT商學院除了研究活動與哈佛大學相近之外，又給了我更多的直接參與互動與討論的機會。確實，在這兩所學校，見到了許多頂尖的學術牛人，在那里，我也了解了他們在干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干好這些事情。我經常說一句話：“沒吃過豬肉還見過豬跑，沒做過什么事情但是看了人家在干什么事情?！彼?，我覺得，這些收獲是很大的。

想到這些收獲，我切實地覺得自己幸運。如果沒有學校的推薦，我就沒有這樣的學習機會。同時，我也特別感謝嶺南學院，感謝嶺南董事會的一批老先生們那種無私奉獻教育事業的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支持，這使更多的年輕學子獲得了出國深造與學習的機會。

于：您的求學與學術成長之路真是非常豐富多彩：在南開夯實基礎，到中大面對實踐，再到國外，先掌握了方法，又形成了更高更寬的視野，最終擁有了能在頂級學術殿堂發出聲音的能力，實際上真的是一種循序漸進。

王：所以我也跟我的學生說，你們有機會，其他東西甭考慮太多，趁著年輕先出去走走。因為等到歲數大了再出去學習，學習的收益就可能遞減了，畢竟接受的能力有限了，更年輕的時候出去是最好的。當然每個人生活的道路是不一樣的，我自己感覺我是趕上了好時候。

二、學術旨趣與學術貢獻

于：經濟學是龐雜的科學體系，這些年來，您一直致力于轉軌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研究，并特別關注了產業企業層次的問題，研究視角主要還是集中在了珠三角方面。從您豐碩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晰感受到鮮明的問題意識，感覺您一直是從現實中發掘學術問題，并堅持讓學術始終服務于現實的經濟發展與管理實踐。除了豐富的學術論著，您也經常受邀做學術講座和專家訪談，您對經濟理論的深刻解讀、對現實問題的深度剖析，開宗明義，使很多人深受啟發，受益匪淺。在您的研究中有很清晰的學術脈絡。您能說說您是如何捕捉研究選題并確定研究旨趣的嗎？

王：我的研究始終離不開廣東這個區域，從關注特區到珠三角等。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就是做的深圳特區經濟效率與工資體制改革，當時是進入了全國優秀論文的范圍，由于時間被耽誤，修改后沒有趕上評選。90年代從哈佛回來以后我做了一輪轉軌研究，當時也是以廣東實踐為研究對象的。當然，經濟轉軌與制度變革是聯系在一起的。在調研過程中，我與其他一些學者發現珠三角地區的一些城鎮已經出現了類似日本的一村一品的現象，但是，要比日本的范圍更大，集聚程度更高，產業更豐富。我們(當然不只我一個人，還有很多的學者，包括中大的李新春教授、丘海雄教授，科技廳的路平研究員等)就提出了一個“經濟專業鎮”的概念?，F在“專業鎮”已經成了廣東省經濟發展的一個抓手。通過這個實踐，我也感到，理論學習教給了我們一些思考方法與工具，換句話說，是讓我們懂得如何發現與思考問題，但是，沒有教給我們什么是問題，在哪里發現問題，而田園調查可以讓我們從實踐中發現更多的需要解釋、思考與解決的問題。所以，我也是比較喜歡看費孝通先生的《鄉村經濟》這本書的。

根據經濟學的研究特點，我大概把它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流量性的研究，諸如匯率、利率、稅率以及貨幣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存量性的研究，諸如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與企業結構等。從中國的經濟決策特點來看，離流量決策者較近的地區容易獲得更多的信息，同時，決策者對其理論需求也較大，這樣的地區就會慢慢地形成對流量的研究優勢。當然，也有人會說，這也不盡然，比如說，在美國，宏觀經濟學家并不都集中在華盛頓。我覺得，中國的經濟信息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擴散過程，這種信息的擴散方式決定了獲得這些信息的先后順序。這可能是與美國的不同之處。而存量的研究是具有異質性的，由于各地的資源稟賦、歷史背景與地理區位不同，各地區的產業與企業結構會有差異。一個地區對另一個地區的發展會有參考價值，但是，往往不能照搬，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差異性的內在機理。同時，由于存量結構的差異，同樣的宏觀政策可能在各地的影響與反應也會有所不同。從我的研究角度來說，基于這種地域性的存量研究是我思考經濟問題的出發點，所以，我也把自己戲稱為一個地方學者。

要在存量研究方面深入下去，就需要經常下去調研。有人覺得，下去調研太花費時間，無助于基礎理論的提煉。我覺得，其他的學科不熟悉，至少就經濟學來說，調研不僅有助于我反思與檢驗學過的各種理論，也容易發現許多新的理論問題，那我們就要做一些調研。事實上，我的許多理論興奮點都是在實踐調研中發現的，調研后發現了問題，就回過頭來去看書，尋找理論解釋，如果找不到，那就意味著發現了理論創新點。于是，我就會很興奮，就想拿出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找人討論。我經常與我的同事或學生一起討論，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人家，讓他們評頭品足，包括我的學生，我跟他們的討論有時就像是吵架一樣。如果你駁倒我了，說服了我，我就會放棄這種想法；說服不了，我腦子里就會一直有著一個疑問。不過更多的時候是大家的討論會補充與完善我的想法。所以，我一直把調研放在理論研究頭等重要的位置上。我也經常跟我的學生們說，反正現在有很多項目，諸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有時間就趕緊調研去。調研有一個好處，會使你對一種判斷有底氣。這是我在學術生涯中體會出來的，來自實踐、總結與提煉實踐中的經驗，進而形成理論觀點。這也是我欣賞費孝通先生撰寫的《鄉村經濟》的原因所在。

三、職業生涯與社會擔當

于：我拜讀過您的一些大作，確實是從現實中去發掘學術問題，理論與實踐結合得很緊密。能夠踏踏實實地將經濟學理論踐行于中微觀實踐，應該是您學術成就的鑰匙，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您1993年就已經破格晉升為中山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能夠在評聘標準堪稱嚴苛的中山大學脫穎而出，成為年輕的教授，是相當難得的，這也是對您學術成就的高度認可了。除了經濟學學者之外，您曾經擔任了中山大學從院長到校長助理等重要職務，現在又領銜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同時您也做了一些社會學術團體的兼職，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專家。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在多方面都有所成就，一定也是付出了不同尋常的艱辛和努力。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一個學者的行政擔當或社會擔當的？又是如何平衡或者協調不同角色之間的關系的呢？

王：回國以后我就開始繼續做自己的注重實證性的研究工作。1998年擔任了嶺南學院副院長，1999年擔任了中山大學校長助理，2008年初，卸任了校長助理的工作，又擔任與研究工作相關的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然后，中山大學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合作共建了中山大學廣東決策科學研究院，我又擔任了一個常務副院長。2012年年初，服從組織的安排，我調入廣東省社科院工作。對于我來說，工作性質有了一些變化：在研究與管理工作上，要更多地關注管理工作了；在研究工作上，要更多關注年輕人的培養工作了。我覺得，一方面，個人的興趣要服從國家的需要，這個需要才是個人成就的最大平臺。沒有這個平臺，你再有本事，施展的機會也是有限的。相反，有了這個需求，就可能會釋放更多的潛能。另一方面，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一個人智慧與能力是一定的，你把時間投入到這個方面，自然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就減少了。雖然直接進行實證性研究減少了，但是，學術判斷力還是存在的，這應該可以幫助年輕人在學術上成長。

說到學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轉換，我也是在摸索中的。長期的研究生涯已經養成了一種看書的習慣，不過，過去主要看一些專業書籍，目前，隨著工作性質的變化，自己也需要進行思想武裝，看一些管理者的書籍。如上述所說的，工作性質有了一些變化，時間就這么多，不可能兩全，只能有所取舍，那就是管理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且，以我的性格，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承諾下來，就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做好。不要讓人家指指點點，這是我們年輕時接受的一種思想，或者說，這就是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所以，人生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任務，每個階段都要完成好，才能算是精彩人生。對我來說，還需要學習與努力。

四、為人師表與學術傳承

于：人生本來就存在多種可能性，純粹的學者也好，責任擔當更重的管理者也好，可以說，您也是調換了一種新的成就自己的方式?！疤依畈谎?，下自成蹊?！睆氖陆逃ぷ鞫嗄?，您帶了很多的學生，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我們知道，您一直深受學生的敬重和愛戴。很多學生認為，師承于您，收獲到的不僅僅是學識的增進，視野的開拓，更有為人品行的升華和治學嚴謹的態度。作為師者，您一定也是非常欣慰地看到了，您的很多學生都在各自領域卓有建樹。您在培養學生方面有什么樣的經驗和做法，對您的學生有什么樣的要求呢？

王：對于學生，我的要求是：第一，要下功夫把基礎理論打牢固，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急于追求在一般性雜志上發表文章，不能只追求數量，而應關注質量。我經常用經濟學的邏輯給他們講這樣一個道理，那就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定理就是邊際收益遞減，但是，學問的積累特別是基礎研究的東西是邊際收益遞增的。如果你熟讀與精讀一些經典文獻，對其爛熟于心，那么，第二次進行文獻梳理時，就不需要花費類似第一次那么多的時間與功夫了。所以，把基礎打牢固，接下來的路會越走越順暢。如果東打一槍，西打一槍，看起來，發表的文章挺多，但是，深入不下去，影響有限。如果再想深下去，就變得越來越難了。第二，尊重師長，但是不要輕信。不要以為我說的就一定對，就不敢反駁。我實際上更希望建立一個平等的、老師和學生共同來討論問題的氛圍。新思想是碰撞出來的，沒有思想交鋒與碰撞，就不可能錘煉出新的觀點與思想。比如說，MIT的學生就很愿意挑戰名人的思想，用自己的思考跟這些人去對話，這有利于激活他們，也有利于他們自身的成長。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最大的特點是什么呢？自信。不是知識結構多完整，不是說什么東西都了解、都清楚，他們最大的財富就是自信。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什么東西他們都敢去挑戰。但挑戰的同時他們也是有理有據，不是亂來的。我也希望我的學生有這個特點。我們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要總是囿于老師學生的身份。當然，我也要求他們，一方面，討論任何問題的時候都要做充分的準備?？催@方面的數據、資料、文章、文獻，看哪些人有哪些觀點，消化了以后，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再來討論。我說，你這一輩子，哪一次發言被哪個人盯上了，可能就是你很重要的一個機會，這是不言而喻的啊。每一次做點準備，對你來講，絕對不是壞事。另一方面，不要過于急于表現自己，在沒做好準備的時候先不要表現自己。我想培養他們這種質量上的東西，韜光養晦，厚積薄發。就像發表文章，不要充數。我自己感覺，我們國家一流大學培養博士，很不在乎他發布的論文是十篇還是八篇。但像些二流的學校，就很強調我的博士發布了多少篇文章。一流的學校，他在乎的是盡管就發表了一篇，但這一篇有影響力就好了。所以我是希望在這些領域里面，能夠走出一些有特色的學者，這需要時間，需要積淀。我的學生大部分都做了教師，他們可能也受了我的影響，也喜歡這個領域，也喜歡獨立思考，慢慢大部分都做了教師。

于：看得出來，在學生培養方面，您是傾注了自己學習成長的經驗的。這樣的思路似乎也貫徹到了您目前的管理工作中。

王：到了社科院，雖然是做管理，我也一直想把學術質量、研究質量提上去，包括要提交給省委省政府的材料，不能簡單地只是“問題——原因——對策”這樣一種快餐式的文章，必須要做一些理論與預測影響等方面的分析，必須要用數據與案例說話。我覺得，對于我們社科院，作為專題專業專注這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我希望在推進過程中，能夠把研究質量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注重長期的、專業性的訓練。這可能一開始會有些難度，因為從考評機制上來說，會存在這樣的情況：你寫一篇的時間可能相當于我寫兩篇或三篇，如果是算分數的話，你那一篇也就算那么多，我這三篇比你多三倍。所以普遍的導向還是數量上的。但是，我覺得，社科院的潛力是很大的，一方面，大批富有經驗的中老年研究隊伍對實踐了解與把握得更清楚與熟悉以及理論應用得更加得心應手；另一方面，一大批剛剛畢業的、經過了很好的專業訓練的博士與博士后加盟進來。我相信，在時代需求下，以智庫建設為導向，更加注重質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成為廣東省社科院發展的基本特色。目前，正在這種轉變的路上，我會與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推動我們向更有決策、學術與社會影響力的新臺階邁進。

采訪后記：每個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和必然的。王珺教授總是很謙遜地說，自己一路走來，得到了太多人的幫助，享受了時代給予的太多機會。整個采訪過程中，王教授說得最多的就是幸運和感恩：幸運地考上南開，夯實了理論基礎；幸運地來到中大，踐行了經濟學最終對實踐的回歸；幸運地留在中大任教，并得到多次國外訪學進修的機會，在一流的經濟學殿堂提升了自己；幸運地從純粹的研究學者轉向承擔更多的管理職責，調換到了另一種成就自己的方式。成功時不飄然，而在總結；挫折時不抱怨，而在反思，充分體現著王教授坦坦蕩蕩的胸襟和虛懷若谷的人生態度。王教授一路走，一路歌，從北至南，由中貫西，在豐富的人生經歷中，看似無心插柳，實則處處水到渠成。王教授總說自己是隨遇而安的人，實際上卻牢牢把握著自己人生的方向，這種把握不在苦心經營，而在踏實前行?！敖唤o我的事情，我一定要完成，而且要完成得很好！”應該就是這樣一種對責任的高度體認，成就了一位“踏踏實實做事，坦坦蕩蕩做人”的青年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于尚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