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學風影響下的南戲文獻考辨簡論

蔣　宸(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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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學風影響下的南戲文獻考辨簡論

蔣宸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溫州325035)

摘要：清代有關南戲文本文獻的研究，表現出不同于前朝的學術面貌。由于受到文人情趣牽引以及當時考據學風的影響，在關于南戲的辨訂中運用了不少考據學問的方法，酌古通今，旁推互證，從而使得清代的南戲研究在探索的深度與廣度上均取得了不少對后世影響頗大的成就。在辨訂前人有關南戲認識訛誤、推動南戲文獻研究由史料載錄向學術研究轉變、為后人提供南戲文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關鍵詞：清代；考據學風；南戲考辨；類比；博證

清人學術迥異前朝，自立國之初便一直依循著顧、黃諸大儒所創下的樸學實證的學風，講求“言必有征，典必探本”[1]“酌古通今，旁推互證”[2]131，展現出一派講考據、重實證的恢宏氣象。在這種學風的影響下，清代文人多熱衷于針對各種典章名物、文化現象辨訂正訛、考鏡源流，表現出極為明顯的“尚古”傾向。南戲作為傳奇戲曲的直接源頭，也無可回避地進入文人的考據視野，留下了不少考辨南戲史料的文獻記載。這些記載，與清人的其它考證一樣，表現出清人治學博證、類比的種種特征，當是受到考據學風影響的產物。故此，筆者擬以記載這類考辨文獻最為集中的清人筆記為主要文獻來源，考察清代學風對南戲文獻考辨的影響，對這二者間的關系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清代學風的形成及其對文人情趣的牽引

由于時代、環境等因素的作用，清人的學術專注于考據，“考據之學，至乾隆中葉而極盛”[3]，講究“一字之證，博及萬卷”①阮元. 王石臞先生墓志銘[C] // 閔爾昌. 碑傳集補: 第39卷. 民國十二年(1923年)刊本.“實事求是，以經證經”[4]，在前人基礎上將考據學發展為獨立的學派，并使之成為在一段時期內左右社會風氣所向的學術思潮，至有“考據之學，風靡一時，不能為此學者幾不得登壇坫”[5]之說。這一風氣的形成，既有其政治歷史的原因，也有當時文化經濟等現實因素的作用。

清代雍乾以后，由于學術重心的推移以及朝廷自上而下的推崇漢學，以經學為中心的考據學風流被一時①昭梿《嘯亭雜錄》卷一《重經學》條載: “上(乾隆)初即位時，一時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經術者. 上特下詔, 命大臣保薦經術之士, 輦至都下, 課其學之醇疵. 特拜顧棟高為祭酒, 陳祖范、吳鼎等皆授司業. 又特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 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啟運等裒集《三禮》. 故一時耆儒夙學, 布列朝班, 而漢學始大著.”而同書卷十《書賈語》條又謂漢學昌盛之后, 儒者紛紛“株守考訂, 訾議宋儒, 遂將濂、洛、關、閩之書, 束之高閣, 無讀之者”, 甚至連書坊中都二十余年不貯售理學書籍, “恐其無人市易, 徒傷貲本”. 可見當時漢學、宋學之消長情勢.，“成為學者社會之一般嗜好，竭生平之功力以赴之。雖境遇至為困苦者，亦不稍減其學問之欲，反以是為高尚”“當時政府及社會心理亦頗知尊重學者，故經學考證風氣，充滿國中”[6]439。這種考證學風，在治學方法上，比較符合后來的科學精神，“旁搜曲證”“凡考訂名物，往往繪圖列表，以明其真”[7]，對于求學者學殖的培養與人格的樹立，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同時其“銖積寸累，先難后獲”的治學方式還具有一種特別的感召力，能使求學者“無形中受一種人格的觀感”“興奮向學”，故而當時無論碩學鴻儒還是初涉此道的求學、問學者，均以躋身樸學學林為好尚，“相與淬勵精進，阘冗者尤希聲附和，以不獲廁于其林為恥，于是‘家家許、鄭，人人賈、馬’”[6]444。

同時，清代帝王十分重視文化典籍的整理編訂，自順治至光緒朝，每朝均開館修書，其中尤以康雍乾三朝為甚。據羅振玉統計，自康熙至嘉慶四朝，共計開館修書189部（不含國史及政書等），其中包括《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類書[8]104-109。其數量之鉅，遠勝前朝各代，即便是官修著述極為宏富的宋代，在數量與規模上也均不足其十分之一。其中緣由，一方面是由于清廷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視，藉此也可以籠絡一部分漢人士大夫，使他們醉心于此而不再過問政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清代物力豐阜，隨著印刷業的發達，圖書的流通收藏更加便利，出現了大批藏書家，因而有條件大規模地整理國故。通過這些著作館的開設，清廷集聚了一大批學者，給以尊榮的地位與優渥待遇，讓他們埋首經籍，去考訂辨正、蒐古輯佚，這也在客觀上促成了當時社會集體向學的風氣——“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2]5。當時稍有名望的學者，都以能被朝廷征召入館修書為榮。這種觀念在很大程度上牽引了當時整個社會的學風走向，其中不少文人學者把精研考據、蒐輯古佚典籍當作了舍八股科舉而外可以致身榮顯的途徑，因而為之殫精竭力，皓首窮經。

龔自珍有詩謂：“避席畏聽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②龔自珍. 《詠史》, 見: 《定盦文集》“古今體詩”上《破戒草》, 清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一語道破了乾嘉學人埋首經籍，肆力考據的兩方面緣由。當時社會的文化大環境，對于求學者的成長具有培植的作用，“后輩志學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輩延主其家為課子弟，此先輩亦以子弟畜之，當獎誘增益其學”“其有外任學差或疆吏者，輒妙選名流充幕選，所至則網羅遺逸，汲引后進，而從之游者，既得以稍裕生計，亦自增其學”“其學成名著而厭仕宦者，亦到處有逢迎，或書院山長，或各省府州縣修志，或大族姓修譜，或有力者刻書請鑒定，皆其職業”“有相當之報酬，又有益于學業”，即便是沒有多少文化素養的富商大賈，也都附庸風雅，以此為時髦，廣邀名士評鑒收藏，又重金聘請有學之士到其家坐館，藉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治學問者受到全社會普遍的尊重，“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因而能有精力從事于更為精深的學術研究，“學乃日新”，即便寒門秀士，一時境遇困頓也不為所動，“素慣淡泊”“終其身于學”。[9]65-66很多修學者一旦廁身學林，便可以不再有衣食之憂，即使科舉不第，學問優渥者，或可受薦入館修書，從而獲得進身之階。正是由于處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故而有清一代，問學考據之風特甚。

清代文人學者，多博覽強記，“通訓詁，考制度”“諸子百家，靡不探討”[10]，喜用筆記的形式，以“銖積寸累”的方式，“每讀書有心得則記焉”[9]62。在經學、史學、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樂律學、地理學、方志學、金石學、歷算學等諸多領域，“討論經史，證明掌故”[11]，均有許多獨到、精深的見解，“雖叢殘掌錄，亦必義密語詳，多可啟發”[12]。這類撰述，涉獵范圍甚廣，且多重考證，重名物制度的訓釋。這在清人撰著中，幾乎已成了不可少的一項特色。即便是普通的文人筆記，偶談掌故、文物，并非有意治學的，也往往考據、學問充斥其間。如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錢泳《履園叢話》這類作者用以“遣悶送日”[13]“遣愁索笑”[14]之作，也有大量如《〈新唐書〉刊削詔令》《說文系傳》《古泉》《錯簡》《三歸》《古今人表》等考證典章名物的條目充塞其中。由此足見考據問學之風對清代文人情趣的牽引。

清人的考據習氣，主要體現在普通文人的筆記撰著中，雖然在名物考證等方面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卻并非以學問為目的，因此也不可能如同經學家那樣，矻矻埋首于經籍字義聲韻的考索。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通過考據的方法來揭示某一種文化現象。因此，其中不少筆記的考據方法，并不局限于某一個層面，而是通過對某一事件或事物來龍去脈的考索，以透視時事的變遷、審美趨向的差異、文化內涵的不同等等。從這個層面來說，多數清代文人的考據，實則已突破了純粹的經史考據的范疇。

二、考據學風對南戲文獻考辨的影響

由于時代風氣及現實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清代文人多博學尚古，窮鏡源流、蒐討古佚已成為其日常趣味的重要一端。有人概括這一現象謂：“五尺童子，皆知剽竊定宇（惠棟）、挦撦蕭客（余古農）；村塾學究，莫不妄襲朏明（胡渭）、謬沿百詩（閻若璩），甚至以骨董談經”[15]，可見當時風氣之烈。與此同時，清代戲曲發展極為繁盛，觀劇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久已融入了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成為交游酬酢中不可缺少的一項內容。文人學者對戲曲本身，本已持有極大的欣賞趣味，而戲曲的源流、本事乃至音律等等，又與文學、歷史等密不可分，甚至可與經學、教化相通，這既引起了他們的研究興趣，又為他們提供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清代文人學者的眼中，通過這些戲曲名目，大則可以鉤稽史學、音律，乃至禮樂等符合“先王之道”的宏大命題，小則可以藉以考察文化現象，怡神悅志，還可以用以與經學、文學等相發明。與伶人的場上戲曲表演大不相同，這些案頭化的戲曲考據，本身也是諸多學問之一種，且綜合涵括了文學、史學等各個層面，故而為不少文人學者所津津樂道。其中，有關南戲的若干命題，由于年代久遠、歧說百出，特別是它在文學、史學諸方面均有極為豐富的牽連關系，因而極大地激發起文人學士的考究興趣，在關于南戲的翫索辨訂中運用了不少考據學問的方法，從而使得清代的南戲研究在探索的深度與廣度上均取得了不少對后世影響頗大的成就。

清代學者考據學問的方法，一曰博證，二曰類比。主張通過廣泛閱讀各類典籍文獻，當論證某一問題時，將平日積累的材料，加以排比組合，大量歸納例證，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論證問題，而后得出結論，“凡立一說，必列舉古書，博采證據，然后論定”[6]518。亦即梁啟超所謂的“博證”法。清初學者閻若璩嘗論謂：“生千載下，而仰論千載上事，茍非典籍具存、證佐明白，固不可憑私臆度也”①閻若璩. 《潛丘札記》卷二,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正道出了這一治學方法的核心要義所在——立論須以大量的文獻史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在清代的筆記，特別是學術札記中，每當涉及文獻考證的問題，這種大量歸納例證的類比研究法便得以普遍運用，成為清代考據學風一項極為顯著的特征。受此學風影響，在有關南戲文獻考辨的話題中，清代文人所采用的，主要也是這種方法。

所謂博證，即是廣泛閱讀各類文獻史料，旁推互證，而不為經史子集等人為劃定的畛域所限。清代學者不比前朝，自清初諸大儒以來，便都以博洽著稱，主張治學須“旁求之九流百家”[16]214，“于書無所不窺”[17]227，并訓導門人弟子：“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16]219。這種博學篤實的學風在整個清代均得以傳承和發揚。士人自習學之始，便被樹立了博聞強記的觀念，因而有清一代，多有飽學之士，即便講求“宋學”的名儒，也一洗前朝空疏之習，文章經史并皆專通。在清人所撰讀書札記中，均可見到這種博通風習的印記，如錢大昕、趙翼所著《十駕齋養新錄》、《陔馀叢考》等書，其中于經史子集各類均有頗為詳明的考辨研究，其考辨方式也不僅限于以經證經、以史證史，而是將各類典籍融會貫通，觸手為用。

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清代文人在考察包括南戲在內的古典戲曲文獻時，也一掃前人游談之習，多引據浩繁，“于廣博中求專深”[18]。明人在證說某一論題時，多由作者閱歷而來，只是如同記述史實一般將之陳述出來，卻極少有引用各家文獻為己說提供論據支撐的表現，或是從他書直接迻錄，全不考察這一說法可信與否。而清人面對同樣的問題，則往往旁征羅列，博贍宏通，必求得一是而后止。如在民間影響頗廣的梁祝故事，自宋元以來便被改編為各種戲曲，流傳于世，其中演敘這一故事的南戲也有不少。據錢南揚先生研究，有關梁祝本事的地理位置眾說紛紜，計有八處之多，莫衷一是[19]260-261。明代陸容《菽園雜記》錄載其事，僅謂“梁山伯、祝英臺事，自幼聞之，以其無稽，不之道也。近覽《寧波志》，梁祝皆東晉人”，其后但迻錄《寧波志》所載梁祝故事云云，再無片言深究。[20]而清人俞樾在其《茶香室四鈔》中證說其事，則廣引博征，綜合前人筆記、傳記、方志等多則文獻，對其本事及發源地詳加考證：

國朝金武祥《粟香四筆》云：小說家艷稱梁山伯、祝英臺事，而未知所出?！渡教盟量肌芬嘁詾樗讉鞯肆?、祝之魂為不可曉。余閱《宜興荊溪新志》，載邵金彪《祝英臺小傳》云：祝英臺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啄醒b，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遂偕至義興善權山之碧鮮巖，筑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藮|晉永和時事也?！兴緸榱R于鄞，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為善權寺。今寺后有石刻，大書“祝英臺讀書處”?！衷疲簠球q《桃溪客語》云：梁、祝事見于前載者凡數處，《寧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游學，道逢上虞祝英臺為男妝，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磶琢核?，葬城西清道原。一云梁為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為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余按此視邵金彪《傳》稍略，而事或轉得其實。如《寧波志》所云，則梁、祝事跡固在浙東，與宜興荊溪無涉也。邵《傳》以為其讀書之處在義興善權山，則亦其讀書之處，非葬處也，何以善權寺前有祝陵之名，有雙蝶之異，不幾并兩處為一談乎？義興縣至隋始置，謂永和時即有義興名，亦失之不考矣。其事本屬無稽，前人謂因樂府《華山畿》事而附會，然《華山畿》事無女子為男妝之說，則亦不甚合也?！端谙闼墓P》又引談遷《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此又不知何說，殆又訛梁山伯為梁山泊，而牽合于《水滸演義》矣。[21]

按梁祝故事本屬民間傳說，宋代始在各家方志中廣泛流傳，據錢南揚先生考證，目前可見最早的出處當屬唐代梁載言《十道四蕃志》（宋張津《四明圖經》引）[19]248，筆者據之檢索，僅得一句：“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雹購埥? 《(乾道)四明圖經》卷二“鄞縣”, 清咸豐四年刻《宋元四明六志》本.，看來傳說的源頭尚在梁氏撰《十道四蕃志》之前。不論其最初的源頭為何，該傳說在后世的傳播流布之廣泛，卻是眾所周知的，其中便牽扯出了不少故事起源地的歧說。俞氏依據前人筆記等文獻所引，從語言邏輯與地名沿革的角度考察，認為本事發源地當在浙東。無論其考證是否足夠嚴謹可信，這種廣泛征引論據，從文獻中爬梳剔抉，把南戲等戲曲本事考證與史地考察相結合的做法，卻是清人考據所常用的手段之一。由此也可見，清代的南戲文獻考辨作為考據的一個分支，無可避免地自內而外均受到博證方法的深刻影響。

所謂類比，出自梁啟超的概括：“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9]47，從比較研究中歸納出見解。這是清人類比研究中最為核心的特點。清代學者多長于歸納，“屬辭比事”，從眾多的資料排比中總結出共通的要義。金毓黻以為清人研究學問，多采用“主題研究”，即“取古今或一代之事，析為若干主題，各個而討論之”“就一主題”“采摭多量史料”“為殫見洽聞之討論”[22]。這種討論方式往往并不一定能有層層遞進的深入探究，多是同一層面的列舉甄別。不可否認，這種類比歸納的研究方法盡管表面看起來比較煩瑣，且不如現代諸多研究方法的高屋建瓴，但在解決具體細微的問題，如文獻史料的訂訛正謬、祛惑存真方面卻極具廓清積溷的效用，因而為清代考據學家所普遍采用。這也正是清代考據“實學”的一項重要表征。

在南戲文獻考辨方面，類比研究法被運用得十分普遍，主要用于對南戲所涉本事的正訛訂謬，或是以史證劇，藉助典籍記載來考證劇中關目由來。南戲題材不少都取自歷代史傳及民間傳說，特別是早期南戲，取材于民間傳說者居多，往往張冠李戴，不少劇中人物，在歷史上實有其人，而其事實又與劇中故事全不相類。清人治學涉獵廣博，讀書過程中時常寓目及相關史料，在閑暇之馀或因某些事件激發，或為消遣，每好考訂史實，辨正是非，力為前人辯誣，將所見史料及前人觀點用類比法作歸納，以求得一是。在這方面，爭訟最為集中的大概就算是《琵琶記》中的蔡伯喈，歷來有關蔡伯喈原型的考證，歧說最多，據筆者所見，大略有王四②田藝蘅. 《留青日札》卷十九, 明萬歷重刻本.、唐人蔡生③鄧伯羔. 《藝彀》卷下, 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人鄧敞④胡應麟. 《少室山房筆叢》辛部“莊岳委談下”明萬歷刻本.、東晉慕容喈⑤吳騫. 《尖陽叢筆》卷二, 清鈔本.、宋人蔡卞[23]等四五種說法，各家所論俱有佐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豐富了南戲文獻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同樣受到文人關注的還有《荊釵記》中王十朋、錢玉蓮等人的原型身份問題，如梁章鉅《浪跡續談》考證《荊釵記》本事謂：

世所演《荊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蔑王氏者?！短斓撟R馀》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權乃同時進士，梅溪之友，敦尚風誼，梅溪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懲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作《荊釵》傳奇以蔑之?！薄懂T江逸志》載王十朋年四十六，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又上疏言舜去四兇，未嘗使之為十二牧，其謇諤如此，故史氏厚誣之。按《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壙志》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歸于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五十五?！庇帧都懒钊宋摹吩疲骸白託w我家，今三十年?！逼錇槭篮门f姻，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江之事？《壙志》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鄙w即錢玉蓮（錢當為王）也。撰傳奇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為可恨。施愚山《短齋雜記》亦詳辨之。[24]

文中多方引證《天祿識馀》《甌江逸志》，以及王龜齡《梅溪文集》中所收壙志與祭文等所涉及的相關史料，證明《荊釵記》中所演王十朋另贅權門事為人所誣，并引施閏章《短齋雜記》來證實己說。同樣的論題，在梁氏之前，清人翟灝《通俗編》卷三十七已有考證，征引《鶴林玉露》《天祿志馀》《楊升庵外集》等多則材料進行類比互證，以此來為歷史上的王龜齡辯誣①翟灝. 《通俗編》卷三十七, 清乾隆十六年翟氏無不宜齋刻本.。而其后平步青《霞外攈屑》又引《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謂“卷首姓氏‘永嘉賈氏巖老下誥案’，梅溪有《送賈巖老自閩還鄉》詩，乃其妻弟也。是忠文娶于賈，非錢，傳奇之誣妄可證”，且為此則材料大感得意，“惜晴江（翟灝）不及引”。②平步青. 《霞外攈屑》卷九《小棲霞說稗》, 民國六年刻香雪崦叢書本.疊床架屋，于前人已有考證基礎上不斷引證、發明，并且將之視作興趣激發的一大快事，可見這類類比研究，不僅是清人研究學問的一種方法，也早已內化成為其性情的一部分，因此，于南戲文獻考辨中運用類比法進行研究，實則也是面對同類話題不自覺而采用的做法。類比研究之所以能在包括南戲研究在內的清人考據中被普遍采用，大放異彩，也就不難理解了。此處還有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即無論《琵琶記》或《荊釵記》等，這類關涉書生負心的南戲劇作，清人多極力辨明其為誣指。盡管從今天的學術視野來看，這類劇作不過是借古人字號演繹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其創作之初，并不一定存在有意誣指古人的意圖。然而清人這種即使對待戲曲小說這類多虛妄之言的作品，都不輕輕放過，認真剔抉辨識其本事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清人治學風氣對文人學者精神狀態的影響之大。

三、考據學風影響下南戲文獻考辨的貢獻

由于時代風氣的牽動，在宏博邃密的考據學風影響下，清人有關南戲文獻的考證辨訂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對南戲研究貢獻頗大?？偟恼f來，清人關于南戲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辨訂正訛、廓清積溷，針對前人在有關南戲的理解上的訛誤，在大量文獻佐證的基礎上提出了合乎事實的新見解。如關于南戲淵源的考索，在這方面，自明中葉以來已多有論說，如祝允明《猥談》所稱“南戲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際”[25]225，徐渭《南詞敘錄》所謂“南戲始于宋光宗朝”[26]等，均以為南戲始于宋代。經南戲專家錢南揚先生的研究，也確證了這一說法的可靠性。然而，有關南戲與北曲雜劇的年代先后問題，明代以至清初諸家，或不言先后，或誤以為南戲系承北曲雜劇之后而出，如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宋元以來，因金人北曲，變為南戲”③王圻.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樂考》, 明萬歷三十年松江府刻本. 按: 清代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一百十八《樂考》“俗部樂”條所謂“宋元以來, 因金之北曲, 變為南戲”, 系襲自王氏《續通考》.，清初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亦謂：“元曲起而詞廢，南曲起而北曲又廢”[27]。實則，據前引《猥談》所言及史玄《舊京遺事》：“院本雜劇肇于金元全盛之時”[28]，即可知南戲年代當早于北曲雜劇。但歷朝以來無人明確提出這一觀點，直至乾隆初年，清人翟灝著《通俗編》，通過史料排比研究，方才首先提出了“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的觀點：

【南戲】祝允明《猥談》：“南戲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有趙閎榜禁，頗著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后日增，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如余姚腔、海鹽腔、弋陽腔、昆山腔之類，趁逐悠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比~子奇《草木子》：“戲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八螌⑼?，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后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薄肚f岳委談》：“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為今南曲首。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絕’，豈《琵琶》尚未行世耶？”按：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而《王魁》不傳，胡氏乃以王、關《西廂》為戲文祖耳。今戲曲合用南北腔調，又始于杭人沈和甫，見鐘氏《點鬼簿》①翟灝. 《通俗編》卷三十一, 清乾隆十六年翟氏無不宜齋刻本.。

翟氏這節文字，后為李調元全文照錄入其于乾隆四十九年刊刻的《函?！繁尽队甏鍎≡挕?，由于《雨村劇話》作為古代戲曲論著專書，在后世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在1959年被中國戲曲研究院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書而影響廣泛，遂致戲曲研究者多以為“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的卓見為李調元首次提出，實則雨村不過剿襲翟氏成說而已。真正首次提出這一見解的，當為翟灝于乾隆十六年刊行的《通俗編》，早于李氏三十多年。

二是推動南戲文本文獻研究由史料載錄向學術研究的轉變。有關南戲史料的記載，目前所見者，雖然早在元末明初葉子奇的《草木子》已現其端，其后祝允明《猥談》、徐渭《南詞敘錄》等屢有述及，但實際上，這些載錄多是依據見聞記錄史料，或是針對南戲曲詞文本的評點，而少有窮搜檢討式的研究。究其原因，明代距宋元之世不遠，且“依腔傳字，腔格相對固定”的南戲，其創作、傳播一直持續到明中葉嘉靖年間[29]，“以魏良輔改革昆山腔為界”[30]，因而明人不僅能有親身接觸南戲的機會，有較為直觀的感受，同時口耳相承流傳下來的有關南戲的史料也較為可信。因是口耳可見可聞，并非必須借助尋繹典籍載存方可得知，故明代的文人大多沒有對南戲相關問題蒐佚檢討的意識，而只是依著文人的意趣，“飽食之暇，偶錄記憶”[31]，“時作雜記，聊以消閑”[32]，以記述筆法記載下有關南戲的史料，或是以評論的口吻議說曲詞、曲調的得失，如“南戲出于宣和之末、南渡之際，……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25]225，“謂則成元本止《書館相逢》，又謂《賞月》、《掃松》二闋為朱教諭所補，亦好奇之談，非實錄也”[33]，“傳奇詞調俊逸推《琵琶記》，事跡委曲推《荊釵記》；《香囊》詞調不逮《琵琶》而事跡過之，事跡不逮《荊釵》而詞調過之，可并存也”[34]等，都是在這種歷史背景與文人風習的引導下產生的結果，有其出現的歷史與現實的依據。即便如胡應麟所作《少室山房筆叢》，論說頗有引證，卻也多是僅限于援引一兩則文獻以證明自己言之有據，絕少有像清人那樣的博證文字。相較而言，清代文人在面對有關南戲文本文獻的論題時，態度則要嚴謹的多。由于清代距離宋元南戲盛行之時年代已頗久遠，而南戲也在戲曲本身的演進過程中經蛻變而以傳奇的面貌出現，清人失去了明代那種可以親身接觸南戲的感受，口耳相傳的有關南戲的見聞也多因轉述過多而悠繆難據。清代文人一方面受到時代風氣的牽引，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現實依據的缺乏，因而其關于南戲的探索，往往只能從文獻出發，圍繞某一論題，通過多則文獻史料的比照參證，抉微發覆，以求得一是。如前文所引有關梁祝題材南戲本事的考證、關于《荊釵記》本事原型的考證，以及清人探討興趣極大的關于《琵琶記》人物本事的考證等，均是在引證大量相同或相近題材的文獻資料，反復比照、推研的基礎上得出自己的見解?？梢哉f，正是由于現實條件的轉變、考據學風的濡染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清人關于南戲文獻的考辨才洗脫了前人多隨興漫筆、以述為主的面貌，善考索，重博證，從而獲得與諸子雜史等考證相埒的地位，由史料載述、評點轉向學術研究的路線。

三是為后人提供了可資式法的關于南戲文本文獻的研究方法。清人的治學方法，據羅振玉歸納，概括為征經、釋詞、釋例、審音、類考、攈佚六類[8]133-135。所謂征經，即征引經籍，證明己說；釋詞即雜考詞源，疏釋詞義，辨明句旨；釋例，即彰顯異同，以例明之；審音即辨明韻節，協和平仄；類考，即以類歸攝，考流溯源；攈佚，即蒐羅子史，攈拾佚典。這六類方法，在清人學術中往往并非單獨運用，而是彼此依存、互為發明、融為一體的，它們有的是具體的研究形式，如釋詞、釋例、審音、攈佚等，有的則是具有統攝意義的研究法門，如征經和類考，也即我們前文所稱的博證和類比研究，在前四種方法（或曰形式）中，經常有賴于它們來完成研究論題。

在清代以來的南戲文本文獻的研究中，這些方法也均得到了很充分的運用，其中釋詞、釋例、審音諸類，如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所收《也啰》，袁棟《書影叢說》卷十三所收《樂調》，《在園雜志》卷三《歌曲》條，《樂府傳聲》之《源流》《句韻必清》條，《香研居詞麈》之《論〈九宮合譜〉之誤》《論南北曲之分》條，況周頤《眉廬叢話》之《“齣”字辨誤》條，以及梁廷柟《曲話》中有關《九宮譜定》的條目等，均從一字一音入手，詳明例釋，博采眾典，其明辨縷析的細密功夫，實與清儒考辨小學文字音韻一般無異。

而關于征經、類考兩種，即博證與類比的研究方法，雖然在清人學術中得到了及廣泛的運用，卻并非清人的發明。據筆者考察，其最早當始于漢代的經學箋疏，后由經學拓展至史學、文學諸領域。又經由清初顧炎武等人的提倡推衍，這種治學研究的方法在清儒手中被發揚光大到了極致，幾近成為當時學界定為一尊的圭臬。這種方法之所以能在清代學界獲得普遍的認同與發揚，乃在于它契合了近世所提倡的“科學精神”，即先確立研究的問題，而后廣泛搜求與此問題相同或相近的文獻資料，“羅列比較以研究之”，從比較研究中漸次歸納出自己的觀點，最后再根據自己的觀點，從各個角度搜求文獻資料加以印證，“證據備則泐為定說，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9]62。正是由于具備了這種“科學精神”，清儒所治之學問，大多均立言有據，不易為后人所推翻。在南戲研究中，清代雖然仍保留了不少前人所流傳下來的史料載述、評點等方式，但其最為核心、最見特色的文獻考據部分，如前文所引《茶香室四鈔》考“梁?！北臼?、《浪跡續談》考《荊釵記》本事等，均是采用博證、類比這兩種方法進行抉微發覆式的考索，并且這種言必有據的“科學精神”與治學方式，一直影響到了我們今天研究包括南戲在內的古典戲曲文本文獻的方法路線，已成為被普遍認同、遵循的學術準則。

四、結　語

清代文人所載錄的南戲史料范圍頗廣，其中最具有清代時代特色的內容，首推對南戲文獻進行考證辨訂的條目。由于受到清代特定政治經濟環境下治學風氣的影響，清儒研治經史的考據學風牽引著文人的治學興趣，并滲透到文人筆記、詩文等多方面的撰著中，影響及其中關涉戲曲、南戲的部分，從而使得清人研究中出現了前人有過的專門針對南戲與戲曲史問題的深入探索與考辨。盡管由于時代局限，其中的一些考辨在今天看來有的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偏差，但正是在這些考證以及溯源的基礎上，我們今天對待戲曲史以及南戲的認知才更加明晰與準確。在清人筆記關涉南戲文獻考辨的內容中，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其大量地征引文獻用以證明己說的類比、博證的研究方法，這與清儒研治經學、史學、文字訓詁學等專門學問時所采用的講究“一字之證，博及萬卷”①阮元. 王石臞先生墓志銘[C] // 閔爾昌. 碑傳集補: 卷三十九. 民國十二年刊本.“六藝百氏，旁推交通”[35]“于書無所不窺”[17]227的方法如出一轍，不僅典型地證明了清人針對南戲文獻的考辨與清儒治學精神、學風之間，必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更為我們后人的南戲文本文獻研究留下了可資式法的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對之進行認真且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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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慧青)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tyle of Stud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anxi Theory

JIANG Chen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The Nanxi (Southern drama南戲) text literature of Qing Dynasty, showed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academic outlook. Due to the literati taste traction and affected the textual research style, on the South Wan cord identified in using the method of a lot of research learning, action of ancient today, next to push each other, which makes the study of Qing Dynasty Nanxi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all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of the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n the previous incorrect understanding o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Nanxiliterature historical data recorded by the south to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to provide local people and other aspect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Key words:Qing Dynasty; Textual Research Style; Textual Research of Nanxi(Southern Drama南戲); Analogy; Extensive Demonstration

作者簡介：蔣宸(1982- )，男，江蘇南京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戲曲史，中國古代小說，清代文學

基金項目：溫州市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14jd19)

收稿日期：2015-04-30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6.004本文的PDF文件可以從xuebao.wzu.edu.cn獲得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3555(2015)06-00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