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玉碎
——讀博士論文《鳳凰吟——中央樂團1956—1996》想到的

□李 彬

昆山玉碎
——讀博士論文《鳳凰吟——中央樂團1956—1996》想到的

□李 彬

20世紀末，正當蘇東劇變，冷戰落幕，海內外新自由主義狼煙滾滾之際，行吟高原的中國大詩人昌耀，在平生最后那首英雄交響曲的長詩《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1998）里，仰天長嘯吐出一句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的磅礴詩句：這個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說教，而我們已經很難聽到“英特納雄耐爾”的歌謠……

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的歌謠，不僅寄寓著全世界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共同心聲，而且更象征著卓爾不凡的生命品格及其精神境界。如同懷沙汨羅的古代屈子一樣，受命不遷的絕代詩人昌耀，也痛感當今之世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而對此最直接的時代感受，莫過于訴諸聽覺的音樂了。

吳絲蜀桐張高秋，空山凝云頹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憑中國彈箜篌。在天下一片嘔啞嘲哳的聲響中，在“好花不常開，好景不長在”的偎紅倚翠里，曼妙空靈的音樂洛神無奈漸行漸遠，惟留一縷翩若驚鴻矯若游龍的朦朧背影。驀然回首，尤其情何以堪的是，曾經雄踞中國音樂珠峰的中央樂團，都已黯然謝幕近二十年了。

1996年，當中央樂團藝術家看著陪伴共和國四十年以及自己青春歲月的“中央樂團”摘牌那一刻，想來不知如何悵然若失、痛徹心扉。新中國音樂界代表人物韓中杰，后來滿懷痛疚地談及這一結局。當時，他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弟子、留洋歸來的陳佐煌受文化部委派，出任中央樂團的新總監。上任伊始為了“國際接軌”，提出“改旗易幟”的想法。說是中央樂團在國內響當當，但譯成外文人家弄不清何謂“中央”，于是主張用“中國交響樂團”這個新招牌。三位中央樂團元老——李德倫、韓中杰、吳祖強，對此竟沒有任何異議。如今，時過境遷，痛定思痛，韓中杰才悵然不已地醒悟道：

現在看來這是不甚妥當的。因為中央樂團這塊招牌已深入人心，我們輕易把它撤換了，樂團內外都較難接受。其實我們應該可以對內保持原名，對外再加上“中國”或“北京”就清楚了，中央民族樂團就是這么做的。

現在看來，把中央樂團這很有影響力的老字號結束掉是非常遺憾的。為此，我也感到內疚。[1]4

其實，在世紀末的歷史氛圍中，改弦更張乃是勢所必然的結果，而且在文化變味兒、音樂變調兒之際，換不換旗、摘不摘牌還有多大實際意義呢？縱然中央樂團的招牌還在，恐怕也難以再造往日的輝煌，也無法再譜為人民、向光明的樂章，因為社會政治環境與文化精神土壤已是日見板結、沙化、龜裂。用一位國內外知名的批判知識分子的話說：在新的階級重組中，憲法所確定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成為十足的諷刺；在“三農”危機和城鄉分化中，工農聯盟成為完全的虛構；在區域分化中，經濟和社會分化直接呈現為民族沖突；在國際關系中，市場邏輯取代了國際主義聯合。[2]

如今，提起中央樂團，“70”后大概還有一點印象，“80”后只剩影影綽綽，“90”后則恐怕渾然不覺了。有一次，在清華課堂上，我提到青年演員胡軍，學生們情緒活躍，而我說到胡軍的叔父胡松華，大家便毫無反應。起初，我還以為自己沒有說清楚，于是又重復了一下，看見臺下還是一片麻木，一臉困惑。此時，我才意識到，一代音樂家在今人心目中已然銷聲匿跡，徹底“OUT”（過時）了。

想當年，提起中央樂團，提起歌唱家胡松華、羅天嬋，指揮家李德倫、韓中杰，演奏家殷承宗、劉德海，作曲家吳祖強、瞿希賢等，哪個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貫耳。而不旋踵之間，激蕩一個時代的音樂之聲就風飄云散，以至于追星一族可能對胡松華的侄子了如指掌，而對胡松華一無所知，如同對“音樂人”三寶趨之若鶩，而對青史留名的一代音樂家辛滬光（1933—2011），即三寶的母親及其創作的音樂經典《嘎達梅林》往往無動于衷了。

也許，從音樂家到音樂人或從歌唱家到“歌手”“歌星”等用語的轉換中，就可一窺當代樂壇時風流變的蛛絲馬跡：從玉石琮琤到瓦釜齊鳴，從字正腔圓到荒腔走板，從散發著泥土芳香、鼓蕩著風云氣象的“人民音樂”到渾身上下珠光寶氣的 “先鋒”“前衛”“實驗”“流行”等名牌……

縱覽古今藝術史，精神氣象與社會環境歷來相互激蕩，聲氣相通：不同的社會環境造就不同的精神氣象，而不同的精神氣象同樣形塑不同的社會環境?！抖Y記·樂記》的說法無愧經典：“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焉?！?/p>

前幾年央視音樂頻道有一幕場景駭人聽聞，令人難忘。某位據傳被查已無聲無息的民歌花旦，在演唱一組堂堂正正的曲目后，居然忸怩作態地唱起汪偽時期的《夜來香》，一首難脫抗戰之殤、亡國之痛的“靡靡之音”！難怪北京大學教授潘維說，“自上而下的價值觀混亂與媒體從業人員的價值觀混亂互為因果，已經危及到了國本?！盵3]而哲學家趙汀陽對此問題的思考更是入木三分，發聾振聵：

孔子力推“詩”作為審美生活的榜樣就是因為詩三百“思無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假如一個政府愚蠢到縱容甚至支持淫邪低俗、粗鄙弱智的審美生活，就幾乎是在為亡國亡天下創造條件。庸俗的審美生活使人民弱智化和丑怪化，它所生產的愚民和暴民是亂世之根，這是一種政治自殺。[4]

當然，也不能只怪新人追慕劉德華，不懂胡松華，只沉迷于本雅明所謂 “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流行歌曲、電影大片、卡通漫畫什么的，而隔膜于真善美的精神創造。別的不說，如今僅一場音樂會的門票，就動輒幾百甚至幾千元，有多少普通人能夠承受得起呢？

更不用說，在文化產業的時論興高采烈歡呼市場化、產業化、商品化、消費化之際，在如此“四化”的熱火朝天中，那些曾與億萬人民的生活與心聲息息相通、在精神家園安身立命的音樂藝術，悖論似的邊緣化、小眾化、精英化，甚至荒漠化，也是一種“四化”。批評家所言當代文學問題，何嘗不體現在音樂方面：

今天，主流的文學作品、文學期刊、文學批評缺乏足夠的力量進入今天的文化生活。比如說，在城市化急速推進的今天，一個進城青年想在當代的文學作品中讀到自己的生命體驗，他依然只能讀路遙的《人生》?！度松返男问讲⒉粡碗s，甚至于笨拙，但就像“人生”二字一樣平凡而立足于大地之上。[5]

當此時，多少聊以欣慰的一點是，香港音樂史學者周光蓁博士，以一部美麗如歌的 《中央樂團史（1956—1996）》，為一段近半個世紀的中國音樂歲月續寫了一曲悲歡離合的動人絕唱：“獻給所有曾奏響中央樂團四十年雄渾強音的前輩及朋友們！”

這部六七十萬言的皇皇之作，新中國六十年大慶時在香港付梓，并被評為“亞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書”。同年歲末，在中央樂團當年排練廳舉行的新書首發式上，中國文聯原主席周巍峙、中央音樂學院原院長吳祖強、中央樂團原指揮韓中杰等五十多位音樂家悉數出席。2013年，此書又由三聯書店以《鳳凰吟——中央樂團1956—1996》為題在內地發行，更是受到廣泛關注與好評。

該書是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為了這部心血之作，作者十年間遍訪中央樂團以及與之合作的百余位音樂家，如李德倫、韓中杰、嚴良堃、陳燮陽、陳佐煌、湯沐海、譚利華、李心草等幾代指揮家，并在查閱大量報刊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撰述了中央樂團四十年的崢嶸歲月，展現了共和國文化藝術一頁可歌可泣的非凡篇章。

參加過周光蓁博士口試的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序言《權威的中央樂團傳記》里稱，“這本中央樂團的傳記，絕對是‘definitive’”，即權威的、經典的著述。李歐梵不僅以研究文學著稱，而且也頗通音律，其父母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求學時，受業于馬思聰等教授。而作為后來新中國音樂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馬思聰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對中央樂團也不無貢獻。

中央樂團四十年，既是新中國新文化的“風云側記”（袁鷹語），也展現了西洋音樂特別是交響樂在中國土壤上風雨兼程的文化交融?；蛉缱髡咚?，中央樂團團史 “記載了中國知識分子自晚清構建新文化的延伸”。僅看幾個歷史片段，也不難想象這一風起云涌的精神畫卷：

——1842年，歷時三年的鴉片戰爭以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告敗。同一年，聞名于世的維也納愛樂樂團與紐約愛樂樂團相繼成立。

——清末民初，以首批留日音樂先驅李叔同為代表，開始引進西洋音樂，國人第一次聽說了“比狄芬”（貝多芬）、“毛薩脫”（莫扎特）。

——1920年代，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Mario Paci），也是李斯特再傳弟子，在上海組建了現代中國最有影響的一支交響樂團。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以及《志愿軍戰歌》的曲作者周巍峙、歷年春晚開始曲《春節序曲》的曲作者李煥之、中央樂團著名指揮韓中杰等，早年都與這個樂團有不同程度的專業交集。

——1922年，肄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教育系的蕭友梅博士，應蔡元培校長邀請，在北京大學組建了一支十六人的管弦樂團。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蕭友梅指揮了一場紀念音樂會，曲目除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肖邦的《葬禮進行曲》，還有他創作的《悼孫中山先生——哀悼進行曲》。

——1946年，“中央管弦樂團”在延安成立并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樂團，直屬中央辦公廳，足見規格之高。樂團團長、《游擊隊歌》的曲作者賀綠汀，大提琴李德倫及其夫人小提琴李玨等，均為“上海音?！笨瓢喑錾?。據大提琴李剛回憶，毛澤東在窯洞里曾就交響樂的文工團色彩講過一番話，說現在我們在農村，藝術上不宜分工太細，將來條件成熟后，可以單獨組建樂團，“只奏樂，不演戲”[1]23。

——1949年，華北人民文工團隨解放大軍進入北平，最初駐扎在西北郊的清華大學，其間還與清華管弦樂隊舉行聯誼活動。李德倫多年后回憶說：“學生們沒有想到我們這些穿著焦黃破舊衣服的土八路，不僅能夠演奏優美動聽的解放區民歌，而且還能用完整的西洋管弦樂演奏莫扎特的樂曲，比他們的樂隊水平還高?！盵1]23

——1955年，由世界民主力量推動，以“和平、友誼、團結”為題，第五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聯歡節”在華沙舉行，參加此次盛會的中央歌舞團管弦樂隊在中國交響樂歷程上擁有數個第一：第一個全由華人組成的管弦樂隊出國演出；第一次由交響樂隊擔任主角，而非演唱或舞蹈的伴奏……這屆世青節還留下一曲歡欣喜悅的《青年友誼圓舞曲》，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為流傳。

——1956年7月10日，在中央歌舞團的管弦樂隊與合唱隊基礎上，正式組建中央樂團，樂團的“方針任務主要是積極發展反映中國人民生活并具有民族特色的交響樂與合唱藝術，同時介紹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及世界各國優秀的交響樂與聲樂藝術”。[1]63

雖說此后政治運動此起彼伏，難免遭逢曲曲折折、風風雨雨，但中央樂團的歷史表明，人民藝術家曾以怎樣的艱苦卓絕，踐行了這一方針與任務，即后來鄧小平概括的“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其間一個鮮明標志是，如此洋派的樂團、如此洋氣的音樂，又身處一度避洋唯恐不及的年代，卻始終“與時代同行，與人民同在”，無論創作還是演出，無不風靡天下，家喻戶曉，就像廣為人知的鋼琴協奏曲《黃河》（1970）。當年，類似的作品、類似的情形，不僅習見于中央樂團，而且也是文藝界草長鶯飛的普遍圖景，如中央芭蕾舞團那部洋氣十足而又為天下人喜聞樂見的《紅色娘子軍》（1964）。對此，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曲作者之一何占豪，在紀念這部民族交響樂的經典之作問世五十周年之際曾對記者說道：

總的來說，我還是遵從毛澤東思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音樂也同樣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表達方式也具有民族性，就像生活習慣、語言語音一樣，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風格，作曲家要尊重這個事實。有些音樂形式我們本民族是沒有的，比如交響樂、大合唱，這些形式要拿來為我所用……小提琴協奏曲也不是我們民族的音樂形式，但我用民族內容“梁?！惫适?，用民族的音樂語言，這就不一樣了。

這一陰晴圓缺的風雨歷程，包含著異常豐富的歷史意味及其文化韻味，也折射了人民共和國的光榮與夢想。下面不妨從浩浩湯湯的歷史大潮中，擷取幾朵飛珠濺玉的音樂浪花：

1964年10月2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首演后一個月，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也作為國慶十五年獻禮作品在人民大會堂上演。作品山呼海應的精神感染力，從一位清華學子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中也可略見一斑：“看了音樂舞蹈史詩 《東方紅》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它賦予我們巨大的精神力量，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蔽恼骂}為《上了生動的一課》，作者胡錦濤。

從此，這部由周恩來總理一手執導、云集全國一流藝術家的史詩之作，便同管弦樂曲《嘎達梅林》《紅旗頌》《瑤族舞曲》，小提琴協奏曲 《梁山伯與祝英臺》，鋼琴協奏曲《黃河》，歌劇《江姐》《洪湖赤衛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沂蒙頌》，歌舞片《阿詩瑪》《劉三姐》《五朵金花》，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杜鵑山》等藝術精品一道，匯入了新中國新文化的一江春水向東流。

圍繞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流傳著一系列傳奇故事。如總導演周總理忙完一天的國務活動后，常在凌晨一兩點鐘親臨劇組，和藝術家們一起精雕細琢，大到整體思路，小到作品細節，無不親力親為，傳唱至今的《贊歌》就是根據他的意見創作的，而這首名曲本身又近乎一個傳奇。一次，周總理審看開國那段場景后，覺得應該再加一曲男高音蒙古長調，以烘托新中國旭日東升的恢弘氣象。于是，中央樂團年輕的滿族歌唱家胡松華“臨危受命”，騎著自行車，連夜趕到劇組，以剛剛深入草原牧區的鮮活靈感，通宵達旦，一揮而就，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就此誕生：“從草原來到天安門廣場，高舉金杯把贊歌唱……”

同樣是胡松華，同樣在1964年，又與云南人民藝術劇院歌舞團一道，為音樂舞蹈電影《阿詩瑪》配唱，同樣為后世留下一部美不勝收的精品?！堕L湖水，清又涼》《一朵鮮花鮮又鮮》《馬鈴兒響來玉鳥兒唱》等電影插曲，由于融入了西南少數民族多彩多姿的生活情調與音樂元素，加之胡松華、杜麗華等歌唱家純正自然、聲情并茂的美聲演繹，更是風行天下，一往深情地抒發了各族人民對美好詩意生活的永恒向往：

——阿著底喲是個好地方，高高的青松樹長滿了山崗，長湖的湖水喲又清又涼，青青的翠竹秀又長。撒尼人喲勤勞而堅強，高山上放牛又放羊，湖邊踩麻喲田地里插秧忙，響亮的歌聲傳四方。

——青松直又高，寧斷不彎腰，上山能打虎，彎弓能射雕，跳舞百花開，笛響百鳥來，這樣的人兒我心愛。

——天上的星星多又多，我只愛最亮的那一顆，春天的鮮花開滿坡，我只愛最紅的那一朵。山茶花紅似火，你是最美的那一朵，撒尼姑娘千萬個，我只愛你一個……

這樣的作品，這樣的意境，在共和國的人民藝術中，曾如百花綻放，漫山遍野，包括人民電影、人民音樂、人民美術、人民文學、人民戲劇、人民攝影、人民曲藝……而其中的精髓，也正是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重申的：“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闭绾扇A在一幅書法作品中流露的：愛人民所愛，美各族之美！清華百年校慶時付梓的拙著 《清潭雜俎——新聞與社會的交響》，有一段專門談及這一話題的閑筆：

《阿詩瑪》及其音樂是新中國最值得驕傲的藝術成就之一，體現了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前進方向，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作為民間傳說，阿詩瑪的故事已在撒尼人中流傳多年，美麗的阿詩瑪與英雄的阿黑哥既是撒尼人的驕傲，也是古往今來一切人民生活及其藝術追尋向往的人生境界，諸如西北的《在那遙遠的地方》、陜北的《三十里鋪》、江西的《十送紅軍》等數不勝數的歌聲舞姿，無不蘊含著這種美麗動人而痛徹心扉的情愫。五六十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感召下，許多藝術家深入生活，深入民間，發掘、創作了大量富有生活氣息和生命元氣的作品，留下至今熠熠發光的經典。比如，上海音樂學院何占豪、陳鋼根據江浙民間素材，創作了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來自滬上而深入草原的辛滬光，根據蒙古曲調譜寫了交響詩《嘎達梅林》（她的兒子三寶為同名影片譜曲），湖北歌劇舞劇院的《洪湖赤衛隊》以一曲“洪湖水，浪打浪”風靡至今?！栋⒃姮敗?、《劉三姐》等歌舞片，就誕生于這種時代背景和精神氛圍。

作為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周光蓁的著作不僅可圈可點，而且也值得新聞傳播研究者反省。新世紀以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教育突飛猛進，而年年產出的博士論文有幾多真才實學、貨真價實，又有幾多為作而作、自娛自樂呢？如果為文不為稻粱謀，那么僅新中國的新聞與文化領域，就有多少寶藏值得開掘與探究，而時下的新潮要么陶醉于“言必稱希臘”的話語游戲，要么沉溺于潮起潮落的技術奇觀，前赴后繼炮制著可憐無補費精神的“學術黑話”，恰似新潮音樂嘈嘈切切錯雜彈的“高大上”、洋八股，令人昏昏沉沉，如墮五里云霧。

1996年2月3日晚上7時15分，就在那座由李德倫等主持重建的環境幽雅、設施一流的北京音樂廳，中央樂團舉辦了永別歷史的謝幕演出，演奏了一曲自己的天鵝之歌。執棒的青年指揮家李心草說，散場時大家互相握手，就像道別似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一位樂師這樣描述當晚的離情別緒：

李心草指揮很棒，我們都下大力氣地演。樂曲以強而有力的和弦結束時，臺下報以熱烈掌聲。我們都站起來接受掌聲，但不是平常那樣覺得滿足、過癮。在那一刻，我留意到一些老樂師眼含淚花，顯出很迷茫、不知所措的樣子。由于樂隊之后再沒有演出日程，連兩星期后的春節都沒有，大家都感到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在臺上的那一刻變得特別珍貴，我于是在馬勒的譜子上寫了當天的日期：1996.2.3。我是很少這樣做的。結果那天成為歷史性的日子：中央樂團完了。[1]621

這里的夜晚靜悄悄，仿佛五年前蘇聯解體的圣誕夜，已沒有多少人在意這一歷史性時刻，因為一切都水到渠成。于是，如今捧讀《鳳凰吟——中央樂團1956—1996》，怎不痛感李賀《李憑箜篌引》的寄慨良深：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十二門前融冷光，二十三絲動紫皇。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夢入神山教神嫗，老魚跳波瘦蛟舞。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濕寒兔……

[1]周光蓁.鳳凰吟——中央樂團1956-1996[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汪暉.兩種新窮人及其未來——階級政治的衰落、再形成與新窮人的尊嚴政治[J].開放時代，2014（6）.

[3]本刊編輯部.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共識[J].經濟導刊，2014（6）.

[4]趙汀陽.壞世界研究：作為第一哲學的政治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109.

[5]黃平.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體”[N].人民日報，2014-07-01.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