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負擔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述評與未來展望

稅收負擔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述評與未來展望

李甜甜，丁玲

（安徽大學商學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要：近年來隨著稅收制度的改革，稅收負擔對公司治理效應的影響逐漸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點。多數研究認為，稅收是政府施加給企業的負擔，但卻忽視了稅收負擔的正面效應，其作為一種法律外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那么其能否作為一種公司治理機制，對公司治理產生一定的影響？基于此，本文系統探究了什么是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梳理了有關稅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的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文獻，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探究了稅收負擔的研究意義以及對政府和國內企業的借鑒意義，最后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提出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稅收制度；稅收負擔；公司治理

一、引言

稅收負擔問題歷來是關系到國計民生最尖銳、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因為它不僅是一個國家稅收政策和稅收制度的核心內容，而且還與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密切相關。因此，國外學者從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開始研究這一問題，意識到了稅收負擔會對企業所有權結構產生影響，但之后對于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卻很少出現。傳統的稅收觀認為，稅收負擔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管理層采取隱瞞稅收收入、轉移公司資源等機會主義行為，使公司價值減少。但國內外研究表明，稅收制度作為一種非公司治理機制，其對公司治理以及對公司價值產生的正面效應卻是不可忽視的。一方面，合理的稅制結構能夠促使股權分散，對股權結構的變革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稅收征管作為一種公司外部的治理機制，也會增加公司管理層進行隱瞞應稅收入、轉移公司資源等盈余管理的成本，從而減少投機行為，增加公司價值。由此可見，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是巨大的，相關方面的研究仍有待繼續深化。為此，本文希望通過梳理國內外學者的文獻，系統回顧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現狀，理清稅收負擔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并在結合我國制度背景的基礎上，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希望對政府和國內企業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成果

（一）什么是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

稅是“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運用權力對國民收入的強制性征收”（鄧子基，1987），“是把個人資源轉移給公共使用”（Aaron and Pechman，1981年）。近年來，我國稅收收入連續大幅度增長，稅收負擔的增加使得企業稅負加重，影響了公司治理和公司價值，破壞了企業的生態環境，制約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稅收問題也逐漸成為國外政客們博弈的焦點，使得人們對稅收問題空前關注。一方面，稅務機關是國家對企業的重要監督力量之一，通過征管稅收，稅務機關能夠對公司的財務賬目進行檢查監督；另一方面，稅收是政府對企業經營收益的強制性分享，從這個角度看，政府也可以被視作一種特殊類型的“股東”（Desai et al，2007）。因而稅收制度又被稱為非正式治理機制，被視作是政府對公司運營監控的重要外部力量。換句話來說，企業的治理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處于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下，在社會責任的驅使下，可能會規范管理層進行公司治理的行為，這正是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

（二）研究成果

1.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稅收制度與公司治理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兩個重要方面，早在1932年，Berle和Means首次研究了稅收特別是所得稅對公司股權的影響，他們認為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制推動了美國企業股權結構的變革，并首次提出了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理論。1958年，Modigliani 和Miller兩位學者創立了著名的MM定理，排除了公司稅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一種理想的假設環境下，深入探討了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價值的關系。由于債務資本具有節稅效應，考慮到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他們于1963年取消了公司無所得稅的假設，發表了《公司所得稅與資本成本：一項修正》，對原始的MM定理進行了修正完善，認為若考慮公司所得稅，公司的價值會因為財務杠桿系數的增加而提高，從而得出公司資本結構會影響公司價值的結論，并提出了最優資本結構理論。后人不斷放松MM理論的前提假設，進一步發展和豐富，形成了啄食理論。在綜合考慮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對企業的影響下，得到了企業的價值同企業的資本結構無關的結論。1991年，Roe以公司稅為例研究了稅制結構對于公司治理效應的影響，他認為，公司間股利稅（對公司法人股東征收的一種稅）加強了對股東的監督，弱化了對公司管理層的監督，促使股權分散，瓦解了美國公司長期以來的金字塔形股權結構。

2.研究方法的創新：進入本世紀以來，公司資本結構和股權結構不斷變革，公司價值較前期有明顯增加，在利益的驅使下，公司的避稅行為日益普遍。2002年美國安然事件的發生，更是在全世界金融領域敲響了一記警鐘。學者們開始對公司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給予高度關注，并著手研究公司管理層的避稅動機以及稅收制度對公司治理產生的影響。以哈佛大學的Desai、芝加哥大學的Zingales、加拿大阿爾貝

塔大學的Morck為首的一些公司治理研究方面的權威學者，開始嘗試各種新的實驗研究方法來探究稅收對公司治理的潛在影響。Desai等（2003和2007）、Dyck和Zingales（2004）以及Haw等（2004）將上世紀學者們對于稅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理論進一步豐富發展，他們認為稅收對于約束公司管理層的隱瞞應稅收入、轉移公司資源等機會主義行為、減少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委托代理成本進而改善公司治理等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進一步提升公司價值。Desai等（2003 和2007）和Dharmapala（2006a和2006b）更是對稅收征管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了量化表示，最終表現為因加強稅收征管而減少的公司價值，與防止公司管理層的機會行為而增加的公司價值之差。Desai等（2007）以普京當選俄羅斯總統后強化稅收征管為研究背景，采用了實證研究的方法，對俄羅斯第五大石油公司Sibneft公司進行了案例分析，探究了稅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證實了有力的稅收征管有助于抑制機會主義行為、提高公司價值的結論。雖然現實案例證實了該結論，但一些國外學者還采用了納稅遵從度作為稅收征管水平的代理變量，得到了更為系統的實驗證據，更具說服力。Desai也采用了建立模型的方法對稅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進行了邏輯推演，證實了以上結論。另外，作者以股東可以獲得的公司價值作為代理變量，進一步分析了稅收制度對股東價值的影響，他們認為稅收征管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股東財富，但另一方面政府通過稅收征管加大了對公司的監管力度，使公司的財務和經營信息的透明度和真實度提高，增強了投資者對企業的信心，又可以給股東帶來長久的收益。

3.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鑒于國外市場經濟發展得較為成熟，所以國外學者對于稅收的相關研究也較為豐富和系統，而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有待進一步深入。曾亞敏和張俊生在2009年對“稅收征管是否能夠發揮公司治理功用”的研究中，在國內外首次構建稅收征管力度指數，創新性地從經驗研究的角度區分了股東與管理者之間、大股東和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這是之前學者進行相關問題的研究時所沒有考慮到的視角。作者以以經濟轉型中的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兩類代理成本作為研究變量，進行了理論分析與多個研究假設，選取了不同的核心變量和樣本，引入了多個計量模型，分析了稅收征管對公司代理成本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出稅收征管與公司治理的關系。研究發現，稅收征管力度越強，股東和管理層之間、大股東和小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就會越少，也會較少出現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狀況?？偟膩碚f，稅收制度可以通過影響兩類代理成本從而發揮公司治理的功用。在張斌和徐琳2012年的研究中，從兩個方面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整合。一方面，他們認為稅收制度，如稅種的設計和稅率的高低以及稅收政策的變動都會對公司治理產生不同的效應；同時，他們又整理了Desai對俄羅斯的案例分析，引入了一些學者的回歸模型和實證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考慮了稅收征管和稅率對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即稅收征管水平對改善公司治理起作用是有臨界條件的，是在一定的稅率水平內的。另一方面，他們打破了傳統觀念上稅收負擔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主要以Desai、Dharmapala等學者的學術研究為依據，研究了多種代理變量對公司避稅等治理行為及其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在2012年政府結構性減稅的大背景下，吳祖光和萬迪昉研究了企業稅收負擔的計量和影響變量，并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吳聯生（2009年）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認為四種計算實際稅率的方法也可以用來計量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但同時又發現以上四種計量方法和Zimmerman在1983年所使用的變量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方法下，需要對企業的所得稅項目進行相應的調整。除此之外，作者又研究了企業的稅收法律變化、產業政策、股權性質和政治關聯等各種內外部制度對企業稅收負擔的不同影響，試圖找到各種因素和企業承擔的稅收負擔之間的關系，力圖更深入的探求影響稅收負擔的因素，但由于不同學者以不同國家的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所以研究結果甚至可能大相徑庭。公司規模、財務杠桿、資本密集度和存貨密集度等這些企業內部因素究竟如何影響企業稅收負擔，也尚無定論。周澤將和杜興強（2002年）則更是從另一個角度探究了稅收負擔的問題，兩位學者以2004年到2008年間A股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為樣本，采用宏觀稅收負擔的計量方式，構建多種不同的回歸模型，進行多種不同的理論分析與假設，主要研究了兩個問題，稅收負擔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及其對薪酬業績敏感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盈利和虧損的企業得出了兩個不同的結論。在盈利的企業中，稅收負擔會顯著提高公司的會計穩健性，進而薪酬業績敏感度會顯著提高，但在虧損組中，均無顯著影響。這都啟示企業在制定合約以及政府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應該考慮到稅收負擔可能會對企業產生的影響。不同于以前學者的研究角度，劉行和李小榮（2012年）是基于地方國有企業的角度，研究了稅收負擔對企業價值和企業治理結構的影響。通過對研究的問題建立實證模型，選取各種因變量、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并且進行樣本與描述性統計，得出相比其他類型的企業，地方國有企業確實承擔了更重的稅收負擔的結論。稅收負擔是影響企業治理和企業結構的重要因素，這為今后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同時，在劉行和葉康濤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究中，也發現稅收制度可以通過增加盈余管理的成本，進而抑制公司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結論。

三、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意義和借鑒意義

（一）改善我國企業的資本結構現狀

根據啄食順序理論，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并且債務具有稅蔽效應，國外學者認為公司融資會優先考慮債務融資，而國外發達國家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現狀也確是如此，但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相關交易制度不夠規范，我國的債務資本比重遠遠低于國外上市公司，呈現出一種“倒啄食順序”的現象。利用本文整合出來的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先進經驗，可以優化我國中小企業的資本結構。企業要學會適度舉債，適當地提高債務資本的比重，不僅會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發揮債務融資的節稅效應，而且還可以利用財務杠桿，獲取財務杠桿利益，改善企業自身的融資現狀。

（二）能夠改善公司治理環境，提高公司價值

本文整理了國內外學者關于稅收制度對公司治理影響的相關文獻，企業股東和管理層都能更加科學的看待稅收，形成一種雙贏的局面。一方面，稅收的征管會使得公司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和準確性提高，可以對公司管理層形成一種約束，減少轉移公司資源、隱瞞應稅收入等機會主義行為，降低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委托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公司間股利的雙重征稅（即對公司法人征收的企業所得稅和對個體征收的個人所得稅）會提高控股股東謀取控制權私立的成本，都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的治理環境，提高公司價值。

（三）能夠正確發揮稅收的乘數效應

在現實經濟市場中，稅收這一變量會往往以乘數加速度的方式引起個人、企業和國民經濟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我們稱之為稅收的乘數效應。稅收乘數是政府增加或減少稅收所引起的國民收入變動的程度，體現了稅收作用的力度。在當前金融危機尚未完全結束，全球經濟仍舊不景氣的背景下，政府和企業都要抓住發展機遇。政府要合理利用稅收政策，制定合適的稅收制度，發揮稅收乘數的正面效應，加強對公司股東和管理層的監督，規范公司的治理秩序，改善公司的治理環境，保持公司的良性發展，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四）政府部門制定更為合理的稅收制度，進行適當的稅收征管

在張斌和徐琳的研究中也提到稅收征管對公司治理發揮作用是在一定的稅率水平內的，過高的稅率則會對公司治理產生負面效應，會促使公司管理層隱瞞應稅收入來逃稅避稅，導致公司治理狀況的惡化。雖然研究結論表明稅收制度具有優化公司治理的效應，可以增加公司的市場價值，但高稅率、不合理的稅制設計或者高強度的稅收征管都會對公司治理產生適得其反的影響。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吸取學者們較為系統科學的研究結論，合理設計稅制結構，確定稅率區間，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復征稅，稅務機關也要進行合理征稅。

四、未來研究展望

近年來，稅收負擔對公司治理的影響已經得到大量學者的研究和關注，并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但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研究方法仍然較為單一，有待繼續創新和深化。除此之外，相比于國外學者較為系統的研究，國內學者對問題的關注還仍然處于起步階段?；谝陨戏治?，我們認為未來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拓展相關研究。

（一）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現有關于稅收負擔對公司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效應的影響的文獻和研究中，有的學者是以現實案例和某些上市公司公布的數據為研究樣本，主要以案例分析和實證研究為主，僅僅是以數據為原本進行分析得出研究結論的，還有些學者主要通過邏輯推演的方式得出研究結論，主要是以現有文獻研究和經驗分析為主，并沒有相關的、系統的科學理論依據?？v觀國內外關于稅收負擔的相關研究中，很少有學者建立模型、引入計量變量等進行量化研究。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嘗試著引入更多新的實驗方法，通過建立模型、構建計量指數等科學系統的方法去量化某些較復雜的指標，用實驗數據說話，使我們的研究結果更科學更加具有說服力。

（二）需要進一步擴大現有研究樣本選取的范圍

由于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較為成熟，相關稅收制度也較為完善，所以現有的關于稅收制度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大多選取發達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卻很少關注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對于中國等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國的國情、公司結構和相關稅收法律制度等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很大的差別，所以基于西方國家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并不具有普適性，研究結論對其他國家的企業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今后的研究中，學者們可以著手以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得出更多不同的結論，完善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的研究課題。

（三）探究市場和企業行為等其他法律外制度對稅收負擔的影響

在當前經濟轉型的背景之下，正式的公司治理機制以及法律的監督效果可能不盡如人意，于是一些學者開始探究稅收等法律外制度，例如宗教文化、市場競爭、媒體監督以及社會道德規范等這些因素對公司治理的作用。隨著現在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而且社會公眾更多的要求上市公司和企業的信息公開，所以企業會受到來自社會更多的輿論壓力，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這會對公司治理、公司價值乃至稅收制度產生哪些影響，需要我們去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政府提出市場對于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所以在當前改革的大背景下，市場的導向性更為明顯和靈活，對公司治理的會產生哪些影響，都是未來我們的研究方向。

（四）政府完善稅收制度，加強稅收監管

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較為公開透明，數據獲取較為容易，所以以前學者對于稅收負擔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而我們卻忽視了另一個群體，忽略了對非上市公司的相關研究。由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面臨的社會輿論和監管環境不同，雖然在相同的稅收法律制度下，但對非上市公司產生的約束監管與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政府應該制定更為全面的稅收制度，加強稅收監管的力度，維持好市場秩序，改善當前公司的治理環境。未來可以研究非上市公司稅收負擔及其對公司治理狀況的影響，并與上市公司的相關結論進行比較，從而完善我們的結論。

（注：本文系安徽大學2013年大學生科研訓練計劃項目“稅收負擔的公司治理效應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kyx1201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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