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模式影響因素及政策干預路徑研究

彭皓玥

摘要：通過深度訪談，應用扎根理論剖析影響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的深層次因素，并探究針對性的管制政策。結果發現，公眾生態意識、生態行為成本、生態參與平臺和社會參照氛圍這4個主范疇對公眾參與模式存在顯著影響。進一步研究主范疇邏輯內涵和關鍵因子，探析其對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作用方向與影響因素，構建了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作用機制模式，即“意識-行為”整合模型。最終基于整合模型脈絡結構，為政府制定干預路徑提供有針對性的政策思路。

關鍵詞：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扎根理論；整合模型；管制政策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30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5）02-0140-05

Abstract：The paper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ublic ecological awareness， ecological behavior cost， ecological platforms and social reference atmosphere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 After analyzing the 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key factor of such four major categories， the author also construct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consciousnessbehavior Integrated model is conducive to provide the control path of policy ideas and experience for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mod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integrated model； regulatory policy

作為人與自然相互影響的一種形式，生態問題一直存在。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態意識覺醒和生態需求勃興，對區域生態狀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生態事件”卻愈演愈烈[1]，特別是流域生態危機及大規模霧霾，已經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區域生態風險治理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要以“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然而無論從宏觀視之，還是從微觀探之，這些制度建構無不與“公眾參與”密切關聯。發達國家生態治理經驗證明，公眾是環保事業最初推動力[2]。因此，有必要對我國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問題進行探討。通過深入探究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的內外部影響因素，制定有針對性的管制政策，引導普通公眾向生態公民轉變，從而彌補區域環境生態風險行政治理不足，幫助政府實現區域生態風險有效防范。

1文獻回顧與理論述評

很多文獻從不同視角對區域生態風險防范與治理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盡管各自側重點不同，但其研究結論對探討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具有借鑒性，其中有兩類研究為本文墊定了研究基礎。

一是公眾參與對區域生態風險治理作用研究。美國是最早將公眾參與引入環境管理領域的國家，大多數的美國學者都認可公眾參與是環境行政管理的重要補充[3]；環境意識強度和個體環保行為之間具有積極性聯系[4]。在國外學者帶動下，我國學者也對公眾參與區域生態治理的民主監督功能進行了論述，其中葉文虎認為公眾參與是解釋和傳播環境影響信息的流行方法[5]，楊秋波等闡述可持續建設與公眾參與關系機理[6]，但對公眾參與模式影響因素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不多。

二是促進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的管制政策研究。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公眾“用手投票”影響官員環保政策傾向，“用腳投票”則向地方政府直接施加改善公共服務壓力[7]。因此，國外很多學者認為，構建公民生態利益有效表達渠道[8]，通過各種管制政策滿足公眾對區域生態權益訴求，有助于最終改善區域生態狀況[7]。國內學者也認為鼓勵公眾向地方政府提出自身生態需求，能夠加快區域生態治理[9]。其中，周黎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10]，他認為重新制定官員晉升生態考核機制，能有效改善區域生態治理現狀。

與國外研究相比，我國該領域研究起步晚，研究范圍窄。大多數研究成果屬于介紹性研究，專門研究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模式這一變量的文獻還比較少見。鮮有文獻在精確刻畫各影響因素調節效應基礎上，對政策干預路徑進行綜合闡述。鑒于此，本文在汲取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基礎上，專門針對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進行研究，通過探索影響公眾參與度的關鍵性因素，以期為政府制定有效管制政策提供經驗借鑒。

2研究方法和數據搜集

目前尚無界定清晰的變量范疇及既有理論假設，適用于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并且不同分類人群對該模式理解不盡相同，本文認為以量化研究考察變量間關系對該問題進行描述不太可行。鑒于此，本文擬通過深度訪談方式，采用開放式問卷，運用扎根理論質化研究方法，對該模式影響因素及政策干預路徑進行探索性研究。

扎根理論是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率先提出，運用詳實資料自下而上建構實質理論的一種實證研究方法。該方法強調研究對象可以是“解釋性真實”，這種真實也許并不完全客觀，但對于理解人類行為具有重要意義[11]。運用扎根理論對本文進行探索性分析，通過第一手訪談資料，運用開放式編碼、軸心編碼、選擇式編碼，構建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影響因素模型。并采用持續比較分析，不斷以新的范疇修正現有理論[11]，直至不再出現新范疇，達到理論飽和。

在數據采集過程中，通過理論抽樣方法，運用非結構化問卷對代表性公眾進行深度訪談。在理論飽和原則指導下，按照質化研究對受訪者具有先驗理論認知的要求，本文受訪對象多是大學或以上學歷，年齡段為20～45周歲，思維活躍的中青年公眾個體，共22位，記為a01～a22。受訪個體信息如表1所示。

訪談過程主要采用深度訪談和小組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從每個年齡段選取兩位受訪對象，進行10次深度訪談；并以職業類型劃分，進行4次小組訪談。個人深度訪談，盡可能深入了解受訪對象對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持有的態度、內在想法；小組訪談中，主持人按照采訪提綱提出問題（見表2），并以追蹤式提問，引導小組成員在發散思維狀態下充分討論。訪談結束后，對現場資料整理形成近四萬字訪談記錄，作為本文原始數據。

3范疇提煉和模型構建

31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將原始訪談資料進行初始概念化呈現的過程[12]。編碼過程要求忠實于原始資料，盡量懸置已有研究“定見”及研究者個人“既有思維”，以受訪者原話作為編碼原始資料。通過資料打散、賦予概念、重新組合等操作，得到500多條有用的原始信息?？紤]到初始概念內容有交叉、邏輯層次性低，進一步提煉、篩選出16個范疇，用“A+序號”進行編碼，構建本文的開放式編碼范疇體系，見表3（篇幅所限，僅節選2條原始語句及相應初始概念、對應范疇進行說明）。

32軸心編碼

在開放式編碼范疇基礎上，對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影響因素進行主范疇提煉與命名。從各個獨立開放式范疇中挖掘潛在的因果聯系，找到類屬軸心，區分主、副范疇，完善范疇邏輯性質，進而以相互影響次序為標的，在16個開放式編碼范疇基礎上集結成4個主范疇軸心。各主范疇軸心、范疇維度、對應副范疇及范疇邏輯如表4所示。

33選擇式編碼

進一步分析軸心編碼得出的軸心內涵，運用選擇式編碼對不同主范疇軸心間的邏輯類屬關系進行系統分析。并基于中心變量編碼，通過典型模型分析主范疇間的“因果條件→中介條件→脈絡結果”，構建脈絡清晰的“故事線”，其脈絡結構如表5所示。

霧霾、水污染等生態危機警醒公眾生態意識生態危機意識、公民生態責任、生態參與知識、行為效力感知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意識強度，是意識-行為整合內在動力

公眾參與生態行為成本過大，生態保護缺乏必要的公眾基礎 生態行為經濟利益、行為實施便利程度、生態行為相關風險、司法訴求完善程度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行為可能性，是意識-行為整合內在約束力

生態參與平臺匱乏，群體性惡性生態事件頻發生態法規政策、公眾反饋機制、生態基礎設施、相關環保組織生態參與平臺的形成，影響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行為結果，是意識-行為整合外在動力

構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需要良性社會參照氛圍群體壓力、政府表率、輿論宣傳、政策力度社會參照氛圍的形成，影響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意識方向，是意識-行為整合外在約束力

通過一系列的開放式編碼、軸心編碼及選擇式編碼得出的脈絡結構，確定了包含各范疇和概念的關聯體系構思。最終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公眾參與生態風險防范“意識-行為”整合模型，如圖1所示。同時，運用留置訪談記錄對模型中范疇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未發現新的重要范疇和結構關系。由此認為，上述模型在理論上是飽和的，即可以運用公眾參與生態風險防范“意識-行為”整合模型對本文核心范疇進行闡釋，并得出相關結論。

圖1“意識-行為”整合模型

4結論闡釋和政策路徑

從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影響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的主要因素集中體現為公眾生態意識、生態行為成本、生態參與平臺、社會參照氛圍4個主范疇，并凝練概括為“意識-行為”故事線，依次調節公眾的生態意識與生態行為聯結關系。其中公眾生態意識和生態行為成本是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啟動因素，是參與過程的內在動力和內在約束力；生態參與平臺和社會參照氛圍是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強化因素，是公眾參與模式的外在動力和外在約束力。4個主范疇對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作用方向各不相同，為政府設計有針對性干預政策路徑提供了思路。

（1）政策制定者應著手強化公眾生態意識，增加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意識-行為”整合內在動力。首先，通過更為真實的體驗認知，以切身感受深化公眾的生態認知強度。其次，以法律規定和經濟措施，明晰公眾生態責任，變“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自愿參與”為“帶有經濟獎懲措施的半強制或強制行為”。再次，以科學的宣傳方式普及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行為指南（具體做什么、怎么做），減少公眾因為欠缺相關知識放棄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可能性。最后，提高公眾個體行為效果感知，改變生態治理“時滯”給公眾參與度帶來的挫傷。

（2）政策制定者應注重降低生態行為成本，減少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意識-行為”整合內在約束力。一方面，從配套設施、技術支撐、行政約束等角度出發[12]，采取多層面管制政策措施，使公眾生態參與模式簡單便利、低成本。另一方面，盡可能減少實施生態行為對公民生命安全等產生的社會風險。不斷完善司法公益訴求程序，保障生態事件受害者能夠便捷、低成本維權。同時加大輿論宣傳，盡量削弱“唯物質化”生活方式的不良影響，降低公民履行生態職責的心理成本。

（3）政策制定者應加強建設生態參與平臺，增加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意識-行為”整合的外在動力。為公眾參與生態風險防范構建完善的生態法規政策體系，實現有效的生態信息公眾反饋網絡，提供便利成熟的生態基礎設施，組建理念先進、運營成熟的環保組織等等生態參與平臺相關子因素。以完善的生態信息公開制度，確保區域生態風險的公眾知情權，通過合理的意見表達機制，使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成為公民真正的權利。

（4）政策制定者應努力構建社會參照良性氛圍，減少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意識-行為”整合的外在約束力。一方面，通過法規政策的強制約束力，抑制公眾參與生態風險防范過程中的“群氓心理”[13]，構建生態風險防范良性社會參照氛圍。另一方面，以正確的輿論導向為媒介，突出政府行為的表率作用。以生態績效考核及行政問責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將區域生態治理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上。政府部門與政府官員發揮好帶頭示范作用，加大環保政策執行力度，促成全社會形成綠色生態文化風氣，極大提高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度。

5結語

本文通過扎根理論，對區域生態風險防范公眾參與模式進行了探索性研究，梳理了影響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相關變量范疇，并歸納凝練出4個主范疇軸心：公眾生態意識、生態行為成本、生態參與平臺、社會參照氛圍。與以往研究相比，在全面性上做出了一些貢獻，比如，行為效力感知、司法訴求完善程度、群體壓力約束等變量范疇，以往較少被提及。并在范疇提煉的過程中，凝練了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的“意識-行為”整合模型，系統闡述各主范疇與公眾參與模式之間作用機制，為制定有針對性管制政策提供了借鑒思路。

然而由于本文構建的公眾參與區域生態風險防范“意識-行為”整合模型是基于小樣本深度訪談而得出的結果，其信度和效度尚未經過大樣本檢驗。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還需要通過大樣本調查，進一步檢驗各變量間的作用機制，最大限度剖析變量協整的內因與驅動力，為政府確立政策干預路徑提供更為詳實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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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