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是解決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依據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中的“中國特色”的形成是對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與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實際的繼承及其發展的結果，是20世紀以來在中國社會思潮領域中相關“西化”與“中國化”的爭鋒和論戰中逐漸成熟并日趨完善起來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理論自信，就是要堅持理論的自查、自省、自律、自強，從而體現和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和諧本質，促進中國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

[關鍵詞]中國特色；理論自信；和諧發展

[作者]黃仲盈，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D63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4）05-0032-009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過程相生相伴。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無論是早期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經典著作的譯介，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對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研判和實踐探索，再到新中國成立后遵循“名從主人”原則的民族識別工作，乃至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民族關系“多元一體”格局的高度概括，直到2005年中國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中央12條”的提出，其中承繼的，不僅是新舊一代民族理論家和民族工作者的不倦追求和孜孜堅守，也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方針策略上的日趨成熟和愈加自信。

一、“普世價值”抑或“中國特色”：當代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面臨的爭議與抉擇

當“普世價值”與“中國特色”在21世紀狹路相逢，相關“西化”、“中國化”等理論和觀點注定要成為其中最為關注的話題和最為糾結的抉擇。

21世紀初期，中國社會思想界除了流行“與時俱進”、“理論創新”等議題外，也掀起了一場“普世價值”的討論熱潮，而相關馬克思主義是否具有“普世價值”的討論最為熱烈，且爭議頗多。贊同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已超越了地域和時代，不僅具有無可否認的普世價值性，而且因其科學性和鮮明的階級性又超越了資產階級所提的普世價值，豐富了普世價值的內涵并且指明了實現普世價值的正確道路”。反對者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不是適用一切人、適用一切時代的‘普世價值”，“只是無產階級政黨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指導學說”。折中者認為：全盤肯定或否定馬克思主義普世性的觀點都帶有“左”或“右”的傾向，馬克思主義有“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就是勞動發展論和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價值追求”，“有三個規定性或特性，即普適性、非獨立性（或階級性）和歷史發展性”。如此林林總總，說法莫衷一是。

實際上，相關馬克思主義“普世價值”的議題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關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運動中就已經有所體現。在這場運動中，將“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提升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并堅持其“世界意義”，將之推銷到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其中就蘊含著“普世”之意。緣其背景，這或許與長期以來我國社會思想領域中相關指導原則和方法論應該“西化”抑或應該“中國化”的抉擇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單從“普世”這一角度上看，提倡“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世界意義”與“西化”具有異曲同工之處。略有不同的是，前者主要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和其他國家推廣“普世”，有“經驗主義”之嫌，而后者更多的是要求國人接受“普世”，其中攜帶著“拋來主義”的成分。但無論是“經驗”的“推廣”還是“拋來”的“接受”，實踐證明均無益于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順利發展。如果從時代背景及發展淵源來看，倡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觀點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樣可以視為“中國化”的衍生品?；蛘呖梢赃@么說，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過程中的一出插曲，是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政治氛圍下的具有中國環境和中國特性的“特色”發展。由于其“非主流”的性質，雖然在對待“普世”的態度上，在與“西化”議題相關“接受”抑或“推廣”的對峙中，有主動出擊、占領輿論導向之意，但單純地依靠以己（況且這個“己”還是錯誤的）推彼，最終的結果是被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的主流所拋棄，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場關于民族問題實質的討論就證明了這一點。

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相關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西化”抑或“中國化”的議題紛爭依舊在持續進行。在接受“普世”的觀點上，族群概念與民族概念之爭、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說等就是其中的核心，或者也可以將這些觀點視為倡導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西化”軌道上的重要站點。在這一“西化”道路上，無論是建議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提倡民族問題“去政治化”，還是發展“第二代民族政策”，雖然三者之間闡釋的角度和論證的方法有所差異，但其主題和內容都相當明確和集中，那就是：接受西方學說的指導原則和方法論，與世界接軌，破舊創新。在持以上觀點的專家學者看來，在學術上，這是為了促進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純潔性”，“從學術上為我們更深入、更細致地研究人們共同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武器或‘工具”；在政治上，可以淡化民族問題的“政治性”，“有利于妥善解決我國的民族關系和民族問題”；更為實際的，有學者還呼吁，要“順應民族交往交融的發展潮流，善于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推動中國民族政策實現“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切實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我們不否認以上專家學者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的關注與關心，乃至為切實推進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完善與發展所付出的精力和心血，但由于“西化”得過于全面和透徹，以至于在對待“普世”的態度上傾向于采取“拋來主義”，名為借鑒國外理論學說，實則采取以彼代此的方式，對長期以來形成、發展并日趨完善的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持一種質疑、抨擊甚至否定的態度。且不論其結果是否背離了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的根基與實際，但遭到中國民族理論學界群起圍攻卻是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主要是相關觀點呈以下兩處硬傷：一是混淆主客關系。說要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卻站在西方立場，引進西學，名日與世界接軌，實則全盤接受，不是互補，而是顛覆，本質是對中國現存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進行抽筋換骨、釜底抽薪；二是自相矛盾。認為阻滯當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完善與發展的原因在于其受“蘇聯模式”影響根深蒂固，必須剔除，應該吸取世界上其他國家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和經驗，以此來充實和完善中國的民族理論政策體系，實際上，這又陷入了以一種模式來取代另一種模式的矛盾之中。當然，有爭議、有商榷、有研討，才能真正促進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在這一點上，上述相關觀點的推出與同時期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爭論起到一種同質的作用。正如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倡導者馬戎教授所說的，眾多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民族問題“去政治化”議題，討論中國民族問題的本質和理論，“這是一件好事”，可以促進中國民族研究領域的學術創新。但創新必須依據國情實際，既不能“加速超車”，更不能“飆車追尾”，否則會造成“嚴重擁堵”。

如果說，“西化”催生了“普世價值”，那么，“中國化”則造就了“中國特色”。與“西化”的“拋來主義”不同的是，“中國化”最初的定位就是“拿來主義”。當然，與任何新生的事物一樣，分娩時的陣痛也在所難免，這就不能不提及似乎正在日漸淡出我們視野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從區位和淵源上來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近代中國“西學東漸”的社會思潮鏈條上的重要一環，其中也經歷過全盤接受、曲折求證、自成特色的過程。細究起來，在對待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策略方針上，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乃至成長過程中曾經盛行一時的“教條主義”同樣隱含著“普世”之意，學蘇、靠蘇、從蘇，一切以蘇聯為準繩和風向標，渲染和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的“普世價值”，背離了中國的國情實際，以至于雖經批判更正，但歷經幾十年后，直至21世紀，“蘇聯模式”依然被前述倡導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專家學者信手拈來作為抨擊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罪證”和推銷他們所謂的創新理論及其觀點的反面教材。與“教條主義”相伴而生的是“經驗主義”。相對而言，“經驗主義”較多地接近了中國的地氣，攜帶有“拿來主義”的內涵，但其以馬克思主義為經驗總結，卻又輕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作用，將局部經驗提升為普遍真理，生搬硬套，否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這一問題上，我黨在處理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發展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左傾主義”、“右傾主義”等都有“經驗主義”的影子，最為典型的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關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運動，以中國局部輻射世界全局，以一己之經驗推廣于他人，如此“普世”，所犯的是形而下學的錯誤。而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特色”發展，正是在“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狹縫中實現突圍的。就內容及體系而言，“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也屬于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特色”發展的范疇，只不過前者因全盤接受“蘇聯模式”和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而“缺乏自信”，后者因強調一己之見和一國經驗的“世界意義”而“過分自信”。但這也使得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場浪里淘沙、去偽存真的歷練過程，最終沉淀、凝練成了“中國特色”。如果單從內容上看，何謂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中國特色”，前述提到的我國民族理論學界的相關論戰實際上已經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大致的框架，或者也可以說，與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等觀點針鋒相對的，就是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特色”所在：和諧而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概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等。如果沿著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特色”發展的脈絡進行深究，就會發現，所謂的“中國特色”的提煉與提升的過程，如從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定義到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對民族概念的重新闡釋和演繹，從遵循“蘇聯模式”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形成、發展與日趨完善，從遵循蘇聯的聯邦制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從民族問題的“矛盾論”到民族問題的“發展論”的轉化、從民族關系的“兩個反對”到“兩個離不開”、“三個離不開”的發展等，其中所體現的，實際上就是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不斷自信、自強的發展過程。當然，強調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特色”發展，最核心的是強調學理性與話語權的相互結合，這并不是要樹立世界話語霸權（鑒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強調“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世界意義”的錯誤），而是為了更好地、正確地、妥善地解決當代的中國民族問題，促進中國各民族的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為從構建“和諧社會”到共建“和諧世界”做出積極的貢獻。

二、從生態傳承到特色發展：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形成與發展路徑

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特色”發展，根植于中國幾千年來的民族發展實際及其形成的價值體系。

從歷史淵源及時代背景上看，國人對于“普世價值”的認識，源于19世紀中葉前后發生的“西學東漸”運動。這場“西學東漸”運動，深深地觸及了國人內心深處那根幾千年來既自信、自尊而又敏感、脆弱的神經：既想恪守傳統，又渴望突破，但更害怕喪失本真；既有“謂他人而自覺為我”的自省，更傾注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熱情。應該說，無論是“謂他人而自覺為我”，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都蘊含有重新審視、評判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實際及其所形成的價值體系之意，促醒了“國人睜眼看世界”，對瓦解幾千年來“天國上朝”的禁錮、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謂他人而自覺為我”促使了中華民族實體由“自在”向“自覺”發展，“師夷長技以制夷”則開啟了西學“中國化”的進程。不可否認，國人的“自覺”思想，在促進國人自省、自律、自強的同時，其中也摻夾著一種質疑、抨擊、否定本國傳統的情緒，乃至出現了不僅要“大徹大悟地承認自己百不如人”，而且還要“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的呼吁。在這一方面，即使是紅色文化旗手魯迅，其反傳統、崇西學的態度也甚為堅決：“我輩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創作，也該當學習；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于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于A-pollo?！币灾劣谕瞥缥鲗W、學習西學成了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西化”氛圍濃厚。相對而言，“中國化”是在對前者的曲折求證中發展起來的，雖然也蘊含著對己批判、向彼學習的內容，但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欲要“西化”必先“中國化”的主次之分，強調了研究“應該面著中國民族的和社會的爭斗，應該面著在腥血中、在饑餓中之現實的中國人民大眾”。至此，中國歷史傳統、現實狀況以及民族發展實際等元素已經開始得到重視，并日趨凸顯，其中最突出的成效就是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也正是“由于中國本身早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實際運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中國自己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有它的基礎，是在自己內部有著根源?！憋@然，上述文字所提到的“基礎”和“根源”，所指就是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淵源史和發展史。從這一具體實情出發，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而不是抽象地運用它?！薄半x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痹谶@一段論述中，毛澤東強調的“中國具體環境”、“中國特點”、“中國特性”等，實際上就是當前我們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的內核，奠定了后來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得以形成、發展并日趨完善的脈絡與骨架。

依上述所追溯的線索，似乎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中相關“中國特色”內容的凝練與發展始于19世紀發生的那場“西化”與“中國化”的對峙中，最終是“返璞歸真”的“中國化”戰勝了“華麗堂皇”的“西化”，浮躁回歸了平實。但仔細深究也會發現，其實這還是屬于一種割裂時空的主觀研判，犯了以一葉來障目的形而上的錯誤認識?？v觀當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發展所面臨的理論困境，原因之一是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民族學的發展一直以來處于一種有“民族”而無“學”的狀態，從而產生了一種對本土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不自信的心理，以至于以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西化”觀點一度占據中國民族理論學界議論與研討的主流。不可否認，“在學術理論層面，尤其是我國的民族理論（包括民族學、人類學等相關學科）在話語體系上的確沒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可以在對話中令人信服的理論體系?！钡@并不是說，我們就因此認為中國缺乏民族理論政策滋生的根基和土壤，從而喪失了構建、促進和發展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信心和動力。實際上，沃土是存在的，這就是我們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的前后承繼以及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發展實際，在這一點上，即使是對當前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產生質疑、進行抨擊乃至批判否定的相關專家學者也不否認，至少，有“民族”的觀點就體現了他們對中國傳統和實際的觀察與評判。畢竟，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存在、發展了幾千年是客觀的事實，雖然其在由“自在”向“自覺”發展的過程中，也曾有過聚合離散的現象，但其中的族脈傳承、文化延續及情感聯結卻是一脈相承、千年不變的。而這些正是當前我們發展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的根脈所在，是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生態傳承與革故鼎新。具體述之，則涵蓋以下幾個方面：在民族理論及民族觀方面，從“五服制”到“大一統”，從“夷夏之辨”到“以夏變夷”，從“夷夏之防”到“夷夏互化”，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胡漢夷越共一體”，從“內中華，外夷狄”到“華夷一家”，從“滿漢一體”到“仁育萬民”，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到“五族共和”，從“漢民族形成之辯”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其中所蘊含的，正是中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統一發展史；在民族史料方面，從《山海經》到《史記》等二十五史，從描寫國內各民族的《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蠻書》、《西域圖記》、《桂海虞衡志》、《百夷傳》、《西南夷風土記》、《蒙古秘史》到描述國外民族的《佛國記》、《大唐西域記》、《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異域風土記》、《海國圖志》等，無一不是中國民族學發展的根與源；在民族政策方面，從夏商周的“因俗而治”、春秋戰國時期的“尊王攘夷”到秦漢時期的郡縣制、征討撫賢、開拓及“和親”政策，從三國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同化政策到隋唐兩宋的羈縻制以及元明清的土司制、改土歸流，從民國時期的三民主義、特種教育、民族自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均可視為中國民族政策的古今傳承與具體實踐，等等。如此看來，所謂的中國民族學的發展無“學”的觀點也只是一種主觀臆斷，深受“西化”思想的毒害。如果非要順著無“學”的思路去研判，無“學”也只能說是無“西學”，而“中學”的千年承繼、一脈相襲已經為上述的史實及史料所證明?？陀^地講，何謂“學”，其判斷標準在于一種思想、一種方法論、一種價值觀的核心是否能夠前后銜接、代際傳承，是否根植于實際，服務于實際。在這一點上，“中國特色”就是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得以古今承繼發展的“核”與“學”。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在19世紀以前，“中國特色”卻無人提及，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形成該觀念，歸根結底就在于封建王朝的“天下主義”思想?！疤煜乱唤y”的統治理念，使得國人只能“謂他人”，而無“自覺為我”。19世紀以后，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開的不僅僅是封建王朝千年禁錮的國門，而且也打破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自在”狀態，開始了“自覺”的歷程，促使了國人開始回歸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深處去探尋自我、研判自我、堅守自我。雖然，“自覺”中也曾有過彷徨，有過迷失，盲從“西學”也曾一度占據了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但也喚醒和鑄就了國人自尊、自省、自律、自信的品性。這其中，“中國化”的崛起不僅代表著一種思潮和思想的抗爭，更重要的是對中華民族幾千傳統文化的根與源的回歸和堅守，而這種回歸和堅守，也因“師夷長技以制夷”、“以俄為師”等歷史典型和運動而顯得更為厚重和豐實?！皫熞拈L技以制夷”且不論最終的結果是否真的能夠“制夷”，但在國人“睜眼看世界”的過程中，也經歷了“全盤西化”抑或“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思想掙扎與艱難抉擇，隨后產生的“中國化”思潮，其理論指導思想雖然還是“西洋的科學”，但也已經開始強調和回歸了中國的實際。從民族問題的視角出發，“中國化”的集大成者就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中國化，而其起始，則可以追溯至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以俄為師”的運動?！笆赂锩钡囊宦暸陧?，不僅給處于彷徨的中國社會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也促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熱潮的襁褓中成長起來的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學習革命導師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經驗上可謂是不遺余力，以至于其在成熟期相當一段時期內，雖然也已“分家立業”，但“戀母情結”依然根深蒂固。這也成為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專家學者抨擊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充分理由。實際上，正如一個人嬰幼兒時期模仿周邊事物是必不可免的階段一樣，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在對待和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態度和行動上，確實存在著對“蘇聯模式”乃至于馬克思主義“全盤照搬”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現象。但是，在“以俄為師”的革命主線下，獨立自主的思想也已經開始醞釀，走自己的路也在悄然規劃。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以上思想轉折更為明朗。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展開，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到日本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的同時，也重新審視和研判自身，在不違背“革命導師”精神的前提下，根據歷史傳統和民族實際，提出了一條與“民族自決”并行的、凸顯中國元素的革命道路——民族區域自治，從而在后來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乃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贏得了主動。實踐證明，根植于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實際，并服務于中華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20世紀50年代后成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在凝聚和調動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社會主義事業中發揮出了巨大的優越性。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以前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探討、形成與發展過程因懾于當時的蘇俄威權而顯得有些局促的話，那么，50年代以后的民族識別工作則多了一份從容與自信?！白鹬孛褡逡庠浮?、“名從主人”等原則的提出，既是對“蘇聯模式”的一種軟性抵制，也是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30年以來所從事的中國社會革命和民族解放斗爭事業的肯定和總結。這里，所謂的“尊重民族意愿”，就是要立足于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發展實際，不僅要實事求是，有的放矢，而且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所謂的“名從主人”，實際上就是一種中國話語，其中強調的，就是要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至此，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與政策已經實現了從“蘇聯模式”的束縛和禁錮中突圍，因國定綱、因族施政的治國方略也愈加明朗、成熟、自信。

三、自覺、自信、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完善與發展

要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完善與發展，自覺、自信、創新是三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其中，自覺是前提，自信是基礎，創新是動力。

自覺包含有自查、自省、自立的內容。從目的上看，此處的自覺與19世紀“西學東漸”中“謂他人而自覺為我”的“自覺”起到一種同質的作用，都是對中國民族問題的重新審視與自我定位，以此來探究救國救民的思想和路徑。所不同的是，后者主要重在歷史追溯，并橫向比較，從而“區分”民族問題，即“為他”或者“為我”的問題；而前者重在現實研判，并傾向于“模仿”和“拿來”，從而“解決”民族問題，即如何“化他為我”的問題，詳而述之，就是如何促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是統一多民族國家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總體原則，但它并非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就不應局限于馬克思、恩格斯在某個時期做出的某些個別判斷和具體結論，而是應該利用聯系和發展的觀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精髓。對此，列寧就曾經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只是歷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只是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彼?，19世紀初期，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對待和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態度和行動上，開始了其“自查”的過程，既“查己”，也“查他”：“查己”，即審視和研判中國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尤其是近現代以來在外憂內患的情況下顯得更為錯綜復雜的民族問題；“查他”，即探索和借鑒他國成功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經驗和做法，實行“拿來主義”，為我所用。正是在以上縱橫自查的基礎上，此時，已經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并成功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蘇聯模式”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首選導向?！白圆椤蓖瑯友苌恕白允　?。學習和模仿蘇俄的民族自決和聯邦制，雖然對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具有指導性的作用，但也具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認識的偏誤性，反映了幼年時期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政策準備上的不足和實踐經驗積累上的缺乏。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使中國共產黨開始審視和反思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實際，并結合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對蘇俄的民族自決進行抽筋換骨，做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新嘗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如果說，“自省”的過程還并行著聯邦制和民族區域自治兩種制度和理念的糾結和抉擇的話，那么，1938年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則昭示了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和政策正式進入了“自立”的階段。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代表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主張，并闡述了其中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制度安排等，這與新中國成立后對民族區域自治內容的表述是基本相同的。這就說明，自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明確提出了中國各民族所要建立的統一政府已經不是之前所倡導的民族分離、建立聯邦形式的國家，而是強調各民族之間的平等權和自治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區域自治理論的日臻成熟，也完成了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自覺”的發展過程。

在逐漸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和禁錮之后，具有中國特色的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主要特征的民族平等政策日益發揮了其巨大的優越性；同時，“尊重民族意愿”、“名從主人”的民族識別工作也順利地解決了中國千百年來懸而未決的民族歸屬問題，實現了民族自尊，落實了民族平等的權益，等等。這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實踐，使得中國共產黨正確解決和妥善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自信日趨豐盈，“中國特色”也愈發凸顯。雖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場關于“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運動多少還帶有“蘇聯模式”的印記，但這也是一種成長的代價，而隨后掀起的批判和糾正運動，就已經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一種“正己”的行為了，其中所體現的還是一種“信己”、“強己”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在“撥亂反正”政策方針的指引下，80年代后，隨著“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思想路線的貫徹落實，體現在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領域內，學界所面臨的最為關鍵的一環就是要“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需要并有自己特色的發展我國民族學的道路”，要“立足于中國的土壤，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而這其中，對斯大林民族定義的爭議與解析成了首當其沖的突破口。相對于50年代初期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和蘇聯學者格·葉菲莫夫那場關于漢民族形成的論戰來說，80年代這場關于斯大林民族定義的爭鋒已經不只是停留在質疑的階段了，批判、否定、解構成了其中的主流。從更深層次的意義去探究，這也是一種剔除“蘇聯模式”影響的態度及行動，而“蘇聯模式”的思想殘余，則以1988年費孝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格局的出臺作為最后的終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格局的提出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僅“為我們認識中國民族和文化的總特點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認識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鑰匙”，更重要的是，它真正樹立起了我國學界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自信，之前的“踉蹌學步”如今已經成長成熟，并且“鏗鏘前行”了。在政界，進入90年代后，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集體就多次對社會主義時期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進行了簡明概括，從1990年的“5條”到1992年的“8條”，再到2001年的“10條”，前后有承繼，更有發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問題所秉持的堅定的而又自信的“中國眼光”、“中國觀點”以及“中國態度”。2005年，黨中央第四代領導集體在前三次的基礎上，又提出了“12條”，內容更加細化，主旨更加明確。與前三次只是國家領導人的會議講話不同的是，“12條”最終是以黨中央正式文件的形式來發布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民族工作的第一個決定，是指導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是黨和國家民族工作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已經實現了華麗的轉身，特別是“12條”，不僅突出了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應該具有的“中國”與“特色”等因素，而且還實現了學理性與話語權的緊密結合，“創建了新世紀新階段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新體系”。

誠然，發展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需要理論自信，更需要理論創新。創新不是顛覆，更不是推倒重建，而是有繼承，有發展，有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源于馬列主義關于社會主義與民族的理論，始于毛澤東思想，形成于鄧小平理論，發展于“三個代表”，豐富于“科學發展觀”。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促使了民族平等成了各國無產階級團結合作的基礎和前提；而列寧的“團結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運動”的號召則成了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行動指南。具體到中國實際，20世紀50年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國家領導集體針對民族識別工作所做出的“政治上不要去區分哪個是民族，哪個是部族或部落”的指示奠定了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論和指導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第二代國家領導集體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批判和否定，重新確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民族問題的基本觀點；而“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的提出則確立了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發展導向。90年代，以江澤民為首的黨的第三代國家領導集體關于“民族宗教無小事”的認識奠定了新時期民族工作的基調；民族問題實質“發展論”的剖析突出了黨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民族關系三個離不開”重要思想的倡導維護了中華各民族大團結的格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同心”思想的提出則促進了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21世紀初期，以胡錦濤為首的黨的第四代國家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時期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12條”的歸納和總結奠定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新體系，促進了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和諧民族關系的系統定位為全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重要保證；從構建“和諧社會”到共建“和諧世界”的理念演繹則體現了中國特色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和諧本質及其理論和內容的全面拓展。2012年11月29日，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國家博物館參觀大型展覽《復興之路》時正式提出和闡釋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目標，更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推上了新的發展高度和確定了新的奮斗目標。沿溯上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發展軌跡，我們就會發現，雖然，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時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民族問題有所差異，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方式和思想也不盡相同，但都秉持著平等、團結、發展、繁榮、和諧的理念，既彼此前后承襲、一脈相承，又不斷與時俱進，豐富創新，而其中關于“中國特色”的堅守與承繼，同樣始終矢志不移，并且愈久彌堅。

綜而述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是經過了長期的歷史與現實的凝練的，是符合中國民族發展實際的，能夠正確解決和妥善處理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的，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當前乃至今后進行中國民族問題研究和開展民族工作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理論自信，關鍵在于堅持其中的“中國”與“特色”兩個元素。堅持“中國”，既不是推銷和推廣其“普世價值”，更不是要樹立其話語霸權，而是要根植于中國，服務于中國；堅持“特色”，也不是要宣揚和強調其“特殊化”，更不是要推行其“政治化”，而是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自信，蘊含著自尊、自省、自律、自強，有理性，有睿智，有學理，有話語，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政策體系的和諧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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