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型化寫作”的演變規律與精神品質

劉起林

借助新媒體傳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驅動，“類型化寫作”近年來頗為流行。所謂“類型化寫作”，是指當某種題材類型及由此形成的審美范式出現良好的市場效應時，仿效色彩明顯的同類創作就會蜂擁而上，題材重心、敘事要素、意義指向都大同小異地“批量”生產，形成一時的創作熱點。這種“類型化寫作”已經橫跨長篇小說和影視劇創作兩大領域，成為一種廣受關注和青睞的審美路徑?？傮w看來，“類型化寫作”的范式開創性作品大多確具相當的社會歷史認知功能和藝術境界開拓意義，因此能獲得文壇內外的一致贊賞?！秶嫛贰栋邓恪贰稓v史的天空》《亮劍》等作品都是這樣。但后續出現的大量作品，則呈現出向文化消費和審美娛樂性的“類型文學”靠攏的趨勢，并且很快表現出內容虛假、品質低俗、制作粗劣、敘事“戲說”化等種種弊端，從而招致此起彼伏的激烈批評。從文學領域的“官場”“職場”小說到影視劇領域“后宮劇”“紅色諜戰劇”“紅色草莽英雄劇”等，幾乎每種火爆一時的“類型化寫作”，都未能逃脫這種起始“閃亮登場”、隨后每況愈下的審美命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不斷重蹈覆轍的惡性循環現象。

“類型化寫作”接受效應誘人而精神文化價值貧弱、榮辱倏忽的審美特征，存在著多方面未曾引起充分重視的原因。

首先，“類型化寫作”作為一種審美路徑和精神創造策略，明顯地存在著價值觀念的偏失與審美方向的局限?！邦愋突瘜懽鳌钡母灸康氖菍⑸鐣v史認知和審美文化消費結合起來，核心策略是進行一種審美嫁接，也就是在立足于社會歷史認知和生活實感的基本審美構架之中，添加進一些以大眾文化的精神積淀和審美趣味為基礎的敘事元素，以增強對受眾的吸引力。這種精神創造策略存在諸多本源性的弊端與局限。其一，“類型化寫作”的審美文化方向，不是向時代文化的高峰攀登，而是想方設法向以精神庸常性為核心特征的大眾文化境界靠攏；不是遵循文學藝術的基本規律和最高標準“個人獨創性”，而是按“類型”、有“套路”地制作。這必然會導致對精英文化優勢的忽視乃至抑制，文學藝術作為精神文化產品“質”的高端性也勢必會受到損傷。大量藝術品質平庸的“肥皂劇”的出現，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其二，將“類型化寫作”作為創作文化產品的方向，根本用心顯然是謀求在有章可循、按部就班的狀態中，擺脫審美獨創的探索艱辛，輕松、省心地達到目的，一種認同審美惰性的傾向就隱含于其中。這種審美惰性進一步發展下去，相互仿效、粗制濫造之類的現象自然難以避免。眾多官場小說圍繞官場的職務生態和腐敗熱點進行社會表面信息的堆砌與鋪排，《歷史的天空》《亮劍》之后草莽英雄劇泛濫成災，《暗算》一出諜戰劇蜂擁而上，不少電視劇“雷人”情節、“穿幫”場景隨處可見，就是這種結果必將出現的典型例證。其三，如果創作者缺乏莊嚴的審美責任感和正大崇高的精神品格，以滿足受眾審美消費需求之名、行“媚俗”謀利之實，“類型化寫作”的審美嫁接策略則有可能蛻變為各種文化負值、人性污濁的匯聚之途。

其次，各種“類型化”審美范式開創性文本的意義建構，往往就是一種瑕瑜互見的文化存在，具有審美引導的雙向性。雖然“類型化”審美模式的開創性文本總體上看大都是具有精神和審美層面重要突破的優秀作品，但能夠“類型化”本身，就意味著這種審美模式存在可以復制與仿效的世俗精神趣味和大眾文化氣息。事實也是如此。歷史“戲說劇”《宰相劉羅鍋》《康熙微服私訪記》的情節設計貌似展現朝野“官德”較量和名士瀟灑做派，實則洋溢著大眾消費文化智力游戲和精神消遣的意味，而且存在著眾多市井味十足地渲染算計爭斗與曖昧情事之處。戰爭題材劇之中，《亮劍》以粗鄙為灑脫大氣的農民文化風度和以強橫霸道為豪杰氣象的江湖文化氣息，《歷史的天空》中姜大牙挺刀屹立的猙獰形象及隱含其中的血腥氣，《暗算》基于對人心險惡的揣測與想象而細密鋪排出來的人物心機，也都隱含著蕪雜的文化信息和負面的價值意蘊。這種種潛藏著的意義元素的局限與精神走勢的隱患，完全有可能將創作導向一種正反兩方面價值內涵兼而有之、良莠并存的審美文化境界。所以，怎樣才能既充分發揮“類型化”審美模式潛在的市場優勢，又有效地避免其中文化負面元素的擴展與漫延，就成為“類型化寫作”過程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如果后來者對此缺乏強大的精神駕馭能力和高度的審美警覺，藝術境界走向虛浮與污濁、精神品格變得低俗和矯情，就是勢所必然的事情。某些“抗戰劇”大肆渲染中國民間文化“藏垢納污”性質的內涵，以致人物身上的農民氣蛻變為匪氣、痞氣、油滑氣；大量“宮斗劇”縱情鋪排亮麗青春與后宮孽緣的搏斗，將嬪妃們日常性的爭斗與算計演化為“叢林法則”無處不在的生存圖景，就是“類型化”審美范式負面導向走向極致的表現。

第三，“類型化寫作”審美品質和價值內涵每況愈下的演變規律，也與時尚文化精神走勢及審美主體理性認知的誤區密不可分。在當今中國的時代語境中，時尚文化的狂歡化、低俗化、民粹化特征正以時代大勢的形態發展著，形成了一種誘導“類型化”審美建構產生精神質變的環境氛圍，使這種蛻變在價值根基層面顯得冠冕堂皇、理所當然。文化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則借此助推著蛻變的不斷發生?！邦愋突蔽谋镜膭撟髦黧w往往陶醉或懾服于由此形成的社會接受和產業經濟效應，卻忽略了精神價值和文學前途在審美文化創造中不可動搖的核心位置。而在“類型化寫作”每況愈下的趨勢日益明顯、激烈批評紛至沓來之時，因為其意義范式本身大都存在著“懲惡揚善”、弘揚文化“正能量”的外在框架，也具有對生活、人性和社會歷史進行良性發掘的側面，這一審美路徑的維護者們，就往往將審美范式的價值優勢作為每一個具體文本意義建構的潛在可能性，卻將因自我審美惰性和精神劣質泛濫導致的藝術品質下滑與蛻變，歸咎為客觀環境乃至體制文化對精神良性發展的限制。學術界則常常從文化發展戰略和時代精神新趨勢的寬泛視野，對“類型化寫作”盲目而空洞地吹捧與推崇，對其演化過程中的種種審美蛻變卻視而不見或僅僅就事論事地批評，長期未能從本質規律的層面進行深入的探究與剖析?；谌绱说膬韧庠谇閯?，從價值理性高度杜絕“類型化寫作”審美弊端與精神局限的出現就變得幾無可能，精神下滑、惡性循環則變成了其必然的命運。文化與人性的負面價值和“灰色內涵”成為意義建構的內在根基，暴力的快感、陰謀的驚險、畸形的欲望等獵奇性、感官刺激性因素成為必不可少甚至主導性的敘事元素，人物形象“惡劣的個性化”和強烈的媚俗氣比比皆是，則是這種精神蛻變發展到極端的產物。

所以，“類型化寫作”雖然并不違背、卻有意疏離和逃避著藝術創造追求精神高端與審美獨創的本質要求。從時代文化理想發展的高度看，這一審美路徑實際上是不宜給予過高評價的。而“類型化寫作”本身要想超越榮辱倏忽的審美命運，關鍵在于創作者的主體精神應當從“跟時尚”轉向“接地氣”，以高遠的視界和遼闊的胸襟，擺脫一時浮名、些許實利的誘惑和時尚語境的誤導，從借助“類型化”意義架構和敘事元素進行審美原創性稀薄的擬寫，轉向對歷史與現實生活本身的艱辛探索，通過自我對社會生活底蘊和人性豐富內涵的獨到發掘與獨特表現，來建構文本價值基礎深厚的審美境界。否則，創作就難免會在一種因接受效應良好而沾沾自喜的狀態下誤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