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事件在社交媒體中新的訴求空間建構

龔蘭蘭

【摘 要】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從側面反映社會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問題。對此政府、媒體報道方式和外圍觀眾對群體性事件的態度都值得去探究。本文從群體性事件概念區分入手，繼而分析群體性事件中主體的訴求困境，又進一步分析新的訴求渠道的建構和策略，以求為后續的研究提供相應的價值。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社交媒體；訴求空間

由于媒介資源的有限性和媒介介入權的限制，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用媒體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但是自從智能手機的普及，社交軟件的應用的日益發展，為群體性事件的發聲提供了安全又節約成本的渠道，比如果農水果滯銷、農民工討薪在微博里發帖求助的很多，在積累一定的曝光度以后，事情得到了很好的解決。因此社交網絡中多元化的聲音的出現為群體性事件的訴求開辟了新的訴求空間。

一、概念的區分

為了清晰的了解政府、媒體、外圍公眾以及國外媒體對于群體性事件的態度，首先要對于社會運動、群眾運動、和群體性事件三個概念進行區分。

嚴格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指的是有組織、有目標的旨在部分、局部甚至是全面改變社會某些價值觀或者是國家政策的集體性抗爭行動i。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都經歷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但社會運動就國內的情況而言具有自身比較鮮明的特征，許多集體性抗爭，比如像在中國發生的騷亂，鬧事，集體上訪，它們組織性不強或者目標不甚明確，它們都是集體性的帶有一定沖突的政治性事件，并且它們都能在理論上運用傳統的社會運動理論加以理解和研究。

群眾運動在中國多為政黨號，強調黨的動員與公眾的參與，以黨和國家的安全控制為前提。群眾運動是中共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一種非常規政治手段，由于它具有常規行政手段所難以比擬的優越性，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作為一種便捷有效的動員和治理工具被廣泛使用ii。接連不斷的群眾運動可以幫助黨和國家在短時間內有效地動員鄉村民眾、實現鄉村治理，但這種動員和治理的成果卻難以制度化、常規化，而只能以接連不斷的新運動來維系。

群體性事件最早出現在《關于積極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文件中，該文件稱群體性事件是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聯、聚集等活動iii。這里政府的定義多是一種伴隨暴力行為的“突發事件”。這樣國家政府將群體性事件定性為負面事件，將事件主體定為負面行為的示范者，對于社會的安定有破壞作用。從一開始就以危害社會和破壞安定的基調來定義，否定了其作為一種民主活動的權利正當性。官方對群體性事件的定義必然影響國內的報道基調，使得傳媒業界普遍將群體性事件視為一種公共突發事件加以報道，并遵守一系列相關媒介政策法規的管制。

本文對在對文獻歸納的基礎上認為社會運動，自下而上的，政治目的比較明確；群眾運動，多在政黨的帶領下，為了一定國家目的而進行的活動；群體性事件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社會矛盾的凸顯，多以經濟利益為主?？傮w來看，目前我們存在的一個狀況是我們對于“社會運動”和“群體性事件”混為一談，多以負面的評價為主認為其有極大的負面效應?？傊畬Υ巳齻€概念的混淆，會引起政府對群體性事件一竿子打壓為主；二是媒體從自身利益角度的出發回對此類事件不做詳細報道使得公眾了解不全面。

二、群體性事件中當事人的利益訴求困境

首先是來于政府，對群體性事件政治化的解讀。政府對于公共事件的參與都是保持一個高度警惕的。因此某一類群體在遭遇利益訴求的時候，無論通過何種方式去表達，多數情況下會引起政府認為此類事件會危及到自身的政權和社會的穩定，尤其是這類事件的所起到的負面示范性效應，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要大力打壓。

其次是來于媒體，政府的態度基本為媒體的報道奠定了基礎。媒體的報道多呈現曇花一現的狀態，對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沒有詳細的解釋。微博搜索“黑龍江出租車司機王府井集體喝農藥事件”，只是簡要的描述了現場的一個狀況，后續報道幾乎很少見，但是同一時期對于“北京兩輛超跑相撞”前前后后的報道相對是比較多的，從事故的發生、當事人的身份以及父母職業的披露等成完整報道，吸足了眼球也滿足了人們的消遣新聞的心理。

第三是公眾對“群體性事件”的兩極化態度。一方面是冷漠圍觀的態度，對于多方維權的事件，處于圍觀部作評論的狀態，不以實際行動參與；另一方面對遭遇類似情況的群體，有時候反而起到偏激行為的示范效應；比如一些農民工群體在討薪的時候會采取極端惡劣方式，跳樓自殺等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后期引起媒體的關注后，維權成功，因此對其他弱勢群體在利益維護上起到了一個示范性的作用，一旦此類事件多起來后，就會引起政府的警惕。

最后是外媒對事件片面化的解讀。群體性事件容易被利用，用來污名化中國，在國際上丑化中國；另一方面，海外媒體的介入使一些參與組織者感受到國際媒體的重視，采取挾洋自重的策略，促使事態和局勢急速向不利的方向發展。

三、社交媒體中建構的新的訴求空間

在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沒有能力建構公眾輿論，互聯網上的言論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百姓對問題的看法。因此一旦發生了群體性事件，媒體報道的不及時全面，人們就聽取網絡上的傳言；如果媒體報道與網絡上的傳言有偏差，人們相信的是網絡上的傳言；如果媒體報道與網絡傳言形成了一致，那么人們就會認為媒體只不過在大眾的壓力下才不得不報道了事件的滄海一粟。介于傳統媒體在報道群體性事件上公信力的缺失，社交媒體又具有傳播快自主分享性強的特點，同時還可以降低了宣傳成本、比起傳統媒體管理相對薄弱，限制較少。不少群體在社交媒體上發聲，從而引起了關注，利益得到了維護，也是一個新的訴求渠道。

從政府的角度而言，對于群體性事件的發生，這也是對其應對能力的一種考核，應以疏導為主，而且壓得越狠，百姓就會去相信更為不靠譜的謠言，反而將事情引向不好的一端。政府應該在此時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公眾中樹立出一種能擔當能解決問題的一種形象。

從媒體的角度來看，媒體應該注重自身構建與主流價值觀相符的輿論的能力，同時要善于從國外媒體對于同類事件的處理中積累經驗。西方媒體的所有者多數是主流文化精英有能力構建能讓公眾的輿論。像美國主流媒體對-和人為災害的報道往往流于就事論事，而中國媒體對同類事件的報道則會致力于挖掘深層社會矛盾。英國的主流媒體在騷亂過程中既能和政府緊緊地站在一起，又有能力塑造英國公眾對騷亂的看法。媒體的輿論導向使得英國公眾能迅速地站到了政府的背后，從而改變了英國社交網絡的性質。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對群體性事件中意見領袖的研究，對他們心理的研究，對于政府和媒體正確引導此類事件具有正確的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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