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學視角看國內外網絡語言研究概況

趙樂平

摘 要 本文縱向回顧了國內外文獻，發現國內外對網絡語言的研究最早都出自語言學界。至今的網絡語言研究也多以語言學為視角，對語言風格、語體變遷、新詞語的建構、語義的轉移與豐富等角度展開研究。

關鍵詞 語言學；網絡語言；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5）01-0099-03

“‘網絡語言是一種全新的語言媒介。我們可以愛它、恨它，但決不可以忽視它”，這是語言學家戴維·克里斯特爾在《語言與因特網》一書的結尾給網絡語言所下的定義。剛剛過去的2014年迎來了中國互聯網的二十周年。隨著互聯網在全球范圍的發展普及，必然帶動網絡語言的活躍和相關研究的活躍。因此，在21世紀之交，國內外學界都迎來了網絡語言研究的井噴，產生了一批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下文將從語言學的視角回顧國內外對網絡語言的研究概況。

1 網絡語言的演變

1969年10月的一個夜晚，美國洛杉磯，倫納德·克蘭羅克正在為歷史上第一次互聯網通訊試驗做最后的準備。他計劃向另一座城市的互聯網設備發送一個包含五個字母的單詞LOGIN，意思是“登錄”。助手依次傳輸了字母“L”和“O”，正當敲下第三個字母“G”時，設備死機了，字母再也沒能發送出去。于是，“L、O”成為歷史上第一條網絡信息。用今天的眼光看，LO也是“呦，您瞧”的網絡英語縮寫。連后世尊稱為“互聯網之父”的克蘭羅克本人也不禁感嘆，“這真是注定要發生的妙事啊，我們沒預先設計這條信息，但它呈現的東西是這么有先知的意味，有力而簡潔，純憑運氣，我想我們大概為互聯網的開端，傳出了一條最佳的消息?！盵1]“有力而簡潔”，再帶點偶然性，都是今天網絡語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這個層面上，LO也可以視作為網絡語言的雛形。

英語中可表述“網絡語言”的詞匯非常豐富，如Chat room short hand（簡稱Chat shorthand）、network language、cyber language和internet slang等。其中，“Chat room short hand”因為進入網絡聊天室（Chat room）必須快速打字（short hand）才能交流而得名，用來指代網絡語言，可謂既形象又生動，帶著早期網絡社交的色彩。此外，英語中也有專門為指稱網絡語言而誕生的詞匯：“Net-speak”，更有大型網站以此命名，獲得大量點擊和關注。

“網絡語言”最初的詞義是計算機之間的協議用語。后來西方學者們將網絡語言的概念限定在“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下簡稱CMC）”，直譯為“以計算機為媒介的語言傳播”，專指不同于日常用語的、新的媒體語言。因此，西方學界將其歸入網絡傳播的研究范疇。像上述Chat room short hand等英語詞匯也是CMC意義上的“網絡語言”的代稱。

2 網絡語言的國際研究概況

最早關注到網絡語言的媒體傳播屬性的是社會學家莎拉·希爾茨和電腦科學家穆雷·圖羅夫。他們于1978年出版的《網絡國家：基于計算機的人類傳播》厚達528頁，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對當時才剛剛起步的互聯網進行了大量技術分析和政策研究，甚至大膽預測了計算機互聯網美好的未來。我們透過后人于1993年的同名追憶文章，仍然可以了解到該書對網絡匿名可能導致一系列社會影響和語言變化的先見。它可以說是上世紀末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研究網絡語言傳播時繞不開的技術工具書。進入21世紀之后，社會學界也陸續出版一批網絡語言研究的工具書。如2004年，三位社會學者克里斯賓·瑟羅、勞拉·倫格爾和愛麗絲·托米奇合編的《以計算機為媒介的傳播：在線社會互動入門》。

在林林總總的網絡傳播論著中，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情報科學與語言學教授蘇珊·赫林最早采用語言學視角研究網絡語言，奠定了語言學在網絡傳播研究中的學科優勢地位。1992年，她率先發表《計算機媒介參與中的性別話語分析》一文，用實證方法檢驗了國際網絡的社群語言對個體參與者尤其是女性參與者的場域作用。她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網絡語言對現實的建構與反作用等問題，形成了語言學關于網絡傳播研究的早期成果。同時，她在語言學的理論基礎上，著重分析了性別、社會文化等外在因素對網絡傳播的影響，呈現出廣闊視野和人文關懷。截至2014年11月，蘇珊·赫林發表文章論著達139篇，研究對象始終不離網絡傳播，是網絡語言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語言學家之一。

英國語言學家戴維·克里斯特爾則憑借在《劍橋百科全書》語料庫當主編的豐富經驗，博采眾長，廣泛借鑒了包括蘇珊·赫林在內的諸多早期網絡語言研究之精華，于2001年著書《語言與因特網》。該書一開始就從電子郵件和聊天組等不同的傳播語境切入，進而分析網絡語言規則的特性與共性。作者克里斯特爾提醒讀者：口語和書面不盡相同，在聊天組語言中也存在同步與非同步的差別，研究者們必須注意到網絡語言規則也有其獨特性，也即網絡語言的傳播應當順勢而為、順應規則進行傳播。作為研究網絡語言本體的開源之作，《語言與因特網》自問世以來就被視為網絡語言研究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之一。2004年，克里斯特爾在他的新書《語言革命》中，又從語言多樣性的視角再次重申了他對網絡語言的特性分析和美好愿景。

總之，自20世紀90年代起，以蘇珊·赫林和戴維·克里斯特爾為代表的語言學界熱情擁抱了互聯網。其后十多年，網絡的語言學研究與網絡的發展始終保持同步。

新千年之后，傳播學奮起直追。這與傳播學自身良好的發展勢頭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而今，傳播學視角下的網絡傳播研究成果已大有趕超之勢。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唐·泰普斯科特《數字化成長——網絡世代的崛起》、邁克爾·海姆《從界面到網絡空間——虛擬實在的形而上學》、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傳播學早期著作中包含了對網絡語言等數字化媒體語言特征及其發展趨勢的大膽推測，盡管缺乏實證數據的支持，傳播學前驅者們還是抓住了數字媒體語言萬變不離其宗的一部分本質特征，如碎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使得他們的論斷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

如果說經典著作是散落的珍珠，那么專業期刊就是串起珍珠的線，也是丈量發展脈絡和前沿趨勢的一把標尺。學術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就是這樣一把標尺。期刊直譯為《計算機媒介傳播學刊》，即CMC，意譯為網絡傳播，因此也常譯作《網絡傳播學刊》。該刊自1995年創辦以來，就被收入SSCI傳播學期刊目錄，其年度影響因子曾一度高達3.639，位居所有傳播學期刊第一。自創刊伊始，網絡語言就是該刊的一個重要議題。該刊不定期設立新媒體文本分析專欄，為網絡語言研究的交流討論提供了平臺。在《網絡傳播學刊》上，早期的網絡語言分析經常關注網絡傳播的虛擬環境對原有語言規則的影響。如日本東洋學園大學西村由紀子2003年發表的《日本休閑網絡傳播的語言創新與互動特征》一文。作者對日本青年在BBS論壇上的語言表達和網絡符進行了文本分析，發現網絡社群內的人際互動使線上語言更傾向于口語化和形象化，認為是網絡互動促進了語言的創新。2005年前后，《網絡傳播學刊》上關于網絡語言的研究成果數量達到高峰，也大大擴展了網絡話語分析的學科視野和研究范圍，涌現出一批涉及政治話語、性別權力、受眾身份等跨學科重實證的論文。

在網絡語言議題之外，《網絡傳播學刊》上還有一篇傳播學論文值得單獨提出：索林·亞當·馬太的《從反傳統文化到網絡文化：虛擬社區話語與現代性的困境》。與西方大部分網絡語言研究文獻不同，該文沒有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而是少見地進行了理論研究，從文化的視角探討網絡文化的現代性困境。文中對虛擬社群中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一對矛盾的分析，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個性、自我表達和集體之間的關系一直是西方文化中富有爭議的核心議題。網絡的出現更加劇了三者之間的矛盾沖突。對此，作者索林·亞當·馬太提出這樣一個觀點：網絡的虛擬社群試圖在社會和個人主義的沖動之間制定一個“新的技術協議”。他認為，新協議建構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新的紐帶。這個紐帶的力量盡管比傳統社會的紐帶要弱小，但仍然能孕育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作者試圖以此證明，在現代社會中，虛擬社區的作用既是溶化劑又是粘合劑。

3 網絡語言的國內研究概況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第一批網民給網絡聊天時的特定用語起了一個名字，叫“網言”?！熬W言”迅速引發了語文教育家和語言學者們的熱議。以此為契機，人文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網絡語言研究一經起步就迅猛發展。

如果從中國接通互聯網的1994年算起，到互聯網徹底改變傳播語態的今天，在這20年間，出版了約69本以網絡語言為主題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其中詞典8本、學術專著26本。一批與網絡語言相關的研究項目也得到立項。在文獻方面，通過對中國知網CNKI、超星讀秀和萬方三個數據庫的跨庫搜索和查重檢驗，截至2014年10月，以網絡語言為主題的科研文獻高達4 754篇（含報紙、期刊、會議論文和碩博論文）。我們對這些文獻分類統計后發現（圖1），以語言學為首，語言學、教育學、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依次是五個最主要的研究視角。

圖1 以網絡語言為主題的研究文獻學科類別比例圖

此外，我國已立項的網絡語言相關項目在2014年底達到548個，其中415個為國家級項目，163個來自人文社科領域。這既表明我國政府對網絡語言研究的高度重視，也從側面反映出近年來網絡現象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問題之多。

最后，在網絡語言研究中，有一個“常在常新”并且富有中國特色的研究議題，就是關于網絡流行語和網絡熱詞的研究。為此，我們也特別關注了網絡流行語和網絡熱詞的研究現狀。在4 754篇網絡語言研究文獻中，一共有391篇與網絡流行語、網絡熱詞相關。在上述網絡語言文獻之外，單獨以網絡流行語和網絡熱詞為主題的人文社科類文獻接近三千篇。而成果數量的峰值出現在2011年，正是媒體所謂的“微博元年”。

不論從文獻著作的數量還是質量來看，語言學都是中西方網絡話語分析領域的急先鋒和主力軍。國內第一次全面收錄網絡流行語的兩本詞典《網絡時尚詞典》（2000年）和《英漢網絡用語詞典》（2000年）、第一本系統研究網絡語言的專著《網絡語言概說》（2001年），都出自語言學界。

面對1994年-2010年間的中文CSSCI來源期刊對網絡語言的大量研究成果，陳敏哲、白解紅曾這樣總結：“綜觀近二十年來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發展過程，學者們逐步將研究的范圍從網絡語言本體（包括網絡語言的性質、詞匯、句法、修辭特征等）和網絡語言的規范問題以及對待網絡語言的態度問題，逐步拓展到網絡語言與語文教學、網絡語言與當代社會文化、網絡語言與網民的心理特征、網絡詞語及其意義生成的認知機制等領域，學者們對網絡語言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盵2]

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網絡語言》（2002年）為例，作者劉海燕在書中概括了中國網絡語言的起源、性質、語境、語體、風格和規范化問題，進而歸納出網絡詞匯的七種生成方式：“符號圖形、數字會意、諧音替代、縮略簡稱、轉義易品、雙語混雜、重字贅語”。[3]可以說，這本論著有針對性地吸收了國內網絡語言研究的前期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了網絡語言這個新生事物的基本面貌。當前，語言學的探索已經深入到網絡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匯、修辭、語義、語用、語境、語體等多個層面。

在語言學蔚為壯觀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類研究方向兼具理據性與時新性，并與本文提供了語言學層面的理論支撐，這就是對網絡語言變異現象的研究。于2012年出版的《網絡變異語言現象的認知研究》是第一本也是目前唯一一本全面分析網絡語言變異現象的論著。該書的理論基礎并沒有局限與一般的常規的認知語言學理論：“因為人類語言系統并不是一個封閉、自足、一成不變的形式系統，而是與宏觀人類社會文化環境不斷進行能量交換的矛盾復綜體。新興網絡變異語言現象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形式技藝，潛層次上乃是受控于人類的認知特點與概念結構。因此，對網絡語言種種變異現象的研究就必須要深入到其所賴以存在的廣義認知

層面?！盵4]

在2015年1月召開的第十屆青年語言學者沙龍上，語言學專家們濟濟一堂。商務印書館于殿利認為，網絡語言經過十年、二十年風風雨雨的混亂，現在已經從混亂進入到混合狀態，混亂是一種無序，而混合是一種新的秩序。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李宇明指出，新媒體時代曾有一種觀念很盛行，就是“語言純潔論”。他認為純潔論是五十年前甚至更早時代的看法，語言是不可能純潔的，一旦語言純潔那么這個語言就死亡了，語言一定是在每個人心上想的、鍵盤上跳動的，絕對純潔的語言并不存在。事實上，早在2001年出版的第一本《中國網絡語言詞典》，其著者就曾頂住外界對網絡語言規范和純潔性的巨大爭議，積極展開對這個新興語言的研究。此后每年學界聯合媒體發布的年度熱詞也表明，自網絡語言誕生以來，語言學界就抱持著一種熱誠在關注和研究網絡這個新興媒體對語言傳播、對語言創新的影響。

通過以上的梳理可以發現，以往對媒體語言的研究大多以語言學為視角，對語言風格、語體變遷、新詞語的建構、語義的轉移與豐富等角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與解析。諸多文獻以縱向的歷史維度，深度闡釋了語言變遷的原因與影響，甚至預測了今后的演變方向，為網絡語言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寶貴的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互聯網時代》主創團隊.互聯網時代[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11.

[2]陳敏哲，白解紅.漢語網絡語言研究的回顧、問題與展望[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03）：130-134.

[3]劉海燕.網絡語言[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

[4]吉益民.網絡變異語言現象的認知研究[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