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奧登的“抗日戰爭”：《中國十四行詩》對戰爭和政治的理解

[收稿日期] 2015-07-02

[作者簡介]張劍（1963—），男，重慶人，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奧登的《中國十四行詩》常常被理解為對戰爭的抽象思考或者對奧登本人心路歷程的追溯，但是作為戰地行紀，它首先是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的描寫。雖然奧登當時有“超越政治”的思想傾向，但是其作品畢竟是有感而發，以具體歷史事件為基礎。因此，把《中國十四行詩》與《戰地行》中的旅行日記進行對照，在兩者之間進行互文閱讀，可以挖掘出其中的歷史細節和具體指涉。細讀每一首十四行詩，還原它們的歷史，對于深入理解這組作品及其抗戰敘事，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奧登;中國十四行詩;歷史還原;互文閱讀

[中圖分類號]I106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24917（2015）04007106

一、引言：歷史還原

1938年2月至6月，英國著名現代詩人奧登（W. H. Auden 1907-1973）與小說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應英國費伯出版社和美國蘭登書屋之邀，訪問了抗戰時期的中國。之后，兩人合寫了《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1939）一書，全書包括四個部分：到達前的旅途詩、在中國的旅行日記、人物照片、戰地詩《在戰時》（In Time of War）和《詩解釋》（Verse Commentary）。他們用日記、照片與詩歌記載了他們在中國，尤其是在東部前線的見聞。

《在戰時》共有27首十四行詩，1981年被穆旦完整地翻譯成中文。[1] 但奧登的《短詩全集》（1966年）只收錄了其中的21首，并被重新命名為《中國十四行詩》（Sonnets from China）。從整體上看，組詩不僅僅是一系列戰地詩歌，它直接描寫抗日戰爭的部分只占篇幅的一半。組詩的目的是要將抗日戰爭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之中去考察。所謂的“戰地行”始于英國倫敦，經過了地中海、埃及、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到達中國內地的多個城市，最終經過日本、美國回到英國。

國外的評論常常將組詩視為一個西方文人到訪戰爭的經歷，反映的是他個人痛苦的心路歷程。斯圖爾特·克里斯蒂在《定位運動：奧登<中國十四行詩>中的實驗性東方》一文中，認為奧登的同性戀主體與中國的東方主體有相同的邊緣性質，因此奧登不可能在詩中傳播“東方主義的陳詞濫調”，相反，他的彼德拉克式十四行詩實際上很可能將其崇拜對象從女性轉移到了“神秘的能指‘中國”身上。[2] 我們看到，文章探討的主題是奧登在身份認同上碰到的問題，而不是戰爭。

國外評論還常常將組詩視為奧登對戰爭的抽象思考，即人類的起源和選擇、歷史的“惡”等等。這種普遍化的解讀有一定道理，因為奧登在詩歌中的確用了大量篇幅來論證戰爭的起源和人性的墮落。愛德華·門德爾松在《早期奧登》中稱這部作品為“歷史考察”，時間跨度從“失樂園和耶穌降生”到“現代科學興起和工業革命?！盵3]349 塞繆爾·海恩斯在《奧登一代》中認為《中國十四行詩》“沒有談論在中國發生的具體戰爭，或者任何具體戰爭。它對人類道德狀況的描寫強調了人類對人類的侵略行徑，而不是某人對某人”。[4]正如斯圖爾特·克里斯蒂在另一篇文章中說，《中國十四行詩》有“對具體背景完全拒絕”的傾向。[5]

本文并不認同這種普遍化或純粹個性化的解讀，因為如果我們能夠還原《中國十四行詩》的歷史，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組詩不是抽象的寫作，而是基于具體歷史事件的寫作，是對具體的歷史事件的思考。奧登在來中國之前就對這次旅行非常憧憬，他希望能夠在中國找到許多問題的答案，他說，“我們會有一場屬于我們的戰爭”。[6] 現在看來，中國的抗日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奧登的“抗日戰爭”，是他從他的特殊視角講述的抗日戰爭，他的敘述實際上把戰爭訊息傳遞到了西方。

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更愿意看到詩歌中所表現的抗日戰爭，更愿意看到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以及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堅強決心。趙文書在《奧登與中國的抗日戰爭：紀念<戰時>組詩發表六十周年》一文中將組詩視為“日本侵華暴行的歷史見證”：奧登提到了“發生在漢口的日機轟炸、閘北的上海保衛戰以及南京的日軍大屠殺”。[7]可以說，本文非常認同這樣的社會歷史視角的研究。

但是，組詩到底描寫了什么具體事件和場景呢？國內的評論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全貌的解讀。在21首詩歌中，只有第12首（“南京、達豪集中營”）和第13首（“中國士兵”）被評論最多。[8]同時，評論往往過于簡單，猶如蜻蜓點水，一帶而過。本文認為，仔細解讀組詩的中國部分（第12-21首）會向我們展示一個更加廣闊的圖景，甚至是以前我們沒有看到或不愿意看到的意義，而這樣做的最佳途徑就是將《戰地行》中的《中國十四行詩》與《旅行日記》之間進行互文閱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70周年之際，重讀這些詩歌似乎意義重大。

二、指揮部與指揮官

《中國十四行詩》第12首的背景是一個部隊的指揮部：長官在打電話，墻上的地圖顯示著部隊的位置，他正在制定下一步的作戰計劃。這里遠離戰場，顯得很安全，生活與其他地方沒有什么兩樣：還有人送牛奶。對于這個指揮部來說，“戰爭就像紀念碑，不會造成傷害?！盵9]

《中國十四行詩》的所有引文都來自W. H. Auden，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6）. pp.128-138，此后不再一一標注。 根據《戰地行》的“旅行日記”記載，1938年2月底，奧登和伊舍伍德從香港進入中國內地，接觸了不少中國的政界要人。在漢口，由于國民政府的政治顧問威廉·端納（William Donald）的引薦，他們見到了蔣介石和宋美齡。[10]64-68 雖然沒有見到戰爭，但奧登在中國政要的辦公室里，完全可能見到詩歌中描寫的那個指揮部的場景。

坐在指揮部里的長官遠離危險，而士兵卻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為活命而經受恐懼”。這些士兵與長官一樣，都是正常人，有正常的感情：他們會口渴，會想老婆，他們也害怕喪命。不一樣的是，他們在戰場出生入死，而長官在安全的地方指揮戰爭。奧登對這樣的差異頗有微詞，他認為，成千上萬的士兵被趕上戰場，為的就是一個“謊言”，雖然他并沒有說明謊言是什么，也沒說明指揮部屬于中國軍隊還是日本軍隊。模棱兩可的措辭使“謊言”有了多重指涉，它可能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宣傳，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大和民族優越論”等等，然而它也可能指中國軍隊的愛國主義宣傳。這可能說明奧登反對的是“戰爭”，而不是參戰的哪一方。

《中國十四行詩》第15首描寫兩個軍官的談話，這次談話可能對戰爭走向和個人命運都產生重大影響。詩歌的場景不是戰場，而是后方，是一個環境優越的地方：有花壇和草坪，花壇還有園丁照料。軍官看上去“訓練有素”，穿著昂貴的靴子，有專職的司機，應該是一個重要人物。他與另一軍官在花壇邊交談，與平常的交談沒有兩樣：儼然是一幅正常的生活圖景。然而，事實上他們的軍隊正在拿著“精良的殺人武器”，等待著一個命令。

“一個語言錯誤”可能會讓人寒戰，可能會造成成千上萬人的死亡。奧登顯然對發動戰爭、制造戰爭的人充滿了懷疑，懷疑“他們是否懷著善意”。即使是善意，這些犧牲和代價是否可以成為戰爭的理據？據《戰地行》“旅行日記”記載，奧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國碰到了許多高官，發現他們對戰爭表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輕松。廣州市市長在接待他們時說，“日本人非常愚蠢……中國是農業國，他們投炸彈，喔——嘣！僅僅炸開了土壤，中國人犁地更容易了！當然也有很多人被炸死，非常殘酷，但是我們還有更多的人，不是嗎？哈，哈，哈，哈！”[10]35

雖然伊舍伍德可能欣賞這樣的樂觀精神，但是奧登未必。詩歌最后一段為我們展示了戰爭的嚴重后果：土地荒蕪、士兵犧牲、婦女哭泣、城鎮恐怖。這最后的三行體段落是奧登所描寫的抗戰時期最生動、最形象的中國苦難的圖景。當人們意識到一個世界的生存僅僅由幾個人決定的時候，人們會質疑這個世界是否運轉在一個正常、合理的軌道上。對于奧登來說，“對生命的尊重”是最大的善，戰爭就是對生命的蔑視，也就是他所說的戰爭的“惡”。他把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與發生在德國達豪集中營的大屠殺相比擬：在這些地方，士兵和平民正在慘遭殺戮，“生命變得邪惡”。

喬治·奧威爾曾經批評奧登將西班牙內戰中發生的清黨行為視為“必要的暗殺”（necessary murder），認為這是一個道德的錯誤。[11]的確，僅僅在一年以前的1937年，奧登在《西班牙》一詩中仍然在談歷史的選擇，仍然在談革命所必須付出的犧牲。在1938年的中國，奧登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在來到中國之前，在《冰島來信》中，奧登針對“殘酷”的含義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他看到冰島人正在宰殺一頭巨大的鯨魚，他認為這是他所見到的“最可愛的動物”。正當人們在宰殺鯨魚之時，吃飯的鐘聲敲響了，結果人們把巨大的刀叉插進鯨魚的身體，然后就去吃飯了，而鯨魚在陽光下仍然冒著熱氣。奧登認為這是“人類冷酷兇殘行為的非凡景象”。[12]

的確，今天我們讀這些詩歌，我們發現奧登并沒有明確譴責日本，沒有將戰爭的罪責歸于某個國家或個人。詩歌中的將軍的身份比較模糊，我們無法斷定他是日本軍人，還是中國軍人。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奧登的不安，因為在他看來，發動戰爭的人也許應該對苦難負責。這里的問題是，難道奧登對中日戰爭就沒有明確的立場嗎？難道這不是一場反法西斯的戰爭嗎？難道作為英國人就必須保持這樣的中立嗎？也許，這些問題在組詩的后面才能得到解答。

三、士兵與醫院

《中國十四行詩》第13首原名《中國士兵》，靈感來源于奧登的中國東部前線之行。據《戰地行》“旅行日記”記載，1938年3月至4月，奧登和伊舍伍德去了鄭州、徐州、上海等城市，希望能夠看到真正的戰斗。一路上他們體驗了日軍的騷擾和日本飛機的轟炸，同時也體驗了中國的蚊蟲和瘟疫。他們接觸到了戰爭的難民和各個階層的中國人，了解到中國抗戰的形勢。4月20日，他們回到了漢口后，奧登寫下了《中國士兵》，并在為他們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漢口車站酒店[Terminus Hotel]）朗讀了這首詩。[10]153-154 次日的《大公報》（漢口版）還刊登了洪深翻譯的詩歌譯文。

詩歌描寫了一個“中國士兵”的死，表達了對他的同情和敬意。在詩歌中，這位士兵被派往中國偏僻的地方打仗，遠離中國的文化中心。他的犧牲沒有人知道，甚至沒有人在乎：他的將軍拋棄了他，連虱子都不會再叮咬他。他的尸體躺在棉被下面，在寒冷的天氣中已經變成了冰凍。如果中國的抗戰給奧登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戰爭對個人造成的傷害。

正如我們看到，在西班牙之后，奧登對政治的熱情正在降低，對戰爭的結果似乎并不在乎。英國作為一個國家也沒有在戰爭中支持中國，在香港的某些英國人甚至認為這是“兩伙土著人之間的爭吵?！盵6]奧登所在乎的是在這場戰爭中遭受痛苦的個人，以及戰爭機器對個人犧牲的冷漠。他后來回憶說，“中國同西班牙不同，眾所周知，在西班牙，人們懂得過去發生了什么，目前又意味著什么。但中國是不可理解的，在這里除了打仗他們從沒有想過尊重人的生命?！盵6]

奧登的《西班牙》一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反戰的，因為戰爭造成的代價實在太大。而在中國，他認為“人的生命”得不到“尊重”的情況也許要比西班牙嚴重一百倍?？梢哉f，這是奧登對中國時局的一種評論，同時，這也是對《中國士兵》一詩最好的腳注。洪深在翻譯該詩時，將“[士兵]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虱子所拋棄”改為“窮人和富人聯合起來抗戰”，可以說淡化了奧登對中國官方的批評。[13]

然而，《中國士兵》并不是一首諷刺詩，而是一首悼亡詩。詩歌向我們展示了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人的生命”。雖然這個軍人默默無聞，不會載入歷史史冊，可能人們很快就會把他忘記，但是他沒有白白犧牲。他為保衛家園而死，千千萬萬個像他這樣的中國人的死，將換回這個國家的女兒們“不再被畜生侮辱”，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也會有人煙”?？梢哉f，詩歌通過這個士兵的死，描寫了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所付出的犧牲，從而也寫出了一切戰爭的殘酷。

《中國十四行詩》第14首描寫受傷的士兵在戰地醫院接受救治的場景。我們看到一個個士兵躺在病床上，忍受著巨大的痛苦，“他們生存、受難;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據《戰地行》“旅行日記”記載，奧登和伊舍伍德到訪過鄭州和商丘的兩家醫院，在那里見到了日機轟炸的受害者和受傷的中國士兵。[10]78-93奧登感到，雖然他站在這些傷員身邊，但他們似乎沒有理會。他們就像植物，而他像是“站在別處”：這些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傷兵完全被痛苦所吞沒，他們唯一能夠感覺到的是醫療器具在為他們治療。

這里的關鍵詞是“受難”：“傷兵們穿著制服，躺在稻草上，三人共用一條毛毯。醫生告訴我們，他們幾乎沒有消毒和包扎用品，沒有像樣的醫用器材”，傷口如此潰爛，強烈的氣味使伊舍伍德不得不忍住“嘔吐”?！皼]有X光透視機，子彈無法取出，重傷員只有等死?！盵10]93從某種意義上講，奧登將這些士兵比喻為《圣經》中的耶穌，他們正在經受非人的苦難。然而他們的苦難能夠像耶穌那樣拯救這里的人們嗎？能夠換回這片土地的重生嗎？

繃帶包扎著這些士兵的傷口，我們難以想象這些傷口給他們造成的巨大痛苦。奧登認為，雖然傷口僅是一種痛，痊愈之后我們不會在乎，可能會把它完全忘記，然而這些士兵的傷口目前沒有痊愈，痛苦對他們來說正在進行?！八麄冞€要忍受多少”？還要忍受多久？應該說，詩歌提出的問題具有多重意味：即使身體的傷口治愈，他們的精神傷口能夠治愈嗎？這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四、大英帝國與歌舞廳

《中國十四行詩》第16首描寫大英帝國，以及英國的全球戰略所陷入的危機?！拔覀兊娜蚬适逻€未講完”，大英帝國在全世界的殖民事業：“犯罪、膽量、通商，故事還在繼續”。英國的全球霸權正在被逐漸崛起的美國所取代，但是大英帝國的真正瓦解還沒有發生，真正的全球范圍的“解殖民”運動還未到來。不過，這個全球故事的“敘事者”知道，這個故事不會太長久，很快就要發展到它的結尾了。

詩歌認為，大英帝國是一個“神話”，它曾經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英國人。這些英國人有著為大英帝國奉獻生命的使命感，視之為他們“為之而生”的事業。然而，歷史發展到1930年代，這個神話現在正在破滅，年輕的英國人正在拋棄它。更準確地說，是新的時代和新的世界正在拋棄帝國神話?！暗蹏暮葱l者們”不喜歡，卻也很無奈，因為他們正在失去他們曾經統治的地方，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世界”。

中國也許是所有西方大國都希望染指的一個區域，據《戰地行》“旅行日記”記載，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包括民國政府的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傳教士、醫生、外交人員以及商人等等。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各不相同：幫助中國，改變中國，掠奪中國等等。但是當國民政府的廣東省省長提出英國可以制止日本發動的這場戰爭時，奧登和伊舍伍德無言以對：“我們同意，它可以阻止，但它愿意嗎？啊……”[10]42

因此，英國人到了香港和中國，下榻在豪華的酒店，卻擺脫不了焦慮：“失落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他們”。他們也不得不為他們終將感到“遺憾的東西而遺憾”。他們自認為已經將畢生精力和所謂的“愛”獻給了某個“遙遠、偏僻的國度”，但是他們沒有得到當地人的感恩：“當地人對他們怒目圓睜”。1938年2月，奧登和伊舍伍德在香港停留了一周，然而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們的心里五味雜陳。并不是說奧登反對英國的殖民事業，但是他也許已經意識到殖民事業即將走到盡頭。詩歌說，東西方的沖突不會停止，除非“自由回歸每家每戶、每棵樹木”。

《中國十四行詩》第17首描寫西方對中國抗戰的冷漠。詩歌的場景是一個歌舞廳，或者是一場為達官顯貴們舉辦的舞會。它可能發生在西方，也可能發生在香港，甚至可能發生在中國內地。在歌舞廳里，音樂以令人心跳的節奏對人們訴說著快樂，撩起人們的肉體“對快樂的需求”。我們可以想象這是一幅紙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場景。

據《戰地行》“旅行日記”記載，奧登和伊舍伍德曾應邀在廣州市長家做客，席間有一位軍官為大家展示了歌喉，唱了一出戲曲的片段，氣氛顯得很輕松。[10]37-38 雖然日記記載的是一次私人宴會，但與詩歌中的舞廳有類似之處。詩中的音樂刺激著肉體的歡樂，但那是一種不倫的歡娛。而真“愛”正在受到戰爭的威脅：姑娘正在與走上戰場的青年告別，戀人正在經歷生離死別的痛苦。

在歌舞廳里，音樂在不斷變化，也許悠揚動聽，但是奧登在音樂中聽到的是另一層的意義。這些變化的音符和節奏反映了歌舞廳里的人，無論是西方人、香港人還是內地人，他們對發生在中國的這場戰爭的態度。它反映了“我們的立場”“我們如何行動”以及“我們迷失方向的狀況”。這些“狀況”就是那些舞者對苦難的冷漠，對人性遭到踐踏所表現出的袖手旁觀的心態。

奧登不能理解的是：是什么使這些舞者如此快樂？難道是奧地利被德國吞沒？還是在中國上海發生的戰火？1937年8月-11月日軍攻占了上海，國民黨的淞滬會戰沒有能夠阻止日軍的暴行。應該說，這些都不是舞者應該感到歡樂的事件，相反，這些事件應該激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人們的義憤。在此，我們不禁想起了唐朝詩人杜牧的一首《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p>

西方、香港和內地的舞者應該受到譴責，但是這更折射出西方大國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即所謂的“兩伙土著人的爭吵”。法國在高唱“天下太平”的論調，仿佛一派“喜氣洋洋”。美國高唱的則是置身事外的孤立主義，它所謂的“愛”其實是一種自私。更讓奧登感到失望的是，英國的張伯倫政府與法國和美國差不多。正是西方大國“事不關起，高高掛起”的綏靖政策，造成了“中國被拋棄”的悲劇。奧登在組詩中吶喊道，“讓我們不要忘記那些被拋棄的人”（第XIX首）。

五、武漢大轟炸

《在戰時》第14和15首在《中國十四行詩》中被刪除，然而這兩首詩是奧登和伊舍伍德在中國最真切的戰爭體驗。雖然它們描寫的不是戰斗和廝殺，但是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所造成的死亡超過了任何一場戰斗和廝殺?！疤炜镇}動，/ 像一個發燒的額頭，痛苦很真切?！本o接著，“探照燈”照亮了人們無法相信、認為不可能存在的景象，“讓我們驚訝”“使我們痛哭”。

奧登的語言很抽象，但是如果我們查看《戰地行》“旅行日記”，這個場景就很清楚、很具體。1938年3月15日晚，日本飛機對漢口進行了瘋狂轟炸：“警報聲”響起，街道上“空無一人”，然后“那沉悶、具有沖擊力炸彈隆隆地投下?！薄叭绻屑氂^看，你可以看到日本飛機投彈后炸彈猩紅的爆炸，以及四處噴濺的可惡的火星?！币辽嵛榈抡J為，其場景的壯觀“像貝多芬的交響樂”。[10]71

根據門德爾松的考證，奧登在第一稿中對這次轟炸的描寫更為生動：“我們的燈光在騷動的天空尋找，/直到突然，在照亮的空域，/ 轟炸機獨自而邪惡，在燈光中現身?！盵3]352然后，奧登將這些飛機比喻為“細菌”，在中國的領土上擴散?！巴蝗?，在那里它們有六架，排著隊形，在高空飛行。就像顯微鏡突然聚焦，顯示出一種致命疾病的病菌。它們飛過、閃亮、微小、致命、感染了夜空?！盵10]71

在更大的層面，奧登可能把這些細菌視為戰爭本身。當時的世界正在感染細菌，并即將因這場疾病而經受苦難。在第二稿中，奧登甚至呼吁中國人民抗擊侵略，“抵抗吧，拿出同樣的破壞力，同樣強大，/所有屠殺都痛苦，但十二級風吹起誰的塵土，很重要?！比欢?，在終稿中，這些“戰爭口吻”消失了。門德爾松認為，在修改過程中，具體戰時體驗被逐漸抽象化，戰爭“變成了人類心理兩個側面的對立?！盵3]355

雖然這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門德爾松的例子恰恰說明詩歌所表現的不是抽象的戰爭，而是具體的歷史事件。在《在戰時》第15首中，奧登進一步刻畫了日本飛行員駕駛戰機轟炸中國的丑惡行經?！耙嫱兄麄冿w過天空，/……他們只能看見正在呼吸的城市，/ 他們需要殺戮的目標?！彪m然奧登沒有直接譴責這些飛行員，而是視他們為戰爭的棋子，正在執行著他們痛恨的任務，但是這些描寫直接來自他在中國的經歷，是對中國抗戰的直接反映。

六、結語：拜倫？惠特曼？

休·霍頓在《戰地行：奧登、伊舍伍德和燕卜蓀在中國》一文中說，“奧登的詩歌將戰爭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寓言，沒有具體的地理、歷史或個人指涉。主人公都是不具體的‘他們，‘他和‘我，運行在地形學上講是基本無名的世界?！盵14]然而，正如我們看到，如果將組詩與《戰地行》“旅行日記”結合起來，這些無名的世界似乎就有了具體的時間和方位。

另外，《詩解釋》也顯示奧登對當時中國的形勢有著很好的理解。他說，中國的威脅傳統上來自北方，但現在它來自海上。在日寇大舉入侵之時，中國的軍民化解了內部的分歧，現在團結起來了?！扒致哉呤菒憾镜?，毫不區分的……/ 他的憤怒摧毀富人，以及所有/ 居住在貧困中的人們”。同時奧登提醒西方的列強，雖然他們居住在租界，似乎很安全，但是“保護區是一種假象?！碑敗皾h口變得恐怖和死寂，閘北變成嚎叫的沙漠”，所有人的生活都會受到影響和“牽連?！盵10]290-291

漢口的《大公報》于1938年4月22日在刊登奧登的《中國士兵》的同時，還刊登了中國作家田漢的一首詩：“信是天涯若比鄰。/血潮花片漢皋春;/并肩共為文明戰，/橫海長征幾拜倫？！”[7]田漢將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的奧登，比喻為19世紀參加希臘的自由戰爭、并獻出生命的拜倫。田漢暗示，正如拜倫被希臘視為民族英雄一樣，奧登也將被中國人民記住。

的確，奧登的《中國十四行詩》讓西方的人們了解到中國的抗戰，喚醒了一部分西方人的良知。但是與拜倫不同的是，他不是一名斗士，而是一名作家。拜倫所做的事，奧登沒有可能完成，即使有可能，也未必能夠完成。正如愛德華·卡蘭所說，“無論他們作為戰地記者從倫敦出發時多么像拜倫，他們關于中國的書絕對不像拜倫”，詩中褒揚的作家也不是拜倫式的英雄。[15]

作為一篇戰地行紀，《中國十四行詩》可能更像惠特曼的《桴鼓集》（DrumTaps）。奧登曾經在一篇書評中對惠特曼接地氣的姿態表達過崇敬之情。[12] 在近80年前的1865年，惠特曼曾經做過一次類似的戰地行。為了尋找在美國內戰中受傷的弟弟喬治，惠特曼來到了弗吉尼亞和華盛頓特區的前線，在戰地醫院做過護工，見證了戰爭的慘烈和受傷的士兵所承受的痛苦?；萏芈倪@次戰地行可以說完成了一個記者的使命，《桴鼓集》構成了一系列關于戰爭的新聞報道，傳遞了關于戰爭和傷亡的消息，向后方的人們講述著戰爭真相。

《桴鼓集》特別關注士兵的死亡，特別是那種匆忙、殘酷、沒有尊嚴的死亡。他們死后被遺棄在戰場，或者被匆匆掩埋，沒有人哀悼、沒有人憐惜?；萏芈€特別描寫了戰地醫院里的悲慘情景，那里往往是黑暗的、由教堂改造的大廳，地上到處都是傷員。醫生和護士嚴重不足，因此傷員的呻吟沒有人理會?；萏芈呐惆闉槭勘鴤儙砹艘唤z安慰，他為他們撰寫家書，撫平他們的精神創傷。奧登所描寫的中國士兵和醫院景象與這些都有相似之處。

惠特曼對美國內戰的書寫表達了遺憾和關愛，但在政治態度上回避了立場，這可能是因為交戰雙方都是美國人?；萏芈鼜囊婚_始就希望戰后能夠很快實現民族和解，因此保持了一種特殊的中立態度。雖然奧登面對的情況不同，但是我們看到在《中國十四行詩》中也有一種態度不確定的傾向，詩歌的場景多有模棱兩可的性質。將軍的身份、謊言的內容、歌舞廳的位置等都無法確定，同時我們無法知道他所譴責的對象究竟是誰。也就是說，奧登有一種疑似惠特曼式的中立態度。

但這并不是說，奧登沒有立場，或者說有立場錯誤。在西班牙之后他已經開始相信詩歌不介入政治：“詩歌不會使任何事情發生”。他的詩歌反映現實的方式可能更加細膩、更加復雜。他認為詩歌需要與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它就將變成政治宣傳，失去藝術的價值。因此，我們看到奧登在《中國十四行詩》中竭力將中國的經驗上升到一種人類的經驗，視之為戰爭的一個普遍化的例子。對于中國讀者來說，這可能有一點遺憾，但這并不是說它沒有反映現實。奧登的確譴責了法西斯，只是更加隱晦一點，更加藝術一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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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 H. Aud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 H. Auden， ed. Edward Mendelson. （Princeton UP & Faber & Faber， 2010）. Vol.I p.288， Vol.II p.11.

[13]卞之琳：《英國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162頁。

[14]Hugh Haughton： “Journey to War： W. H. Auden，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William Empson in China”， in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s from 1840s to the 1940s， ed. Douglas Kerr et al. （Hong Kong： Hong Kong UP， 2007）. p.148.

[15]Edward Callan Auden： A Carnival of Intelle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80.

W. H. Audens “AntiJapanese War”： Sonnets from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War and Politics

ZHANG J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udens Sonnets from China is often understood as abstract thinking about war or as the authors personal spiritual progress. However， as descriptions of Auden's journey to war， the sonnets are first and foremost reflection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China. Although Auden at the time had tendencies to transcend politics， the sonnets are after all provoked by the specific occasions and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incidents. This essay will attempt an intertextual reading between the sonnets and the travel diaries in Journey to a War and will explore the historical incidents and references behind them. As it will show， a close reading of each and every sonnet in the sequenc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s crucial to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meaning.

Key words：Auden;Sonnets from China;historicization;intertextual reading

（責任編輯劉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