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字當頭，治道暢通

編者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對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了全面部署，其中就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作了具體安排，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制度、優化司法職權配置、推進嚴格司法、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讓司法更好發揮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作用。上海是司法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之一，正按照中央部署有條不紊地推進改革。上海正著手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司法責任制、統籌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機制，并建立按市一級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制度；上述這些改革的制度都是司法體制中基礎性、關鍵性制度，對推進整個司法改革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作為司法體制的重大改革，在推進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問題和阻力，這些問題和阻力有理論的，也有實踐的，因此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對，共同探索和共同研究。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編輯部與同濟大學法學院共同邀請部分專家學者和基層法院、檢察院工作的同志共同探討“司法體制改革與發展”問題。以下就是這次研討會的部分成果。我們希望研討的成果有助于促進當前的司法改革，同時希望我們專家學者和司法實務部門工作的同志，更多地關注我們的司法體制改革，為我們的司法改革出謀劃策，提供理論和實踐依據。

學習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深感這是我國治政道路上一個“變”字當頭的重大決定，將使我國之治道空前暢通。其理由主要如下。

其一，《決定》設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之根本目的在于“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稕Q定》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p>

在中國共產黨的90多年歷史中，以“法治”為中心議題進行研討并做出全面決定，這是第一次。包括司法體制重大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無不體現求“變”精神，目的都在治國理政發展道路的暢通無阻。實踐久已告知，司法權力運行機制上的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和執行權混淆不清甚至故設機構、造成障礙，以至出現什么“政法王”而致弊端叢生、禍國殃民、幾釀大禍，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因此，《決定》之斷然改革司法體制，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

其二，綜觀有關司法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大都體現了切實地、有效地“變”陳舊制度為新型制度。

例如，我國歷次憲法都有關于法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的規定，但是60年來始終存在領導干部干預司法而致司法不公的問題。甚至可說此風此浪還愈演愈烈。有的地區，這一問題成了普遍性的頑疾，從而導致百弊叢生、民怨不息。有鑒于此，《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边@一規定是雙向性的：一方面，規定“領導干部”不得“干預司法活動”，且以“責任追究制度”加以約束；另一方面，規定“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否則有可能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當然，盡管如此，可能還會有人擅“冒天下之大不韙”，但毫無疑義的是，政法戰線之風清氣正，自此將大可預期。

此外如司法機關人財物管理體制的改革、巡回法庭之設立、“立案審查制”之變為“立案登記制”、辦案質量之實行“終身負責制”與“錯案倒查問責制”等等，有謂為“大旱災民之見云霓”，當然亦可見“變”創之巨大、“變”通之必然。

其三，《決定》宣告了對司法腐敗的深惡痛絕與鏟除決心?！稕Q定》指出，要“堅決破除各種潛規則，決不允許法外開恩，決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衙門作風、霸道作風，堅決反對和懲治粗暴執法、野蠻執法行為。對司法領域的腐敗零容忍，堅決清除害群之馬”?？梢灶A期，針對“各種潛規則”的“明規則”，針對仍有可能出現的“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的懲治措施，還將陸續出臺。

因此，治道之通暢，將是因為十八屆四中全會而致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生巨大變化的可期目標、有望成效、必達前程。

四中全會“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以下簡稱“說明”）中指出，各方面一致認為，全會決定直面我國法治建設領域的突出問題，立足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際，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總目標、基本原則。提出了關于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回答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針對性地回應了人民群眾的呼聲和社會關切。各方面一致認為，全會決定鮮明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大論斷，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性質、方向、道路、抓手，必將有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習主席同時指出：中央政治局認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各個領域，必須立足全局和長遠來統籌謀劃。這些，當然是我們應當深長思之的。

社會主義法治中國的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這不僅有其歷史原因，而且有其現實原因。

中國有數千年的人治主義文化傳統，它深深地根植于無數人的頭腦，長期地荼毒人們的心靈?；蕶嘤^念、清官情結，久久揮之不去，一有機會，它還會沉渣泛起，以種種貌似正確的理由，不僅懼“變”、拒“變”，甚至還可能抗“變”以至反攻倒算，企求將人治置于法治之上。

中國目前尚未走出利益嚴重分化的危境，現實利益的過度追求必將支使人們對社會治理包括法制狀況持不同的態度，取不同的對策。正因如此，習主席在“說明”中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必須“立足我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既與時俱進、體現時代精神，又不照抄照搬別國模式”。

治道之變，是一個系統工程。真要達到“變”而“通”的目的，不能僅僅企求于司法體制改革一個方面。這是因為，法治的確立，涉及立法、司法、執法、守法，無論哪一環有所缺失，整個法治系統就是不完善的。正因如此，《決定》不僅具體規劃了司法體制的改革，而且指明了立法、執法和守法方面的問題和改革、變易的對策。從立法方面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負有及時立法、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并嚴格監督授權立法機構按照《立法法》的要求立法的責任，堅決排除部門利益干擾立法。從執法方面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要求必須貫徹到底，有措施、有檢查、有監督。守法方面，《決定》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要求，特別值得法學界密切關注?，F在，已有“立法學”“司法學”的研究隊伍與不少著作，但“守法學”幾乎無人問津，著作也幾乎為“零”。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方面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

同時，即便法治系統自身基本沒有問題，但它還只是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還為其他子系統所制約。例如，法治狀況與信息公開、信息傳播的關系就非常密切。如果說立法信息之公開已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的話，那么，司法、執法信息的公開，就還有不少問題值得關注與研究。拘留所、看守所、監獄等的信息，當然應該有其在傳播上的限制，但是，如果監管對象遭遇不公或非法待遇，如何為媒體所關注，如何為公眾所了解，就還是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立法、司法、執法之信息公開，應當成為“政府信息公開”的必有內涵。

治道之變，還涉人心之變、文化之變。

毋庸諱言，由于十年“文革”，傳統道德幾乎被徹底拋棄了。加之“文革”以后拜金主義的泛濫，社會道德的墮落幾達歷史上的空前地步。從治國來說，只能依靠法治。德治直接關涉的是育人，但育人是治國的基礎，當然也是法治的基礎。因此，要將依法治國與以德育人緊密地結合起來。要讓法律成為全民的信仰。針對守法意識淡薄的問題，全會決定要求從小學開始，把法治課納入到各階段國民教育中，把法治建設成效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引導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針對社會道德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應當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以生動的形式、直觀的方式和榜樣、標兵示范的模式，將以德育人的工作領地，有效地推動起來。

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必須重視文化之變。我國傳統文化歷經數千年的發展，曾經積淀了優良、深厚的利民利國的結晶?？墒墙詠?，傳統文化遭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嚴重摧殘。太平天國運動可為首次重創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太平軍所到之處，文化典籍都被付之一炬。爾后對傳統文化的掃蕩，則以“五四”運動之后過度的批判孔孟風潮為烈。而新中國成立之后，則持續不斷地對傳統文化予以毫不留情的沖擊、批判與掃蕩。尤其是在十年“文革”之中，更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摧毀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梢哉f，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規?？涨暗奈幕平?。幸運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民終于又獲得了珍視傳統文化的機會。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習主席之重視繼承與發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高峰，可謂中國文化發展命運之重大一變。因此，有賴于文化之變的治道之變，從此走上了根基牢靠、步履堅定、前景光明的道路?！白儭弊之旑^，治道通暢，雖然仍需時日，仍有許多困難有待克服，還須攻克一些頑固的堡壘，但融入浩浩蕩蕩的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是一定會取得最終勝利的。

（倪正茂，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上海司法研究所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生命法學研究中心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日本成蹊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任客座研究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