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主觀程序正義對于司法改革的價值

瞿琨

在我國當下的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時期，各種矛盾糾紛頻發，司法審判在應對紛至沓來的糾紛之際，由于法院現有制度機制的不足，司法審判運行中存在著立案難、執行難、“案多人少”、纏訴鬧訪等難題，再加上不正確的對法院和法官的績效考核制度，致使法院的審判制度面臨前所未有的司法信任危機。盡管各級法院圍繞解決難題推出許多司法改革措施，有的措施也有一些效果，但總體上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司法信任危機，即公眾對司法不信任。[ 劉曉燕，張慶立：《破解司法信任危機探析》，《學術探討》2013年第6期，第140頁。]司法存在的基礎在于社會主體的認同；司法一旦失去社會主體的理解和支持，其存在也就失去了正當性。更為嚴重的是，司法如果不能贏得廣大民眾的認同，也就無法發揮定紛止爭、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功能，甚至還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糾紛制度機制的不足。所以我們必須推進司法改革。

當下我國司法信任危機的特點

我國社會轉型速度快、程度深，在這個過程中，經濟體制轉型、社會結構變動、社會形態變遷、價值觀念變化都較大，這就決定了轉型期社會矛盾糾紛也是空前的。從矛盾糾紛兩個解決途徑的公開統計數據看：一是2008-2012年間我國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受理各類案件5610.5萬件，同比上個五年（2003-2007）增長29.3℅；2013年受理1421.7萬件，同比上年增長7.4℅；說明訴訟渠道受理各種社會矛盾糾紛數量大、增長快。二是中國信訪系統的有關數據量，2013年處于每月60萬件次、一年700多萬件次的水平，其中一大批屬非正常上訪，說明基層的矛盾治理能力與民眾的需求相距甚遠。還有人民調解、商事仲裁等其他渠道的統計數據，但前兩組數據足以反映我國矛盾糾紛總數高位逐年增加、頻度加快的現狀。與此相伴隨的就是司法審判出現腐敗，司法信任遭遇危機。目前，司法信任危機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以下特點。

1.再審申請率高，影響對下級法院的司法信任

我國在兩審終審制之外，為體現“有錯必糾、實事求是”的思想，還設置了審判監督程序，但對于審判監督程序啟動條件的規定并不清楚，使得經過二審后敗訴一方當事人申請再審的比率較高，其中有為數不少的案件被法院受理，獲得了改判或依法發回重審。

2.涉訴上訪率較高，造成對整個法院系統的司法信任危機

我國在司法系統外還設置了黨委和政府的信訪機構，接待和處理人民來信來訪，化解矛盾糾紛，致使司法審判并不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終機制，甚至出現“信訪不信法”。許多當事人在訴訟沒有達到自己的訴求后采取上訪的方式尋求救濟，甚至公然鬧訪纏訪。

3.執行難突出，導致司法信任危機

由于民眾普遍對司法信任不足，導致對法院裁判書的自覺履行有限，拒絕執行、逃避執行較為常見，執行難成為老大難問題，在有些地方還出現了打折拍賣判決書的情況，極大地損害了司法權威。

4.刑事錯案頻現，產生對刑事司法的司法信任危機

近年來，法院頻頻發生的湖北佘祥林殺妻案、河南胥敬祥殺人案、云南杜培武殺人案等刑事錯案，經媒體追蹤報道，引發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同時也產生司法信任危機的負效應。

5.司法腐敗發生，引發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司法信任危機

頻頻出現的司法腐敗事件，有些地方法院出現的串案、窩案，甚至出現法律職業共同體相互勾結，偽造證據篡改司法裁判書損害當事人權益的事件；在行政訴訟案件中，民告官的對抗民處于劣勢地位，檢察院與法院之間作為公權力的勾連，都嚴重影響了法律職業共同體公正廉潔的形象，引發對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司法信任危機。

對中國語境下主觀程序正義的理解

司法審判不僅要注重實體也要注重程序，要有相對公開透明的司法審判程序，增加當事人對司法審判結果的滿意度和認同度，對此，當事人主觀上對于司法過程的感知是不可或缺的。主觀程序正義理論正是基于程序參加者對于程序主觀感受和認知從而影響其對公正的評斷，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可以以此增加民眾對司法的信任。

主觀程序正義理論由社會心理學教授錫博特（Thibaut）和法學教授華爾克（Walker）提出，認為程序正義可以被劃分為客觀程序正義與主觀程序正義：客觀程序正義關注程序是否遵守客觀的規范，從而使得依此程序作出的決定達到公平。但客觀程序正義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就是標準問題，客觀程序正義需要具有一個客觀標準，但依據什么原則確定這個客觀標準才能導致正義的判決是個難題。分配正義理論重視結果的正義性，但是如何評價結果是否正義也是一個難題。通過對社會糾紛和沖突的研究，錫博特和華爾克發現實質影響到當事人對公平感知的因素并不是他們在訴訟中是否勝訴，而是主觀程序因素。如果通過完善程序設計來提升當事人和民眾的司法滿意度，就可以促進他們對于糾紛解決的正面態度。增加程序觀察者和參與者眼中的程序公正性，正是主觀程序正義關注的重點所在。[蘇新建：《主觀程序正義對司法的意義》，《政法論壇》2014年第4期，第129頁。]筆者認為，主觀程序正義理論拓展了社會正義的理解，它關注在糾紛的司法解決過程中，民眾尤其是程序參與者當事人等對于程序的主觀評價，主張發現民眾對于司法審判的主觀愿望和期待，主觀程序正義對于提升司法滿意度、促進當事人對司法審判的服從、化解司法信任危機都具有一定價值。

主觀程序正義理論源于西方，把它引入我國司法審判應當具有中國語境的內涵。

法院在社會矛盾糾紛多樣化復雜化的情況下，如何進行司法審判，最大限度實現公平正義才能重新贏得司法信任。司法公正是樹立司法權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核心，但究竟什么才是司法公正并沒有統一標準，它更重要的是體現為每一個個案審理，是否得到當事人以及社會主體的服從和認同，這與關注主觀程序正義的目標一致。主觀程序正義理論在我國當下司法審判的運用中應當考量國情、司法審判特色以及民眾需求。

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除了“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以外，要保障當事人參與司法審判過程的積極性，根據案件的特點和當事人的具體情況，在審判過程中，讓當事人具有參與程序的存在感，認真對待當事人發表的觀點、設想等直接影響他們對于司法審判結果認識的因素；當地的傳統、風俗習慣也需要予以重視；對于當事人不理解審判中運用的法律條文，不清楚庭審程序和訴訟權利，對當事人的困惑、疑問或者擾亂法庭紀律，打斷法官說話的舉動等，法官應當及時察覺，與其溝通以充分了解當事人的主觀感知。

根據主觀程序理論，在對抗式的審判程序下，程序參與者對公正的滿意度更高。而我國目前審判模式采取的是以法官職權為核心的職權主義模式，法官在案件審理中擁有權力管控當事人雙方的權利，難免出現限制當事人話語權的現象。因此，法官應當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話語權，認真聆聽當事人說的每一句話，關注當事人在庭審時的表情和態度，增加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爭辯，以便更好地掌控雙方當事人對整個審判過程的感知。對于有影響力的案件，還應當讓社會主體了解審判程序和判決結果，以增強他們對訴訟程序正當性的感知。這是因為有影響力的案件會直接影響到社會主體對于司法的信任，所以應當注重社會主體對于司法審判程序的參與，如鼓勵民眾旁聽案件審理，設立法院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保障當事人隱私前提下允許電視臺直播、微博直播等方式讓民眾能夠了解司法審判的展開，感知司法審判的正義性，從而認同審判結果，重拾對司法的信任。

筆者認為，中國語境下的主觀程序正義是本土化的以接近正義為目標的正義理念，它與我國司法制度、審判模式以及裁決依據緊密相連，是以當事人、社會主體為中心，注重他們對司法審判結果的認可和服從，司法滿意度較高的正義理念。

中國語境的主觀程序正義對于司法改革推動功能

中國語境的主觀程序正義要求法官在司法審判中高度關注當事人的感知和認識，了解他們對于判決結果的心理預期，以此促進當事人對于司法的信任感。筆者提出，中國語境的主觀程序正義對于通過司法改革、促進司法信任具有積極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促進通過司法改革，社會主體對于司法判決結果的信任

通過司法體制改革，優化法官隊伍，并賦予法官對案件的決定權。法官必定會注重司法審判中的主觀程序，這樣可以直接促進包括當事人在內的社會主體對于司法判決結果的信任。司法審判在保障公開透明的前提下，法官應當最大限度實現賦予當事人充分的話語權、知情權，從中知悉當事人的真實想法；從立案、審理再到案件的執行，法官應當高度重視與當事人的溝通，了解當事人對案件判決結果的心理預期，依照法律規定，合理運用自由裁量權，作出裁判。目前我國已有服務大眾的12368訴訟服務熱線，最高法院開通了“給大法官留言”欄目以及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率先實行的判后釋疑制度等，都是注重與當事人溝通，更好地關注當事人對于司法審判的主觀感受，提高社會主體司法滿意度的機制。

2.促進通過司法改革，促進社會主體對于法院的信任

社會主體選擇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往往出于對于法院的司法信任，在一個法治社會中，司法應當作為實現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起到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作用。在當下我國訴訟爆炸、法官流失嚴重的情況下，法院承受了巨大的訴訟壓力，如果司法審判不能實現當事人對于司法審判的期待，就會使本就嚴重受創的司法權威雪上加霜，增加更多的再審案件、信訪數量。因此，當下我國的司法體制改革有必要關注程序正義理論，進一步拓展該理論在我國司法審判實踐中的運用，使得法官在司法審判中注重當事人的主觀心理感知，獲得當事人對于司法判決結果的認同，降低信訪、鬧訪、再審率等，以促進社會主體對于法院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