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個新興階層留影

李新宇

1

就當代中國而言，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是當代農民獲得解放的程度性標志，其進步意義不可低估。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體制下，這一切是不可能的。那時的農民被牢牢捆綁在土地上，沒有遷徙的自由，也沒有擇業的自由，如果哪個農民私自外出居留，就是“盲流”，要被抓捕遣返；如果哪個農民膽敢私自出賣自己的勞動，就被視作“資本主義尾巴”，受到嚴厲懲處；甚至遇到大饑荒，也不準外出逃荒、討飯。從《焦裕祿》等電影、《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等著名小說，以及大量回憶材料和社會學、經濟學研究專著，都可以看到大饑荒到來時干部在車站、路口堵截逃荒人群的場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那可憐的農民父老兄弟，今天終于可以進城自尋活路，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進步呵！

這種進步之可喜可賀，也許西方人難以理解，但中國讀者是應該理解的。

從報刊雜志，到廣播電視，當下中國的各種媒體常常報道“三農問題”。關于問題的成因，雖然主流理論家可以解釋得滴水不漏，一路走來都是輝煌，苦難和浩劫都似乎不曾發生，它所遺留的一切也就必然有了所謂歷史的合理性，但尚有記憶的中國人卻都知道，所謂“三農問題”，是某種強制留給農村和農民的后果。事實很清楚，如果市場不被強行破壞，如果沒有那場違背經濟規律也違背人性的制度實驗，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就不會成為嚴重問題。此中道理眾所周知：只要有正常的市場調節，從事工業勞動如果比從事農業勞動獲得的報酬更豐厚，勞動者就會棄農而務工；勞動力向工業的聚集如果過度，就會導致農產品價格猛增，又必將帶來農業勞動力的回流，甚至城市人也會紛紛下鄉務農。工農、城鄉之間本來就是在這樣的自然調節之下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只要沒有強大的權力之手干預，差距永遠不會太大。然而，中國人卻遇到了一場實驗，如今那場實驗雖然已經停止，其標志性成果“人民公社”也已被取消，但遺留的一系列問題卻一直難以解決，不得不讓農民繼續背負，也讓一代又一代有志改革的領導人頗為頭疼。

仔細想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大軍——無產階級，其實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農村進城打工者。他們與當代打工者的不同在于：當年的他們既可以當農民，也可以當工人或商人，既可以選擇住在城市做城市人，也可以選擇回到鄉村做鄉下人。那些在城市住下來的，就成了工人階級或別的什么階級，成了市民；那些選擇回鄉的，就成了貧下中農或地主富農，仍然是農民。上個世紀50年代之后，情況變了，人們的職業和階級身份都被固化，國家以各種方式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使他們失掉了擇業的自由，也失掉了遷徙的自由。由此開始，城鄉、工農之間被劃上了一條鴻溝。城市人被送到鄉下，意味著一種懲罰；農村人能夠進城工作，是一種難得的幸運，而這一切，都不是人們能夠自主的。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給農民松綁，不再要求“以糧為綱”，而允許他們從事非農業生產，但農民卻仍然不能隨意進城，當時倡導的出路是“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

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是9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潮流。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改革再次發動并加速，市場經濟得以發展，先發達的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于是，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流動，政府則從承認到鼓勵，政策一步步放寬，鋪平了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之路。由于半個多世紀造成的差別，務工遠比務農報酬豐厚，城市遠比農村生活優越，當捆綁的繩索松開，誰不向往美好生活？所以，成群的農村勞動力放下鋤頭，拋妻別子，背井離鄉，懷抱夢想涌入城市，企望淘得一桶金，給父母治病，供子女上學，甚至改變自己的命運。20多年來，這支隊伍不斷壯大，時至今日，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資料顯示，2012年，全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6億多人，進城打工者1.63億人，而且仍在以每年4%左右的速度增長。a

進城打工的農村勞動力已經為城市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他們已經是今日中國城市生活和建設的重要支撐者。當下中國的城市化建設異常迅速，配合著房價的持續上升，一片片高樓在四面八方拔地而起，比雨后春筍還要繁茂，盡管建起來的房子未必有人居住，全國各地都出現了不少“鬼城”，但它顯示著發展和繁榮，支撐著持續增長的GDP，但我想，如果農村勞動力同時宣布撤出，那轟轟烈烈的建筑工地將成為什么情景？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的一些城市已經很繁華，市民生活也相對比較舒適，但眾所周知，每到春節期間，北京等地的保姆和勤雜工價格都會大幅度增長，使得一些市民叫苦連天，原因僅僅是一部分進城打工者要回家過年。那么，如果農村勞動力同時返鄉，許多大城市會不會癱瘓？

然而，這個作用巨大的重要群體，這個近兩億人構成的群體，卻是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群體。

社會無論如何，都有它已經形成的秩序。財富可以往自己腰包里揣的信號彈升起之際，在田間耕耘的人與管理面包的人、看守金庫的人，自然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方便條件也大不相同。在城鄉之間，城市人顯然占有各種政策的優勢，農民雖被允許進城打工，也必然要受種種限制。從各地城市留給農村勞動力的位置看，顯然都是工資低、勞動強度大、不衛生、不體面、城市人不愿干的一些工作。這就構成了他們的基本情況：拿的是最低的工資，從事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最無安全保障的勞動。而且，進城打工為的是賺錢，他們的薪水卻常被拖欠。從媒體報道可以看到，每年春節，都會出現一個打工者討薪的高潮。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職工需要討薪嗎？他們的薪水卻常常要苦苦地討，打持久戰，甚至拿性命去討。根據國家規定，為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勞資雙方應該簽訂勞動合同，但是，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建筑業的75.1%，服務業的60.8%，住宿餐飲業的62.4%都未與打工者簽訂勞動合同。原因眾所周知，找工作并不容易，在勞動者供大于求的情況下，雇傭者不簽合同，照樣可以找到為他干活的人。如此情況，勞動者的權益如何保障？何況，二元的城鄉體制讓進城的農村勞動力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種福利，受傷沒有保險，失業沒有保障，子女入學沒有本地戶口，要交數額驚人的“贊助費”……

而且，這是一個被歧視的群體。

說到歧視，一些人大概不愿承認。不過，想驗證并不困難，辦法有三：1、與城市人談談農民工，看他們眼里是否露出不屑和鄙夷；2、給城市朋友的兒女介紹個農民工對象，看看他們有什么反應；3、查一查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到底有多少本市女孩子嫁了農民工，又有多少本市男孩子娶了打工妹。

其實，“農民工”這個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這個詞已經約定俗成，就連各級政府的文件中都在使用，但它不是從進城打工者自己嘴里說出來的，也不是農村人說出來的，而是城里人對他們的稱謂。有專家早就指出，“農民工”這一概念顯示著源自等級觀念而產生的歧視，而這等級觀念，又源自城鄉二元體制。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也說：“工農商學兵，本是職業的劃分，為什么唯獨‘農民永遠要被加上特定的標簽呢？……哪有生出來就是工人的？哪有生出來就是商人的？結果偏偏農民生出來就是農民，他還沒干活兒呢，就農民了。我提了好幾次，盡量不要用‘農民工，工人就是工人，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當工人就是工人。要不你干脆都是這樣，農民干部，當了常務副省長了也是農民干部，農村出來的嘛?！r民工這一稱呼的背后隱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視?！眀

這位書記說得不錯。本來，農民種地，工人做工，種地的就是農民，做工的就是工人。這群人的“工”字前面卻加了“農民”這一身份識別碼。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他們戶口在農村，國家給定的身份是農民，所以，雖然身在城市，卻不被接納為城市人，干著工人的工作，卻不被承認是工人。被定義為農民，這顯然不合實際。他們中的一部分已經失掉了土地，沒有土地，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勞動，世間有這樣的農民嗎？他們有的是中學畢業直接成了打工仔，沒有干過農活，也不會干農活，只因為他們的父母是農民，他們就是農民嗎？

如果往深處想，問題還不止于此。20年前，隨著城市建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一種戶籍制度從東南沿海開始，相繼在全國各城市出臺，具體的做法，就是將城市中的人口區分為常住人口和暫住人口。它顯示著一種進步：農村人即使不是探親訪友，也可以進城暫住了。但是，它卻同時意味著農村打工者在城市只是“暫住”，而不屬于城市，因此，政府就無須承擔住房、勞保以及其他福利。這種辦法與勞動力控制相結合，使農村勞動力能夠在需要時“招之即來”，一旦不再需要，可以“揮之而去”。它告訴我們，城市的發展雖然需要農村勞動力，卻沒有考慮真正接納他們。

2

面對這個特殊人群的生活和命運，文學家沒有理由視而不見。所以，反映這個人群的小說很早就出現了。理論批評界對這類作品的討論也已經很久。然而，二十多年來，卻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稱謂。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命名不易。文壇對某類作品的命名，一般不外從幾個角度：一是從作者的角度，比如，女性文學、知青文學、80后寫作、老干部詩詞等；二是從美學風格的角度，如唯美詩歌、寫實小說、抒情散文等；三是從題材內容角度，如軍事文學、校園詩歌、家庭倫理劇等。寫農村進城打工者的這類小說，究竟應該怎樣命名？事實證明，無論從哪個角度，都難找到恰當的概念。

最先，人們稱它為“打工文學”。名稱通俗易懂，而且響亮，所以很快就流行開來，有報刊開辟了“打工文學”的專欄，有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學”的專集，還有人出版過名為《打工詩歌》的報紙，至于以此命名的小說，光是長篇就出版過多部，如《打工世界》《打工妹》等。然而，認真考量，“打工”一詞的范圍卻比較寬泛。所以有人提出：某些城市白領，外資公司的高級職員，也是在為人打工，他們的境遇與農村進城打工者可以同日而語嗎？的確不錯，不僅是外企白領，還有號稱“為政府打工”的官員，號稱“為老婆打工”的家庭公司職員，更有“為導師打工”的博士生，他們也許真的都是“打工者”，卻與農村進城打工者境遇完全不同。

那么，新的命名自然要強調其階級或階層的屬性。所以就出現了“無產者寫作”、“底層寫作”、“新左翼文學”等一系列命名。這些名詞至今仍然常被使用，但仔細想，卻也存在種種問題。

比如“無產者寫作”，無論小說家還是詩人、散文作者，有幾個算得上無產者？當然，本身不是無產者，也可以站在無產者立場上寫作，這是從上世紀30年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就有的，但更嚴重的問題在于：在公有制的國家里，國有的一切都屬于全體公民，即使那些失掉了土地的農民，也仍然不是無產者。因為凡是公有的東西，在理論上都有他們一份。關于他們的文學，稱作無產者文學，自然不合適。所以，當年孟繁華提出這個概念時，讓我橫打一炮，就沒人再用了。很抱歉，讓繁華失掉了一個創作現象的名稱所有權。

于是又出現了“底層”這個概念?！暗讓印?，事實上也包括了太多的人群，他們可以是無權無勢的普通市民，可以是下崗工人，可以是各種處于低下位置的人群，但處于城市社會底層的人們，處于官場底層的人們，與來自農村的打工者仍然不一樣。所以，用“底層文學”這個概念，可以包含反映農村進城打工者生活的作品，卻無法用它專門指稱這類作品。

還有一個稱謂是“新左翼”。關注底層，關注受苦受難的人群，的確是左翼文學的傳統?？墒?，有批評家提出質疑：新左翼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壇是否真正存在？其理由是，當下中國的作家們寫底層，呈現的主要是兩種傾向：一是道德化傾向，即所謂“底層秀”，把關注底層和廉價揮灑同情心作為道德脂粉往自己臉上涂抹。二是所謂審美化傾向，把底層的苦難與艱辛化為某種普泛性的純文學品格，將具體時空中的命運抽象化、內心化，甚至去表現普遍而永恒的人性。這一切，都與左翼傳統相去甚遠。

客觀地說，文學面對底層，面對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寫打工仔與打工妹，寫他們的苦難生活，大都顯示著作家的人道精神。不過，如果用較高的標準來看，當下中國的此類作品又的確很難取得大成就?！盁o產者寫作”也罷，“底層寫作”也罷，“新左翼文學”也罷，最終的出路都無法令人樂觀。因為它無法逃避輕飄飄和滑溜溜，其同情心也無法逃避“廉價”和“淺薄”。只要回顧一下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那些反映農民破產或描寫社會底層的作品，同時看看相關評論，人們就會看到，左翼文學批評界對于那些作品常常給予徹底的否定，理由是那些作家描寫勞苦大眾的生活，給予的只是淺薄的人道主義同情。在那個時代，這類作品在左翼批評家眼里幾乎一錢不值，因為在他們看來，眼淚和同情都不能改變勞苦大眾的命運。怎樣才是好作品呢？按照當年左翼批評家的見解，好作品不僅要描寫苦難，不僅只是同情，而且要指明出路，幫助勞苦大眾翻身求解放。相比之下，當下中國那些同情勞苦大眾的作家，哪一個能給他們指明出路？哪一個又能激勵他們去為尋求解放而斗爭？在我們這個時代，作家們所能夠給予的，只能是淺薄的人道主義同情，而他們命運的改變，只能是等待、等待、再等待。

所以，盡管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許多方面都無足稱道，但在他們面前，當代作家卻沒幾人稱得上“新左翼”。

3

因為平時閱讀范圍有限，我不知道我所選擇的作品否具有代表性，但值得高興的是，僅就這些作品，我們已經能夠看到許多。

《接吻長安街》c是一篇極具浪漫氣息的小說，卻也反映著我們的現實。主人公迷戀城市，不愿回到鄉下，原因就在于城市給了他太多的誘惑，“它離間了我和鄉村的關系，像一只無形的針管，毫無知覺地抽干了我鄉村的綠色血液，注入了城市的熱烈的躁動的紅色血液，城市真是一個魔鬼，它連你的靈魂、你的血液、你的骨髓也能悄悄換去，但它換去你的靈魂、你的血液和骨髓之后他又不接納你”。面對命運的安排，這位年輕人沒有反抗的能力，能做的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安慰。他的不平最后集中于一點：“城里人能在大街上接吻，我為什么不能？”到長安街接吻有什么意義？接吻之后，打工者仍然是打工者，并不能改變什么，但是，這卻成為主人公安慰自己的唯一途徑。小說不僅寫了實現這夢想的一波三折，而且寫了工友們對此舉的熱烈支持：那一天，工友們竟然全體請假，寧愿被扣三天的工資，穿了西裝，到長安街去為接吻助陣。小說的結尾很提神，打工的哥們兒也很義氣，但仔細想來，也許作者像他筆下的主人公一樣，仍然是自我安慰。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除了此舉之外，的確沒有可做的事。

在這些小說中，除了范小青的一篇之外，讓人輕松的的確不多。這也許是農村進城打工者的生活本身所決定的。從李銳的《扁擔——農具系列之六》可見，青年農民金堂帶著致富的夢想進城打工，卻被汽車壓了，膝蓋之下粉碎性骨折，只好鋸掉。肇事者張老板倒很善良，決定養他一輩子?？墒?，從十幾層高樓上掉下一個螺栓，恰恰落在張老板的頭上，使他當場就死掉了。金堂最后只好以扁擔為支撐，用雙手走路，歷盡艱辛回到老家。李師江的《廊橋遺夢之民工版》所寫的故事則更加殘酷。二十多歲的農村青年劉福利，帶著許多夢想走上了打工路，最后卻從高高的腳手架上跌落，被澆鑄進了大橋的第九根橋墩，再也不見了蹤跡?！肮こ剃犜瓉碛媱澮誀奚儆谖鍌€民工的代價把這座橋搞定，但是斷斷續續修到一半的時候，已經死了六個人?！弊掷镄虚g可見，為施工而把人命視若草芥的故事，在這片土地上還在不斷上演。

王祥夫的《端午》、席建蜀的《蟲子回家》等，觸及我們的社會文化現狀?！抖宋纭肥刮覀兛吹?，即使在打工的土地上，也依然是中國式生活秩序，端午節要改善生活，但收拾好的那些雞，卻是燉前先挑好的送禮，燉后再挑好的盛給有權者，民工最后吃骨頭。從《蟲子回家》可見，工地上過年不準請假，蟲子有事要回家，就需要掏錢孝敬工頭，小班長也可以以此為自己撈到一條煙。它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的腐敗已經伴隨權力而到達各個角落，“底層”無法幸免。

王十月的《爛尾樓》寫到打工者找工的艱難，使我們看到了他們在勞動市場上的某種狀態。孫惠芬的《民工》則告訴我們，工錢要到年底才給，如果在此之前離去，一年就算白干了。羅偉章的《我們的路》寫到，打工者竟然五年沒有回家，春節臨近終于買到一張車票，但最后還是讓給了更可憐的春妹——一個16歲的女孩子，出來打工，卻懷孕生下一個男孩。這個小說提供的信息是豐富的，比如，“賀兵是陜西籍民工，跟我關系最好，可他去年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了。出事的前一個鐘頭，他跟老板吵了一架，因為老板扣了我們三個月工資，賀兵說：‘你怎么能扣我們的工資呢，中央不是說不準扣農民工的工資嗎？老板是個大漢子，站在瘦瘦小小的賀兵面前就像一堵山墻，他很看不起賀兵的樣子，吐著煙圈，瞇著眼說：‘中央還不準官員腐敗呢！”“老板把包括我在內的十二個人的工錢扣押了兩個月，說春節過后，我們按時回來上班就補上。他的意思很明確，沒按時回來的，那一千多塊就不給了?！遍L年在外打工，孩子們見不到爸爸，堆雪人就成了“造爸爸”的游戲。打工歸來的爸爸為此傷心，但該走還得走，因為生存更重要。

討薪是打工者的大事，很多小說對此有所涉及，其中表現最集中的，還是許春樵的《不許搶劫》。楊樹根與梅花的愛情，本身就是一個不錯的故事。但在這里，愛情故事并不重要，小說著力表現的是楊樹根這個樸實的農村青年因此走上了打工路，他的成功與失敗。因為貧窮，無力給老婆買摩托車，曾經狂熱地追求過自己的老婆梅花終于坐上一個土產販子的摩托車跑掉了。楊樹根從此外出打工，經過千辛萬苦，似乎苦盡甘來，不僅找到了工作，而且受到老板的信任，回鄉為老板招了幾十個工人。然而，老板卻是一個騙子，工人只發生活費，其余的工錢欠著，開始說是年底結算，到了年底卻不準回家，說第二年年底結算，到了第二年年底，還是不給錢。沒有人替他們做主，當地政府也沒辦法。最后，他們不得不強行進駐老板的別墅，掐斷與外界往來，沒有使用暴力，只是大家一起挨餓，終于討回了兩年的工錢。不過，在他們勝利回村之際，楊樹根還是因“涉嫌非法拘禁、暴力綁架、非法侵占他人財物”而被逮捕。這是一篇很好的小說，寫出了打工者的艱難和他們面臨的各種困境。要捍衛自己的權益，就不得不使用違法的手段；欠薪討回了，卻必須有人為此付出代價；它所揭示的，是更為復雜的深層問題。

在這些作品中，我更喜歡的還是閻連科的《柳鄉長》和白連春的《搶劫》。

我早就知道，一些人進城打工是被迫的，試想，如果守著自己的土地就能生活得幸福美滿，誰愿意拋妻別子去打工？如果不是城鄉兩重天，誰愿意為城市而舍棄故園？一些農民之所以走上打工之路，是因為他們的土地被政府賣掉了，甚至宅基地也被賣掉了。無論他們愿意不愿意，土地都已被開發商拿走，去為當地的發展和繁榮制造證明。失掉土地的農民只有外出打工，不僅是他們自己，而且包括子子孫孫，都將是無地游民、被迫打工者。在這個過程中，強拆、強遷的種種情況，生活中觸目驚心，小說中并不多見。不過，關于農民進城打工的動因，閻連科的《柳鄉長》卻為我們呈現了另一情景：椿樹村的一車青年男女，被鄉長親自押車送到了幾百里外的城里，在火車站旁的一個角落下車，鄉長給每人發了一張蓋有公章的空白介紹信，并且告訴他們：“男的去給蓋樓的搬磚提灰，女的去飯店端盤子洗碗；年齡大的可以在這城里撿垃圾，賣紙箱，掃大街，清廁所，年紀小的可以去哪兒當保安、當保姆，去當賓館服務員，總而言之哦，哪怕女的做了雞，男的當了鴨，哪怕用自家舌頭去幫著人家城里的人擦屁股，也不準回到村里去?！倍?，“發現誰在市里呆不夠半年就回村里的，鄉里罰他家三千元，呆不夠三個月回到村里的，罰款四千元，呆不夠一月回到村里的，罰款五千元。若誰敢一轉眼就買票回到村里去，那就不光是罰款了，是要和計劃生育超生一樣待著的?！?

椿樹村的人沒有逃回村里，可是，城里工作不容易找，有人開始偷盜。被警察抓住押回，柳鄉長把他們臭罵一頓，最后說的卻是：“都給我滾回到市里、省會，廣州、上海、北京那些地方去。做了賊我不罰你們，可二年內你們幾個必須在村里辦出幾個小工廠，要辦不出幾個廠，再被押回來我就讓你們在全鄉戴著高帽子游街去?！迸⒆舆M城干什么？無路可走，只能從事特殊服務。公安機關一抓一群，通知鄉長到市里領人。在公安機關，柳鄉長拍著胸脯做保證，回去要讓她們掛著破鞋游大街，讓她們沒臉在世上做人。然而，從局里出來，走出很遠，“柳鄉長一回頭，她們一個個都還列隊跟在他身后，柳鄉長便也眼盯著她們看，說你們還跟著我干啥呀，跟著我有飯吃還是有錢花？”柳鄉長的訓話很有意思：“有能耐你們自個兒當老板，讓外鄉、外縣的姑娘跟著你們當雞兒；有能耐你們去把那在我面前吐痰的警察整一整，讓他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你們去做那警察的老婆去，讓他一輩子沒有好日子過?！冀o我滾去吧。一年、二年，你們誰要不能把自家的草房變成大瓦房，不能把土瓦房變成小樓房，那你們才真是婊子哩，才真是野雞哩，才真的給椿樹村和柏樹鄉的父老丟了臉，才真的沒臉回家見你們的父母、爺奶哩?！?/p>

柳鄉長把椿樹村的人趕鴨一樣趕到城里去，三年后村里就變了樣，有了電，有了路，有了自來水，還有面粉廠、鐵絲廠、鐵釘廠、機磚廠和石灰窯。各家都蓋起了新瓦房，“從村街上望過去，街岸上的瓦房、樓房齊齊嶄嶄著，各家都是高門樓，石礅兒獅子，門前有著三層五層的石臺階?！毙≌f重點寫的是槐花姑娘。三年前，槐花被鄉里的汽車扔進了城市，半年后她就把她的大妹接到了城里，一年后又把她的二妹接到了城里，二年后她姊妹三個就在城里開了一個叫逍遙游的美容美發店，三年后就包下一個娛樂城。柳鄉長想：“咋就不能在槐花家里開上一個全鄉村干部的現場會，再在村頭給槐花豎上一塊楷模碑兒呢?！毙碌氖形瘯浬先?，等著他去匯報工作，他苦苦準備了好幾天，但在去市里的路上，卻突然改變了主意：不去匯報，先回去給槐花立碑。他說：“我作為柏樹鄉的一鄉之長，沒別的報答槐花姑娘哩，我只能給槐花姑娘豎這么一塊碑?！蹦潜峡痰氖恰皩W習槐花好榜樣”！這個鄉長，讓人恨也恨不起來，讓人愛也愛不起來，卻讓人感動。作家似乎不動聲色，卻使我們看到了他的內心，他的無奈，止不住要為他流淚。中國鄉間真有這樣的干部，不擇手段，什么都要管，要改變農民的生活。這就是所謂“為人民服務”，就是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于強制，至于逼良為娼，似乎是不需要考慮的。閻連科的小說讓我們看到了一條致富之路，看到了一條GDP增長之路，看到了解決民生問題的一種方式，看到了一部當代中國的致富史，當然也看到了作家的苦笑。

白連春的《搶劫》寫的是這樣一個故事：他打了整整一年工，一分錢工錢也沒有拿到，無法生存，開始計劃搶劫。最初，他想搶劫的是他為之打工的老板，但老板來去坐車，一個司機，兩個保鏢，一般人近不了身。那么搶誰呢？想了幾天，發現老人好搶。說來也巧，他想搶劫，就遇到了一個善良的老人，在大年夜把他帶回了家里。老人孤身一人在家，卻對他毫無戒備，像母親對兒子一樣關懷備至。小說構思巧妙，對人性的挖掘也有深度。準備搶劫的青年面對一個善良的老太太，尤其是在抽屜里發現錢之后，那種把錢揣到懷里又放回抽屜，放回抽屜又揣回懷里，反反復復的過程，生動地再現了青年內心深處善與惡的較量。小說就在這種較量中結束，沒有寫出結果。這更真實，因為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答案的確仍屬未知，要做出選擇，還需要時間。

王金昌的《好人岳先生》和尤鳳偉的《替妹妹柳枝報仇》，雖然角度不同，展示的卻是生活中的同一現象。岳先生70歲了，卻在“努力花錢，及時行樂，把與年輕姑娘的性福生活進行到死”。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這無疑是一個流氓，但岳先生卻自認為是好人，是在助人為樂。他的理由讓你不得不考慮：他沒有強迫，沒有欺騙，一切都是自覺自愿。他有足夠的錢，是那些年輕女孩需要的。岳先生的女人小娜也說：“誰讓我生在農村呢，你說的青春，我們農村的孩子有幾個有？我們哪知道什么叫青春！我們的青春，就是上不起學，輟學在家打豬草，出來打工被說成打工妹受欺負……岳先生不但以我小娜的名義在北京給我買房子，還把我的父母帶出農村，在深圳安家，把我的妹妹送進大學……”在尤鳳偉的《替妹妹柳枝報仇》中，柳條咬牙切齒要找到欺負他妹妹的惡棍，為她報仇，因為妹妹進城打工，卻成了老板的婚外女人。在居留城市尋找報仇機會的日子里，因為送水，他發現有一個男人同時生活在兩個家庭，給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做著丈夫。他要主持公道，先是找了年長的女人，女人說一切她都知道，不要他來管；然后他去找年輕的女人，她同樣一切都知道，這種身份是她自愿的。最后，柳條終于放棄為妹妹報仇，回家去了。小說寫的，是當下中國已經司空見慣的事，二奶也罷，三奶四奶也罷，都是自愿的，不涉婚姻，重婚罪也扯不上。人們當然可以從道德等方面對小娜們進行說教，但我想，在說教之前，如果不先給予她們想要的一切，一切都是白費，而且蒼白而又空洞。

面對此類作品，有批評家熱衷于從中尋找“無產者寫作”、“新左翼文學”或實在不新鮮的左翼因素，以弘揚“左翼文學”或“普羅文藝”的遺產?？晌易x了這些小說之后，卻覺得它的確是“打工文學”中的一個部分，也是“底層文學”中的一個板塊，卻沒有看到左翼文學傳統的多少痕跡。因為左翼文學最突出的標志，就是階級意識和斗爭精神，而且斗爭不能是為工薪為利益的小斗爭，而是著眼于遠大目標。這一切，當代作家都離得很遠很遠。此中長短得失，無需我來多說，還是讀者自己的閱讀和思考更為可靠。

【注釋】

① 見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27日；《財經界》2013年第7期。

②見《大河報》，2011年12月21日，同日國內各大網站都有報道。

③商昌寶編《接吻長安街》，北岳文藝出版社2014年7月版。此文所列舉的小說都選自該小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