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舞會與牌桌

那是1946年10月19日，一個周六，我第一次抵達延安。之前就聽說，每個人都要去參加周六的舞會，舞會是在一個長而低矮的石頭建筑里舉行的。

我跨過門檻，走向舞池，很快就有人正式把我介紹給毛澤東。他握了我的手，很有力，但又不像真正的握手，并沒有上下晃動。

我還記得當時樂隊演奏了《稻田里的火雞》。我感到很驚訝，毛澤東注意到了，講“有些美國同志教給我們這首歌”。

其他人也陸續走進舞廳。我注意到一個身材高大、年紀明顯比毛澤東大許多的男人走進來，在門口脫掉軍大衣?！爸斓驴偹玖顏砹?，”毛澤東喊著站了起來。

朱德坐在我的右邊，把我夾在他和毛澤東之間。毛澤東幾乎和傳說中一樣，但朱德看起來要老一些，不過他老實又有趣。他問起我身上有沒有長虱子，講除非長了虱子，否則就算不上革命同志，接著就笑起來。他很快就被人請去跳舞，舞步很輕快，我想他喜歡跳舞。后來朱德的太太跟我講，朱德在舞池里真是快活，只要跳得動，絕不錯過任何一支舞。

樂隊演奏了很多美國歌曲，《紅河谷》、《肯塔基老家》、《你是我的陽光》，還有一些中國革命歌曲，比如《游擊隊之歌》，高級官員和基層職員一起在舞池里，大家都很享受。

在延安住下后，我的社交非常接近核心圈。1947年的除夕前，我受邀參加中央委員會成員共同參加的一次特別晚會。

房間布置得很簡單，但充滿節日的氣氛，擺了撲克牌桌。我們打一種叫“500分”的撲克，六個人一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我，同一桌。這是我第一次和他們同桌玩牌，如果說他們喜歡跳舞的話，那玩牌就更加專注。

朱德玩牌的風格就像計算軍事行動，他會低聲說著什么，牌不好的時候會說，我完了，贏的時候會舉起牌用力往桌上一丟，得意地喊，我贏了。

毛澤東玩牌幾乎一聲不吭。他小心看牌，動作還挺優雅。安娜跟我講，毛澤東玩起牌來就像一個哲學家，面無表情，但在心里計算著對手的牌，他研究牌面，看計分板，贏的時候會把牌排成漂亮的弧形，靜靜地放在牌桌上。

劉少奇玩牌的時候喜歡皺眉，不時還清清喉嚨。

周恩來則是眼神不停閃來閃去，看看這人的臉，看看那人的臉，贏了的時候會夸張地嘆口氣講，說“好了，這一把就是這樣吧”，然后把牌攤在桌面上。

我的牌打得不好，玩得也不認真，但很喜歡其他人的玩法和一些輕松的斗嘴。反正都是大頭頭，聚在一起打牌，彼此親密無間，大喇喇的。毛澤東有點不一樣，大家不大與他開玩笑，但整體來講，是非常隨便的。

我們還會一起到美軍觀察組辦公室看美國電影。那時候，美國軍隊觀察組住在延安，共產黨提供辦公室和住所給美國人，美方則不時放些電影，或者帶些好東西過來大家欣賞。

毛澤東等人一般周六下午去觀察組看美國片，專門給他們放，別人不參加。我到延安前，一直是個中國譯員為毛澤東當翻譯，我到了之后，就接替了那人的工作。他們最喜歡看的是兩個滑稽演員組合，一個大胖子，一個小瘦子，其實基本不需要翻譯，就是各種戲耍，他們非常喜歡。

有時他們還會問我關于真實美國生活的問題，我覺得很有趣?？措娪皶r，他們會大笑，也會評論。我記得有一幕是，屏幕上那位演員無法下定決心，他們就會講，“他正面臨著意識形態的掙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