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究竟是被誰請到《光明日報》的？

楊學武

眾所周知，儲安平之所以位居“大右派”之列，與章伯鈞等人“平起平坐”，除了他發表“猖狂向黨進攻”的“黨天下”——《給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引起毛澤東“龍顏大怒”而對他“特別關照”之外，與他曾經擔任過68天的 《光明日報》總編輯也是大有關系的。否則，就他此前的身份和地位而言，作為一個只是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小人物，顯然是不可能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交通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農工黨中央主席的大人物章伯鈞“平起平坐”的。

按說儲安平本是九三學社的人，而 《光明日報》 原屬民盟中央的機關報，那么他到 《光明日報》 “另謀高就”，豈不有“叛黨”之嫌？九三學社怎能輕易放他一馬？民盟中央怎能貿然“招降納叛”？原來，儲安平去 《光明日報》，并非他自己主動“請纓”或“跳槽”，而是有高層人士請他“出馬”的。那么是誰請他去的？文史學界卻說法不一，有說是章伯鈞，有說是胡喬木。

文史學者馮錫剛曾在 《從 〈光明日報〉三個報頭看時代變遷》 中，聲稱是“章伯鈞力邀當年以創辦 《觀察》 聞名的儲安平出任 《光明日報》總編輯”?！傲ρ倍?，分量頗重，可見章伯鈞與儲安平的關系非同一般?？神T先生此說，既沒有標明出處，也沒有展開說明原委。倒是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往來》 中，將章伯鈞“力邀”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的經過描寫得細致入微、情真意切。章女士寫道：1956年6月的一天，當章伯鈞得知“上邊傳出消息，大意是說：《光明日報》既為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社長章伯鈞掛名外，負責具體報務工作的總編輯也應由民主人士擔任”，便以“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的愉悅心情，邀請徐鑄成、儲安平和蕭乾來家吃飯。飯后散步時，“父親輕聲對儲安平說：‘老儲，我向你透露一個消息。如果請你來辦 《光明日報》，能從九三過來嗎？（儲的工作關系在九三學社）”“難以置信的儲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閃爍?！薄斑@一刻，‘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了一起?！薄岸@一刻，儲安平的人生厄運也悄然開始了”……任何讀者讀了章女士的這幾段文字，都不得不深信是章伯鈞把儲安平請到 《光明日報》的。而且，大約是為了印證此說不虛，章女士還在文后特意“首尾呼應”。1957年6月，當儲安平因發表“黨天下”遭到猛烈批判而處境險惡時，章詒和以無比傷感的筆調寫道：“父親從頭上握著我的手，說：‘……爸爸很替儲安平難過，爸爸對不住他，因為他不調到 《光明日報》，就決不會惹上這場禍事?！?/p>

章詒和一方面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是她的父親章伯鈞把儲安平請到 《光明日報》 的;一方面又在該書的注釋里注明：“謝泳在所著 《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郁》 一書中認為，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是胡喬木推薦的?！惫P者很欽佩章女士“有容乃大”的文風，她在發表自己意見的同時，也尊重別人不同的意見。不過，究竟是章伯鈞還是胡喬木請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的？在這兩個選項中，章女士以其特殊的身份，且以身臨其境的筆法，顯然是具有很大影響力左右讀者選擇前者而不是后者。

其實，是胡喬木把儲安平請到 《光明日報》的，并非謝泳的一家之言。魯迅研究者、文史學家朱正在 《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中寫道：“政協會閉幕 （1957年3月20日——引者注） 之后不幾天，《光明日報》 編輯部改組。4月1日，儲安平就任總編輯，取代原任總編輯的共產黨員常芝青?！薄盀榱税堰@張報紙還給民主黨派，增加黨外人士發言之地，這一改組早在1956年陸定一在懷仁堂作報告之后不久就開始醞釀了。曾經有過請徐鑄成主持該報的考慮。徐不肯脫離班底只身到一個陌生的場地上去，敬謝不敏?，F在鳴放正在推向高潮，這事不好再拖，胡喬木登門敦請，請出了儲安平?！敝煺P下的“敦請”，與馮錫剛筆下的“力邀”，可謂同義詞，只不過主人不同而已。朱正一向治學嚴謹，他的說法是有據可考的。詩人、雜文家邵燕祥為該書作 《序》，高度評價說：朱正為寫這部書，“孜孜矻矻，數易其稿;廣搜博覽，嚴格依據已經公開發表的資料，事事有來歷，句句有出處，力求在最大限度上讓歷史得以本來面目出現。這是真正史家的風格，學者的態度?！?/p>

朱正與謝泳的說法，相互印證，在文史學界得到了廣泛認同。朱正對此事的敘述雖很簡略，但在謝泳的 《儲安平——一條河流般的憂郁》 所披露的詳細史料中，都可一一找到注腳。關于“有過請徐鑄成主持該報的考慮”，謝泳引用了1956年6月王謨給于毅夫的一封信予以佐證，信中寫道：“張際春同志說，一些民主人士對光明日報辦得很不滿意，是否我們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調出來，由前文匯報總編輯接任光明日報的總編輯，這樣我們可以更主動一些。際春同志要我把這個意見轉告統戰部，并征求統戰部意見?！敝x泳據此認為“可見當時中央是想讓徐鑄成去”。關于“胡喬木上門敦請，請出了儲安平”，謝泳引用了常芝青的一份材料予以佐證，常在這份材料上寫道：“我個人認為，喬木同志對儲安平的一些看法與估計 （那次談光明日報問題時說的），看來是未必符合實際的，有一些同志反映，這些人到光明日報是未必恰當的，我也有同感?！敝x泳據此認為“由此可見，儲安平能到光明日報確實是胡喬木推薦的”。

與朱正、謝泳“不謀而合”的還有作家戴晴，她早在1989年發表的 《儲安平與“黨天下”》，就詳細披露了胡喬木請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的經過：“徐鑄成拒絕了，中宣部開始進行第二人選方案。這次是喬木出馬，親自登門征求儲安平的意見?！薄霸谡勗捴?，喬木特別提到 《觀察》，提到他成功地編這本刊物的時候，聯系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希望將來主持光明日報，與這批舊朋友還要多聯絡，鼓勵大家多寫文章、多說話。喬木接著還特別補充說，過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慮邀些來幫忙?！焙鷨棠敬蠹s是為了表示請儲安平“出馬”的真心實意，還“頗具人情味”地先安排儲安平到青島去度蜜月（此時正值他鰥居10年之后第二次新婚）。正是在胡喬木的感召之下，“雖然出自Prf.Laschi之門，安平畢竟是中國人。他潛在的虛榮心、他對‘三顧茅廬之恩德的顧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實質上不得志，都決定了他的欣然受命?！?

胡喬木何以如此“厚愛”儲安平？戴晴對他們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進行了詳細交代，其中特別提到胡喬木為 《觀察》 復刊給予了熱情支持和大力幫助，致使儲安平深為感動?！队^察》 于1948年11月24日被國民黨政府以“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為由查封，當 《觀察》 “同情”的中共取得勝利建國之際，儲安平在參加政協會議期間便借機向胡喬木提出 《觀察》 復刊的要求，胡喬木請示周恩來同意后很快使儲安平如愿以償，只不過復刊后改名的 《新觀察》 與舊 《觀察》 已不可“同日而語”了。戴晴意味深長地寫道：“喬木對儲安平的評價及任用意向，無論在50年代還是80年代，都高于儲的那批非共產黨文化人老友……”“據傳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傳口的會議上，喬木談到新聞工作目下有點青黃不接。他問：為什么不把有經驗的老同志請出來當當顧問，比方說儲安平先生？會場一下子靜了下來，有人遞上一張紙條。喬木看過之后輕輕地‘哦了一聲?！痹瓉?，胡喬木直到此時還不知道儲安平早已失蹤，幾十年“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在 《儲安平與“黨天下”》 中，章伯鈞對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態度如何呢？戴晴引用儲安平的話說：“我當時有這樣一個感覺，章伯鈞并不歡迎我做光明日報的總編輯，他對我的態度是冷淡的，我和他過去沒有私人淵源，而黨的推薦我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也不好拒絕?！贝髑鐡舜蟀l感慨：“讀者在這里可將儲與胡、章二人的親疏做一個比較。遺憾的是，在后來的斗爭中，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黨猖狂進攻的章羅聯盟骨干分子?！睆膬Π财降倪@段話可以看出，章伯鈞不僅沒有主動請他“出馬”的意思，而且是“不歡迎”和“冷淡”的態度，這與章詒和所寫的“熱請”——熱情之請的情景，可謂“大相徑庭”。對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章伯鈞在兩位女作家的筆下一“冷”一“熱”，頗令人玩味。

戴晴的 《儲安平與“黨天下”》 發表之后，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而由于它是紀實文學作品，也引起文史學界的一些爭議。個別史學家對戴晴的某些說法提出質疑，譬如肖冬連等人合著的 《求索中國——“文革”前10年史》，就帶有諷刺意味的口氣把 《儲安平與“黨天下”》 稱之為“所謂紀實文學作品”，并認為戴晴在該書一個注解中，把盧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比作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是“玩弄歷史”。謝泳倒是對 《儲安平與“黨天下”》 給予了中肯的評價，他在 《儲安平評傳》 中，一方面肯定 《儲安平與“黨天下”》，“在讓讀者了解儲安平和對他應有的歷史地位的恢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從正面敘述儲安平歷史經歷的作品”;一方面指出由于該書“是以紀實文學作品出現的，也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即便 《儲安平與“黨天下”》 不是嚴肅的學術文章，難免有“不準確的地方”，但在究竟是誰請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這件事上，戴晴的敘述還是比較準確的，與謝泳列舉的史料基本一致。尤其是儲安平關于章伯鈞對他到 《光明日報》 “不歡迎”和“冷淡”的那段話，戴晴在引用時雖然沒像學術類文章那樣嚴謹地標明出處，但在文字上是按引文樣式編排的，可見此話引者有據。戴晴專門在文尾寫了一段話，謹向在查找文獻工程中的諸位同志致以誠摯的謝意，這也說明她寫 《儲安平與“黨天下”》，并非虛構想象，而是查閱了大量文獻的，應該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章詒和的 《往事并不如煙》 出版后，也獲得文史學界的好評。已故黨史學界的領導和專家龔育之評價說：“作者寫了大時代中一小群大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以晚輩的眼光來寫父母的友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不那么有名以至于全不為人所知的人物。作者提供的不是他們的標準像，而是他們的側影、背影。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個觀點，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獨特的視角、細致的筆觸、巧妙的剪裁和歷史的沉思所吸引?！蔽氖穼W者嚴家炎更是稱贊此書“既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又足稱‘以史為鑒的教材?！辈贿^，在究竟是誰請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這件事情上，章詒和偏向于是她的父親章伯鈞，顯然是有“感情用事”之嫌，與目前所披露的史實大有出入，則是不能視之為“足稱‘以史為鑒的教材”的。

胡喬木在知識分子中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有人認為他極左，曾經整肅文人，譬如他發起“清污”運動、對發表“異化論”的周揚進行政治打擊;有人卻認為他具有人文關懷精神，出面保護過一些遭遇不公的文人，譬如他鼎力為丁玲平反、對錢鍾書和聶紺弩等人關懷備至;有人甚至認為，與周揚相比，他是“官員中的文人”或“更像文人的官員”，而周是“文人中的官員”或“更像官員的文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胡喬木那樣“厚愛”儲安平，“敦請”儲安平“出馬”到《光明日報》擔任總編輯，可當儲安平中了“陽謀”之計身陷厄運之后，作為“伯樂”的胡喬木卻袖手旁觀，沒有伸出援手拉“千里馬”一把。儲安平之所以選擇自殺（未遂）和失蹤，完全是因為絕望而輕生。而他的絕望，不僅是如戴晴所說“由于預感到這人類悲劇即將來臨而生的絕望”，恐怕也包括對胡喬木“見死不救”的絕望。

筆者不敢認為胡喬木“敦請”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也是學?！瓣栔\”之計，但他后來竟然連儲安平的生死都不過問，當別人告訴他儲安平早就死了，他當場只是輕飄飄地“哦”了一聲，下來后再也沒有任何關心的表示，這讓我不得不對他當初在儲安平面前所流露出的那種“深情厚意”的真實性表示懷疑：胡喬木“敦請”儲安平，乃是他作為政治家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并非他作為文化人出于對人才的“厚愛”——賞識和重用。筆者據此認為，儲安平的悲劇警醒文人們：政治家的所謂“厚愛”，哪有真誠可言？哪可深信不疑？哪能感激涕零？！

倒是對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 “不歡迎”和“冷淡”的章伯鈞，在儲安平遭難之后反而格外熱情起來。也許“同是天涯淪落人”，章伯鈞對儲安平的處境非常同情和關心，他因為幾年得不到儲安平的消息，十分掛念儲安平的安危，便委派夫人打聽到儲安平的住所并上門探望。儲安平對章伯鈞在這種危難之際的關心很是感激，專門回訪了一次，這兩個“難兄難弟”見面的場景，令人唏噓不已。在章詒和的筆下，章伯鈞與儲安平劫后重逢，以及章伯鈞得知儲安平失蹤的消息后“一萬分的失神”……都如泣如訴，催人淚下，正如嚴家炎所評價的“艱厄時使人鼻酸，深刻處讓人心靈震撼，相濡以沫時又令人眼眶濕潤?！?/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正、戴晴、章詒和都分別在自己的書中引用了章伯鈞評價儲安平的一句話：“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后自有定評?！边@是章伯鈞在 《人民日報》 發表 《這是為什么？》 ?的社論、正式拉開反右大幕的第二天，當著史良說的，后被史良揭發出來。僅憑章伯鈞這句話，就足以說明他與儲安平才是真正的知己，他對儲安平的賞識才是真正的厚愛。而至于章伯鈞當初對儲安平到 《光明日報》，究竟是有過“力邀”或有過“冷淡”乃至“不歡迎”，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了。而且倘若以此來比較儲安平與胡喬木、章伯鈞二者之間的關系誰“親”誰“疏”，則更是毫無意義了。

（原文有引文注釋出處16條，本刊轉載時略）

（選自《粵海風》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