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牌”：1912年1月1日

1912年1月1日，絕對堪稱辛亥年的一大拐點。這一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一個新政權的出現打破了近兩個月來南北對峙的態勢。為了實現民主共和，孫中山電告袁世凱：“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為了保住大清江山，隆裕太后則向袁氏交底：“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專任于爾?！比绱艘粊?，袁世凱的處境便愈發顯得微妙與曖昧。本來一場屬于革命黨與清廷的生死對弈，儼然化作孫中山、清廷和袁世凱之間的“三國殺”。彼時，袁氏已摸清了孫中山的王牌，抽走了清廷的底牌，準備重新洗牌……

“一文未帶”與國庫如洗

1912年1月1日，南京，總統府，深夜11時，皓月當空，繁星點點。

孫中山手捧臨時大總統就職誓詞，用粵語莊嚴宣讀：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于國民。

就職儀式極其簡單而倉促。據陜西代表馬凌甫回憶，典禮結束，大家“邊跳邊喊，沿街居民多從睡夢中驚醒。不少人懷疑是散兵游勇滋擾，也有披著衣服從門縫中窺伺動靜的。誰也沒有想到這是當時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代表們余興未盡，作此有類兒戲的行動”。

孫中山之所以趕在1日就職，意在改正朔，用陽歷，其象征意義深遠。不過，擁清的官員士紳們對此舉動似頗不感冒。如那桐當天僅淡淡一筆“今日為西歷正月一號”。蟄居滬上的鄭孝胥甚至認為清廷“欲改用陽歷，宜以今日宣布，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真正引起強烈反響的當屬南方獨立各省。為了慶祝民國元年元旦，上海學校停課一日，時年19歲的青年學生陸澹安外出訪友，“十二時，歸途中見滬軍都督宣告改朔之告示多張，商店皆懸五色旗。游人往來舉欣欣然有喜色”。湖北黃州街頭，學子朱峙三午飯后出城，“見寒溪學堂貼有新聯，彩旗飄揚是為新年元旦”。

民國肇建，各地歡慶，本是人生樂事，然而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雖面帶喜色，卻滿腹心事。孫氏憂慮之一，便是臨時政府財政吃緊，無米下鍋。

搞革命是一項極為燒錢的事業。南方諸省要人們聽聞孫中山將于1911年底歸國時，無不欣喜若狂，其中緣由，除了對孫氏的崇敬外，另一要因多半是當時盛傳他攜巨款而來。如吳景濂聽說，孫氏在美國募有美金數千萬，兵船十只，“如在寧組織臨時政府舉伊為臨時大總統，可將錢及船獻出，為政府用”。就連日本駐上?？傤I事有吉明也深受流言影響，“據傳孫氏攜回許多活動經費，但其數額并不會太大，（一說五千萬元）”。

于是乎，在眾口相傳之下，孫中山不僅是偉大的革命領袖，更成為一棵生財有道的“搖錢樹”。不過，這僅是眾人一廂情愿塑造的神話而已，形成得極快，破滅得更快。

12月25日，人們翹首以待的“孫財神”在上海登岸，無論是革命黨人、外國使節還是報社記者，最想知道的就是孫中山口袋里到底裝了多少銀子。當天下午一時，孫中山先生歡迎大會在張園召開，“到者萬人以上”。留日學生黃尊三慕名而來，“中山先生三時出席，演說頗長，大概以此次歸國，人人均以余帶來幾千萬現款，實則余一文未帶。所帶來者，僅此革命之精神耳”。另一版本大同小異，“革命不在金錢，而全在熱心。吾此次回國，未帶金錢，所帶者精神而已”。

精神確能鼓舞人心，但畢竟不能當飯吃。社會百廢待興，新軍嗷嗷待哺，唯今之計就是兩個字：“搞錢”。澳大利亞著名記者莫理循一語中的：“孫中山迄今給人們良好的印象。人們認為孫中山隨身攜帶巨款的外幣，因此對他有好印象……實際上他什么錢都沒有帶來。一旦此事為人所知，人們很可能對他產生反感?！惫黄淙?，“一文未帶”的消息一經公布，自然招致一片失望之聲。張謇曾初步預計臨時政府每年的開銷應至少在一億兩千萬兩左右，缺口當為八千萬兩。他本以為孫中山在海外頗有聲望，募集五千萬兩應不成問題。孰料孫氏借款不成，只帶著“熱心”和“精神”歸來，不禁滿腹牢騷。1月2日，張氏被推舉為實業部總長，他頗為無奈地在日記中記道：“時局未定，秩序未復，無從言實業也?！钡诙?，張謇赴總統府與孫中山商討財政問題，終無結果。張不無微詞地寫下“未知涯畔”四個字。之前還對孫中山甚抱希望的黃尊三也十分沮喪，“政府則一錢不名，軍隊不能養活。中山先生以貧民式之總統，應付頗屬困難”。

常言道：“槍桿子里出政權”，而槍桿子的堅實保障終究還是錢袋子。當時僅南京一地，便駐扎軍隊十多萬，軍費實際是財政的主要支出。因軍餉無著，黃興唯有下令將伙食改為稀飯。等稀飯都不夠吃了，軍隊只好將南京城的小火車抵押給日商，借款二十萬，暫時維持。1月1日，由廣州革命政府遣往南京的三千名士兵路過上海，時值隆冬大雪。黃浦江畔，士兵們“身上只穿單夾不等的平民服裝，加上一件羊皮背心”，這樣的裝備自然不能抵御嚴寒。軍隊長官次日到上海廣肇公所要求協助制造棉被褥各三千條，限三日內交貨。然而“公所以無軍服制造廠可轉托制，且棉花市面缺貨，只得做了稻草的被褥各三千條，以應急需”。耐人尋味的是，這支軍隊是為守護南京而來，臨時政府卻不予提供所需物資，只得向同鄉的公所求援。政府財政之支絀，可見一斑。

吃不飽，穿不暖，軍心自然浮動，小規模騷亂嘩變不時發生，難怪張謇感嘆“寧桓兵隊搶劫之事日有所聞，難乎言軍紀矣！”

南方財政一籌莫展，北方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早在12月1日，度支部代理大臣紹英在日記里寫道：“部庫實存現銀九十八萬七千一百七十一兩二錢六分三厘一毫，輔幣七十四萬枚?！鞭D眼到了月底，袁世凱告訴隆裕：“現在庫中只有廿余萬兩，不敷應用?！比糌斣慈绱藚T乏下去，將無法同南方作戰。出于無奈，隆裕只得下詔，一面向各省求款，一面令親貴捐獻。然而，結果卻令人啼笑皆非。1月1日，山東復電撥銀三萬兩，洋三萬元，黑龍江復電籌洋三十萬元。不過，這些所謂款項僅僅停留在電報紙面上而已，如同畫餅。而親貴們則個個像鐵公雞，不愿出血。據時在總務廳任職的許寶蘅記載，1月2日上午，袁世凱入對，隆裕言：“現在宮中搜羅得黃金八萬兩，你可領去用，時勢危急若此，你不能只擠對我，奕劻等平時所得的錢也不少，應該拿出來用?！痹穑骸稗葎脸鲢y十五萬?！甭≡５溃骸笆迦f何濟事，你不必顧忌，僅可向他們要?！?

兩天后，段祺瑞、趙爾巽、陳夔龍等八位大吏聯名通電，指出“外間盛傳，僅親貴存儲外國銀行之款，俱系現銀，數及3000萬……親貴大臣與國休戚，豈容漠視。國存則款固有著，國亡則家亦隨之”。應者依舊寥寥。

其實袁世凱一再催逼清廷皇族解囊紓難，并非真要興師南下，與革命黨玩命。其用意是要看看親貴們是否真正愛惜老祖宗的基業，同時也探一探他們的家底。

1月2日，天津 《大公報》 刊登一篇社評，專論南北雙方財政問題：

北軍財政雖屬困難，尚可以支持。若南軍則殊堪危懼。

此分析與袁氏之判斷如出一轍：孫中山在財政上無底牌可言，而隆裕也將僅有的好牌留給了自己。

山頭林立與“孤兒寡婦”

1911年1月1日，杭州，都督府，上午9時，西湖碧波，青山環翠。

浙江都督湯壽潛同往常一樣，開門辦公。今日乃民國建元，杭州城內一派喜慶氣象。唯獨這個湯大都督愁眉緊鎖，不展歡顏。

浙督一職，看上去很美，實令人煩不勝煩。平心而論，湯壽潛出任都督，實屬意外。湯本是心懷忠君情結的傳統士紳，只是由于杭州起義倉促，諸如陶成章、章炳麟等大佬身處海外，環顧省內，唯有湯“有聲海內，識者皆尊敬之”，且擁有別人不及的人脈資源。于是眾人一致認為湯乃“眾望所歸，勘膺此選”。對于革命黨人而言，無非是暫時利用其聲望與經驗，二者間的蜜月期就好比兔子尾巴，短得可憐。都督府各部門實權多半掌握在其他革命黨人手中，湯往往備受掣肘，徒具虛名。套用句時髦話，他就是個“打醬油的”。

況且不少革命黨人年輕氣盛，恃功自傲，完全不把這個布衣都督放在眼里。其間有兩件事對湯刺激頗大。一是“貴林事件”。貴林，杭州旗營滿人，思想開明，在和平解決旗營問題上出力尤多。但就在旗營投降的第二天，司令部、政事部即以匿留槍械、圖謀反抗罪名，假托都督名義加以槍決。出于“維穩”的需要，湯強忍怒火，保持克制。不久，革命黨人王金發又向湯發難。王本來就對湯壽潛甚有成見，曾質問陳其美：“湯壽潛是反對我們革命的，為何要推他出來做都督？”后來王更是無視都督府的命令，組織紹興軍分政府，自任都督，裂土而封，截留浙東稅收，采購軍械，擴充部隊，“政出由己，每與杭州督府相對抗”。

既然自己已被架空，實在沒必要天天手攥“橡皮圖章”，做個“傀儡都督”。半個月后，湯壽潛掛冠辭官。

湯氏之遭遇實乃南方獨立諸省的一個縮影。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各色人等，摻雜其間，心懷私利，魚龍混雜。南昌獨立，原新軍協統吳介璋出任都督，不久便叫苦不迭：“地方情形還很混亂，青紅幫中人，干涉地方政事，措施困難，急于求去?！?2月31日，一支學生軍路過黃州，經朱峙三觀察，“學生軍雖有三分之一為真學生，余人予似在武昌見過為小貿或提籃賣物之小流氓，想見招學生軍時流品之雜”。

可見如何整合這些背景繁雜、層次不一的諸股力量，便成為又一道擺在孫中山面前的難題，畢竟革命尚需依靠他們完成。即使在最高領導層，也頗有政見與派系之別。就在孫出任臨時大總統前夕，宋教仁還就未來政府形式到底是內閣制還是總統制，與孫氏爭吵得“面紅耳赤，幾至不歡”。同時，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宿怨難消，湖北的黎元洪與臨時政府亦是貌合神離，隱然自樹一幟。這也就難怪莫理循認為“任命像孫中山或黎元洪這樣的領袖為民國的總統，決不能指望會得到列強的早日承認。孫中山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而黎元洪則在省外毫無地位”。

與之相比，清政府已至無人可信、無人可用之境地。像李鴻章、張之洞、鹿傳霖、劉坤一這樣的20后、30后官員已大半凋零。彼時，50后老當益壯尚能飯，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銳氣十足需磨練，這本是屬于他們干事業的年代。然而，能臣端方身陷莫須有的“照相門”事件，橫遭罷黜，后死于蜀道之上;干吏鐵良竟因載濤、良弼的嫉妒而被貶至江寧任閑差;肅親王善耆出于善意倡言改革，卻被視為朝廷異端，難受重用……親貴見用，賢才見棄，載灃28歲，載洵25歲，載濤24歲，三個乳臭未干的80后居然忝列內閣要職，豈不令國人心寒！

12月6日，載灃卸去攝政王一職，退歸藩邸。這意味著隆裕太后、宣統小皇帝失去了手中唯一可以信賴的救命稻草。雖然袁世凱聲稱：“某為大清總理大臣，焉能贊成共和！欲使余欺侮孤兒寡婦，為萬世所唾罵，余不為也！”然而誰都清楚，“項城之心，千空百竅，外人無從捉摸”，作為善于權變之輩，袁世凱只會相機而動，絕無忠心可言。

不過，除了依仗老袁，還能靠誰？隆裕只好把賭注壓在袁氏身上。據 《紹英日記》 載，12月28日，袁世凱將南方革命黨力主共和、唐紹儀請開國會的建議呈報隆裕太后?！盎侍蟠箿I諭袁總理大臣云：‘汝看著如何辦，即如何辦。無論大局如何，我斷不怨汝。即皇上長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甭≡Ｒ咽切牧淮?，打算撂挑子了。毫無疑問，自此，清廷的命運已牢牢攥在袁世凱手中。

雖然身為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還不能統領所有勢力，他握有一堆雜牌，尚需時日悉心梳理;隆裕手頭已無牌可出，只得寄希望于袁世凱;而袁世凱此時兩邊得利，能進能退，成為南北皆極力爭取的一張王牌。

形勢逼仄與洗牌在即

1912年1月1日，北京，中南海，下午5時，夕陽余暉，天色漸暗。

英國公使朱爾典赴中南海拜會袁世凱。袁氏看上去顯得心力交瘁，因為“他的日子很不好過。他累死了。他患了嚴重的失眠癥，就職以來益形蒼老”。并且袁氏表現得非常氣憤。怒因即南方臨時政府突然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這著實令袁措手不及，頗感被動。

本來，袁世凱打的如意算盤是游移于革命黨與清廷之間，對革命黨既打又拉，對清廷連哄帶嚇，從而抬高身價，坐收漁翁之利。若是革命黨得勢，袁氏可以順水推舟，促成雙方和談，推行貨真價實的君主立憲，做中國的“伊藤博文”;如果清廷尚能維持，袁氏亦不妨揮戈南下，芟除亂黨，成就一番“曾國藩”式的功業。當時袁世凱所作所為實基于形勢之變幻，并非后人所認定的早存亡清篡國之心。畢竟他是一名傾向于君憲主義的政客。

然而，孫中山的回歸卻讓局勢變數陡生。孫氏上臺，至少使得南方革命勢力擁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政權。如此一來，本來一場屬于革命黨與清廷的生死對弈，儼然化作孫中山、清廷和袁世凱之間的“三國殺”。這體現出孫中山卓越的政治智慧。本來撲朔迷離的政治問題由之漸趨簡單明朗。孫氏允諾袁氏一旦勸清帝遜位，就將大總統職位拱手讓出，相當于給其指出兩條路：要么擁護共和，做中國的“華盛頓”;要么堅持帝制，走一走“曾文正公”的老路。

袁世凱深知，“曾國藩”不好當。眼下全國十七省獨立，收復這半壁江山豈是一年半載可以完成？而做“華盛頓”也有風險。假如袁氏費盡心機逼宣統退位，孫中山卻食言，那他一定會淪為像自己安陽老鄉曹操一樣，遭萬人之唾棄。孰優孰劣，何去何從，大概在1月1日前后幾天，袁世凱出現了短暫的自我角色定位的認知困難。諳熟政治風險投資的他，也需要時間考量成本，清算底牌。

朱爾典當天見到的正是陷入猶豫、迷惑、糾結、顧慮重重迷霧籠罩之中的袁世凱。雙方的會談還算坦誠。袁世凱大倒苦水。首先，革命黨“不斷地違反停戰條款，這已有好幾省的無數敵對行動的事實證明……這使他們的敵意行動發展到頂點”;其次，袁世凱“被公開指責是暗中的革命黨……蒙古王公已決定，如果中國建立共和制，他們就宣布獨立”;再次，“皇族和軍隊反對繼續談判。軍諮府全體成員贊成開戰，他自己部隊的軍官也大發牢騷，說他的政策葬送了他們的勝利果實”。當然，袁氏尚不忘惺惺作態稱自己“感到智窮才竭”，準備辭職。沉穩老辣的朱爾典自然知道袁氏所言不免有夸大之嫌。他只是再度提醒袁氏，如果令戰火重燃，這會“帶來難以言狀的流血和災難，并可能使中國分裂為南方共和制和北方君主制”。一語點中了老袁之痛處。

形勢逼仄，時不我待，袁世凱洗牌在即。

1月5日，莫理循在寫給 《泰晤士報》 同事布拉姆的信中提到：

我并不懷疑清廷要垮臺……我相信一定會出現一個民國，而袁世凱只要在此期間不被炸死，會成為民國的第一任總統。

不得不佩服這位澳大利亞人超一流的洞察力。

對于身處南北勢力之間，已摸清孫中山之王牌，抽走清廷之底牌的袁世凱而言，恐怕此舉也是最合適的選擇了。

（選自《雜拌兒民國》/王學斌 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