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與出路
——中俄文學中的“為人生”

江蘇 王靜靜

路與出路
——中俄文學中的“為人生”

江蘇 王靜靜

“為人生”是一種文學主張，它所主張的文學帶有有益于人生和社會的功能色彩。但在俄國和中國文學不同的文學敘述中，“為人生”又有著不同的傾向，較之于19世紀俄國文學強烈關注社會的“為人生”，“五四”時期中國的“為人生”更多的是構建“人的文學”。

中俄文學 “為人生” “人的文學”

“五四”文學一開始，就與以消閑、幫傭為目的的小說劃清界限?！盀槿松笔恰拔逅摹钡闹鞒?，也是劃分舊文學和新文學的分割點。這種主張“‘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①的文學觀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古已有之的文學觀是“部分的，享樂的，或游戲的”②。而“五四”的“為人生”則是受西方啟蒙思想以及俄國19世紀文學的影響形成的，這其中，19世紀俄國文學又因和“五四”中國文學狀況的趨同而導致兩者文學“為人生”觀的接近。但接近只是接近，并不會完全一樣，“為人生”這一“大同”之下難免會出現許多“小異”。把兩個“為人生”放在一起，并不是為了互相解釋、互為表現，而是從兩個“為人生”的比照中，探尋他們最終的精神路徑。

“為人生”：19世紀的俄國文學

19世紀以來的俄國文學，從一出場就是“為人生”的。近代俄國文學從18世紀才發生，之前大多是口頭上的歌謠和傳說。直至19世紀，俄國文學從無發展到有，從有發展到成熟，再到獨樹一幟。其間并沒經歷過如中國和歐洲從神話傳說、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轉變，或者說這種轉變并沒有那么明顯和激烈。相反，俄國文學一進入現代文學之中，就直接抓住“人生”這一時代主題，并緊貼著俄國人自己的社會生活，衍化出“為人生”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就如同魯迅所說：“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為人生’的，無論它的主意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秘，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為人生’?！雹?/p>

“為人生”首先是為“人”，也就是說俄國這一時期的文學觀照的是人，這其實也回歸到了文學的本真，因為文學“就其最深刻的意義來說，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④。從19世紀二三十年代俄國現實主義寫作萌芽，他們的文學言說對象就是人。從縱向來看，19世紀30年代一直到批判現實主義式微的90年代，俄國文學中的人物可以按照由單個向群體這一順序延展開來。由19世紀30年代初的“多余人”到自我型人物、小人物、知識分子，再到“新人”形象、農民，直至托爾斯泰式無所不包的人類整體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開掘的整個人類內心深處，這兩個方面的“人”都是從單一走向群落的。

“為人生”這個詞除了“人”之外，還有“為”字?！盀槿松钡闹赶蚓褪菍Υ膶W的態度，以及文學所要傳達的意義。其實一個“為”字就可以表明俄國文學的旨歸，也即社會功利性，他們的文學是和當下的社會以及社會變革分不開的。別林斯基在《1847年俄國文學一瞥》中認為，超脫物我關系的純藝術是不存在的，文學應該和社會保持同步關系，“奪取藝術為社會利益服務的權利，這是貶抑它，卻不是抬高它”⑤，因為“這意味著奪去它的最潑辣的力量，即思想，使之成為消閑享樂之物游手好閑的懶人的玩具”⑥。雖然別林斯基并不反對從審美的角度來解讀文學，卻認為僅從美的角度評價文學是不夠的，因為“每一部藝術作品一定要在對時代、對歷史的現代性的關系中，在藝術家對社會的關系中，得到考察”⑦。之后車爾尼雪夫斯基發展了別林斯基的觀點，更為強調文學的社會性，“藝術作品常常還有另一個作用——說明生活；它們常常還有一個作用：對生活現象下判斷”⑧。在這里，判斷就有干預和審視生活的意思，自然是屬于文學社會性的范疇。當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藝觀并不僅限于此，他所理解的“現實生活不單是人對客觀世界中的對象和事物的關系，而且也是人的內心生活”⑨。但無論兩者的文藝在社會功用和美學標準之間如何游移，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于文學觀照當下社會以及人生的強調。正如茅盾所說：“俄人視文學又較他國人為重，他們以為文學……不但要表現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雹?/p>

有益于社會、“有利于人生”構成俄國人理解世界的維度和方式，在文學上，社會批判和暴露傾向則成為了他們表現世界的基本技術和工具。在這里，我們暫且不論是“為人生”的文藝觀引導出現實批判性的創作還是創作最終帶出了這樣的文藝觀，總之是兩者共同塑造了俄國人對于人和文學的認識，即文學是要展示人生的，而人生則是要有益于社會的。也就是說，帶著“為人生”的創作觀，俄國作家們對現實抱有的是審視/批判的態度，并且批判的是整個的社會和人生的全部。王富仁曾說俄國作家是把批判點集中到“社會的整體”?，并認為果戈理的《死魂靈》“是通過用一個中心事件聯絡在一起的各種社會側面的圖畫的廣泛描寫達到的……他們的愿望卻總是力圖把自己的藝術概括擴大到整個俄國社會的廣度和高度……這種努力的結果，是使他們暴露的典型概括范圍空前地擴大了，對社會的批判力量也大大地加強了”?。

可以這樣說，俄國文學“為人生”中的“人”是廣義上的“人”、社會人，甚至延展到整個人類的群體概念?！盀槿松标P注的不僅是個人，還有人的群體，因而帶有社會功利性。這里的功利不帶貶義，只作為一個中性詞來使用，可當作積極入世來理解。它是希望有助于社會和人生的，所以不免帶有暴露、批判的色彩。暴露是表象，批判是手段，解決問題或者說是尋找出路才是俄國“為人生”文學的主要目的所在。

“人的文學”：“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

19世紀俄國文學的“為人生”是宏觀的、社會的，“五四”初始我們也是通過救亡、啟蒙、國家等宏大主題來建立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叭恕笔恰拔逅摹蔽膶W的主題，也是我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新觀點?！拔逅摹币彩恰盀槿松钡?，而且其“救亡”的社會使命更為迫切和沉重，但“五四”在新的“為人生”之外又更傾向于“人”的建設，也即個性覺醒。所以，“五四”的文學觀與其說是“為人生”的，不如說是“人的文學”。

“五四”時期“人的文學”關注點自然也在“人”身上，但這里的“人”卻不是從個人向群體衍變，而是從群體的“人”向個體的“人”深入。啟蒙之前，梁啟超所提倡的“小說界革命”就是從小說與“立人”這一關系來構建的，但他強調的是作為群體概念的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這里梁啟超理解的“新民”也正是作為民眾出現的群體性概念。

到了魯迅這里，“群”的發覺就開始慢慢演變成“人”的覺醒。魯迅早期主張“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聚今人之所張主，理而察之，假之名曰類，則其為類之大較二：一曰汝其為國民……特其滅裂個性也大同”?。魯迅主張“個人”，也同時批評假借國民、泯滅個性的主張。而作為“五四”另外一位“為人生”的理論建設者，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學》一文中認為“為人生”就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人道主義，是從個人做起。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在這里，周作人所指涉的“人”也是先從“個人”開始，凸顯的是整體中的個人。在他之后的《平民的文學》一文中，個人的概念得到進一步的闡釋：“第一，平民文學應以普通的文體，寫普遍的思想與事實……因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見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數，我們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為普遍，也更為切己……第二，平民文學應以誠摯的文字，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只自認是人類中的一個單體，混在人類中間，人類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憋@然，這是為普遍的每一個人的文學，著力點在普遍性，在每一個混在人群中的個人身上。

“五四”時期真正把“為人生”當作一種口號來宣傳的是文學研究會，其所理解的“為人生”，是社會的、革命的人生。在茅盾看來，“文學者表示的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拔膶W家所負荷的使命，就他本國而言，便是發展本國的國民文學，民族的文學?！?這種觀點貌似和俄國19世紀的“為人生”是一個概念，但理論倡導有時和實際創作之間并不能保持同步的關系，尤其是在“五四”這個理論倡導在先，具體創作實踐在后的年代。事實是文學研究會成員的創作卻大多集中在對個人的挖掘上，除去茅盾自己在創作上保持著社會的、革命的“為人生”文學之外，其他成員諸如周作人、廬隱、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等的創作仍是帶有濃烈的個人化的色彩和自我的追求，實際上他們對世界的理解范式還是從個性解放的方面出發的。用郁達夫的一句話作為總結，就是：“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周作人所明確的“人的文學”的主張似乎比“為人生”更能展現這一時期有關于人生的各種文學主張以及創作。

路與出路——“為人生”的不同走向

“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學”在實踐上催生了問題小說的創作，問題小說的興起其實也就是“人的文學”的一種文學上的出口，也是人的覺醒后在文學上的自然表現。兩者在周作人看來是極為接近的，“問題小說……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論及人生諸問題的小說”?。這些小說大多急于解釋當時出現的各種人生問題，涉及諸如人生意義、戀愛婚姻、兩代沖突、婦女權益地位等。但問題小說“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也就是說意在暴露問題，而所謂“出路”并不在問題小說的考慮范圍之列。冰心、王統照、許地山等人的創作確實是緊貼了當時的人生問題，但也只是呈現問題，并沒有去解決問題，就好像在“人的文學”的這條路上，他們首先發現了這條路，并沿著它在走，但并沒有找到出口?！拔逅摹钡膯栴}小說家只是把問題歸結于愛與美、神秘主義、宿命之上了，但這些并不能幫助他們找到與舊世界決裂、確立新世界中“人”的方法。而其后問題小說的創作也漸漸歸于寫實小說或鄉土小說等其他類型中去，“人的文學”也在“五四”之后流于工具論和自由主義兩者的旋渦之中。周作人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過這樣的懷疑：“我不想寫祭器文學，因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

而另一面，19世紀俄國文學的“為人生”對人生問題的態度則和“五四”不同，它在人生上面更多地突出了“為”字，所以針對人生問題除了暴露和批判之外，還想尋到一個答案。高爾基認為：“俄國文學特別富有教育意義，以其廣度論是特別可貴的——沒有一個問題是他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圖解答的。這尤其以下列問題的文學為然：怎么辦呢？哪里更好些呢？誰是有罪的呢？”?它彰顯的是一種歸根結底的文學態度，而不僅僅是在一個層面上發現問題，發現的同時意圖在問題后面找到一條可能解決的出路。用另一位論者汪介之的話來說，就是“在文學作品中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這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大顯著特點”?。所以，出現在19世紀的俄國文學不僅僅是問題小說的范疇，還應該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小說或者說是現實主義的批判小說。它關注的不是某一個方面的社會，而是借鑒歐洲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力圖展開整個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和歷史進程，要寫的是一段社會進程的通史。這其中涵蓋了俄國在進入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和人生問題，諸如農奴制改革，特權階級和平民的問題，農民生活的問題，社會零余者、小人物的命運問題，民族的苦難、現狀以及出路問題，人本身的問題（包括女性權益、人性中的罪與罰、道德與救贖、自我成長及生命思考），等等，但在這些問題之中一直貫穿19世紀“為人生”文學始末的是俄國以及俄國人最終的道路問題。無論是從實體來解釋俄國19世紀的社會還是想要尋求其社會精神的救贖，俄國文學呈現出的是一種直面人生的態度，這種態度猶如赫爾岑所說的：“能夠時不時進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過去，能夠以深刻、真誠、鐵面無私的嘲諷眼光來觀察它?！?

中俄文學中對人生的不同態度當然在于這兩種文學所面臨的情境以及國民精神的不同，周作人曾把中俄文學中對人生的不同態度用宗教、政治、地勢、生活等原因來進行解釋。但除去這些，最主要的還是它們內里所秉持的文化觀念。也就是說在俄國人的文學觀念中，人生是沒有退路的；而在中國的文學觀念里，或者說是在中國人的觀念里，進可以兼濟天下，退也可以獨善其身，甚至還可以萬物皆空，好像怎樣選擇都可以度過這一生，人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困境，人生是圓融共通的。正如周作人的總結：“俄國好像是一個窮苦的少年，他所經過的許多患難，反養成他的堅忍與奮斗，與對光明的希望。中國是一個落魄的老人……覺得從前的苦痛還是他真實的唯一的所有?！?正是因為俄國文學以前的“窮苦”，才導致它并無來路可以返回，反而有了往前的勇氣。而也正是因為中國“五四”文學擁有以前豐富的“苦痛”，它才有所猶疑，對人生并沒有從廣度上和深度上進行再求索。而且即使有人選擇直面人生，也并不具規模。似乎俄國這種社會的、直面人生的文學才是一直縈繞在魯迅筆下的“為人生”文學，而不是最后在現代中國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人的文學”?！叭说奈膶W”和“為人生”看似都是有關于人生的，但是一個是有關于現世的安穩，一個是有關于來路和去向的探求。換一句話說，“人的文學”體察到了問題，也就是說它找到了人生這條路；而“為人生”的文學卻在此基礎上，又踏上了找尋出路的征程。

①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頁。

②周作人：《平民的文學》，見《周作人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③魯迅：《〈豎琴〉前記》，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頁。

④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第一分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

⑤⑥⑦別林斯基：《別林斯基選集》第2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96頁，第396頁，第595頁。

⑧⑨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102頁，第93頁。

⑩雁冰：《編輯雜談》，《小說月報》1920年2月第11卷第2號。

??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和俄羅斯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第14頁。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見《飲冰室合集》第2卷“文集之十”，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頁。

?魯迅：《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頁。

?魯迅：《破惡聲論》，見《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頁。

?周作人：《人的文學》，見《周作人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6頁。

??沈雁冰：《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見賈植芳等編：《文學研究會資料（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頁，第61頁。

?《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頁。

?周作人：《中國小說里的男女問題》，《每周評論》1919年第8期。

?魯迅：《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頁。

?周作人：《關于寫文章》，見《周作人作品精選》，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頁。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頁。

?汪介之：《選擇與失落——中俄文學關系的文化觀照》，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赫爾岑：《赫爾岑論文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頁。

?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和中國》，賈植芳等編：《文學研究會資料（上）》，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頁。

作 者： 王靜靜，南京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2014級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批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