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史學界關于蘇聯解體前后俄國貴族研究概述

摘要：俄國貴族問題涉及到俄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道路的整體性認識和評價，研究蘇聯時期貴族問題不僅可以填補研究空白，而且也是解讀蘇聯劇變原因的一種有益的探索途徑。蘇聯時期盡管研究方法單一，但在解凍時期俄國史學界出現了多部有影響力的貴族史研究成果。蘇聯解體后，俄國史學界的貴族史研究進入正軌道：第一，開始關注階級和改革以后等級史，其社會經濟的研究范圍大大擴大；第二，出現了18-20世紀初貴族心理、家庭和等級文化跨學科的研究；第三，出現了有關蘇聯社會革命前原貴族和其他社會上層代表和命運的研究成果。西方史學家的俄國貴族史研究獨辟蹊徑。中國蘇聯史學者的貴族研究有限。

關鍵詞：俄國貴族；蘇聯解體

中圖分類號：K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眾所周知，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為代表的體制模式問題。在蘇聯集權體制下，沒有建立起一個公正、和諧的社會，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建立的“單一性”和“兩級性”的社會結構預示著深刻的社會矛盾。上層利益集團貪污腐化，以權謀私，不僅工農大眾渴望的平等公正的自由民主化為泡影，而且過去俄國其他社會階層——貴族、神職人員、資產階級等階層被徹底摧毀，數百萬人因政治恐怖和虛假指控而喪生，與其相關的俄國的物質和精神文化財富蕩然無存，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反差是蘇聯解體的一個根本原因。俄國貴族問題歷來是俄國史研究的重大問題之一，它涉及到俄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道路的整體性認識和評價，從貴族史的角度可以深化蘇聯解體原因的探究。

一、帝俄晚期貴族社會地位和作用研究成果

俄國貴族史的研究已有二百年的歷史。19世紀貴族史的研究著作穩步增長，其結果致使19-20世紀之交出版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專著，這些著作致力于貴族具體地區和時期，或是貴族等級社會生活某些方面的研究。許多學者致力于重建俄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完整性。十月革命后，俄國社會結構趨于單一性和兩級性，貴族被徹底邊緣化于兩極社會集團之外，貴族史的研究因此戛然而止。蘇聯史學界長期以來把貴族描述為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指責他們是一股與工農聯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對抗的敵對勢力，其研究的關注點是蘇聯新知識分子的形成、階級斗爭和貴族代表中的資產階級專家如何為新政府效力。貴族研究盡管研究方法單一，但解凍時期重新開始研究貴族，盡管使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但結果相對客觀。流亡史學家從現有的事實和有限的年代框架接近貴族問題：出版族譜和幾代人的繪畫，出版個別貴族家庭的歷史和傳記著作，出版了專門為貴族等級出身撰寫的著作。相關經典著作如下：

В.М.卡布贊、 С.М.托洛茨基的《1782-1858年俄國貴族人數的變化和分布》、С.М.托洛茨基的《18世紀俄國專制主義和貴族》、《16-18世紀俄國貴族與農奴制》關注社會階級結構轉換中貴族的地位、貴族等級與專制政府的相互關系。如С.М.托洛茨基通過對《官秩表》的詳盡地研究，揭示了18世紀俄國官僚體制的形成及特征：貴族是俄國官僚體制上層的核心成員，平民知識分子則是俄國官僚體制中的下層官員。國家機構不同部門之間，職能的制度化、等級化；打破門第制度，依據個人的任職年限、能力大小、教育程度擇優取仕；以日常的貨幣俸祿取代土地和實物賞賜，以此改變官員的物質生活條件；封建貴族化是18世紀俄國官僚體制發展的基本特征。他把貴族服役的某些方面緊密地同專制主義官僚體制的形成相聯系。①

А.П.卡列寧的《1861-1904年改革后俄國貴族：成分、人數、團體組織》在統計數據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貴族等級的社會成分和人數、社會地位、團體組織的特征、貴族團體組織的請愿活動，由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使貴族的資本主義化進程滯后。農奴制的廢除，階級的分化，土地成為財富的主要標志，貴族不再把服役作為追求的理想，他們逐漸脫離服役事務，在地方機構成為主導勢力的領地貴族，極力反對國家的改革方針，最終成為20世紀俄國改革的阻礙者。②

Ю.Б.索洛維約夫的《19世紀末期專制政府和貴族》、《1902-1907年專制政府和貴族》、《1904-1914年專制政府和貴族》的系列著作研究了19世紀末-1914年俄國貴族史、以及專制政府與貴族的相互關系。強調分析維特與貴族在俄國發展道路選擇上的爭論；他分析了政府和貴族右翼，首先是大土地所有者與政府在政治層面的相互關系；指出“一戰”初期，貴族正在經歷痛苦的轉折。資產階級的發展趨勢已啟發到貴族最先進分子，而頑固保守的貴族勢力抵觸它；1914年貴族危機的加劇是與大批貴族不愿納入資本主義發展軌道、希望保留往日封建特權緊密相關；正是由此貴族力圖以自己的意圖改變沙皇。③

B.С.佳京的《1907-1911年專制政府、資產階級和貴族》、《1911-1914年資產階級、貴族和沙皇》認為，從沙皇和保守貴族的立場來看，國家不愿意和也不可能在經濟和政治結構方面進行深刻的改革。在這個時期有以貴族聯合會為首的正統主義派和以斯托雷平的波拿巴派，兩派的矛盾斗爭影響了沙皇政府的決策。隨著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貴族的經濟地位的日益脆弱，貴族試圖保持其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影響力。這就解釋了貴族為何積極反對官僚機構領域的改革，特別是有關選舉制度和擴大地方自治政府權力的改革。但是這些研究關注的還是上層世襲貴族和官僚機構圈，很少關注具體地區貴族的情況。④

Е.Д.切爾緬斯基的《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和沙皇》、《俄國國家杜馬和沙皇政府的被推翻》利用豐富的檔案、刊物、當時政治家的回憶錄闡述了1905-1906年俄國革命進程中俄國資產階級的態度和沙皇的作用。作者重塑了俄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無力、在沙皇面前的奴顏婢膝，在俄國革命中的背叛。反映了貴族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政府貴族政策的基本趨向、六三憲政制度問題。⑤

А.Л.阿夫列赫的《被推翻前的沙皇》強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貴族和專制制度的關系。認為，1915年-1916年中斷了專制政府和貴族之間的互動機制。貴族從一個有凝聚力的政治力量變為“一群平凡的人”。在需要凝聚時，至高無上的權力階層和統治階級相互隔絕，因此，聯合起來的貴族們開始不愿成為反對派。⑥保羅·澤梅什克維奇《貴族與革命》分析了俄羅斯帝國覆滅的10個方面的原因。作者認為，從19世紀起，貴族革命者便以革命思想傳播和組織者的身份參與1905-1917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動搖了俄羅斯帝國的社會基礎。但大部分貴族是保守的，對革命冷嘲熱諷，有悖于祖國捍衛者的榮譽稱號。⑦

二、蘇聯劇變后蘇聯時期（20世紀20-30年代）貴族生存狀況研究

1980年底和蘇聯劇變后，貴族史研究重新進入正軌道：第一，開始關注階級和改革以后等級史，其社會經濟的研究范圍大大擴大。如，К.Н.庫爾科夫主要運用最新的龐大數據探討了19-20世紀初俄國現代化進程中貴族的適應性，在工商業領域里貴族的作用和轉型時期貴族的社會心理問題。⑧H.A.伊萬諾夫和В.П.熱爾托夫使用新方法來研究俄羅斯帝國社會等級層次和貴族在整個社會機構中的地位，分析貴族權力地位和在不同地區貴族等級機構的活動。作者認為，俄國居民的分層方式是基于社會的、等級的，而不是基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貴族的團體組織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俄國缺乏真正的等級代表制。俄國貴族的出現與國家義務緊密相關。由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有限，權利平等的公民社會建立步履艱難。⑨第二，出現了18-20世紀初貴族心理、家庭和等級文化跨學科的研究。Ю.М.洛特曼率先在該領域的符號學、文化方面演繹了傳統貴族日常生活和盛典。⑩E.H.馬洛西羅瓦重建了18世紀俄國貴族的心理肖像。?И.Ф.胡杜什娜從社會哲學角度考察了18-19世紀俄國貴族的意識形態。?Е.П.巴里諾瓦重構20世紀初俄國貴族復雜的社會文化外觀。?第三，獲得了有關蘇聯社會革命前原貴族和其他社會上層代表生活詳情，某些貴族及家庭在十月革命后的歷史和命運得到關注。某些貴族家庭（貴族阿克薩科夫、公爵霍萬萬斯、公爵希爾科夫、伯爵梅杰姆等）的著作已經出版，作者試圖推斷1917年后俄國貴族某些具體家族的命運。?自1917年以來，В.А.伊萬諾夫的《勛章的使命：20年代末期-40年代在蘇聯大規模鎮壓：西北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材料》關注了貴族家庭命運，然而，他的研究影響只是蘇聯時期被鎮壓的貴族生活的一個方面。?與十月革命前的俄國貴族研究比較，成果雖薄弱但方法多元化。其相關重要研究成果：

С.И.葉夫列莫夫的《1917-1930年底蘇俄和蘇聯時期的貴族家庭：社會家庭方面》通過回顧1917-1930年貴族家庭的社會史定義“貴族家族”的內涵及貴族家庭模式；作者認為，帝俄晚期俄國現代化進程極大地促進了貴族從等級向階級的轉化，其生活方式多元化，貴族人數下降。十月革命后，在蘇聯社會兩極性和一體性社會結構的作用下，國家和私人的生活方式被重建，作為階級異己分子，貴族及家庭、家庭之間的聯系被切斷，貴族的土地和住房被沒收，由于“壞”出身貴族在就業市場上難以求職，貴族家庭成員大量死亡、被迫移民。盡管如此，在極為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特別是在1930年大清洗的浪潮中，作為一個特殊的邊緣群體，貴族固守自己等級的文化生活傳統，無論身處何種逆境，他們相互支持，對抗蘇聯政府，如繼續在教堂保持其結婚儀式，采用地下聯系方式，竭盡全力保護俄國文化。?

Т.М.斯米爾諾娃的《蘇俄時期的“過去人”》確定了十月革命后被剝奪了權力和特權的社會各階層代表“前人”（Бывшие люди）的內涵：官僚上層、資產階級、貴族地主、上層神職人員。階級標簽帶來的污點不可洗刷，履歷表決定1920-1930年每一個蘇聯公民的命運。盡管在蘇聯體制下成長起來的“異己”人的后代傷痕累累，但他們內心深處真誠地贊同共產主義原則，積極參與蘇聯共產主義建設。即使素質很高的“過去人”在社會各個領域功績卓著，但因“異己”的社會出身，會在瞬間喪失職業生涯巔峰得到的一切。由于所謂的階級原則，蘇聯社會各階層過去的界限日益模糊，在1920年底-1930年初，政權揮舞階級敵人這個棍棒開始打擊農民和社會中間階層。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也包括地方政府中不忠誠的代表，甚至日常生活中的個別公民。對社會“異己”階層代表的“再教育”、“改變”、“再造”過程及其復雜，多年來呈現病態和不均衡性。在蘇俄“壞”出身者被注定后，如果不死，也是茍且偷生，評估復雜的社會進程被簡化。20世紀30年代，階級斗爭開始直接轉移到工人階級的隊伍中。1930年中期被蘇聯社會吸收的革命前俄國所有的社會階層在內戰、集體主義化、工業化、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種各樣的“清洗”和宣傳活動中被碾磨和“消化”。1936年憲法的實施意味著按階級標簽深化全面的社會迫害。?

A.B.瑙莫夫的《20世紀俄國貴族的命運》研究了蘇聯時期俄國貴族家庭的典型代表梅德姆家庭史。他認為，一是在俄國社會的轉型時期，享有特權地位的梅德姆家族為了生存，一方面，保持傳統的忠君信仰和為皇帝、祖國和信仰服役的天職，另一方面，在戰時極為變動的社會環境中，他們運用農業科技的最新成果經營農業，保持和農民的融洽關系。二是俄羅斯聯邦刑事案件的檔案證明，梅德姆家族成員的命運悲慘。1930年底的蘇俄時期，無論其功績大小，還是職業需求，梅德姆貴族家族的基本成員在清洗、饑荒和流行病中離開人間，為了保存實力被迫移民，在境外顛沛流離。三是具有濃厚德國血統的梅德姆家庭尊重祖先的文化和傳統，同時深深地擁抱俄羅斯、東正教文化。在恐怖的1930年，第三代貴族保持尊嚴，忠誠舊俄的道德觀、家庭和精神傳統，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有力駁斥了兩次大戰期間及戰后視其為叛徒的謬論。?

С.А.崔基娜的《貴族回憶：蘇聯城市的“過去人”（1920-1930年的列寧格勒）》利用歷史社會學的手法，基于俄國彼得堡貴族家族后裔的回憶錄，以及一些私人檔案的手寫回憶錄，第一次大規模研究了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貴族適應新生活的集體回憶。1917年后革命前的上流精英貴族成為異己分子，逐漸在社會文化中消失。貴族力爭在不穩定的就業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戰后恢復重建時期，貴族整體適應能力強，年輕和中年男性貴族就業機會好于老年貴族婦女。培養貴族的倫理原則逐漸被遺忘，依附型文化因素被強化。盡管作為異己分子的貴族團結起來，但貴族家庭的回憶和家譜失去了傳統記憶特征。革命性的實驗和思想控制了各類學校，舊的大中學校里知識分子人數被限制、人員被清洗；新型的大中學和職業大學著眼于虛幻的未來，學生的前途、世界觀和文化消費服從于國家的需要?！疤K聯知識分子”保留了快速工業化實現的驕傲記憶。1910年出生的“前貴族”傳遞給后代的家庭記憶不再有價值，為生存必須遺忘過去。?

杰米揚.瓦盧耶夫的《1918-1936年社會關系中的失勢者》專門論述蘇聯國家建立最初的20年按社會標簽剝奪公民權利的歷史進程。十月革命后作為蘇聯社會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蘇聯當局不再實施直接的鎮壓，而是開除積極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非無產階級代表。作者基于豐富的事實材料展示了斯摩棱斯克?。?918-1929年）和西部地區（1929-1936年）如何有組織地在經濟、社會及家庭領域剝奪公民權。被剝奪者與社會、當局關系白熱化化。作者認為，階級異己分子”的出現是剝奪選舉權的主要后果之一，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后來成為政治迫害的犧牲品。?

Е.福捷耶瓦的（《1917年以后的社會適應。富有家庭的生活經驗》——《人們的命運：20世紀的俄國》，莫斯科，1996年）。其家族史的分析表明，所有受革命影響的家庭的社會和經濟與日俱降。從社會占主導或富有階層成為被新政府誣蔑的社會邊緣群體，但文化積淀深厚的家庭阻止社會流動的逆向趨勢。革命后原特權等級的職業選擇被限制，但其代際流動處于較高水平。在1917年功成名就的曾祖父母社會地位被強制下降，大部分再沒有得以恢復。然而，下一代力爭挽回失去的社會地位，素質高者大多成為中產階級，富有家庭的父母成為生物學家，醫生，律師，工程師，大學教授等。盡管鎮壓機構改變社會流動方向，干擾富裕階層的教育和職業生涯，最終因富有家庭的文化潛力和社會發展趨勢無果而終。?

Ш.菲茨帕里克的《20年代蘇俄的階級和階級屬性問題》分析了蘇俄時期政權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其階級屬性劃分的依據和重要性，1929-1932年把富農作為階級消滅的對象而達到高潮。20世紀20年代，資產階級整體上被視為階級敵人，新經濟政策時期具體化為三個社會群體：舊人（享有特權的地主貴族和官僚）、耐普曼和非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被戰爭和移民消耗殆盡的俄國舊特權階層是內外勾結的妄圖復辟的潛在勢力；戰時為蘇俄國家經濟建設貢獻巨大的耐普曼被猜忌和嘲笑；享有相對特權的資產階級專家被視為欲蓋彌彰的階級敵人。政權恐懼與耐普曼經濟交往和通婚會導致黨員干部的墮落腐化。在20年代革命和戰爭破壞、變化著的社會結構下難以準確地判斷個人的階級屬性，而利用民眾的憤怒情緒和個人的身份偽造致使階級屬性的科學分析失真。20年代的階級敵人的擴大化終于為30年代清洗人民公敵創造了理論根據。?

三、西方史學界的貴族史研究

西方學者在俄國歷史問題上他們有兩個基本點。一是認為俄國社會的轉型導致了貴族的衰落，貴族的衰落是由貴族等級不合理的行為造成的。西歐學者羅伯特·托馬斯·曼寧的《俄羅斯舊制度的危機：貴族與政府》從1861年農奴制改革對貴族的沖擊著手，敘述了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前后貴族和政府的相互關系。六三政變后，領地貴族占主導的地方機構反改革，直至1917年帝國終結時，政府無法調和這一矛盾。?自由主義少數派背離了貴族理想受到譴責。保守主義多數派的立場始終不變，不能適應國家現代化的要求，尤其是預示著國家制度的危機和覆滅。持這種觀點的還有L.N.海姆森《歷史和現狀：俄國歷史中政治結構的演變》和R.愛德蒙《俄國革命前夕的鄉紳政治：1907-1917年的民族主義政黨》等著作。?

二是認為俄國貴族經歷了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貴族內部的進步分化促進了貴族逐步成功地適應了新的社會關系。美國史學家西摩·貝克爾和М.Л米歇爾致力于改革后的俄羅斯貴族社會經濟生活（法律地位和等級特權）和19-20世紀之交貴族土地所有制的細微差別。?西默爾·貝克爾的《俄國貴族之謎：帝俄后期的貴族和特權》認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傳統，服役是俄國貴族賴以生存的基礎，而土地是西方貴族生存的基礎。俄國貴族經歷了復雜的社會轉型過程，貴族內部的進步分化促進了貴族逐步成功地適應新的社會關系。?

道格拉斯.史密斯的《前代人：俄國貴族最后的日子》根據回憶錄、日記等史料，以五個歷史時期的歷史事實為線索，重述了蘇聯政府對貴族政策的調整及社會后果，舍列梅捷夫和戈利津兩個著名貴族家庭從1917年到“二戰”以來的艱難生活，以此反映了整個“過去人” （former people）的生存狀況。俄國的貴族等級曾是俄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創造者，然而蘇聯社會的階級隔閡，引發了社會下層對原有特權階層的仇恨。盡管蘇聯政府迫于形勢壓力，與有能力貴族精英繼續合作，致使革命之初，俄國貴族依然位居社會重要崗位，但也為蘇聯政府清洗貴族提供了一個借口：由于階級敵人的繼續存在，革命成功后工農群眾無法過上幸福生活。起初蘇聯政府只是沒收財產和剝奪選舉權，而后在就業、教育等領域歧視限制貴族，直到斯大林時代更為直接的強制勞動、流放與處決。最終到20世紀40年代，貴族等級整體的不復存在。?

戈爾福.亞力克索普洛斯的《斯大林時代的被放逐者：外籍人、公民和蘇聯國家》?通過收集約10萬份的檔案文件，著重探討了斯大林時代“被放逐者” （outcast）階層的生存狀況。建政初期，布爾什維克政府將全體居民劃分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中間成員被歸屬于敵對的資產階級。由此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社會現象：無產階級的外國友人可享受俄國市民的所有權利，被強制歸屬的資產階級的俄國人卻被當成國家敵人。根據1918年憲法，資產階級的定義包括了舊資產者及舊政權的殘余：私營商人，牧師，沙皇及白軍的代理人，靠雇傭他人過生活的人，以及所有被認為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人。帶有資產階級身份標簽者不僅無法享有任何政治權利，而且失去了更多的生存權利，包括住房、工作、教育、醫療、食物補助，在斯大林時期被逮捕或強制勞動。十月革命后的20多年，以剝奪選舉權的方式鏟除所謂的人民公敵。對內部敵人身份的認定——這種全民參與的運動一方面增強了民眾對自我屬性的認同，另一方面也完善了社會對國家人民與敵人的劃分。即便有些被放逐者加快向蘇聯人的轉變，但始終得不到蘇聯政府的信任。

馬修·倫德爾的《“成為蘇聯人”的問題：1917-1941年原俄國貴族》一文從社會認同和身份轉變的視角，著重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俄國貴族在（1917-1921；1921-1928；1928-1941）三大歷史階段身份轉變過程。他認為，為了生存，時刻面臨逮捕和監禁的俄國貴族們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們隱匿編造自己的社會身份，從事各種社會職業，住集體公寓。即便食不果腹，一方面，他們依然暗中保留著許多貴族的文化和宗教習慣，另一方面，這種強制的選擇也使他們在社會公共領域與私人場合里具有雙重性格?？傊?，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塑造新的政治共同體成為蘇聯時期俄國社會的主要特征。?

總之，俄國和西方學者研究圍繞十月革命前后俄國貴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蘇聯時期俄國貴族概念內涵的變化、在單一性的兩級結構下原貴族在就業市場上勞動就業、在國內的被強制遷徙和境外的流亡、從俄國貴族知識分子到蘇聯知識分子的轉變、革命后貴族的價值觀的變遷、以伯爵梅德姆為代表的貴族家庭的悲慘命運等做了有益的探討。

四、中國蘇聯史學者的研究

蘇聯劇變后，中國學者對劇變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一共出版了四類比較有影響的有關蘇聯歷史通史性著作。這些研究大多是從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思想文化等視角展開，有些研究涉及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個別領導人物對蘇聯劇變的影響。自2003年以來，開始從特權階層和知識分子的角度探討蘇聯劇變的影響，也有從蘇聯社會階層與社會結構整體的視角探討蘇聯劇變的原因，以及綜合考察蘇聯劇變對蘇聯社會階層、社會結構的變遷影響。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合著的《蘇聯興亡史》，陸南泉等主編的《蘇聯消亡史》，陳之驊等主編的《蘇聯興亡史綱》，沈志華主編的《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陸南泉、黃宗良、鄭異凡、馬龍閃、左鳳榮主編的《蘇聯真相》。?這些著作各有側重，有的立足于歷史過程的描述，有的專長于歷史問題的討論，有的則試圖勾勒出歷史發展過程的基本脈絡，有的利用最新的檔案文獻，注重對歷史過程的實證性考察，總體上看它們涉及蘇聯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體現了中國史學界對蘇聯史研究現狀，推動了中國蘇聯史教學與科研的發展，唯獨沒有對蘇聯時期俄國貴族的生存狀況做出歷史性的考察。如黃立茀的（《蘇聯社會階層與蘇聯劇變》借鑒了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但沒有對降為被指揮和被管理的勞動集團——貴族階級的生存狀況做出分析。?

金雁的《倒轉紅論——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不僅客觀地介紹了俄國各類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而且從東正教信仰的角度揭示了俄國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產生的歷史背景。作者通過介紹俄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的社會思想，揭示俄國知識分子的特點：多面的“狐貍”。但作者并沒有著重剖析貴族知識分子的特點，以及蘇聯知識分子形成的社會原因和整體現狀。?張建華的（《蘇聯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研究》著重探討了1917-1936年時期蘇聯知識分子群體轉型問題，揭示了蘇聯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文中有蘇聯知識分子有地區和民族、工作部門和專業領域的類別和結構特點，卻沒有俄國貴族知識分子向蘇聯知識分子轉型的歷史進程，以及在這些地區、部門和領域內做出巨大貢獻卻逐漸邊緣化的貴族知識分子的歷史探討，實為遺憾。?

注釋：

①Кабузан В.М.， Троицкий С.М. Изменения в численности， удельном весе 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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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Корелин А.П.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861-1904.Состав，численность， 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1979.

③Соловьев Ю.Б.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конце XIXв.Л.，1973；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1902—1907 гг.Л.，1981；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1907-1914

гг.Л.，1990.

④Дякин B.С.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буржуазия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1907-1911 гг.Л.，1978；Буржуазия， дворянство и царизм в 1911-1914гг.Л.，1988.

⑤Черменский Е.Д.Буржуазия и царизм в первой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М.，1970.

⑥Аврех А.Л.Царизм накануне свержения.М.，1989.

⑦Павел Дземешкевич.Дворян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Севастополь ，2004.

⑧Курков К.Н. Адапт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к условия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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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宗華（1962-），女，甘肅蘭州人，歷史學博士后，蘇州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