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有免于被救濟的權利

毛亞楠

不久前，大興安嶺林區全面停止了商業性采伐，隨之而來的一篇關于大興安嶺殺人案的特稿報道刷屏朋友圈，報道吸引我的不僅是作者呈現出的大興安嶺生活的孤獨色彩及充滿戲劇張力的案情，我更是從中了解到了有關鄂溫克馴鹿族人的現狀。

我對鄂溫克鹿族的初步了解來自于作家遲子建的長篇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那是她2005年的作品，因為作家對這一古老族群溫暖又蒼涼交織的表達，使我對這個“中國最后的狩獵民族”有了很多詩意的想象。一個月前，我去參加了獨立紀錄片導演顧桃十年紀錄片回顧活動，并在現場觀看了顧桃拍攝十多年的有關鄂溫克民族的紀錄片，紀錄片真實直接，卻打破了我很多關于鄂溫克的幻想。

20世紀50年代以前，鄂溫克人在茫茫如海的大興安嶺地區狩獵，他們靠打獵為生，飼養馴鹿，以“撮羅子”為家，過著與世隔絕的淳樸生活，被稱為“森林之舟”的馴鹿是他們唯一的交通工具。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鄂溫克獵民的生活開始發生變化，政府為扶持他們，1961年開始收購馴鹿鹿茸，鹿茸的收入成為鄂溫克人主要經濟來源。1965年之后的兩次移民搬遷，幾乎撼動了鄂溫克族的原始根基，尤其在2003年，當地政府禁獵和生態搬遷政策的實施，使得鄂溫克族徹底走向了衰落。一部分鹿族人因為無法適應現代文明生活，選擇牽著馴鹿又返回到山林里。

也許是歷史境遇讓這個民族的每個人陷入“天問般的思考”，鄂溫克族人藝術家的比例很大，他們是詩人、畫家、作家或歌手。然而巨大生活變動之后，酗酒成了他們生活的大部分內容，酒精是這個難以為繼的獵民點的氣息，是鹿族人填補精神空虛的麻醉劑。喝了酒就會有酒后失言和酒后暴力，有研究顯示，以鄂溫克以南的養馬族鄂倫春為參照，在1980年到1986年，非正常死亡的112人中，有90人是酒后行為。

報道中一直在鋪陳大興安嶺地區的生活現狀，這也是殺人案發生無法忽視的背景，除了鄂溫克人的絕望，包括與他們的生活交織的那些伐木工人、運輸工人，也處在我們根本無法想象的困境之中。酗酒、打架以及毫無約束的放縱背后，是無所依傍的恐懼和整個群體的悲傷。

我有時會想，如果當初政策沒有替他們做出選擇，他們現在會是什么樣子，是否就能如我所想，繼續信奉著薩滿，崇拜著大自然，遵守著大自然休養生息的規律，過著寂寞神秘的生活呢。誰都知道，有時被給予的幸福不一定是好的，哪怕對方出于善心，“人也有免于被救濟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