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神圣回歸日常

毛亞楠

1975年，由于英國文化委員會的一個交流項目，十名中國學生赴英學習，而吳芳思（Frances Wood）和另外八名英國學生到北京學習了一年，先后在北京語言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與中國學生赴英學習英語以便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明確目的不同，吳芳思和她的同學并沒有什么明確的目的。他們和同班的中國學生一樣，有半年時間在工廠里，跟制造火車頭的師傅們在一起；或者在農田里，向農民學習如何捆白菜；在泥水里，學習如何插秧。他們艱苦奮斗，挑燈夜戰，挖出了一些很淺的，據說是可以防止核攻擊的防空洞。其余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教室里度過的。每個周六上午，有兩個小時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必修課。此外體育課也是必修的，包括練太極劍、推鉛球和扔手榴彈。這樣的生活構成了當時留學生，也是中國學生的日常生活，它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

吳芳思在北京留學期間正恰逢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中國整個社會被一種政治狂熱和革命激情所籠罩。對于這樣一段歷史，在今天早已已經有了定論，然而在大多數的歷史敘述中，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底層民眾的生活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現，關于文革的微觀記憶并不多見。

25年后，已經是英國著名漢學家的吳芳思將這段留學經歷寫成了《留學北京》，在英國出版。今年5月，此書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這部《留學北京》的意義就在于對這種歷史敘述構成了一種補充，通過大量具體的故事和人物，以一種個人化的、微觀的視角呈現了她眼中的中國，尤其是作者外國留學生的身份，他對文革時期的日常生活和政治運動的觀察，帶著一種天然的陌生化的眼光，很多在我們看來并無新意的東西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這當然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也為我們重新審視自己民族的歷史提供了不一樣的視角。

在吳芳思看來，中國和英國的差異簡直難以用語言來表達。日常生活中差異就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吳芳思在語言上“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當被一些趿拉著布鞋，悄悄跟在她后面的農民問及：“吃飯了沒有？”這句話相對于英語中的“你好”，按照中國的習慣，主要回答“吃了”或者“還沒有”就行了，而吳芳思卻把午飯吃的菜一樣樣的報給他們聽。

文革時期諸多荒誕和狂熱的因素，也是吳芳思非常關注也時常迷惑的內容。階級斗爭作為文革時期的指導性的綱領，貫穿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單一化。吳芳思在書中不斷質疑并反思這些現象。文革時期的開門辦學，不但要下鄉勞動，還要學習，每個上午吳芳思和其他同學都要在公社的會議室里學習。會議室里擺放著一排大玻璃罐子，里面放著獲獎的紅辣椒、番茄、黃色甜玉米和大白蘿卜。吳芳思“聽著沒完沒了的故事—階級敵人如何企圖破壞干擾蔬菜生產（比如，冬天扯掉溫室大棚的覆蓋物，或者提出冬天種草莓的荒唐建議），生產如何穩步提升，坐在那里聽得手腳冰涼”。

課本上關于英雄的故事，在吳芳思看來違背了基本常識，這些英雄人物大多數人都做出了重大犧牲，“有的是為了擋住一列失控的火車或者滿載屬于人民的大白菜的失控卡車”。在吳芳思看來，撲向一輛滿載蔬菜的卡車并不能使它停下來，“可是他們只要我們欽佩這樣的精神，并不鼓勵我們提出與這個英雄行為有關的物理方面的問題”。

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無疑是充滿了革命的莊嚴，而在吳芳思看來，其中不乏荒誕和滑稽。然而當時這在很大一部分人的那里是習以為常、不容置疑的。吳芳思僅僅是以生活的常識，就把其中的荒誕揭穿，其間并沒有激烈、深刻的歷史批判，但這種方式無疑是有力量的。更重要的是，吳芳思以其幽默的敘述，化解文革時期的神圣和莊嚴，使神圣回歸日常。加上吳芳思身上并沒有中國老百姓身上沉重的歷史積淀和現實的政治壓力，她的觀察客觀，擺脫了中國老百姓的思維模式，沒有附加上現在的價值觀念。

在對毛澤東的描述中，吳芳思很多說法在當時無疑是大逆不道的。在外語學院有一尊兩人大小的毛澤東水泥像，吳芳思是這樣描寫的：身穿一件看似舒適的水泥大衣，舉起一只手臂，而外語學院的馬路對面的石油學院，也有一尊同樣的塑像。因為外語學院的大門正對著石油學院，所以兩尊面對面的毛主席像都舉著手臂，好像是自己向自己打招呼。

在革命的中國待了一年之后，吳芳思看到了太多具有時代特征的現象，同時對中國也產生了深刻的情感，這本書也是一部具有中國情懷的著作，她在這本書的最后提出了很多中國人沒有意識到的歷史記憶的問題：“對最近幾代中國人來說，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一段歷史而已。我每每談起文革，說起他們父輩和祖父輩的人也已大多遺忘的事情，他們只是呵呵地笑。他們是在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下成長起來的，不知道什么叫‘開門辦學’。雖然偶爾還有一些半心半意的重樹雷鋒形象的舉動，但對于購物的年輕人來說雷鋒那條褲子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神話，因為他們看到的，是時裝雜志和中國電視上播放的巴黎時裝展?！?/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