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時代意蘊及其操作合理性

摘 要：

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目標。當代中國場域中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國家職能不斷轉變與治理主體不斷轉換的雙重邏輯結合的產物，它突破了治理的傳統視域，將權力之治與公共事務之治相融合，旨在實現國家與社會之治的交融。文章以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審視分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指出其操作合理性基于四個主要因素，即國家外部壓力體系的挑戰、國家內生動力的制度化運行、執政黨精英的大力推動以及現代國家執政理念的確立。

關鍵詞：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歷史制度主義;合理性

中圖分類號：D63-3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1-0004-06

作者簡介：陳平（1988-），女，山東臨朐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會政治發展。

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建設戰略，是當代西方治理（Governance）理論與中國國家建設實踐的有機融合，既具有回應世界發展潮流的意涵，又具有中國自主發展的民族特色。作為一種后“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時代的理論范式，治理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以來，迅速成長為席卷全球的治理話語，并在90年代引介至中國。與此同時，30年改革開放之下的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諸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會深層次問題卻也日益凸顯，亟待一場科學的治道變革以將改革大業推至更高境界。在此背景下，十八屆三中全會適時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正式將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納入到國家現代化總布局之中。當然，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的治理話語?！爸袊鴩抑卫淼臍v史場景與生態環境”由“現代化、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與全球化的力量”所共同塑造，[1]意味著公共權力運行的規范化與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效率及協調。[2]那么，如何更為深入系統地理解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以彰顯其在理論與實踐層面的重要價值？也即，在此時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踐及操作的合理性何在？針對這一問題，本文選取了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和方法作為分析框架，從國家外部壓力體系的挑戰、國家內生動力的制度化運行、執政精英的推動以及現代國家執政理念的確立四個維度，來分析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的操作合理性。

一、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演進邏輯、精神實質與治理目標的雙重性

作為舶來品的西方治理理論，有其后現代主義與保守自由主義的語境，不能照搬到中國，我國“國家治理”與西方的“治理”不同。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具有獨特的中國意涵，是指“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3]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其具有獨特的精神實質以及邏輯脈絡，凸顯出鮮明的中國特色。

1.國家治理體系的演進邏輯：國家職能與治理主體的雙重變遷。

西方從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的過程，是公民社會成長與個人權利彰顯的過程，也是全球化引起公共服務質量跨國比較的結果，但西方式治理主要指公共治理，其推行也遇到一些問題，比如治理活動的權威來源問題以及治理活動的責任性困境。立足于中國國情，我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體系的兩個核心詞匯是“治理”與“國家治理”，兩者的發展各自遵循著不同的路徑，分別經歷由國家統治階段、國家管理階段到國家治理的發展邏輯以及經社會治理、政府治理到國家治理的演變邏輯。從治理主體的角度分析，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對傳統政治的沖擊，治理與統治相比雖然都存在權威，但政府并非是唯一的機構，治理下的權力運作方式是上下互動的過程，也可以是橫向合作的過程。我國在治理理念的演變邏輯中，提出“國家治理”，更突顯出國家的領導作用，是總結后發展中國家經驗教訓以及清醒認識當前綜合發展任務之后做出的頂層設計。從國家職能演變的角度看，全球化的發展與國內事務的復雜化，使得單純依靠國家強制力量進行統治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僅憑政府的單向管理已經力不從心。國際公共服務質量的競爭日益激烈，網絡辦公等技術的發展促使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轉變，我國的國家職能的轉變順應了全球發展的潮流，要求一個規范的國家權力及實現公共事務的“善治”，最終實現良好的國家之治與社會之治的目標。

2.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精神實質：權力之治與公共事務之治的融合。

一般來說，西方“治理”理念主要從兩個層面被使用，“一是技術領域，強調治理就是建立‘發展的法律框架’和‘培養能力’，其中包括實現法治、改進政府管理，提高政府效率等;二是支持和培養公民社會的發展，自愿性組織、非政府組織、各種社團等都是要發展的對象?！盵4]不同于西方后現代化治理背景，我國治理基于當前國家現代化的要求，必須實現對國家權力合理配置，既要達到對公共事務合理之治，也要實現將權力裝進籠子。

在中國，“治理”的傳統標的是公共事務，這與西方傳統大體一致，在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有關國家職能的爭論日益激烈，正如福山所說“完全可以這樣說，20世紀政治的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國家的規模應當有多大和國家力量應該有多強爭論不休”，[5]無論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右翼還是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對國家職能的爭論都限定在公共事務的范圍大小以及是否把維護社會公正納入國家職能等。但當前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突破國家職能的限定，將權力之治納入治理體系的框架。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很大的區別在于對權力的制衡與約束，“國家治理現代化規定著公共權力的基本運行框架，國家的治理過程本質上是約束、規范權力的運行過程?！盵6]當前國家治理體系體現出將政府與黨的權力之治與國家對公共事務之治融合到統一治理框架的趨勢。同時，對權力的制約與公共事務之治并非涇渭分明、互不干涉，合理的權力配置是達到公共事務善治的前提，公共事務的有效治理過程培育了多元化的社會權力，也是對國家權力的有力制衡，兩者處于相互交融的狀態。

3.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雙重維度：國家權力之治與社會事務之治。

權力之治對應的目標是實現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提升國家治理能力，而公共事務之治的目的是實現對社會的“善治”，兩者構成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雙重目標。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直接目的是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表現”，[7]國家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的載體與依托。亨廷頓認為，世界上存在形形色色的國家形式，或民主或非民主，或自由或保守，最大的區別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差別。俞可平分析了國際上有關的國家治理評價標準，認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治理評價指標體系”“多邊機構治理評價指標體系”“雙邊機構的治理評估”以及“雙邊機構的治理評估”等四類評估體系，其標準基本是由西方機構控制，由西方政治家和學者主導的，因此難以避免地帶有西方的價值觀色彩，[8]因而嘗試建構了中國國家治理評價體系與標準，劃分出12個評價維度。①王紹光更關注國家的基礎能力建設，[9]認為國家基礎性能力包括強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國家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納和整合能力等八項。

在關注國家治理能力的同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也注重傳統的社會治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要注重公眾的需求，注重政府、社會與公民的平等合作關系，注重培育社會組織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培養公民的治理精神等。社會治理體系的創新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發展，需要在適應社會多元治理的現狀下，從政府壟斷社會管理轉變到社會力量的合作治理?？傊?，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涵蓋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的治理，兩者是相互關聯與制衡的關系，國家治理的實現意味著對社會多元力量的培育，為實現社會治理提供力量來源，社會治理推進是對國家強制力的有力制衡。

二、國家外部壓力的挑戰：“修昔底德陷阱”與變動的國際體系

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系列制度的集合，是國家頂層設計的結果。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順應世界民主國家現代化的歷史潮流的產物，復雜的全球化進程與宏大的全球視野是進行頂層設計所依賴的外部環境;荷蘭、英國以及蘇聯制度化的歷史進程對建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修昔底德陷阱”導致國際環境惡化，是當前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直接動力。

1.全球化的挑戰：應對“國家的終結”。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系列制度的集合，是國家頂層設計的結果，復雜的全球化進程與宏大的全球視野是進行頂層設計所依賴的外部因素。全球化的現代化進程曾經帶來“國家的終結”的假象，民族國家作為人類自我設計的組織生存單位，一直是推進全球化的主力，但隨著上世紀70年代的資本、技術、組織因素的跨國流動，隨之出現的跨國性問題已經超出單個民族國家解決的范圍，民族國家的合理性開始受到質疑，“國家的終結”論喧囂塵上。但在實際的國家運作中，全球化問題反而激發了國家在管理和治理方面作出一系列戰略性應對，產生了“積極主義的國家”，[10]政府的權力并非減弱了而是增強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的地位與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國家仍然是解決公共問題的核心，盡管存在多種具有跨國特征的組織，但國家權力依舊是解決各種內部裁決、爭端的合法性力量，也是諸多跨國公司在國內解決非市場問題的求助力量。國家在自由主義思潮主導下，放下諸多管制與權力，給予資本更多自由，卻也擔負起更多的社會功能，以各國財政的不斷增加為證。同時，在全球化交往的過程中，國家的主體意識日益明確，在全球中的地位與能力更加清晰，追求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提升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的行動能力，是各國在推動國家發展過程中日益明確的目標。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強調國家主導與社會多元參與下的治理現代化，不是國家職能的弱化，而是在主張“摸著石頭過河”的基礎上凸顯出國家總體建構能力，是主觀能動性發揮的結果。

2.民族國家建構的歷史教訓：外部壓力與制度化。

制度化的程度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同于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暴力掠奪方式，12世紀的荷蘭因為鯡魚貿易，逐漸成為歐洲的重要貿易國，通過造船技術的改進與追逐財富的熱情，荷蘭一度雄霸歐洲商業，然而50年的光景將荷蘭打回原形。在當時世界剛從黑暗的中世紀走出，普遍追求財富而忽視制度建構，荷蘭人崇尚全民皆商，不熱忱國家制度建設，大量移民的涌入、社會財富的分化、產業的畸形發展、政治中心軟弱，其背后的原因是權力不合理安排，國家總體設計缺席以及不穩定的合作機制等，導致荷蘭無法成為潮流激蕩中的現代國家。英國從荷蘭手中獲得歐洲貿易中心的席位后，面對如何鞏固貿易霸主地位的挑戰，英國選擇建構先進的制度架構，這種制度變遷也讓英國付出了五六個世紀的代價。對于現代后發展中國家來說，荷蘭那種片面的國家財富的積累模式最具吸引力，任劍濤稱之為“荷蘭誘惑”。[11]國家治理體系的提出正是對改革開放以來過于倚重經濟發展帶來的合法性效應而忽視制度建構的糾正。

同時制度建構也要防止“蘇聯幻想”，[11]蘇聯發展模式的主要刺激因素是外部帝國主義的包圍及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差距，導致其發展依靠具有煽動性與誘惑力的意識形態，依靠國家力量的強力推行與集權，以“短、平、快”的方式進行國家現代化，忽視國家基本的制度架構，忽視發展基礎與處境，硬性地追求后發先至的發展幻覺，最終導致一個超級大國的轟然倒塌。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所追求的“五位一體”的現代化目標中，更加注重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與社會的和諧統一與有機融合，是對蘇聯激進發展模式的超越?！邦I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p>

3.當前國家發展與力量對比變化：“修昔底德陷阱”。

國家治理體系的提出與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使分不開的。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研究斯巴達與雅典戰爭的原因時，認為“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12]阿里遜（Graham Allison）將其稱為國家關系的“鐵律”，即“修昔底德陷阱”——崛起中的大國不可避免地挑戰既有強國，最終走向戰爭的歷史性“鐵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因而西方國家不時傳來“中國威脅論”。美國在2011年河內舉行的東盟地區外長會議上宣布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力圖維持在亞洲的勢力范圍與戰略空間，計劃在2020年將60%的軍艦、6/11的航母派往亞洲，繼續“亞洲冷戰”的局面;美國還支持菲律賓與中國的主權之爭，在聽證會上公開指責中國“九段線”不符合《聯合國海洋公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公開、明確地將中國等并稱為美國的安全威脅，表明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變化。此外，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許多后發展中國家，掀起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高潮。在如此動蕩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提出是對當前中國發展現狀的自省，也是對民主化浪潮的呼應。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的“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以民為本”等文化底蘊，決定了中國力圖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提出“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也是對“冷戰思維”的回應。習近平在一次專訪中說，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三、國家內生動力的推動：現代化訴求與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處于改革深水期與攻堅階段的歷史階段，中國亟需一場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也迫切需要規劃國家未來十年發展愿景與實施戰略。當前的經濟結構、社會階層、利益格局與價值缺位等都是重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必須直面的重大課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一系列現代制度體系不斷成熟和完善的過程，其中包括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法律體系的健全、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以及具體制度、體制機制的不斷健全。國家現代化進程、政治合法性的強化及中等收入陷阱都迫使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進程。

1.我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必然邏輯：由政黨國家到法治國家。

國家治理體系是立足國內現狀，在新條件下提出的有關國家建構過程的創新性成果，國內的內生因素是決定性的?，F代化的過程是一個國家不斷整合建構的過程，任劍濤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是從帝制中國到現代中國轉變的過程，必然會經過三次國家建構的轉型：帝制國家—民族國家—政黨國家—憲政國家。[13]鴉片戰爭的失敗歸因于晚清政府制度績效的衰變，古典帝制國家的整合能力無法與新興現代國家抗衡，帝制國家的衰落引起第一次現代化的轉型期。反觀西方，近代英美的現代化進程因其有利的歷史環境，緩慢地積攢著現代化的資源，“悠閑地”進入現代化時期，而當時中國處境亟需克服國內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與先進制度安排的沖突，這種二元沖突一直伴隨整個現代化進程，導致“從容感”喪失，因此中國的現代化轉型是國家主導的而非自發進行的。古代國家一直通過政治與道德兩種力量塑造國家的政治文明，到了辛亥革命時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14]更加強調的是族群觀念對國家的建構，民國時期推行民族國家機制，但由于皇權復辟引發的軍閥混戰，政黨國家逐漸成為又一次國家建構的選擇，國民黨在20世紀前半段建立第一個政黨國家建制，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建制采用全面組織化的行政機構，進行強有力的控制，使政黨國家發展到越來越成熟的形態。而法治國家的建構是當前中國國家建構的目標追求，法治要求“國家權力被分權制衡所約束和規范，根據依法行政的原則有效地運行”，[15]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制度化的要求，是建構法治國家的題中之義，是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依托。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期，社會矛盾凸顯，在由計劃經濟轉型到經濟、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的雙重轉型過程中，民族宗教矛盾、社會貧富分化、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凸顯，如何在大數據時代處理日益復雜的社會問題成為當前繼續深化改革的關鍵。

2.政治合法性建構的強化：由績效認同到制度認同。

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增強國家合法性的重要依托?！罢魏戏ㄐ允侵刚诒幻癖娬J可的原則的基礎上實施統治的正統性或正當性”，[16]是政治穩定的保證。韋伯最早提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用“傳統型”“個人魅力型”以及“法理型”來分析不同政權的合法性基礎?，F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礎主要是通過三種不同的標準進行：對政治理念的認同、對政治權力的獲得及實際運行的程序和規則的認同、對政治權力的績效的認同等三個要素。[17]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追趕型發展模式，國家主導經濟發展帶來社會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而政治權力的當前績效是發展中國家主要的合法性依據。而縱觀歷史，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到一定階段會陷入現代化陷阱中，其績效很難達到社會民眾的認同。況且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的過快增長導致民眾的高期望，民眾的高要求與政府現實滿足能力的差距會產生沖突，因而也是一個不穩定的階段，“現代化產生不穩定”。托克維爾在分析法國大革命時認為，“國家繁榮的步伐不僅突飛猛進，而且史無前例，這種持續穩定增長的繁榮，遠沒有使人民樂其所守，卻到處都滋生著一種不安定的情緒?！盵18]當前我國是以經濟績效作為滿足政權合法性的重要內容，把民生問題的解決作為深化改革的動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根植于社會轉型期既得利益集團把持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環境惡化影響人民正常生活、政治共識與政治價值難以一致等情況下，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進行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為解決各領域的問題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正如前面所述，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制度化，是對政治合法性的又一次建構，從經濟上獲得民眾的認同是有限的，任何國家都不能保證經濟一直處于增長的勢頭，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民對物質的要求不再成為首要訴求的情況下，必須出現新的合法性依托，治理體系是從更宏觀的視角致力于制度主體的完善，旨在構建程序上的合法性，制度認同也是任何民主國家鞏固合法性基礎必然要經歷的歷史進程。

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之治的實現。

世界銀行在2006年發布的《東亞經濟報告》中指出，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很少成功躋身為高收入國家，經濟停滯，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有學者歸納出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大特征：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從本質上說，“中等收入陷阱”又是“福利陷阱”，中等收入國家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后，開始關注民生，改善福利，用于非生產性資料增多，國家背負沉重的負擔。原有的經濟增長機制與發展模式無法應對系統性風險，經濟增長會陷入停滯，導致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60美元，由“下中等收入國家”轉變為“上中等收入國家”。[19]習近平在回答21世紀理事會成員提問時，相信“中國將‘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實現2020年之前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標”?？缭街械仁杖胂葳?，必須首先解決當前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

四、國家執政精英群體的推動：黨的先進性與公共理性的張揚

歷史制度主義尤其注重精英在重大事件的關鍵節點發揮的能動作用。歷史制度主義將新制度的產生分為三種模式，其中內部激勵生發型是“在歷史發展的某一時刻中，既存制度之下的某些行動者還可能會為了在將來的政治博弈中獲益而有意挑起沖突，并利用在沖突中的優勢而創造出新的制度”。[20]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理念的提出，執政黨精英發揮了巨大作用，其得益于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及公共理性的張揚。

1.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沒有自我私利訴求的政黨。

在西方國家，政黨利益集團化是西方政治常態化的表現，特殊利益集團對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傾向往往具有決定性作用。本特利早在1908年的《政府過程》中，把美國的政治過程看做是利益集團在政府內外的相互作用，決策的輸出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也揭示了利益集團是如何綁架政府的。據美國權威統計，各利益集團每年用于游說華盛頓的費用在60～100億美元，雇傭包括前議員、前政府成員在內的幾萬名游說者。公共選擇理論從人的理性出發，得出無論是政府還是政黨，甚至國家，都具有自身的利益，政府官員也有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利益考量。正如納波利奧尼所說，政黨已經成為“政黨有限公司”，將大多數小股東的利益轉手給董事會。政黨的利益化傾向似乎是一個普遍性真理，那么在當前市場規則是否會導致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產生市場化的傾向？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優勢在于沒有私利，正是因為沒有私利存在，才不會受到利益集團的牽制。中國共產黨提出“完善與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是由黨的先進性、自覺性決定的，強調的是共同的不分種族性別的利益，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沒有特殊的黨派利益，因而能夠從國家大局出發，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制度與組織制度，在市場運行中能夠不被資本邏輯與市場規則所綁架。

2.執政精英公共理性的張揚。

所謂公共理性是指“各政治主體以公正的理念和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社會政治這一持久存在的合作體系中，對社會公共事物進行充分合作，以產生公正的、可預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21]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頂層設計與摸石頭過河相結合”，國家治理體系的提出是黨依據國內外形勢與挑戰而做出的宏觀戰略，是國內執政精英彰顯其公共理性的結果。在民主盛行的今天，精英主義雖然不斷遭受詰難，但對精英的區別性特征的概括是被普遍接受的，精英比大眾更具有理性和長遠考慮，更能把握復雜環境因素的影響，因此政治上“民粹化”傾向對國家大政方針與發展規劃的影響將會給國家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結果。習近平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提出共產黨員的“三個責任”：對民族的責任、對人民的責任及對黨的責任。面對當前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社會矛盾突出以及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國共產黨站在民族國家未來發展的角度，通過問題倒逼機制，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

3.執政精英推動的治理體系革新：從政權到治權。

經過建國以來政權的不斷鞏固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對政權合理性根基的夯實，政權問題已不是當下執政精英的關注重點，社會問題的凸顯顯示出治權的重要性，國家治理體系不同以往之處是對治權的關注。當前精英推動的國家治理體系不同于傳統的治理體系，傳統的治理模式依靠自上而下的官僚組織的運行，國家全面掌控滲透到社會，市場經濟尚未成型，上下互動與橫向溝通都被單向度的權力運作渠道所禁錮;現代國家治理模式要求政府、市場以及社會的三元并存，實現“中國整體的治理結構從單一型治理向多元復合型治理、從集權型治理向集權與分權相結合型治理、從封閉型治理向開放型治理的三重轉變”，[22]這是與西方的治理內涵相一致的方面。治理體系的革新要求政府職能的轉變，“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政府職能轉變應把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作為價值取向;政府的目標模式是構建公民、市場與社會共同參與的治理型政府，強調多元治理主體間的協作共治?！盵23]國家治理體系是倡導國家作為頂層設計者而非治理壟斷者，強調政府的職能優化而非去政府化，更是一種自我限權與他者擴權之間構筑的合作治理網絡。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體系突破傳統單向度管理的局限，是一種自治與他治相融合的治理路徑。同時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強調自治，“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尤其在我國獨特的雙軌體制下，執政黨被賦予巨大權力，如何保證依法執政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難題。一旦解決不好，容易陷入“塔西陀陷阱”，執政黨的公信力與威望會遭受挑戰。

五、國家現代治理體系建構：現代執政理念及其落實

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需要新觀念的支撐，治理體系現代化過程同樣需要新觀念的引導。歷史制度主義在論述制度變遷的歷史進程時，把新觀念的引入作為制度變遷的關鍵變量，認為新觀念的輸入會引起統治階層重新考慮自身利益，引起舊制度下利益格局與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分化。

1.現代執政理念確立：國家治理體系建構的價值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60多年的執政歷程中，先后經歷了從革命理念到執政理念的艱難轉型，在改革開放中走向清晰，在新時期現代執政理念逐漸完善的過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執政理念的引導。舊制度的變革需要新觀念的引導。豪爾等人也同時關注舊制度對新觀念的重塑過程，新制度的創制過程不僅是新觀念制度化外化的過程，也是與舊制度不斷博弈的結果，是新觀念不斷為精英與社會所接受并實體化為制度的過程。習近平認為，“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盵24]

2.現代執政理念的理論來源：意識形態、時代價值與優秀傳統的融合。

現代執政理念有借鑒西方“治理”理論的成分，但又有明顯的區別，西方的治理理論基于政府失敗的理論假設，倡導無政府的治理。[2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治理理念突破了傳統的國家—市場的局限，治理理論家們提倡多元主體治理，強調回應、互動、協作、公開、法治等精神，在政府和市場二元觀點中，加入了“社會”這一新的單元，突破傳統二維世界。[25]我國古代也有深厚治理的話語根基，徐勇曾經總結過古代“治理”的四種內涵，即統治與管理、理政的成效、治理政務的道理及處理公共問題。[26]這些理論資源的運用必須與當前國際局勢相聯系，全球化進程導致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交往的程度加深，出現大量超出一國范圍的全球性問題，需要訴求國際性組織;各國地方政府面對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地方權力比重加大，政府職能的上移與下移雙重趨向，要求政府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允許多重社會力量參與、多邊國際合作。此外，現代執政理念還來自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中的民治與民本思想以及當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馬克思在評價巴黎公社時指出，“公社實現了廉價政府的這一口號”，實現了人民能夠隨時罷免失職的官員、廢除等級制與官僚特權的政府，國家治理體系中堅持“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廢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是馬克思國家思想的發展。五千年的中華民族孕育了具有深厚底蘊的傳統文化，對民生的重視處處可見，姜尚最早提出“得民心”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后經過儒家的繼承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有代表性的觀點，如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國家治理體系強調治理的公共性，以及參與的多元性，圍繞民生的解決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規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需要依托國家治理體系的實踐，對后者具有定向導航的作用，“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治理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治理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對公民個體的要求。

3.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現代執政理念的踐行。

十八屆三中全會聚焦于“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對制度的強調是國家領導人在新時期管理國家觀念的重大轉變，鄧小平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盵27]國家治理體系看起來是一個制度化規范化的東西，實際上內在的核心是價值?，F代執政理念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內核，在吸收西方“治理”理論部分成果的基礎上，融合了馬克思主義民治思想、以民本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導向。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對現代執政理念的踐行，依照俞可平的觀點，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需要實現公共權力運行的規范化與制度化，要求建立有效率的政府，這些是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政府的要求的現代之意。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民生是推進改革的動力之源”，在“爬坡過坎的緊要關頭”，改革要以民生為方向，要關注經濟增長背后的民生，關注增長背后的就業。踐行科學發展觀要堅持以人為本，民生問題應該是所有以改善人類生存狀況為目標的改革的持久動力，是改革的永恒目標。當前新時期的改革以民生作為關鍵動力，是“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踐行，也是現階段改革攻堅的直接動力。

結語

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作為黨和國家經過歷時性的經驗總結與共時性的優劣對比而提出的現代化綱領，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內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國家治理體系是新時期堅持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以及道路自信的關鍵依托，以實現權力之治與公共事務之治為目標。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提出，是政府自我施壓與應對外來挑戰的結果，是黨內精英與公共理性推動的產物，是吸收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的產物。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有效治理體系作為憑借，而治理體系的有效推進必須堅持在黨領導下、以國家為主導進行，這也是在新時期不斷增強政府合法性的關鍵舉措。

注釋：

① 12個評價維度包括：公民參與、人權與公民權、黨內民主、法治、合法性、社會公正、社會穩定、政務公開、行政效益、政府責任、公共服務和廉潔。

參考文獻：

[1]唐皇鳳.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路徑選擇[J].福建論壇，2014，（2）.

[2]俞可平.衡量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標準[N].北京日報，2013-12-09.

[3]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J].求是，2014，（1）.

[4]吳家慶，王毅.中國與西方治理理論之比較[J].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2）.

[5][美]弗蘭西斯·福山.國家的建構：21世紀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M].黃勝強，許銘源，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6]竹立家.社會轉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J].科學社會主義，2014，（1）.

[7]習近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N].人民日報，2014-02-18.

[8]俞可平.關于國際治理評估的若干思考[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4，（3）.

[9]王紹光.國家治理與基礎性國家能力[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4，（3）.

[10]David Held. Regulating Globalization？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Socilogy，Vol15， No2， 2000， 394-408.

[11]任劍濤.國家發展中的“荷蘭誘惑”與“蘇聯幻想”[J].讀書，2014，（5）.

[12]修昔底德.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M].商務印書館，2013.

[13]任劍濤.從帝制中國、政黨國家到憲政中國：中國現代化建構的三次轉型[J].學海，2014，（2）.

[14]孫中山全集（第1卷）[M].中華書局，1981.

[15]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M]. 吳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6]燕繼榮.現代政治分析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6.

[17]趙虎吉.比較政治學——后發展國家視角[M].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330.

[18]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M].胡勇，許雅，譯.三聯書店，2013.

[19]世界銀行KLG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

[20]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rical Institu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21]施雪華.公共理性：歷史演進與現實含義[J].學習與探索，2008，（2）.

[22]俞可平.中國治理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498.

[23]唐興軍，齊衛平.治理現代化中的政府職能轉變：價值取向與現實路徑[J].社會主義研究，2014，（3）.

[24]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2-18（01）.

[25]施雪華.國外治理理論對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啟示[J].學術研究，2014，（6）.

[26]徐勇.熱話題與冷思考：關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對話[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4，（1）.

[27]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M]//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責任編輯：孫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