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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探討

2015-09-10 07:22司會敏
理論導刊 2015年1期
關鍵詞:消解市民化

摘 要: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大量青年農民進入城市務工,他們渴望融入城市成為市民。依據不久前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新戶籍制度改革實施以后,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所面臨的制度約束將會減小,然而,非制度性的軟約束仍是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障礙,突出如融入城市的成本過高與低收入之間的矛盾,渴望發展與技能短缺之間的矛盾,城鄉文化隔閡所造成的社會排斥等。只有努力消解這些非制度性軟約束,青年農民工才能有效地融入城市。

關鍵詞:青年農民工;市民化;戶籍制度改革;非制度性障礙;消解

中圖分類號:F323-6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1-0071-04

基金項目:河南省科技廳2013年軟科學研究課題“城鎮化視域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132400410387);商丘師范學院青年骨干教師資助計劃項目“新戶籍制度改革視角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司會敏(1979-),女,河南禹州人,商丘師范學院法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在這個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城市,人們把這個群體叫做“農民工”。農民工這一概念與我國特有的戶籍管理制度相聯系,主要是指戶籍在農村,但主要在城鎮從事非農產業的勞動人口。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農民工群體的內部結構也發生了分化,人們把“60后”的農民工稱作第一代或老一代農民工,“80后”和“90后”的農民工稱為新一代農民工或青年農民工,且后者已成為當前農民工的主體。他們來到城市打工并且居住下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準備再返回原籍。青年農民工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在城市打工僅僅為了賺錢,他們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有著更高的人生追求目標,他們的理想是能在所務工的城市生根發芽并最終茁壯成長。青年農民工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缺少務農經驗,有的甚至從來都沒干過農活,因此他們在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上與老一代農民工有著極大的不同。他們的文化素質比老一代農民工高,謀求發展需求也高,與農村、農業生產的關系已不是那么緊密。他們渴望像城里人那樣生活,期盼能成為城市的市民。但他們在城市中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待遇,無法取得市民身份。

我們高興地看到,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與社會轉型的加劇,青年農民工問題逐漸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簡稱“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作為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有生力量,新生代農民工(青年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將予吸納的準市民階層。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結果,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6894萬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青年農民工12528萬人,占農民工總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村從業勞動力的比重為655%。[1]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公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決定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非農戶口,切實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合法權益。這對于廣大青年農民工群體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好事。新戶籍制度改革實施之后,阻礙青年農民工向城市流動的城鄉二元體制將被取消,由此去掉了青年農民工身上與生俱來的農村戶籍枷鎖,也剝去了其“農民”的稱謂,這將有利于推進青年農民工有效地融入城市。筆者注意到,關于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以往的研究多從制度層面找原因,戶籍制度限制取消之后,制度性障礙將大大減小,然而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實際上依舊要面臨很多非制度性的約束和障礙,這將是今后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的非制度性障礙分析

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僅僅需要制度層面的支持,還與社會環境乃至其自身息息相關。新戶籍制度改革實施后,一些非制度性的約束成為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問題的主要障礙,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直接關系著他們能否真正轉變為市民,關系著他們成為市民之后的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

1.融入城市的成本過高與低收入之間的矛盾。戶籍制度曾一度被看成是阻礙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羈絆,而從青年農民工自身來看,他們并不認為戶籍制度是阻礙其融入城市的主要因素,實際上收入偏低才是他們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礙。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當年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比上年增長139%。分行業看,制造業人均月收入2537元,建筑業2965元,批發和零售業2432元,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3133元,住宿和餐飲業2366元,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2297元。[1]而

表1 2013年按城市和住宿類型分類的外出農民工人數構成情況(單位:%)

指標單位宿舍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與人合租獨立租賃務工地自購房鄉外從業回家居住其他

合計286119581851820913031

直轄市和省會城市30414959216204073230

地級市33010958205199096427

小城鎮230104561391491227338

資料來源: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青年農民工在外務工的月生活消費支出人均939元,其中,月租房支出人均為567元。由此可見,青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除去人均月生活消費,其人均月收入還不足2000元,大大低于城市居民。青年農民工收入偏低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是分不開的。青年農民工由于自身條件的限制,只能去做一些技術含量低的工作,而且提升得空間也不大。因此,他們的收入相對于所在城市的市民而言,薪酬待遇是相當低的。而這種境遇會嚴重阻礙他們融入務工城市,因為城市高額的生活成本是他們無法承受的。

除了高額的生活成本外,購房壓力是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的最沉重的經濟壓力。中國有句古話叫“安居樂業”,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安居”,即擁有自己的居所。雖然國家為城市務工農民工提供了租賃居所,但是,租賃的居所畢竟還是別人家的房子,住在里面總會感覺底氣不足,很難體會到“家”的味道。那些在城市務工的青年農民工還是希望能擁有自己的住房。而在城市生活,要想擁有自己的住房,只有購買這唯一的途徑。眾所周知,目前我國商品房價格居高不下,雖然有些城市房價有所回落,但商品房的購買對于收入偏低的青年農民工群體而言,價格仍是天文數字。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的僅占09%(見表1)。由此可見,在務工城市買房的青年農民工可謂鳳毛麟角,而在務工城市擁有自己住房(不包括租賃)的青年農民工,其市民化程度要比那些住在工棚、集體宿舍和出租屋的工友的市民化程度要高得多。

另外,中國的農民工主要是以就業為導向的,小城市因難以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對他們來說缺乏大城市的吸引力,因此青年農民工群體的主要務工地集中在大中城市。而要融入大中城市,成為他們務工城市的市民,需要付出的經濟成本可想而知,對于低微收入的青年農民工來說,在大中城市實現市民化的經濟成本簡直就是天文數字。

2渴望發展與技能短缺之間的矛盾。兩代農民工進城打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賺錢,但青年農民工不同于他們的父輩,不再把掙錢當作終極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標。他們來到城市追求的是發展、享受以及城市對他們的認可,他們渴望能最終在城市生根,像城市人一樣生活,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他們愿意接受新事物,更想學習知識和技能,希望通過打工經驗的積累和技能的習得獲得一條出路,以改變目前以體力勞動生存的狀態。甚至有些人期望能逐漸從“打工仔”轉變為“創業者”,成功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2]但青年農民工在職業選擇上受到諸多限制,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有初中文化,由于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市民能夠涉及的工作領域新生代農民工卻很難進入,比如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招考,青年農民工連報考資格都沒有,更別說進入這個隊伍了。還有類似的很多職業和崗位,青年農民工都無法企及。因為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青年農民工從事的多是技術含量低的職業,以建筑業和制造業為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深深困擾著青年農民工。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青年農民工中,39%從事制造業,145%從事建筑業,101%從事批發和零售業,10%從事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由此可見,從事制造業和建筑業在青年農民工中占了535%,城市為青年農民工提供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僅此而已。一方面,青年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文化的浸染下,由生存成本所引發的一系列需求,使其在職業尋求方面更加注重工資水平、個人的未來發展、工作的人文環境,以尋求自己更加感興趣的職業,同時追求幸福感。另一方面,雖然青年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相對其父輩較高,但其職業技能水平與許多行業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這導致了青年農民工只能就業于對文化和技能要求不太高的加工制造業、餐飲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甚至是建筑業。

青年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如何以及是否擁有一定的技能直接關系到他們的職業選擇。青年農民工之所以缺少技能培訓,是因為我國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工作存在很多問題。首先,針對青年農民工的職業培訓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目前社會上開辦的技能培訓班參差不齊,缺少與企業的合作和溝通,因此,很難根據企業的需要提供有效的培訓。其次,各級政府對青年農民工的技能培訓重視程度不高,對此類培訓缺少合理的規劃,經費投入也嚴重不足。再次,作為企業,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樣技能的員工,最清楚應該培養擁有什么技能的工人,但企業往往從經濟利益角度出發,不愿承擔對其員工進行技能培訓的成本,加上青年農民工流動性較大,因此很多企業缺乏對他們進行培訓的積極性。

當下,不斷整合、升級的社會產業需要匹配有高素質、高技能、強體力、有思想的農民工,但是青年農民工人力資本在市場投放過程中,因為自身的技能短缺,很難實現自己的職業期望。正是青年農民工的勞動素養培育深度不夠,致使其不能有效地適應市場的需求。

3城鄉文化隔閡所造成的社會排斥。青年農民工不僅僅因為經濟原因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到城市打工,而是對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和人生自我價值實現方式的選擇,這是對一種文化類型的認可和推崇。然而,他們的文化素質還相對較低,他們對于城市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距離市民化的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青年農民工出生于農村,成長于農村,受教育于農村,因此,在思想觀念、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上等,都帶著濃郁的農村氣息,由此所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很難改變。一方面,對于身邊的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物的看法和認識,青年農民工難以和城市市民取得一致,他們對于城市文化難以完完全全的接受和認可。另一方面,城市文化排斥青年農民工群體。在一些城市居民的眼中,農民工素質低劣、愚昧、蠻橫,他們沒有看到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背井離鄉的農民工的淳樸、憨厚、熱情。在大多數城市人的眼里,青年農民工是城市青年犯罪的主體,其在城市中屬于被人警惕的群體。城市文明對青年農民工的排斥態度形成一道無形的門,這扇無形之門一直把青年農民工排擠在市民的身份和地位之外,青年農民工無論怎么努力都很難跨越這道橫溝。同時,青年農民工長期接受的傳統鄉村文化和現代城市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許多青年農民工很難在短時間內適應城市的文化生活。由此產生的文化矛盾心理也往往使青年農民工無形之中被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當代社會存在兩種類型的社會排斥:“一種是出于對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排斥,將他們排除在社會提供的主流機會之外,這是一種非自愿排斥;另一種是社會上層人士的自愿排斥,自愿的離群索居,這是針對富人群體來說的,即‘精英的反叛’,這是一種典型的自愿排斥?!盵3]根據這一概念的界定,青年農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社會排斥屬于典型的“非自愿排斥”。吉登斯認為社會排斥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究其產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體的行動。第二,社會力量為個體提供的環境。吉登斯把社會排斥看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且構建了社會排斥的四個維度,分別是貧困、勞動力市場排斥、服務排斥和社會關系排斥。而且,他認為相對于自愿排斥來說,弱勢群體遭遇的“非自愿排斥”更應該受到社會的關注和政策的干預,因為這種排斥呈馬太效應,對社會的下層群體來說,在經濟上被排斥,也同時意味著會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遭遇排斥。[4]根據吉登斯的這一理論,青年農民工群體不被城市主流文化所接納說明他們正遭受著“非自愿排斥”。但青年農民工作為城市社會的弱勢群體,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如果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難改變這種被排斥的狀態的。城鄉文化隔閡將是影響青年農民工市民化的深層次心理困擾。

三、促進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對策建言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到努力實現一億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無疑青年農民工群體應是這一億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的主體。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推進,青年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必須得到有效的解決。如果進入城市的大量青年農民工總是處于城市“邊緣人”的狀態,而無法真正地實現市民角色的轉變,那將會對社會和諧城市發展產生嚴重的威脅。針對這些問題,筆者認為,消解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面臨的非制度性障礙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1首先從解決住房問題入手,降低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經濟成本。青年農民工有效融入城市面臨的第一大難題就是市民化的經濟成本過高,其中購房壓力是青年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必須首先面對的難題。因為青年農民工在務工城市是否擁有自己的住房直接影響著他們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影響著他們對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也是其有效融入城市的重要物質后盾。降低青年農民工的購房經濟壓力,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新戶籍制度改革之后,對于在城市有穩定工作、穩定收入的青年農民工群體,可根據其在城市務工的時間及貢獻,把他們納入廉租房、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的體系之內。其次,使在城市務工的青年農民工享受到城市工作者的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大多數青年農民工長期在同一個城市務工,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長期在一個工廠或企業工作??梢哉f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成為技術熟練的工人,對企業的發展做著很大的貢獻。然而卻沒有企業愿意為青年農民工購房買單,不僅沒有任何的住房補貼,更談不上為他們繳納住房公積金了。企業往往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唯一的目的,除了支付工人的工資以外(有的企業甚至還拖欠工人的工資),很少會關心工人的生活狀況,更別說去關注工人的住房問題了。有人常常把這一問題歸結為戶籍制度使然,認為是戶籍制度把新生代農民工排除在公積金制度之外。其實不然,新戶籍制度改革之后,如果沒有國家的政策支持,依舊不會有企業愿意為青年農民工繳納住房公積金。因此,筆者建議,國家或者當地政府應出臺政策,要求企業為所務工的青年農民工繳納住房公積金或者發放住房補貼。再次,銀行應開展青年農民工購房貸款優惠綠色通道,對青年農民工的購房貸款給予降低利率、零首付、分期付款等優惠措施。這樣,通過政府、企業、銀行再加上青年農民工個人的努力,青年農民工實現住房夢就不會那么遙不可及了。

2大力發展政府主導型職業培訓?!兑庖姟分赋?,認真落實優先解決存量的要求,重點解決進城時間長、就業能力強、可以適應城鎮產業轉型升級和市場競爭環境的人員落戶問題;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回國人員等常住人口的城鎮落戶率。由此可見,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才是城鎮所需要的勞動力。而青年農民工初次外出務工基本上為初中畢業水平,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很少,具有職業教育水平的更少。因此,教育成了抑制勞動者擇業與流動的篩選機制,文化素質水平不高成為阻礙青年農民工社會發展通道的重要原因,[5]青年農民工大多數都是從學校(初高中)走出來之后就接著走上了工作崗位,他們沒有任何工作經歷,又沒有接受過職業技術培訓,因此很多人因職業技術水平低而無法達到工作要求。對于沒有學歷優勢的青年農民工而言,要想在務工城市實現市民化,就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職業技術水平。

《意見》指出,應面向農業轉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補貼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因此政府主導型職業技能培訓應成為今后農民工培訓的主渠道,國家應從政策層面加強對地方政府職業培訓的監督,制定激勵政策。政府首先應加強對青年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重視度,把對農民工的職業培訓當作一項惠民工程來抓,加大對農民工職業培訓的資金投入,對參加培訓的青年農民工象征性收取費用。同時應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列入各級政府年度工作考核,作為政府政績考核的指標內容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輸出大省政府應開展有組織、有計劃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工作,和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保持長久的聯系與溝通,針對這些企業的用工需求有針對性地加強對青年農民工的技能培訓。

3青年農民工要自覺主動地提高個人文化素質,從心理上融入城市。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素質和能力往往決定著一個人的生存質量和發展水平。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愿望的實現,需要其以極大的努力全面提高自身的各種素質,包括政治思想素質、業務技能素質、科學文化素質,改變其多年在農村生活中所養成的不適宜城市化進程的思想、觀念和行為。[6]

青年農民工的市民化不僅僅是擁有城市戶口,有自己的住房,有穩定的工作,這些都是市民化的外在體現形式,要完完全全地融入城市,還必須不斷加強學習,努力提高個人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心理健康素質,使自己從靈魂深處實現市民化。然而,現實中青年農民工的素質提升卻非常困難。原因包括:首先,青年農民工對知識不夠重視。眾所周知,近些年來,我國高校畢業生出現就業難現象,這種現象容易給人造成一種知識無用的錯覺。一些青年農民工由此認為,讀書學習還不如打工,讀書無用。因此,他們只看重眼前利益,不會主動地去翻閱書籍,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其次,青年農民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沒有很多閑暇時間用來學習。再次,一些企業只著眼于眼前利益,滿足于低水平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把員工當成機器一樣使用,根本不關心他們的精神生活。這也使青年農民工很難找到城市歸屬感,從心理層面把自己看成是企業賺錢的工具,產生消極意識,從而失去學習的動力和勇氣。

自身技能的不足和素質水平的缺憾使得青年農民工的市民化內部作用力不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有著十分明顯的影響,受教育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從心理層面融入城市,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融入城市的心理適應難度大。因此,對城市有著強烈向往的青年農民工群體必須自覺主動地加強自身學習,努力提高個人的綜合素質。首先,要不斷加強自身的職業技能,利用工作機會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其次,形成一種學習意識,把“知識改變命運”當成自己的座右銘,利用工作之余多看一些勵志類的書籍,不斷提高個人的文化修養。最后,加強自身的思想建設,不斷增強心理健康水平??傊?,青年農民工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從心理角度、意識層面市民化,先從思想上武裝自己,強大自己,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被城市文化接納和認可。

參考文獻:

[1]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N].中國信息報,2014-05-13.

[2]魏曉娟,劉愛景.“80后”農民工常見心理困惑及對策探討[J].山東省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9,(5).

[3]李風蘭.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職業適應的社會學分析[J].改革與戰略,2009,(1).

[4]康棟.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失地農民邊緣化問題探究[D].復旦大學,2009.

[5]楊麗.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素質提升[N].工人日報,2013-06-21.

[6]汪勇.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之困境探析[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5).

【責任編輯:張亞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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