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國語》與史官文化研究綜述

卓敏敏

近三十年《國語》與史官文化研究綜述

卓敏敏

《國語》與史官文化的關系，實際是史書與史官文化關系研究的一個分支，而史書與史官文化的關系，又是史官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如果要探究前兩個問題，必須先從史官文化的研究現狀談起。筆者所指近三十年指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在行文中也對古人和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做了簡要概述。

一、關于史官文化方面的研究

關于古代史官文化，前人做過許多研究。據筆者所知，唐代劉知幾《史通》，杜佑《通典》；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清代乾隆年間官修的《歷代職官表》等文獻都對史官制度的沿革演變有所撰述和研究。之后有章學誠《文史通議》；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劉師培《古學出于史官論》；柳詒徵《國史要義》；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楊寬《西周史》《戰國史》；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論集》；衛聚賢《古史研究》；席涵靜《周代史官研究》；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劉節《中國史學史稿》；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等著作對史官制度和史官文化均有論述，他們不同程度的代表了近代史官文化研究的學術水平。

筆者通過學術調查了解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以來，有關史官文化的研究論文和專著層出不窮，但良莠不齊，縱觀這些研究成果，論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史官文化的通論式研究

單篇論文有許兆昌《史官源流考》；①王東《史官文化的演進》，②《中國史學的深層意識》；③文暢平《中國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及其缺憾》；④劉隆有《我國古代的史官制度》；⑤碩士論文有劉元德《中國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⑥筆者以為通論式研究雖系統概述了史官群體的源流演變，但對每一類史官在各個朝代的特殊性卻論述不深刻。

（二）關于史官文化的斷代式研究

單篇論文有林曉平《春秋戰國時期史官職責與史學傳統》；⑦許兆昌《周代史官職官功能的結構分析》；⑧尤學工《先秦史官與史學》；⑨賴長揚、劉翔《西周史官考》；⑩丁波《試析春秋戰國之際史官群體的演變分化》；?張強《先秦史官與史官文化考論》；?劉桓《殷代史官及其相關問題》；?碩士論文有賈俊俠《先秦史官研究》。?筆者以為斷代研究確實能夠對某一時期的史官職責、功能結構、群體演變等有清晰而深入的論述，但不能從整個歷史長河中談清楚某一時代史官對前代史官文化的繼承創新，也不能談清楚此一時代的史官文化對后一時代的影響。

（三）關于史官文化的專題式研究

研究專著有閻步克《樂師與史官》，此書雖是作者單篇論文合集，但其中每篇均是圍繞史官文化展開，其中“樂師與‘儒’之文化起源”、“史官主書主法之責與官僚政治之演生”、“樂師、史官文化傳承之異同及意義”三篇更是史官文化研究中的經典之作。?許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對周代史官文化分為“源流篇”“制度篇”“人物篇”“學術篇”四個方面，并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可以說是窮盡了周代史官文化研究的各項論題。但作者的行文明顯夸大了史官在周代文化創造中的作用，將史官文化定位是周代王官文化的精華所在，筆者認為他的觀點有些偏頗。?

單篇論文有胡新生《異性史官與周代文化》；?許兆昌《周代“四史”析論》；?過常寶《“春秋筆法”與古代史官的話語權利》，?《〈左傳〉虛飾與史官敘事的理性自覺》，?《〈左傳〉源于史官“傳聞”制度考》；?張強《論司馬遷對史官文化的修復》；?孫以楷《老子與春秋史官的哲學思想》；?賈俊俠《內史之名及職能演變考析》；?吳淑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考辨》。?這些論文的論題主要集中在：左右史職能分化、“春秋筆法”與史書成書、史官職責等幾方面，各位作者對史官文化和各類史官之間的關系論述有較深入的一面，但在史官群體與所生活的時代、之前和之后時代的文化之間的聯系方面的研究，目前稍顯薄弱。

總之，關于史官文化的研究成果，從古至今，成果頗豐，史官文化的各方面論題均有人涉獵。筆者以為，前輩學者通論式、斷代式、專題式研究三種研究方式，對史官文化從橫縱兩方面系統而全面的探討，使我們對史官文化有了深刻的認識，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將史官文化研究向深入推進。

二、關于史書和史官文化方面的研究

“史學寓于史籍，史籍撰自于史家”?，也就是說史官和史籍關系極為密切。據前人研究和筆者調查，我國史書撰述方式和史官制度最晚從先秦開始，形成于先秦時期的史官建置及史書編撰方式，是我國后世史官文化和史學體系發展的基礎。

（一）史官與史學傳統的關系

專著有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中談到“在上古三代時期，史官因掌管天文術數而成為中國文化學術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際，孔子從史學角度作《春秋》明王道，從而使王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哲學；戰國史官參與了戰國士文化的創造，形成了一種新的士林價值觀?！?此處陳桐生認為史官因為他們的職能影響了他們的學術背景，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文化創造。這一具有普遍性的規律被他提出，是史官文化研究中的一大創舉。

單篇論文有韓高年《三代史官傳統與古史傳述方式》認為三代史官文化不僅具有巫史合一、瞽史一體的傳統，三代史官傳統還導致了中國史學史上歷史的文學化,文學史上文學的歷史化。?此處韓高年認為三代時的史官傳統導致了史學傳統的轉變。夏德靠《先秦“春秋”類文獻的編撰及其文體的演進》認為“‘春秋’是先秦史書的泛稱，…《春秋》《左氏春秋》《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相關文獻文體初步勾勒出先秦時期‘春秋’類文體演變之軌跡，即由單純記錄歷史事件的結果發展到記載歷史事件過程，重視歷史因果關系的探尋；從記載諸國軍政大事到專門記錄個人言行事跡；由重視史實的載錄發展到對形而上理論的追求?！?此處夏德靠認為先秦史書的編撰是由重史實向重理論的傳統轉變，這實為史官職能轉變所致。王樹民《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史”的發展演變》認為從殷周到西漢史官職能由崇高走向低落，修史風氣也逐漸走向敗壞。?此處王樹民認為史官職能轉變對史學傳統有負面影響。丁波《先秦史官的演變與“史記”》認為“先秦史官是一個處于動態演變中的群體，史官職能經歷了激烈的演變分化。以太史為代表的先秦史官的職能的演變，直接促成了后世所謂“史記”的出現，這主要表現在先秦史官的演變加速了學在官府局面的瓦解,促進了學術與政權的分立，在史官學術積累的基礎上，代史官群體而起的諸子成為先秦‘史記’的創作主體?！?此處丁波認為先秦史官“太史”職能的轉變促成了“史記”類典籍的出現。張強《史官文化與巫官文化及宗教神話之關系》認為，最初的史是巫祝的一部分，史官后來從巫祝分離出來。以司馬遷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是在檢討先秦舊史官文化,并對巫祝文化的揚棄基礎上實現的。?此處張強認為新史官文化對舊史官文化的揚棄，實際是史官傳統在發展中對前代史官文化既有繼承又有創新。

筆者以為，以上關于史書和史官文化的專著和單篇論文，對史官和史學傳統的關系論述多是從史官職能角度出發，認為史官的職能影響了史學傳統。這些論述多是就某一時代一類史官與史學傳統展開論述，目前此方面的研究缺乏對自先秦以來史官群體和史學傳統的通論式研究。

（二）史官與圖書典籍的關系

專著有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史官與一般政府官吏是結合在一起的……能寫能記的人與古代掌書記的職官是時常結合在一起的，那是當然的事……從這一字源上去推究，書記官之史與歷史官之史比較起來，在早期恐怕沒有很大分別……總之，在先秦早已有歷史官之史，而且書記官之史是源于歷史官之史的……也正是說明先秦早已有注記之學，至少晚周以來記與撰述兩者并在歷史官的執掌中……這樣看來，收集史料也是先秦史官的職責了?！?此處劉節認為先秦史書成書和史官職責密不可分。

葛志毅《譚史齋論稿續編》認為“史官本與巫祝為一體……史官自身的職能，亦經過始初主要是書記官之史向歷史官之史的轉變。其完成標志，乃是大致設立于西周厲、宣之世的記事之史。記事之史的出現，一方面與朝會上的記事需要相關，另一方面則是隨著以史為鑒思想影響的深入，使史家的主題自覺意識日益明確，并開始以修史的職能自覺為統治者提供歷史鑒戒。這樣，史學從主觀上完成了自我意識的覺醒，而不再主要是以官書贊治的管理者書記官角色。由于記事之史的設立，于是以記注歷史、纂錄史籍為職志的專門修史之業方才成為可能?！?此處他認為史官職能的轉變才致使其在修史時自覺為統治者提供借鑒。同時，葛志毅又認為“早期史官側重于記言之職，與編年記事相關的歷史記事之職，出現相對較晚。周代被稱為‘書法’的史官記事制度，規范周嚴，立意鑒戒。其形成有政治上的需要，更由于史學本身發展所具有的自律因素……以歷史編撰為主要特征的中國古代歷史學，與史官編年記事之職在淵源關系上更為直接?！贝颂幩J為中國史書中的歷史編撰傳統與史官編年記事之職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在本書另外一處地方，葛志毅認為“從有關記載看，由于史官掌握豐富的知識，而且知兼天人，因而當國君遇有各種疑難問題難解時，都要訪咨垂詢于史官，史官因此成為國君左右重要的百科顧問……與此相關，史官的職責本身在其早期的發展中也曾經歷過一個變化，即由最初的記言之職又發展出記事之職，并由此又先后完成《尚書》《國語》的編撰?！?此處他認為史官最初是以記言記事職能為主，由于其知識豐富，兼知天人，所以有能力編撰《尚書》《國語》之類的文獻?？傊?，葛志毅認為史官職能影響和規定著史書成書和史書記載的內容，先秦的史書和史官職能關系密切。葛志毅對史官職能和史書成書之間的關系論述十分深刻，筆者以為他的觀點是此方面的研究中最有權威性的。

單篇論文有林曉平《略論先秦史官與中國古代圖書典籍的關系》，他認為先秦史官在中國古代圖書創始階段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葛志毅《先秦的記事史官和史籍》認為，古代編年記事方法的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史官才由此產生。中國古代的史官早期偏重于記言之史的性質，其后向記事之史轉變；相應編年記事方法也經歷了一個演進過程。此后，史官以纂錄史籍為職任，才有《春秋》等早期史籍的相繼問世。?此二人都在強調史官在早期圖書典籍的編纂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筆者以為，這些專著和論文均是從史官具有文職的角度出發論述史官和史籍的關系，也就是說史官因具有記言記事職責才最終轉向纂錄史籍。但是關于史官具體如何編纂史籍，以及先秦各部史書具體的成書情況，雖已有論著問世，但對于先秦史籍與史官之間的關系，目前仍缺乏系統通論性的研究論著。

（三）史官文化是我國文化的源頭

單篇論文有李福敏《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認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是夏商周三代，此期是中國史從傳說走向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孔祥驊《先秦儒學起源巫史考》認為孔子是在繼承與揚棄巫史文化的基礎上創立了先秦的儒學和儒家學派的。?這兩位作者提出的觀點對我國文化起源這個問題有開創性貢獻。同時，筆者以為，史官是具有記錄、傳播和保存文化典籍等職責，“史官文化”應該指的是史官記錄、傳播、保存的文化，不可將之理解為“史官創造的文化”，只有在概念內涵理解上準確了，才能對“史官文化是我國文化的源頭”有準確的把握。此方面研究缺乏系統深入的專著問世，期待有后學能彌補此方面空白。

筆者以為關于先秦時期史書和史官文化關系的研究，目前專著和單篇論文均數量較少且質量不高，而且研究相對膚淺。先秦史書都是成于史官之手，史官因其職能的不同，服務的階層不同，學術背景，知識素養，掌握史料的多少等方面的差異，在撰寫史書時對史料的使用方式，對史料的剪裁方式等等都會影響史書的成書。

三、關于《國語》與史官文化方面的研究

據筆者所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僅有少數單篇論文，多是在研究先秦其他文獻時簡單提及一下，論述亦不深刻。如郭東明《先秦史官文化及其文學意蘊》認為春秋時期史官文化從制度化走向理論化、經典化、系統化，另一方面通過形式化和主體性的加強進一步推進了史學的文學化，作為文化載體的文學形式獲得了相對的獨立，《國語》這類典籍也就在此期誕生于史官之手。?此處他認為《國語》是由史官編撰成的。饒恒久《先秦時期歷史檔案的口述者》認為先秦有些史書如《國語》《左傳》中許多篇章是先由“瞽矇”之類在口傳過程中不斷加工，增飾而后書于簡帛的，這些在流傳過程中的加工增飾人也應該是《國語》的“作者”。?此處饒恒久在郭東明的觀點上更進一步，他認為《國語》《左傳》這類典籍的“作者”不僅包括他們最終的編撰史官，也應包括在他們口傳過程中對其加工增飾的“瞽矇”一類的史官。丁波《略論中國歷史上的口傳歷史時期》認為口耳相傳是先民傳播知識的主要方式，導致文獻最初形成時同樣的素材有不同的版本，也就有《國語》等典籍關于同一事件的記載有不同的過程和結果。?此處丁波的觀點雖解釋清楚了先秦《國語》類典籍同一事件不同載錄方式是因為先民口耳相傳的傳播方式所致，但他將同樣素材的版本差異簡單歸結于口耳相傳，不完全準確，我們認為導致版本差異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口耳相傳只能算是原因之一。

筆者以為，當前關于《國語》與史官文化方面的研究仍有許多核心問題尚未解決，如《國語》的命名與史官文化的關系；《國語》的史料來源與史官文化的關系；《國語》的撰述方式與史官文化的關系等問題，都還是學界研究空白，筆者期待有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

【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610066）】

①許兆昌《史官源流考》，《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1期。

②王東《史官文化的演進》，《歷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③王東《中國史學的深層意識》，《學術月刊》，1991年第8期。

④文暢平《中國古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及其缺憾》，《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⑤劉隆有《我國古代的史官制度》，《貴州文史叢刊》，1984年第1期。

⑥劉元德《中國古代史官制度及文化》，煙臺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

⑦林曉平《春秋戰國時期史官職責與史學傳統》，《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⑧許兆昌《周代史官職官功能的結構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2期。

⑨尤學工《先秦史官與史學》，《史學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⑩賴長揚，劉翔《西周史官考》，《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丁波《試析春秋戰國之際史官群體的演變分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6期。

?張強《先秦史官與史官文化考論》，《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

?劉桓《殷代史官及其相關問題》，《殷都學刊》，1993年第3期。

?賈俊俠《先秦史官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

?閻步克《樂師與史官》,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2、33-82、83-114頁。

?許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胡新生《異性史官與周代文化》，《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許兆昌《周代“四史”析論》，《史學集刊》，1998年第2期。

?過常寶《“春秋筆法”與古代史官的話語權利》，《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過常寶《〈左傳〉虛飾與史官敘事的理性自覺》，《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

?過常寶《〈左傳〉源于史官“傳聞”制度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

?張強《論司馬遷對史官文化的修復》，《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1期。

?孫以楷《老子與春秋史官的哲學思想》，《學術界》，1995年第5期。

?賈俊俠《內史之名及職能演變考析》，《西安聯合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吳淑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考辨》，《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5頁。

?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韓高年《三代史官傳統與古史傳述方式》，《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4期。

?夏德靠《先秦“春秋”類文獻的編撰及其文體的演進》，《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

?王樹民《春秋戰國秦漢時期“史”的發展演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丁波《先秦史官的演變與“史記”》，《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張強《史官文化與巫官文化及宗教神話之關系》，《江蘇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12月版，第25—42頁。

???葛志毅《譚史齋論稿續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88、101、102頁。

?林曉平《略論先秦史官與中國古代圖書典籍的關系》，《甘肅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葛志毅《先秦的記事史官和史籍》，《學燈》，第十七期。

?李福敏《夏商周三代史官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檔案學通訊》，2000年第2期。

?孔祥驊《先秦儒學起源巫史考》，《社會科學》，1991年第12期。

?郭東明《先秦史官文化及其文學意蘊》，《文史哲》，1993年第2期。

?饒恒久《先秦時期歷史檔案的口述者》，《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6期。

?丁波《略論中國歷史上的口傳歷史時期》，《學術研究》，2007年第3期。

本文系“四川師范大學研究生優秀論文培育基金資助階段性成果之一（校研字〔201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