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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論《孟子》引《詩》

2015-10-21 17:06張巖
華人時刊·中旬刊 2015年11期
關鍵詞:知人論世孟子詩經

張巖

【摘要】《孟子》一書中頻頻引用《詩經》中的詩句,這種現象雖然在先秦時期普遍流行,但《孟子》的引《詩》又有其自身特色,本文主要將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說。首先對《孟子》一書中的引《詩》情況做一統計,其次再分析孟子引《詩》的方式及其特點,然后再簡論孟子引《詩》方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

【關鍵詞】孟子;詩經;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11-230-02

引《詩》之風,早在先秦時期即已流行。翻閱先秦典籍,不管是史傳散文,還是諸子百家的論辯,到處都有引《詩》的例子存在。即便是在日常的交往中,在君臣的對話中,在外交的策略中,也不乏其例??梢?,《詩經》對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廣泛影響。正如孔子所說:“不學《詩》,無以言?!泵献铀坪跻矊Α对娊洝肥乔橛歇氱?,《孟子》一書僅僅七篇,然而引“詩”卻多達近40次,這不可不說是一典型代表了。

一、《孟子》中引“詩”統計

就《孟子》中的引《詩》情況,歷來都不乏學人統計。但由于各家參閱版本不一,以致結果也不甚相同。如洪湛侯在其《詩經學史》中引用梁玉繩之統計,曰:“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又如汪祚民在《〈詩經〉文學闡釋史(先秦—隋唐)》中對《孟子》引“詩”也做了統計,說:“《孟子》一書引《詩》、論《詩》共39次,其中,孟子本人引《詩》共30次,論《詩》4次?!?/p>

今以阮元《十三經注疏》本《孟子注疏》為底本,統計出《孟子》中引《詩經》38處,就具體篇章來說,《梁惠王上》3處,《梁惠王下》5處,《公孫丑上》3處,《滕文公上》5處,《滕文公下》2處,《離婁上》7處,《萬章上》4處,《萬章下》1處,《告子上》2處,《告子下》2處,《盡心上》1處,《盡心下》2處。從所引《詩經》篇目來看,《國風》有4處,分別是《豳風·鴟鸮》、《豳風·七月》、《邶風·柏舟》、《邶風·凱風》?!洞笱拧酚?9處,分別是《靈臺》、《思齊》、《皇矣》、《公劉》、《綿》、《文王有聲》、《文王》(引4次)、《假樂》、《板》、《蕩》、《桑柔》(引2次)、《下武》、《云漢》、《烝民》、《既醉》?!缎⊙拧酚?處,分別是《正月》、《大田》、《大東》、《小弁》?!俄灐酚?處,分別是《我將》、《閟宮》(引2次)。

二、孟子引《詩》之方式

孟子對《詩經》的引用,概括來講,主要有兩個方面,分別是“用詩”和“論詩”。就“用詩”來說,《孟子》引用《詩經》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自己的立論說理服務。具體來說,有四個方面,筆者將分而論之。

首先,孟子用“詩”來論證他的治國思想。如《梁惠王上》中說: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对姟吩疲骸浭检`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于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p>

在這里,孟子用《大雅·靈臺》中的詩句提出了他的“與民偕樂”的思想。又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对姟吩疲骸靶逃诠哑?,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毖耘e斯心加諸彼而已。

孟子在這里又借用《大雅·思齊》中的詩句來說明他“推恩保民”的主張。

其次,孟子用“詩”來論證他的外交思想。如《梁惠王下》中說: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对姟吩疲骸拔诽熘?,于時保之?!?/p>

文中孟子提出的“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的邦交理念,是一種反對戰爭推行王道的邦交政策,為支持自己的主張,孟子用《周頌·我將》中的詩句來說明。

第三,孟子用“詩”來論證他的修身思想。如《離婁上》中說:暴其民甚,則身弒國王;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对姟吩疲骸耙箬b不遠,在夏后之世?!贝酥^也。

孟子認為君王當以仁修身,不仁之后果,輕者“身危國削”,重者“身弒國王”,然后用《大雅·蕩》中的詩句說明歷史借鑒,強調以仁修身是一條經過歷史驗證的修身經驗。又如《滕文公上》: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出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敝芄角意咧?,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在這里,孟子引《魯頌·閟宮》詩句以提出的學子的修身從師理念。

第四,孟子用“詩”論證他的哲學思想。如《告子上》: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被蛳啾遁鵁o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p>

是孟子性善說的具體闡述,其引《大雅·烝民》的詩句來證明。

而孟子的“論詩”,又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分別體現在他著名的“知人論世”說和“以意逆志”說上?!爸苏撌馈闭f出自于《孟子·萬章下》。其中有曰: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p>

孟子為何會對詩本文產生興趣,這當然不是他的自覺意識,與他的用詩一樣,還是出于學說糾紛、思想爭鋒的必要。孟子關注本文的舉動仍是一項思想舉動而非文學舉動。后世學者對《萬章下》這段話有不同的解釋,我們認為孟子這一段論說有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論“讀書”(“頌詩”),即“論世”以“知人”,“知人”以解讀其詩書,解讀其詩書則又有益于“知人”、“尚友”;一是論“尚友”,即“論世”、“讀書”以“知人”,“知人”以“尚友”。這兩層內容中第一層更有意義,它體現了孟子首倡的解讀詩書的方法,它得到后世學者的普遍承認、繼承和發展,引起了廣泛的影響。

孟子的“以意逆志”說,主要是在《萬章上》中: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对姟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p>

以上這一段,就是孟子的“以意逆志”說的主要概述。文中關于文、辭、志、意的解釋,比較通行的觀點有兩種。一種以《孟子注疏》為代表,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笨资柙疲骸肮收f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其詩人之志,以己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旨?!币环N以朱熹為代表,“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苯袢藯畈睹献幼g注》也從朱說。大體而言,孟子認為“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讀者要認真把握詩歌中的字、詞、句和整個篇章,從而從整體上領悟詩人所要表達的心志,而不是拘泥于個別的詞句,機械地停留在字詞或文句的表面而曲解了作者的原意,才是正確可取的讀《詩》方法。

其實,在春秋戰國之時,諸子百家引《詩》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大多斷章取義地用詩,拘泥詩句字義,這也是詩脫離樂的必然結果。然而從孟子的“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說是對春秋以來流行的斷章取義引《詩》方法的否定。

三、《孟子》引《詩》方式之間的矛盾

孟子的“論詩”主張,可以說是我國最早的說詩方法論,其開創之功自然不可被忽視。但是由于所處時代的復雜,他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他的引《詩》也與先秦其他諸子一樣,不乏斷章取義穿鑿附會,注重政治效用,引《詩》的主要目的是借以闡發他的王道仁政的思想。也就是說,孟子的“論詩”與“用詩”之間存在著矛盾。這一點在《孟子》一書中比較顯見,如《梁惠王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睂υ唬骸拔粽吖珓⒑秘?,《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后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睂υ唬骸拔粽叽笸鹾蒙?,愛厥妃?!对姟吩疲骸殴珌嵏?,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這一段中總共引《詩》兩處。前引詩句出自《大雅·公劉》,根據程俊英的《詩經注析》中所說,這首詩是“敘述周人祖先公劉帶領周民從邰遷豳的史績”,而這幾句詩描寫的是公劉率領周民經過周密的計劃和準備之后,開始其遷徙行動,與文中所講的好貨完全無關。后引詩句出自《大雅·綿》,“詩從古公亶父遷到岐山敘起,描寫他開國奠基的功業;一直寫到文王能繼承古公遺烈,修建宮室,平定夷狄,外結鄰邦,內用賢臣,使周族日益強大”的詩,而這幾句描寫的是古公亶父偕同妻子太姜前往岐地查看建屋的情形,也與好色完全沒有關系??梢?,孟子并沒有從整個篇章來把握作者之意,而是牽強的引用,借以闡述仁政之意。又如《滕文公上》: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对姟吩疲骸畷儬栍诿?,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p>

這一段中所引詩句出自《豳風·七月》,據《詩經注析》中所說,“這是一首農事詩,描寫農民一年四季的勞動過程和生活情況?!边@也與文中的“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完全沒有聯系。

可見,孟子的引《詩》并不是純粹的文學審美活動,而是根據自己的說理目的,對所引之《詩》進行斷章取義的摘取,有時甚至與自己的闡說完全毫無關聯,所以說,孟子的“論詩”與“用詩”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

總之,在先秦時期,引《詩》是一種普遍現象,孟子的引《詩》雖也不乏斷章取義,但也可以說這是孟子說理的一個特點。我們不能過分指責他的斷章取義,與其說是斷章取義,倒不如說是對《詩》的另一種闡釋,使《詩》富有了儒家特色。而其提出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說,更是影響深遠,被后來之學者廣泛接受,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參考文獻:

[1](清)阮元刻.十三經注疏[M].中華書局,1979.

[2]楊伯峻.孟子譯注[M].中華書局,2008.

[3]洪湛侯.詩經學史[M].中華書局,2002.

[4]汪祚民.《詩經》文學闡釋史(先秦—隋唐)[M].人民出版社,2005.

[5]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M].中華書局,1991.

[6](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中華書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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