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企業家視角下碳配額決策及違約懲罰的演化博弈分析?

李健++王慶山

摘要：從政策企業家視角出發，建立演化博弈模型，探討在碳排放權交易過程中，具有企業性質的碳交易監管機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與企業之間的博弈關系，探析碳配額決策因子和懲罰因子與降低市場違約風險的關系，得出如下結論：1.當企業實際碳排量大于高配額決策的初始配額量時，企業只能通過購買新的配額，以補充排碳缺口，或接受違約懲罰；2.當企業實際排碳量較低時，一味要求高初始配額可能會減少企業的交易利潤；3.為降低市場違約風險，碳配額決策因子 為企業預計排量與歷史排量比值的最大值， 為企業預計排量與歷史排量比值的最小值，懲罰因子 的取值范圍滿足 。

關鍵詞：碳配額決策因子；碳交易懲罰因子；政策企業家；演化博弈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后京都氣候談判中我國碳交易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和機遇[1]。因而，自2011年，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發改辦氣候﹝2011﹞2601號）以來，深圳、北京、天津陸續構建完成省市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地區政府通過“總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政策，將環境問題轉化為企業內部成本，賦予碳配額以稀缺性，形成企業碳資產，并強制納入碳交易試點的企業（以下簡稱納入企業）履行碳減排義務，以實現我國政府在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上做出的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50%的總量控制承諾。在此過程中，各級政府相繼建立了“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用于監督管理碳排放權交易相關事宜。該中心隸屬于省市發改委，掛靠于省市發改委直屬的咨詢機構，是具有企業性質的政府監管機構。與以往政府機關監管機構不同，該中心具有企業性質這一特點，決定了其在進行碳初始配額分配的過程中，會考慮自身的利益問題。通過行使政府監管職能，謀求對自身發展有益的企業業務渠道、公司形象等無形收益。進而，政府監管部門與企業博弈關系發生了變化，如何制定碳配額分配決策，如何確定違約懲罰因子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所以，本文將從政策企業家視角，運用演化博弈理論，構建適用于具有企業性質監管機構的博弈模型，分析碳配額決策因子及違約懲罰因子的取值范圍，以期降低碳交易市場違約風險，維護碳交易市場穩定，促進碳交易試點工作順力進行。

1. 文獻綜述

首先，本文需要明確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在我國碳交易市場中的地位和角色，所以引入“政策企業家”這一公共管理領域研究個體影響與政策制定關系概念。根據1980年，Eugene提出的政策企業家概念，所謂政策企業家就是“那些通過組織、運用集體力量來改變現有公共資源分配方式的人”，泛指那些廣泛分布于國會、政府、利益集團和研究機構中且積極參與政策過程的人員。在區域合作與環境政策制定方面，Betsi以海洋漁業的區域合作為例，探討了政策企業家對于區域合作的重要影響[2]。Deserai以水源所屬權分配為例，探討影響環境政策制定的政策企業家是媒體還是專家[3]。Marie等人對比分析了哥斯達黎加、馬達加斯加和法國政府與環境非政府組織在環境政策制定方面的影響力，認為環境非政府組織是環境政策制定主權缺失國家制定環境政策的決定力量[4]。目前國內關于政策企業家及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研究的文獻較少，以相關概念介紹較多，朱亞鵬對政策企業家概念的發生發展及國內外研究情況進行了評述，顏學勇、甄旭雷則以政策企業家為基準，定性分析了政策企業家在中國公共政策制定的關系。Yapeng Zhu以廣州房產改革為例，認為關鍵決策者在中國政策創新培育過程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并分析了這一政策企業家戰略重要因素[5]。Marcel Braun分析了歐盟環境政策發展所形成的政策網絡，認為具有政策企業家性質的環境委員會成員是歐盟碳交易框架下政策制定的核心和決定力量[6]。對照該理論，可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力圖通過各部門通力合作，合理化分有限配碳配額資源，通過碳配額交易的形式，實現區域碳排放量總量控制的目標，因而本文認為其是政策企業家這一概念在國內碳交易市場中的典型體現，是決定碳初始配額分配的核心。

其次，在現行的總量控制交易模式下，碳配額分配一般分為基于負載和基于資源兩種模式，我國目前多采用前者作為分配的依據。Michael基于負載的總量控制和交易框架，提出了運用分類定價的一般排放責任憑證進行配額分配[7]。隗斌賢、揭筱紋認為合適的初始配額至關重要。在“限量排放與交易”制度下，企業希望最大限度地降低履約成本而積極參與市場交易，實現多贏格局[8]。魏一鳴等人對比從碳價格、拍賣效率等方面，分析了不同種競標者三種不同配額拍賣形式，認為當競標者相對較多，且無明顯交流的情況下，英國時鐘拍賣模式效率要優于統一定價拍賣和差別定價拍賣。當前我國處于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初期，暫未開始配額拍賣工作，多采取祖父制免費初始配額發展模式，該模式可提高排放企業參與交易的意愿，提高市場主體參與交易的積極性。對于碳排放權交易管理中心而言，拍賣所得歸于中心政府職能收入，本文在探討其政策企業家性質時暫不考慮此項收益，認為具有企業性質的管理機構的收益為其通過配額分配可獲得的其他企業在其業務企業業務上的有形和無形收益，該收益與其他企業獲得的配額多少直接相關并以企業的碳交易成本最小化作為分析依據。

最后，在國內外研究監管機構及企業之間相關系的文獻中，盧方元運用演化博弈論對環保部門和產污企業之間相互作用時策略選擇行為進行了分析，認為環保部門對不處理污染物的企業處罰力度過輕時環境污染必然發生[9]。李昌峰等人以流域水資源為研究對象，運用演化博弈理論建立了生態補償標準模型，據此測算了生態補償罰金的范圍[10]。羅劍鋒運用演化博弈建立了企業間合作懲罰機制模型，認為足夠大的違約金能夠促進企業合作的穩定進行，減少違約風險[11]。吳瑞明運用三方演化博弈分析了政府及上下游群體之前流域污染治理問題，認為環境質量決定于政府行為[12]。顧鵬以演化博弈理論，研究監管力度、監管執行力及監管技能掌握程度等要素對排污企業環境治理行為演化的影響，認為不堅持嚴格監管等因素會使系統向不良狀態演化[13]?？梢姸鄶祵W者認為政府監管力度越大，越能降低系統違約風險，提高企業減排降污能力。但具有企業性質的監管機構是否仍具有以上性質，還需要一部分析與研究。

綜上，目前文獻中多數集中于論證政策企業家這一概念及其如何參與合作分配過程。監管機構與企業關系探討文獻中，缺少具有企業性質的監管機構和企業關系相關研究，且多認為監管懲罰力度越大企業違約風險越低，較少定量給出監管機構的決策選擇及懲罰水平?？紤]到配額分配方案的制定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還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得失，是一個各利益主體討價還價的博弈過程[14]，本文首先確定碳排放交易管理中心與納入企業在我國碳交易過程中收益和成本函數，建立政策企業家視角下監管機構和企業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企業實際碳排量和初始配額決策在不同情境下的演化穩定狀態，據此探析政策企業家視角下，碳初始配額分配決策選擇及懲罰因子取值問題。

1. 模型假設和相關參數設定

1.1 模型建立的相關假設

假設1：市場中只存在一個管理中心及一類同質企業

假設2：碳交易價格在單周期內保持穩定，由碳市場決定，屬于外生變量

假設3：單周期內，企業配額不可以截轉至下年使用，但在執行年度的核準日期前可進行減排抵充或者按當年的固定價格進行交易

假設4：碳交易市場運行穩定，不存在交易損失

假設6：碳交易成本包括固定成本、配額買賣成本及違約時產生的違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