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a Baker敘事理論的演進及其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范玲娟

(寧夏大學 外國語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MonaBaker敘事理論的演進及其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范玲娟

(寧夏大學 外國語學院，寧夏 銀川 750021)

Mona Baker的敘事理論來源于社會學和認知學相關的敘事概念，走出了翻譯文本比對和翻譯等值的研究視角。文章通過對Mona Baker敘事理論的追本溯源，厘清其敘事理論的發展過程，指出在翻譯研究中應用敘事理論的難點，討論如何辯證地看待其中的有些理論及觀點，并展望敘事理論和翻譯學在未來發展的新接面。

翻譯研究；敘事理論；Mona Baker；演進；應用

一、引言

2006年Mona Baker出版的《翻譯與沖突——敘事性闡述》是社會學理論應用于翻譯研究的典型代表[1]。Baker敘事理論發源于社會學和認知學的敘事理論，借鑒以Somers[2][3]605-649，Somers & Gibson[4]37-99，Bruner[5]1-21和Fisher[6]108-109為代表的社會敘事學理論，將翻譯作為敘事，闡述了翻譯如何參與國際政治話語構建和國際傳播。2008年Baker的《再敘事的倫理》一文[7]，闡述了翻譯不僅是一種敘事，而且可以通過譯者的操控，構建出與原作相悖的再敘事，進而引導譯入語讀者選擇偏離原作者意圖的立場和行為。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社會，翻譯作為敘事和再敘事，已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沖突的一部分。這種嶄新的研究視野顛覆了傳統意義上人們對于“翻譯即橋”的天真看法，對于從翻譯角度來分析國際政治沖突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2007年，張美芳對Mona Baker敘事理論的主要理論來源進行了介紹，批評了其理論過于關注狹義的政治沖突、理論術語較多等問題[8]。隨著社會敘事學理論在翻譯研究中的應用，翻譯研究中對于敘事理論理解的偏差逐漸顯露出來，主要體現在概念的理解錯誤和理論應用的零散性和隨意性上[9]。國內自2008年開始更多地關注Baker的敘事理論，其探討大都涉及了敘事、敘事類型等基本概念[10-12]，還列舉了敘事理論應用的實例，但是對于Baker敘事理論的介紹往往以文學經典敘事理論作為其背景[10]56，強調文學敘事理論和社會學敘事理論的淵源，但是沒能厘清其區別，如邵璐的理論介紹中突出的是Baker的社會學敘事理論[11]96，但文本分析所應用的基本上是文學敘事理論[11]97-101。此外，除了宏觀理論上的理解偏差，核心理論的介紹和演示也往往不夠全面準確，如Baker敘事理論中關系緊密的敘事特征和敘事策略，很少有學者在文本分析中系統地使用這些理論工具。在理論應用中，對于概念的把握也往往不夠準確，如框架策略(framing)的使用[10]57。Baker的框架理論是四種具體敘事策略的上義詞，包括時空建構(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標簽框架(framing by labeling)、選擇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和參與者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而不是Goffman[13-14]提出的最初始的框架(frame)概念。還有如李俊丹對于敘事類型的介紹，混淆了本體敘事和個人敘事的概念，忽視了元敘事(meta-narrative)和主旨情節(masterplot)的根本區別[12]9。Baker的敘事理論發源于多支不同的社會學敘事理論，僅閱讀她的敘事理論是遠遠不夠的。

所有的理論，尤其是新生的翻譯理論，必然要經過實證研究的反復琢磨才能趨于成熟，敘事理論也有這樣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皵⑹聦W的跨學科研究已經交融形成諸多‘敘事學+X’研究范式的分支理論?！盵15]

二、社會學與認知學敘事理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社會歷史學的研究者不再將敘事看作是現實世界的反映，而是現實世界的組成部分。這種轉變影響了Somers的敘事理論。Somers提出了敘事身份的概念[3]607，批評結構主義依照民族、地域、性別、職業等外在標簽劃分社會群體，抹殺了社會身份的多元化和復雜化。社會身份的形成是動態的過程，我們身處于各種敘事的包圍之中，同時又通過個人敘事來豐富公共敘事。譯者作為原文的介入者，和普通的敘事者一樣受到各種敘事的影響，其譯文可以看作是個人敘事對原文的一種轉換和介入，譯者的翻譯策略往往反映了譯者對自身社會身份的認定。判斷譯者的敘事身份，就需要依靠敘事理論提供的分析工具。

Somers和 Somers & Gibson的敘事理論是Baker敘事理論的雛形，涵蓋了敘事類型和敘事特征兩大基本內容。Bruner提出了八種敘事特征[5]6-15，其中有四種和Somers & Gibson的分類重合[4]82，這四個重合的敘事特征成為Baker敘事理論的核心理論。Fisher的敘事理論主要用于敘事評估[6]，和Somers及Bruner比起來，在Baker敘事理論中有如曇花一現，最完整的呈現止步于2006年《翻譯與沖突——敘事性闡述》一書。這些理論既有交集，又各有不同的功能。從其敘事理論的淵源來講，社會學理論和認知敘事理論對其影響最大。

(一)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理論建立在對經典敘事理論的批評之上。在文學和史學界，敘事被看作現實世界的一種反映(a mode of representation)，但Somers認為敘事不僅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是直接影響著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3]613-614。她的敘事理論從敘事的分類開始。

1.敘事類型

Baker的敘事分類沿用了Somers的四種敘事類型(Somers的表述為“敘事的四個維度”)：個人敘事、公共敘事、概念敘事和元敘事[3]617-620。敘事分類有助于劃分敘事的來源和走向，因為這四種敘事代表著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敘事類別。(1) 個人敘事(ontological narratives)是“我們講述的關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個人經歷的敘事”[1]28。 個人敘事與個人經歷息息相關，同時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個人敘事包括日常對話、信件和自傳。盡管個人敘事主要和個人經歷有關，卻是周邊敘事影響塑造的結果。同時，個人敘事往往經過不斷的轉述和加工，轉換為公共敘事、概念敘事或元敘事。(2)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s)是在個人之外的集體敘事，包括家庭、學校、教堂、政府，甚至是國際組織等[1]33。有時公共敘事也被稱作“共享敘事”或“集體敘事”(shared or collective narratives)，但是它們與公共敘事有區別:公共敘事強調社會機構對于某種敘事的推廣，而集體敘事強調的是零散的社會上流傳的公共敘事[1]33。 公共敘事是比較有爭議的一個敘事類型，因為它的概念范疇過于廣泛，難以準確代表千差萬別的不同層級的共享敘事。(3)概念敘事(conceptual narratives)原指社會學學者用來開展科學研究、闡述理論的敘事，其特點在于其術語及行文表達必須符合學術界的約定和習慣[3]620。Baker將“學科敘事”(disciplinary narrative)引入概念敘事用以強調任何學科都涉及概念敘事。她還認為學科敘事的內涵比概念敘事要廣，但是翻譯研究中，她認為可以使用二者中的任何一個[1]39。(4)元敘事 (meta-narratives)和以上三種敘事類型相比，流傳最廣，最為大眾所熟悉和接受，如人類的進步、馬克思主義和進化論等等[1]44。 雖然Baker強調了元敘事不是主旨情節，但是兩種概念還是引起了爭議。每個元敘事都建立在主旨情節的安排上，比如正義與邪惡，但是元敘事是人類敘事構建的結果，而非事物的本質面貌，而不同的角度可以構建出完全不同的元敘事。比如“恐怖襲擊”(War on Terror)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元敘事，雖然已開始被國際社會廣泛使用，但并不能證明其本身具有合理性。

這四類敘事相互影響，個人敘事可以通過傳播轉變為概念敘事和公共敘事，公共敘事又可以通過媒體和教育的傳播轉變為元敘事。但是，敘事理論的基本觀點在于：任何敘事，包括元敘事在內，都僅僅是一種解釋社會現象的敘事，由于任何敘事都是一種主觀的建構，不存在所謂客觀的視角。

2.敘事特征

由于敘事的建構往往遵循一定的規律，并暗含一定的情節，所以，Somers and Gibson還劃分了四個敘事特征[4]82。在此基礎上Baker重點介紹了Somers & Gibson和Bruner敘事理論中重疊的四類核心敘事特征[1]50-77，即相關性、時空性、 因果情節設置和選擇性采用。(1) 相關性(relationality/hermeneutic composability)：敘事就是要將零散的敘事要素按照一定的順序組合起來，故事的組合完全取決于敘事者如何看待敘事要素之間的關聯。Bruner 稱之為“闡釋的可構筑性”(hermeneutic composability)，強調敘事順序影響敘事情節。(2) 時空性(temporality/narrative diachronicity):任何敘事都是在一定時空背景上構建的。時空性就是敘事所在的時間背景和物理空間對敘事構建的影響[16]。(3) 因果情節設置(causal emplotment) ：敘事包含敘事動機，因此因果情節設置也是重要的敘事特征。任何一個敘事都試圖引導讀者接受敘事中的因果關系，由此來引導讀者作出相應的回應。(4) 選擇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選擇性采用可以實現因果情節設置，進而影響讀者對于敘事的判斷。選擇性采用就是通過選擇性地應用某些敘事材料來構建統一而有說服力的敘事，增減敘事材料是最常見的手法。

3.敘事評估范式

Fisher的敘事學理論出現在Baker理論的收尾部分，用來作為敘事文本的分析工具。敘事評估是為了指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作出更多正確的選擇，這就需要幾個選擇標準。Fisher提供了三條原則：(1)一致性和嚴謹;(2)人格一致性;(3)價值和引起聽眾共鳴。他強調敘事結構、敘事材料和敘事者三個緯度的一致性。具體來說，就是敘事材料是否相互抵觸，敘事者的人品是否被聽眾認可，敘事內容是否與聽眾的親身經歷契合。Fisher從哲學的角度出發，以價值、理性和倫理為核心概念作為衡量敘事的標準。敘事理性來源于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的智慧(practical wisdom)”[6]109，也就是人們在舉棋不定時，應該選擇對社會有利的敘事。這種哲學觀和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十分接近。從翻譯倫理的角度講：譯者作為敘事者應該選擇社會負面影響最小的翻譯敘事，而不是一味遵循“忠實于原文”的原則。

(二)認知敘事理論

Bruner是美國心理學家，他的敘事理論從跨學科的角度，引入了文學、語言學、語文學和認知及發展心理學。Bruner對于Baker敘事理論最大的貢獻在于提出了八個敘事特點[5]——Baker在2014年發表的文章中將其中四個作為敘事分析工具使用，包括：體裁性、套路、常規和敘事累積。(1)體裁性(genericenesss)：敘事必須遵循約定俗成的體裁，如小說、詩歌、戲劇等。譯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動原文的體裁，翻譯中原文和譯文的體裁不一定要一一對應。(2) 套路(particularity)：故事有一些基本的套路，在基本的套路之上，敘事者加入不同的具體情節，如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就是曹禺話劇《雷雨》的套路，《梁山伯與祝英臺》和英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幾乎是同一套路。這些敘事內容包含一些類似的情節和價值觀。(3) 常規(normativeness)：Bruner敘事的可敘述性在于打破常規。但是，這種與常規敘事的偏差要保持在讀者可以理解的范圍之內，因為常規是理解敘事的基本保證。(4) 敘事累積(narrative accrual)：敘事累積指不同具體的敘事相互連接，逐漸累積為宏觀整體意義上的敘事。比如，具有中西文化差異的個人敘事、概念敘事逐漸累積成元敘事，這些元敘事又繼續生成新的個人敘事、公共敘事等。

Bruner一個重要的敘事觀沒有被Baker所采納。Bruner指出任何敘事活動都是聽眾和敘事者共同構建的過程，我們不應脫離敘事接受者來理解敘事本身[5]10。在文學敘事理論中，對于接受者的研究，如narratee和addressee作為“敘事接受者”的概念早有人提出，但是社會敘事理論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挖掘。

三、社會敘事學與文學敘事學的結合

雖然Baker是首位將社會敘事學應用于翻譯研究的理論家，但是經過近10年的發展，社會敘事學理論已經煥發了新的生命力，我們這里介紹的，不僅僅是Baker對于敘事理論的創造性貢獻，還包括Sue-Ann Harding在內的一批翻譯學者對敘事理論的改進和充實。

(一)敘事策略

Baker對于敘事學理論的最大貢獻在于她將其系統化和理論化。從定義、類型、特征到策略和評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敘事特征和敘事策略密切相關，由敘事特征演變而來的敘事手段包括:文本材料的選擇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textual materials)和時空框架(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如果說前者和敘事特征幾乎沒有區別，那么，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就是temporality、 relationality 和framing 理論的結合[1]105-106。除了沿用已有的敘事類型和策略，Baker加入了針對翻譯研究的敘事策略，如參與者的重新定位。

Baker的敘事理論既有優點，也存在十分突出的問題：敘事特征和敘事策略的界限不清。Baker在2006年提出了用于分析翻譯敘事的敘事策略，但是，2014年她又提出可以通過敘事特征作為敘事策略來分析文本。對于翻譯研究者來說，難以把握應該使用特征還是策略來進行敘事分析。此外，Baker提出的參與者的重新定位的敘事策略是針對翻譯文本的，但是在翻譯文本之外，這樣的敘事廣為存在，幾乎每一種敘事的轉述都會涉及對于敘事人物重新定位的問題，所以，對于翻譯策略的分類和定義還不夠完善。除此之外，如Baker所言，不少學者發現很難系統地應用敘事理論[9]175，除了敘事理論本身的不成熟，還與翻譯學者對于敘事理論本身的理解不到位有關[9]。

(二)理論的創新與對接

當寬泛的理論概念不足以解釋多元化的翻譯文本差異的時候，對于理論的調整和充實就成為必然。首先，Harding根據自己的翻譯文本對敘事類型作了更明晰的劃分。她所改造的敘事類型可以用圖1表示如下：

圖1 Sue-Ann Harding劃分的敘事類型[17]38

Harding認為敘事類型主要分為個人敘事和集體敘事。個人敘事和集體敘事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個人敘事可以匯聚為集體敘事中的四類：地方敘事、社會敘事、理論敘事和元敘事。集體敘事反之又為個人敘事提供敘事素材和敘事框架。Harding的敘事類型和Baker的相比，更具有層次性。Harding對公共敘事的定義提出了質疑，認為并非僅僅是社會機構主導傳播公共敘事，在民間也可以有公共敘事。在共享/集體敘事中，她將公共敘事劃分為地方敘事、社會敘事、理論敘事和元敘事?，F實生活中，集體敘事因地域及環境的差異而不同，這些集體敘事之間也存在競爭。因此，Harding對于敘事類型的細化只是敘事理論中的一種，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敘事類型。

Harding的另一個貢獻在于將文學敘事理論和社會敘事理論相結合。Baker曾強調她所闡述的敘事理論僅僅限于社會敘事學范疇，但是，Harding提出異議，嘗試將經典敘事理論應用于她的研究文本[17]。她主要應用了Bal的核心文學敘事概念：文本-素材-故事(text-fabula-story)[18]6、敘述者(narrator)、臨時敘述者(temporary narrator)[18]8、嵌入式敘述文本(embedded narrative texts)和嵌入式非敘事文本(embedded non-narrative texts)[18]60。文學敘事理論的補充充實了社會敘事學的研究工具，增加了文本分析的維度。

但是，Harding的敘事理論也有局限性，比如她的研究目的是如何讓文學敘事理論和社會敘事理論結合應用于翻譯研究，但從她的論文來看，除了敘事的基本觀點和敘事類型來自社會敘事理論，其他敘事理論的應用全部來自文學敘事理論。從兩套理論的結合來說，依然是以文學理論為主，社會學理論為輔，沒有突出社會學視角敘事理論的特點。

四、結語

由于敘事廣泛處于我們日常生活之中，是我們生活中最基本的表達元素，所以敘事理論可以應用于文字、圖像、音樂、電影、建筑等異質和多元的敘事構建?！皵⑹吕碚摼褪且环N變化中的敘事理論”[19],Baker的敘事學翻譯理論也僅僅是一種關于翻譯研究的敘事理論，這一理論建立在社會敘事學的基礎之上，在被更多的學者運用于研究的過程中，逐步由概念敘事走向了公共敘事，受到了同行的認可。任何理論，包括翻譯學理論，都是變化發展中的學科敘事，不是嚴絲合縫的科學真理。唯有抱著這樣開放性的視角，才可以靈活準確地應用西方理論，解決西方翻譯理論在中國“水土不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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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ndApplicationofMonaBaker’sNarrativeTheoryinTranslationStudies

FAN Lingj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Drawing on sociological and cognitive strands of narrative theory，Baker’s narrative theory enables scholars to look beyo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 and the TT and the notion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rrative theory，points out potential challenges of applying its analytical tools，and discusses the new interfaces between narrative theory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future.

translation studies;narrative theory;Mona Baker;evolution;application

H315.9

A

2095-2074(2015)01-0022-06

2014-11-17

范玲娟(1978-)，女，寧夏銀川人，寧夏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翻譯學專業2011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