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改革開放詞典”

顧土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而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則標志著中國大陸認可了市場經濟，隨著中共十四大的召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成為改革開放的新目標。

1978年，身為“知青”的我，從農村考上了大學，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而1994年，終于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住房，徹底改善了生活環境——盡管當時的住房還是單位分配，但這套住房已經落在北京的新型社區里，并且是商品房建設的結果。

1978年至今接近40年，1992年至今也已23年，回首改革開放前后的社會變遷，回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換，不能不發出恍若隔世的感嘆。其實，在改革開放初期并非如此。那時，受“文革”慣性思維的影響，每進一步，阻力都不小。一直到市場經濟來臨后，各種疑惑才迎刃而解，此后，爭論越來越少，步履越來越大，終于走到了今天。

回想改革開放的歷史，我們的生活究竟增添了哪些新內容，又有哪些舊內容消失了？我想，無論增添還是消失，都可以從詞匯內涵的認知開始，有的詞匯流行了，有些詞匯被賦予了新意，這些詞匯的變遷無不與時代互為因果。

平等：“讓一切皆有可能”

從我識字知理時起，“平等”這個詞就印刻在腦海了，那時的日子雖說窮，但看起來確實挺平等。但如今回想起來，這種平等，事實上只是一種“平均”。城市人口無論群眾還是普通干部，都是同樣的供應，定量一致、票證一致。住房大多是分配的，除少數高級干部是獨門獨院外，其他人的差距不太大，但最少最差的確實可憐，常年居住在簡陋平房、一家幾代擠在一兩間屋子里是普遍景象。只有生育多少的選擇權屬于自己，生得多了，就艱難些;生得少了，自然寬松些——這，才屬于平等的范疇。而農村人口，按工分吃飯，但分值就那么一點，掙滿分都不見得能吃飽。在這種普遍貧窮的條件下，一個生產隊的分配基本平均。如果還有不平等，那就是隊干部憑借手里的小權力，有的將招工、當兵的名額分給了親戚，有的則分給了送禮的。

改革開放后，我逐步明白了“平等”的含義。一次，北京舞蹈學院副院長許定中老師邀我去鄭州，實在買不到火車票了，就托關系為我買了一張軟臥票。沒料到上車后，隔壁一位干部模樣的人估摸我的年紀，頓時嘆氣：“哎，現在什么人都能坐軟臥啦！”不過他說得沒錯，此前，乘坐軟臥必須要具備一定級別，若想乘飛機，限制就更嚴了。上世紀80年代開始，盡管坐軟臥依然要憑級別，但已日趨松懈，托關系開張介紹信，就可以搞定，也沒什么人再為這種事情較真了;到了后來，軟臥上越來越多的是最先富起來的城市“倒爺”，而鄉鎮企業里的農民企業家，別看還是一身“土氣”，也大搖大擺地走了進來。

1980年，外匯券誕生了，直至市場經濟來臨才廢止。為滿足來華的外國人及歸僑購物、生活的需要，同時又使他們的生活條件有別于大陸居民，才產生了這樣一種奇特的貨幣。但沒多久，一些大陸居民從海外親友那里也得到了外匯券，還有人私下收購，一時間，外匯券成為人們最可炫耀的資本。但僅僅攥著外匯券沒多大用處，如何想方設法進入允許使用外匯券的場所，才是那個時代的奇異景觀。

從前想要靠近外國人食宿和購物的地方，那就有可能被懷疑是“敵特”。改革開放后，雖然沒有了這種風險，但要進賓館必須持有證件，還要說明理由才能登記。如果沒什么身份，又不會客，基本不準進入。在北京，人們最想進的地方是北京飯店、友誼賓館、新橋飯店、民族飯店、國際俱樂部和友誼商店，里面的服務彬彬有禮、廁所干凈整潔、商店物品豐富，敞開供應，還有很多進口貨，與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但這些地方都站有“門衛”，個個火眼金睛，只要用眼睛一掃，就能看出誰是大陸人，一抓一個準兒。如今以慈善家著稱的李春平，當年就是一門心思想進出北京飯店的人，因為他“深目直鼻、高大挺拔”，再經過精心打扮，常?？梢远氵^“門衛”的眼睛。但多數人并沒有他那么幸運，有的只好以找親友為借口，有的則在門口攔住賓館客人央求著將自己帶進去。

出口轉內銷、外貿商品，改革開放初，一見到這些招牌，我們就會驚喜半天，肯定擠進人群瞧一瞧，或者排隊買兩件。因為出口產品質量高，款式新穎，比平時老百姓可以買到的商品強許多。其實更早的時代，這些出口轉內銷的東西就在商店里出現過，只是不說罷了。在我小時候，限量供應、票證供應之余，偶爾會在市場上忽然出現大批相同產品，后來才知道，這些都是出口過?；蚴潜煌嘶氐漠a物。有一陣子大桶的番茄醬布滿商店，商店一時賣不出去，干脆打開桶裝，改為零售。用番茄醬沖水喝、拿番茄醬炒菜吃，一時間成了許多家庭流行的美食。從前有人總好指責別人崇洋媚外，可當外來產品總是優于國內產品，當出口的產品總是優于內銷的產品，叫人們不去“崇”，恐怕不太現實。

自從一座座賓館拔地而起、私營的賓館遍布各地、大陸人變為賓館消費主流后，賓館門口站的就不再是“門衛”，而改為“門童”了，鞠躬、拉車門，歡迎光臨都來不及，誰還會分中外？當國門完全打開，尤其是市場經濟來臨，物質日益豐富，任何一個小商店的貨品都琳瑯滿目，什么地方都可以買到進口商品，友誼商店、出口轉內銷等也就失去了意義，中國大陸人與外國人、港澳人、華僑之間的不平等待遇不能不悄然退隱。當民航、鐵路日趨發達，而且轉向了市場，銷售額成了首選，特殊待遇自然就成了多余——中外終于“平等”了。

市場經濟，可以說就是“讓一切皆有可能”。自從住宅進入市場經濟以后，任何人都可以靠掙錢、房地產交易、貸款或租房來決定自己住大住小、住遠住近、住豪宅住普通。沒有任何級別或級別很低的人，照樣可以住幾百平米，照樣可以住獨棟，照樣可以擁有花園。在住房由單位分配的時代，不結婚的沒有分房資格，早婚的分房分數高于晚婚的，而在市場經濟進入住房建設后，這些資格和分數也都煙消云散，即使你和同性住在一起，一輩子不結婚，也不會影響人生的基本——住房了。

改革開放，尤其是市場經濟，讓人與人之間不再因為級別而在生活常事上分為三六九等。

身份：從“哪個單位的”到“請出示身份證”

平等和自由，首先需要身份的確立，身份的平等是最基本的平等，因身份的平等而帶來的自由才是最基礎的自由。1984年4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試行條例》 公布，并頒發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證;1985年9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批準發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標志著我國居民身份證制度的重新確立。

從前我們沒有身份，而是屬于單位的一分子。當年我結婚時，已經進入了介紹信時代的末期，當我請求開封介紹信去辦結婚手續時，雜文家、部主任藍翎一看表格上那一欄領導意見，頓時笑了，提筆就寫上：當然同意！今天，單位已不再管你結婚不結婚了，介紹信也漸行漸遠?？晌覀冊洑v過一個只認單位的時代，走在路上遇到盤查，開頭一句就是“哪個單位的？”那時，盡管很多人身在單位，但工作證的作用并不大，從農民到城市人口，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介紹信，這使得每人的每次出行都處于單位的監管之下，也使得查證部門能夠因此放心——你出來確實不是搞破壞，而是“抓革命促生產”的。

介紹信退出社會，身份證走上前臺，說明社會的日益多元化。介紹信能夠說明一切，是因為那時的單位都是國家的，或者由國家管控下的集體所有，單位有足夠的威信去證明其下屬分子的存在與清白。但當許多人選擇了私營公司，當很多公司是外資、合資企業而與國有無關后，介紹信也就隨之失去了權威性。

身份證帶來的是身份的平等。在介紹信盛行的年代，我拿著介紹信去機關辦事、去投宿、去購票，對方一看介紹信信端的名稱，就先增添了幾分敬意，如果是某某公社或是某某集體所有制的小廠，估計就會是另一番景象了?！拔铱刹皇且话銌挝坏摹?，這是當年最壓分量的一句話。那個時代，每逢過節、開大會，北京就會要求清理外來人口，常常稱呼外地人為“外地來京人員”，甚至叫“外地流竄來京人員”，規定必須憑省級以上介紹信才能買票進京，才能入住招待所和旅館，而能夠拿到省級以上介紹信的恐怕少而又少，外地老百姓此時只有遠離北京的待遇。

幾十年間，我們的身上曾被劃上各種符號，這些符號隨時隨地伴隨著我們，有的影響入學、工作，有的甚至影響喪葬。只有當身份證出現后，才還原了我們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身份，這種身份是自然的，而不隸屬于誰。結婚、出行、住宿、取款、匯款、辦理各種手續，只需要我們作為人的信息，級別、單位、職業，與此無關的信息統統被徹底淡化。身份證的所有權在個人，而且最便于也最應該攜帶身邊。擁有了居民的身份，也就擁有了居民應有的自主權利，帶來的是自由，我們可以走遍全國，在任何地方尋找工作、生活。

身份證的延伸是護照，中國大陸人持有一本護照，過去猶如登天，因為有護照就說明有出國的可能，這可是人生的大喜事。改革開放前，出過國與“特嫌”還能掛鉤;而改革開放初期，因公出國越來越多，有的單位還將出國分為幾等，越南、蒙古、朝鮮等只算半次，可見大家最想去的是西方發達國家?，F在，出國已是家常便飯，護照與身份證一樣，日漸普及，旅游的目標正從去發達國家瘋狂購物轉向去優美的風景區度假。

回想我們的人生，過去總是不斷地被詢問是干什么的、哪個單位的，而今天通常是：請出示身份證——這是劃時代的進步，只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罷了。

隱私：從沒有隱私

到隱私保護納入法律層面

“隱私”一詞是個有歷史的名詞，但似乎我們從來也沒有保護隱私的意識，原因是我們多數時候沒有隱私——沒有隱私的個人也就不可能構成獨立完整的自己。

筒子樓生活是一個貧困時代的特征，居住在筒子樓里的人，沒有隱私可言。做飯在樓道里，誰家每頓吃什么可以盡收眼底;一層樓的人都在一個水房洗漱，里里外外都顯露在鄰居面前。

合居是什么？上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人，可能很難想像這種居住方式了。這不是幾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合租在一套房間里，也不是幾個打工者住在一間集體宿舍，而是兩家以上的人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擠在原本應該一家人居住的一套房內。我家當年居住的大院有三座樓房，“文革”時期多數是合居，最少兩家，最多三家，幾家合用一個廁所、一個廚房，不僅沒有隱私，有時還憑空增添了不尷不尬的糾葛。我父親有位同事，“文革”時被調進故宮博物院工作，他的夫人已經下放五七干校，卻硬要將他與一位寡婦合居，最后終于鬧出緋聞，成了“新生資產階級腐化分子”，大字報還質問他：“為什么經不起考驗？”

北京的四合院，在我小時候已經演變成大雜院了，十幾家、幾十家擠在一個大院里，后來因為城市建設長期停滯，孩子們逐漸長大，只得在原本已很擁擠的大雜院又加蓋出一間間簡易小房。每次走進大雜院，不得不東拐西彎，曲徑通幽，最后才能找到你要找的那一家。在這種大雜院生活，家家戶戶的隱私都不能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有擺設、家底、飲食、舉止、聲響，互相之間一清二楚，了解個底兒掉。

當然，現在也有人對那種沒有隱私的生活格外留戀，認為老街坊老鄰居互相知根知底，有什么事情都能互相照應，大門不用上鎖，誰家有點好吃的，可以拿來分享，還能請鄰居代看孩子。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政治運動來了，互相揭發也是一景，平時為了水龍頭，為了巴掌大的地盤反目，直至大打出手，也不少見。

隱私是人的天生權利，沒有隱私，其他權利無從談起。1997年我國 《刑法》 終于廢止了“反革命罪”，而當年的許多“反革命罪”實際都是隱私的外露，比如言論、思想、日記、書信，為此可以判刑，直至死刑。改革開放后，這些漸漸地不再入罪了。20多年來，關于隱私權的保護一再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保護隱私正在成為人們嘴里的一句過硬的抗爭，而不像過去，這是一句不敢說出口的話，連私心一閃念都要公布于大庭廣眾，何談隱私？

《憲法》 第三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睉椃ǖ谒氖畻l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究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弊罡呷嗣穹ㄔ骸蛾P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的名譽權”。盡管將侵害他人隱私權僅僅作為侵害名譽權處理仍有待討論，但將隱私保護納入法律層面，已是歷史的進步?；叵搿拔母铩睍r，大字報專以揭發別人隱私、丑化別人人格當作正義之舉、革命之舉;回憶我的少年時代，天天看到一起起抄家、夜夜有可能被不知身份的人肆意闖入“查戶口”，再看今日狀況，真乃社會之幸。

減肥：從缺吃少穿到狂吃濫喝

我家附近有一家溫泉假日酒店，“八項規定”以后，這里的票價減了將近一半，來泡溫泉的男女老少，幾乎都是一家家普通人。在溫泉區，你會看到胖子一個接著一個，肚子一個比一個大。

我現在居住的房子附近有幾個村莊，每天傍晚，三三兩兩的男女農民都會出來散步，一走就是幾里路，他們互致問候，說多走走是為了消食，防止發胖。而30多年前，我在北京平谷農村生活時，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農忙時節還要挑燈夜戰，一年四季以白薯、玉米為主食，再加點自腌的咸菜，除了過春節，難得吃一回肉，沒有油吃，只能將一塊豬皮掛在灶上，不時用來擦擦鍋底。那個時代壓根兒吃不飽，吃過晚飯就趕緊上炕睡覺，捂著那點食還來不及，誰會出來散步消食？

反觀今天，滿大街都是大胖子，三高、脂肪肝，正成為我們的時代病;減肥，已經是大家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以前，我們愛把有點肚腩的稱為“將軍肚”，也就是說在人們的眼里，只有到了將軍這一級，才有可能出現這種肚子。

肚子癟、胖子稀罕，是因為我們的供應是票證供應，購糧不但要糧票、米票、面票，還要糧本，每月定量夠吃的不多，而且粗細搭配;其他還有肉票、油票、布票、煤票、糖票、工業券，等等。同時再加購貨本，購貨本里有限量供應的粉絲、粉條、芝麻醬、香油、雞蛋、豆制品，春節才能供應花椒、大料、黃花、木耳、瓜子、花生。限量供應的多數是農副產品，過去還是小農經濟的長項。前幾天有位1971年出生在云南漾濞的同事找出了自己的出生證，曬在了微信上，封皮蓋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漾濞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戶口專用章，里面在備考一欄詳細標明，因生育而配給的油、糖、面已供。

從小我們學理論時總說“物質極大豐富”，但商店里的產品少而又少，只有過節才會從全國各地調集產品進京，出現“琳瑯滿目”的景象，但也是限量供應，“全國人民養著北京”是當時各地老百姓對北京的形容。改革開放后，人民公社取消、統購統銷退出、計劃經濟隱退，讓市場有了活力，農民有了積極性，上世紀80年代，糧票盡管還在，但日益形同虛設，不要票證的食品越來越多。1984年深圳特區還率先取消票證。1992年，我國將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定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全國各地先后放開糧食及其他產品價格，激活了商品流通，1993年糧油實現敞開供應，長達近40年的“票證經濟”就此落幕。從那以后，每次去大小商店，我才真正看到了什么是“物質極大豐富”。

物質豐富后，人們似乎想要將過去虧欠的肚子都補回來，大吃大喝，成為餐桌上的一大景象。1988年5月的一天，在北京公主墳一家空軍剛開的餐廳里，我們一幫朋友聚集一處為了一出節目而吃午飯，吃過了各種魚肉雞后已經撐得不行，沒料到隨后又上了北京烤鴨，依然可以將所有鴨子吃盡。北京王府飯店自助餐廳剛開業沒多久，十幾個人能從中午一直吃到傍晚，腹脹如鼓。

20多年下來，這種狂吃猛喝的狀況并未改變，而且以自助餐為最盛。自助餐原本是為了節約才出現的一種飲食方式，可沒曾想，人們從貧困時代剛出來不久，男女老少每個人的盤子里都像是在囤積，去取食品時永遠在爭搶，“吃多少拿多少、請勿浪費”的標示形同擺設。大概人們在一個貧窮的年代都形成了集體無意識，而且已經傳給了下一代：不爭不搶不囤積就怕吃不著了。

餐桌浪費是我們20多年來的一大景觀，與30年前的缺吃少穿形成了鮮明對照，也與那些早就發達起來的國家人民所擁有的自覺自愿的節約意識形成明顯對比。這種浪費讓我們終于明白，貧困時代的節約不是真節約，而是逼不得已，只有在富裕時代的節約才是道德品質的自然體現。

杜絕浪費、需要減肥，這是改革開放走到今天，人們才剛剛開始意識到的問題，盡管為時已晚。

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問題，改革開放也不例外。由于大量問題的不斷涌現，一些矛盾日趨激化，當初的共識已經出現裂變，有人開始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說法。事實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是敘述了一個古今中外的發展事實，我們至今還沒看到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全體同時富起來的，都是有先有后，倒是真有一起窮下去的社會，這樣的歲月我們都曾經歷過。貧富分化是當今的大問題，但在貧富差距中，貧窮的一方與改革開放前的貧窮比較，究竟如何，也需要說出實話。我曾經見過一位揚州來北京的搓澡師傅，在他看來，現在是天堂，以前與現在根本不能比，只是那時大家一樣窮，所以心理便平衡些——他說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話。

（選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