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川諭的《三國演義》版本研究——日本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系列之二

·段江麗·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日本學人所撰‘中國文學史’研究(1882－2002)”(項目編號14AZW010)、北京語言大學院級科研項目(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15YJ010002)階段性成果。

目前，中日學術成果的交流存在不平衡現象，以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為例，日本學者對中國學界的研究成果了解非常充分，因此可以及時參考和吸收;相反，中國學者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的了解則非常有限，從而得不到應有的參考和借鑒。因此，筆者希望能對當代日本在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領域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了解和介紹，希望這種“逆輸入”能為中國學者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本文在對照日文原著和中文譯著、反復認真研讀的基礎之上，擬對中川諭先生(為了行文簡潔，下文皆簡稱中川)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進行介紹和探討，并順便糾正或補充中譯本中的個別錯漏。

據中川自己在該書《后記》中介紹，他對《三國志演義》的興趣，始于1983年入東北大學初學漢文之時。后來，其本科、碩士、博士論文都與《三國演義》有關，于1994年3月以題為《〈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的論文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論文經過加工整理之后，于1998年由汲古書院出版，201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譯本。其中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部分曾被介紹到中國，受到了較多的關注。至于這部專著，黃霖先生和顧越先生曾撰文給于高度評價，并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天津師范大學趙瑩博士新近的博士論文《〈三國演義〉在日本的譯介和研究》亦設專節做了簡單介紹。不過，即使有了黃先生的高度評價和推介，又有了中譯本，中國學者對中川研究成果的關注還是遠遠不夠，新近發表的一些關于《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的代表性論文并未涉及即說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關于版本分類、版本源流、不同版本之間的關系、毛評本的底本及成書過程等等，這些《三國演義》版本研究領域的重要問題，在中川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一書中都提供了答案，非常值得重視和參考。本文首先對中川主要研究的問題及觀點做比較詳細的梳理、介紹;然后，分析中川研究方法上的一些特點和啟發意義;最后，尋找問題點，探討繼續研究的可能性空間。

一、版本分類

中川指出，“現存《三國演義》版本已經超過30種”，并對32種本子做了較具體的介紹。對這些版本進行分類處理，可以說是討論其他有關版本問題的基礎。中川對小川環樹、西野貞治、金文京、上田望、魏安等諸位先生的分類一一做了檢討，指出其特點及不足，然后以自己的標準，將現存32種版本分為三個系統，分別為:1、“二十四卷系統諸本”，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鄭以楨本、夷白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含吳觀明本、綠蔭堂本、黎光樓本三種)、鐘伯敬本、英雄譜本、毛宗崗本、李漁本等12種;2、“二十卷繁本諸本系統”，包括葉逢春本、余象斗本、志傳評林本、鄭少垣本、鄭云林本、楊閩齋本、種德堂本、湯賓尹本等8種;3、“二十卷簡本諸本系統”，包括誠德堂本、劉龍田本(亦即喬山堂本)、笈郵齋本、朱鼎臣本、天理圖本、忠正堂本、黃正甫本、楊美生本、魏某本、北京圖本、劉榮吾本、聚賢山房本等12種。(譯著，第14－24頁)需要說明的是，“天理本”與“北京圖本”因出版者不詳而被中川以所藏館名之，“魏某本”則因刊刻者只能看清姓氏“魏”字而得名。此外，中川還提到了他在東京神田神保町山本書店出版的《山本書店古書目錄》中的記載的一個題為《新刻京本全像演義三國傳》即與畊堂本，雖未納入上述三類做具體研究，但是根據“書目”提供的內容作了簡單介紹，為后續研究提供了線索。(譯著，第229－234頁)

據中川自己介紹，他的分類依據，主要是“著眼于三國故事的敘述方式以及版本間文章的差異，同時也關注插入的詩歌、故事?！?譯著，第31頁)具體的做法是，分別選取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為代表，提供了兩個具體的例證來證明說明其分類的理由。至于通行本毛評本因為經過了毛宗崗的大幅修改，所以另行討論。

第一個例證，選取“遷鑾輿曹操秉政”中的一個片段進行文字比對，得出結論:嘉靖本與余象斗本文字繁簡沒有多大差別而故事內容有差別;而朱鼎臣本文字比嘉靖本和余象斗本簡略，故事內容則更接近余象斗本。對此，中川有個概括性陳述:

『三國志演義』諸版本を比較したときに見られる大まかな文章の違いとしては、ここに示したような三つの傾向を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文章の違いを指標として『三國志演義』諸版本を分類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原著，第48頁)

譯:比較《三國志演義》諸版本可以發現，(諸版本)文字上不拘小節的差異像這里顯示的一樣，表現出三種傾向。以這類文字差異為指標，可以對《三國志演義》諸版本進行分類。

第二例證，選取“袁術七路下徐州”、“曹操會兵擊袁術”中的一個片段進行文字比較，三個版本故事內容幾乎沒有差別，文字繁簡還如第一例一樣，朱鼎臣本比其他兩個本子要簡略，而中川特別關注的是“改則”的位置，三個本子“改則”的地方各自不同。因為“改則的地方是敘述過程中的一個小終結。改則地方不同，意味著文章的敘述方式不同，所以就表現為版本系統的不同?！?譯著，第37頁)對此，中川有個概括性的陳述:

そして毛宗崗本を除く『三國志演義』諸版本について、この場所における改則の場所を調べてみると嘉靖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余象斗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朱鼎臣本と同じ箇所で改則するものと、はっきりと三つ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によって、『三國志演義』諸本を、嘉靖本と同系統のもの·余象斗本と同系統のもの·朱鼎臣本と同系統のもの、の三つ系統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あろう。(原著，第53－54頁)

譯:而且，對除毛宗崗本之外的《三國志演義》諸版本，查閱這些地方的改則情況，很清楚地分為三種情況:與嘉靖本相同、與余象斗本相同、與朱鼎臣本相同。因此，可以將《三國志演義》諸本分為三個系統:與嘉靖本相同的系統、與余象斗本相同的系統、與朱鼎臣本系統相同的系統。

中川說，他曾“查閱了大概30多種版本的《三國志演義》”，(譯著，第31頁)在兩段概括性陳述中分別強調對諸版本的比較、對諸版本的查閱，因此，這里的結論應該是建立在相對全面的考察基礎之上的，即對他所提及的所有相關版本，在可能情況下都進行了調查。遺憾的是，中文譯著的編譯處理大意雖然不錯，但是未能體現中川原文中所強調的版本調查對象的周延性，容易導致“以偏概全”的誤解。

很顯然，中川這里據以分類的理由主要有兩點:“文字差異”與“改則”位置。兩相比較，筆者認為，后者更為新穎并且更具說服力。至于毛宗崗本隸屬于嘉靖本，中川的論證過程是，將前述第一例“遷鑾輿曹操秉政”中相關內容與毛宗崗本內容相同的地方(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駕幸許都呂奉先趁夜襲徐郡”)進行比較，結果顯示:毛宗崗本雖然詞匯有了很大不同，但是故事情節在三個本子中更接近嘉靖本;再加上后續的研究還將證明，毛宗崗本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底本的，而李卓吾評本在上述分類中屬于嘉靖本，基于這兩點，中川將毛宗崗本亦劃歸嘉靖本系統。(譯著，第37－38頁)

二、版本源流之二十四卷本系統

黃霖先生和顧超先生在著文推薦中川研究的“碩果“時，特別推崇三點:第一，嘉靖本并不是二十四卷本系統的最初本子;第二，葉逢春本可能最接近原本;第三，關于李、毛評本的成立過程。的確如此，祖本問題，版本演化問題，毛評本的成書過程，等等，這些既是《三國演義》版本研究領域的重要問題，無疑也是中川著作的重中之重。

在《三國演義》版本研究史上，鄭振鐸先生的開山之作《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提出，萬歷以后出現的諸本，內容上均與嘉靖本“一無差別”，只是到了清初，毛宗崗本才做了修改。由此，嘉靖本為現存《三國演義》諸本的祖本、也是毛宗崗評改的底本這一觀點在較長一段時間里基本上是作為定論而為學界廣泛接受。在后來的反對意見中，最有說服力的當屬以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先生提出來的“關索”故事說。小川博士在『關索の伝説とその他』(《關索的傳說及其他》)中指出，在周曰校本出現了嘉靖本中沒有的關索故事;而且，關索故事在明代其他刊本中有不同的形式，毛評本中的關索故事應該是來自嘉靖本之外的其他版本，從而否定了萬歷以后諸本在內容上與嘉靖本沒有差別以及嘉靖本為毛評本底本的觀點。中川沿著小川博士這一思路，除了關索故事之外，發現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等還增加了嘉靖本所沒有的另外10個故事，并查明了這10個故事的來源:除了關索來源于宋代民間故事之外，其他10個故事或來自《三國志》裴注，或來自晉書、吳書等正史，或來自《資治通鑒》，并且以夏侯女故事為例，將周曰校本與資治通鑒、《三國志》裴注進行比對，結果顯示，小說文本更接近《資治通鑒》，周曰校本中插入的其他故事比起正史來，也更接近《資治通鑒》，從而得出結論:流行于明朝中后期的《資治通鑒》成了通俗歷史書的藍本，而這些通俗歷史書又孕育了《三國演義》文本中的插入故事。(原著，第39－48頁)

除了小川環樹之外，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中指出，福建建陽出版的《三國志傳》系列與嘉靖本所代表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列在內容上有很大差異，并且提出:《志傳》之祖本，固在嘉靖本《演義》之前?！贝送?，周邨、金文京、周兆新、上田望、魏安等諸多先生的研究皆指向一個共同的觀點:有比嘉靖本更古老的古本或者說舊本存在，建陽本與嘉靖本分屬不同的系統。

圍繞祖本以及版本源流問題，中川按他自己的分類，分別對二十四卷本系統以及二十卷繁本系統、二十卷簡本系統等不同系統中的諸多代表性版本進行了小心謹慎的考察和分析。首先來看二十四卷本系統。

1、考察了同屬二十四卷本系統的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之間的關系。他以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為例，并引入二十卷繁本系統的余象斗本作為參考，節選“關云長襲斬車胄”故事中的片段，從文章內容和表現手法方面進行比較，得出結論: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不是以嘉靖本為底本;同時，從刊行年代等資料分析，嘉靖本也不是以周曰校本或者夏振宇本為底本。再節選“吳臣趙咨說曹丕”故事中的片段，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者進行對比，就周曰校本與夏振宇的關系得出結論:二者同樣不存在互為底本的問題;不過可以確認，與嘉靖本相比，夏振宇本與周曰校本的關系更為密切，而且晚于周曰校本。因此，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雖然屬于同一個系統，但是，不存在縱向的相互關系，而是以某個文本為祖本、分化衍生出來的三個本子，屬于橫向并列的關系。(譯著，第48－52頁)

2、考察了二十四卷本系統的李卓吾評本與其他版本的關系。中川首先說明了在李卓吾評本中選取吳觀明本、綠蔭堂本、黎光樓本三本進行考察的理由。其次，以插入的、在嘉靖本中沒有的11個故事為據，證明李卓吾評本與周曰校、夏振宇本一致。第三，從刻工姓名和避諱等方面論述了吳觀明本、綠蔭堂本的刊行時間，分別為天啟年間(譯著，第71頁)、康熙九年(譯著，第72頁)，再通過文字比對，論斷三者的演變次序先后為吳觀明本－綠蔭堂本－黎光樓本，故以吳觀明本為李卓吾評本之代表。(譯著，第75頁)第四，論證李卓吾本與二十四卷本系統其他本子的關系:選取“青梅煮酒論英雄”故事中的片段，對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進行比對，得出結論，吳觀明本更接近夏振宇本，并強調類似的例子有很多;(譯著，第77頁)又選取“孫策大戰嚴白虎”故事中的片段，同樣就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進行文字比對，發現前三者文字沒有差別，而吳觀明本有脫落，可見夏振宇本比吳觀明本年代更為久遠;相反，卻沒有發現能夠證明吳觀明本比夏振宇本年代更為久遠的例子，因此，中川推斷:夏振宇本有可能是吳觀明本的底本。(譯著，第79頁)總之，關于李卓吾評本，中川的結論是:現存最早的李卓吾評本是吳觀明本;在二十四卷本系統中，李卓吾評本與夏振宇本關系最為密切，而且成書晚于夏振宇本。

4、論述了毛評本的成書過程。自鄭振鐸先生以降，也有學者根據毛評本《凡例》第六條提及“李卓吾先生批閱”而認為毛評本的底本應該是李卓吾評本。中川在毛評本成書過程這一問題上的貢獻有二:第一，進一步落實了李卓吾評本為毛評本底本這一觀點。中川以他所認定的現存最早李卓吾評本——吳觀明本為依據，逐一檢驗毛評本《凡例》其他九項，結果發現，吳觀明本符合毛宗崗所說“俗本”的特點;同時指出，毛宗崗本亦有11個插入故事，也再次證明了嘉靖本不是毛評本的底本。第二，大致厘清了自嘉靖本至毛評本之間的版本演化軌跡。中川經過文字比對，認為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為三個橫向并列的本子，而夏振宇本有可能是吳觀明本的底本，吳觀明本則是毛評本的底本，也就是說，夏振宇本－吳觀明本－毛宗崗之間存在縱向繼承關系。

5、考察了鄭以禎本的性質及其在二十四卷本系統的位置。鄭以禎本除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的簡單記載之外，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小說月報》第20卷10號上刊載的卷1第1頁的照片，乃“祭天地桃園結義”的片段，全書已佚。中川將這僅存的一頁書影與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從文中加入的注釋部分來看，鄭以禎本接近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再通過比對個別字句發現，與夏振宇本比，鄭以禎本更接近周曰校本，而周曰校本早于夏振宇本，因此，鄭以禎本也就早于夏振宇和吳觀明本，因其封面有“李卓吾先生評釋圈點”等字樣，結合“李卓吾”名字被偽托的時代背景推測，“鄭以禎本的刊行年代應該在萬歷三十年左右或者之后?！?譯著，第95頁)

6、考察了夷白堂本的性質及其在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位置。中川首先根據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中關于“夷白堂”書肆的相關記載，推測夷白堂本《三國志演義》刊行于萬歷三十年代后半期;(譯著，第96頁)其次，根據夷白堂本具有11個插入故事這一特點，推斷其與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一樣，屬于二十四卷本系統;再次，選取“玉泉山關公顯圣”故事中的片段，將夷白堂本與同屬二十四卷本系統的嘉靖本、周曰校本，以及二十卷繁本系統的鄭少垣本、二十卷簡本系統的朱鼎臣本進行文字上的比對，結論是:夷白堂本最接近周曰校本;再分別選取“袁譚袁尚爭冀州”、“吳臣趙咨說曹丕”故事中的片段，將夷白堂本與同屬二十四卷本系統的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等其他四個本子放在一起進行比對，結論還是夷白堂本非常接近周曰校本。不過，當選取“黃忠嚴顏雙建功”故事中的片段，將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夷白堂本等四個本子進行比對時，結果發現另一種情況:與嘉靖本相比，周曰校本存在明顯脫漏，文意不通;夏振宇本雖然也有脫漏，但字數比周曰校本多，文意也通順。再細看，在夏振宇本增加的內容的“你見諸人”等字同樣見于嘉靖本，而中川在前面已經證明了嘉靖本與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等并不存在互為底本的問題，因此，夏振宇本與周曰校本不同的部分，有可能是夏振宇本修改所致，也可能是夏振宇本繼承了比周曰校本更古老的版本。在這個例子中，與周曰校本、夏振宇本相比較，夷白堂本基本上與嘉靖本一致。因此，盡管夷白堂接近周曰校本，在刊行時間上也晚于周曰校本，但卻不是以周曰校本為底本的，換句話說，周曰校本與夷白堂本有可能是以某一相同的底本為基礎各自成書的。(譯著，第102頁)

除了判斷夷白堂本在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位置之外，中川還指出了夷白堂本兩個具體特征:第一，與周曰校本比較，大概刪除了三分之二的詩歌;與嘉靖本、周曰校本比較，刪除了與故事情節無關的說明性文字，比如說刪除了“諸葛亮六出祁山”故事中對“木牛流馬”制作方法的介紹。中川推測，刊行者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為了減少篇幅、節約紙張成本。至于刊行者既要節省成本，何以選取二十四卷本系統，而不是采用二十卷簡本系統?中川的推測是，夷白堂地處杭州，有可能看到了主要刊行于南京的二十四卷本而沒有看到刊行于建陽的二十卷簡本。

從對比夷白堂本與嘉靖本、周曰校本等三個本子出發，中川還探討了早期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卷數問題。從刊行時間來說，嘉靖本為嘉靖元年，周曰校本為萬歷十九年，夷白堂為萬歷三十年代后半期，因此，周曰校本更接近嘉靖本;可是，從卷數來說，嘉靖本為二十四卷，周曰校本為十二卷，夷白堂本則與嘉靖本一樣，也是二十四卷。對此，中川的推測是，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原為二十四卷，每卷十則，嘉靖本和夷白堂本繼承了這種形式;當屬于二十四卷本系統的周曰校本或者周曰校本的底本在插入11個故事和周靜軒詩歌時，將兩卷合成一卷，每卷二十則，這樣就形成了十二卷本。(譯著，第107頁)

7、除了上述版本之外，中川還就二十四卷本系統中的鐘伯敬本、英雄譜本、李漁本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關于鐘伯敬本。中川結合被冒名的鐘伯敬和校閱者陳仁錫的生平推測，鐘伯敬本刊行時間當在天啟至崇禎年間;(譯著，第114頁)其底本應該是吳觀明本或者與吳觀明本很接近的其他李卓吾評本;(譯著，第117頁)正文部分，忠實地繼承了李卓吾本;評論部分，有對李卓吾本評語的直接引用、間接引用、引用之后加以批駁以及直接提出相反觀點等幾種情況，不同的批語體現出了兩種不同的解讀方式。(譯著，第120－125頁)

關于英雄譜本。中川在小川環樹和金文京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詳細比對英雄譜本、周曰校本、余象斗本/鄭少垣本、朱鼎臣本等四個本子，根據“花關索”與“關索”出現的情況，再結合其他10個故事的插入情況，得出結論:英雄譜本基本上是以二十四卷系統中插入了11個故事的版本(如周曰校本)為底本，但是這個底本存在缺失;在缺失部分，則參考了二十卷繁本系統亦即“花關索”系統的版本(如余象斗本、鄭少垣本)。從花關索出場的前后文文字來看，比較周曰校本、余象斗本、英雄譜本三個本子，英雄譜本更接近沒有花關索故事的周曰校本，卻插入了余象斗本的花關索故事;從關索出場的前后文字來看，比較周曰校本、鄭少垣本(因為余象斗本相關內容缺失，故代之以同系統的鄭少垣本)、英雄譜三個本子，雖然“關索”出現在周曰校本和英雄譜本中，文字上，英雄譜本卻更接近沒有關索故事的鄭少垣本，對此，中川同意金文京先生的觀點:這一部分文本，英雄譜本是以“花關索故事”版本(亦即二十卷繁本，有花關索故事而沒有關索故事)為底本，加入了二十四卷本的一小部分?？傊?，英雄譜本是二十四卷本系和二十卷繁本系的組合體。

關于李漁本。李漁本晚于毛評本并且參考了毛評本，這一點早已是學界共識。關于李漁本，中川的貢獻是，通過具體的文本比對，進一步落實了李漁本的編纂過程及其與毛評本的具體關系。首先，分別選取“孫策大戰嚴白虎”、“廢獻帝曹丕篡漢”兩個故事中的片段，比較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吳觀明本、李漁本，證明李漁本更接近吳觀明本;接著，選取16條例文，比較吳觀明本、綠蔭堂本、藜光樓本、李漁本之后發現，李漁本與三本各有一致與不一致的地方，不能證明李漁本更近哪一本，從而間接證明有可能在這三者之外，還有其他李卓吾評本存在。李漁本是以某一個李卓吾評本為底本、參考毛評本而成書，至于李漁本與毛評本的關系，鄭振鐸先生曾經認為，李漁本“在原文與毛本之間，時時擇善而從之?！敝写ň兔u本“凡例”中所提到的修改的十項內容，比較李漁本，發現除了“昭烈聞雷失箸”一項之外，其他九項均未按毛評本修改，而是沿襲了李卓吾本;同時選取“安喜縣張飛鞭督郵”、“王允定計誅董卓”兩個故事中的片段，對吳觀明本、毛宗崗本、李漁本進行文字比較，發現李漁本引用毛本的文本內容很少，而且存在很多不同于毛本的改編。第三，通過舉例統計，證明李漁本的評語有摘自毛評本的，也有自創的，二者“數量同樣多?！?譯著，第157頁)

三、版本源流之二十卷本系統

如前所述，中川所說的二十卷本包括兩個系統，即繁本系統和簡本系統。其中，繁本系統包括葉逢春本、余象斗本、志傳評林本、鄭少垣本、鄭云林本、楊閩齋本、種德堂本、湯賓尹本等8種;簡本系統包括誠德堂本、劉龍田本(亦即喬山堂本)、笈郵齋本、朱鼎臣本、天理圖本、忠正堂本、黃正甫本、楊美生本、魏某本、北京圖本、劉榮吾本、聚賢山房本等12種。

關于二十卷本繁本系統。這一系統的8種本子中除了葉逢春本之外，其他7種都有花關索故事。對這8種本子，中川所做的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論述了7種含花關索故事的本子之間的關系;第二，論述了葉逢春本與其他7種本子屬于同一系統的理由以及文本特征。

含有花關索故事的7個版本中，鄭少垣本與鄭云林本為同一個版本，所以實際上只需考察6個版本。中川經過文字比對得出結論:余象斗本、志傳評林本、鄭云林本、楊閩齋本等四個本子存在一定的相通點，但是，它們之間不存在縱向繼承關系，而是由同一個祖本派生出來的橫向關系。(譯著，第176頁)尤其強調，志傳評林本與余象斗本雖然同為雙峰堂所刊行，但志傳評林本并非以余象斗本為參考刊刻的，有可能是以同系統內另一個已經失傳的版本為參考重新刻板的。相對來說，種德堂本與鄭少垣本關系密切，但是，兩者之間不存在先后繼承關系。至于湯賓尹本，比余象斗本等諸本晚出，但是，余象斗本、志傳評林本、鄭少垣本、楊閩齋本都不是它的底本;再則，在“花關索”系統諸本中，基本上沒有繁簡差異，只有湯賓尹本相對簡略，編者可能對正文進行了簡化和修改。

至于刊行于嘉靖年間的葉逢春本，金文京先生曾指出，它是最早的插圖本，沒有關索和花關索的故事，但是加入了大量的周靜軒詩歌。井上泰山先生認為，余象斗本可能直接繼承了葉逢春本。中川進一步指出，葉逢春本也沒有插入前述其他10個故事，但是，選取“袁術七路下徐州”、“曹操會兵擊袁術”故事中的片段，將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葉逢春本放在一起進行文字比對，發現葉逢春本基本上與余象斗本一致，而且，脫落的地方與“改則”的地方都與余象斗本一致，因此，判斷它與余象斗本屬于同一系統，亦即二十卷繁本系統。再選取“楊奉董承雙救駕”等其他四個故事中的片段，將葉逢春本、余象斗本、鄭少垣本等三個本子進行比較，得出結論:葉逢春本比余象斗本、鄭少垣本都更為古老，應該是介于周靜軒詩插入之后、花關索故事插入之前的本子，它是沒有根據史書修訂的、比較接近原本的文本;同時，因為余象斗本、鄭少垣本、楊閩齋本之間呈橫向并列的關系，在它們之前，可能存在“二十卷花關索系統祖本”，因此，余象斗雖然是現存花關索故事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卻并非最初插入花關索故事的文本，與葉逢春本之間也不存在直接繼承關系。(譯著，第188－189頁)

關于二十卷簡本系統。中川指出，這個系統諸本的共同特點是:第一，都含有“關索故事”，所以，也稱“關索”系統;第二，文本比其他兩個系統簡略。在12個本子中，劉龍田本與笈郵齋本是同版，所以，其實只需要討論11個本子。中川首先根據“故事的有無”及“文章的簡略方式”將這個系統的本子進一步分為兩類:一類包括誠德堂本、劉龍田本、朱鼎臣本、天理圖本、黃正甫本等5個，另一類包括楊美生本、魏某本、劉榮吾本等3個。根據書名，又將前者稱為“志傳小系統”;將后者稱為“英雄志傳小系統”。(譯著，第195頁)而北京圖本因為只殘留卷四、卷五、卷六，聚賢山房本有一些特殊性質，所以，特選取“劉玄德三顧諸葛亮”故事中的片段，將這兩本版本與朱鼎臣本、楊美生本放在一起進行比對，以確定其屬于兩個小系統中的哪一個，結果顯示:這兩個本子與楊美生本一致，都屬于“英雄志傳小系統”。(譯著，第195頁)

“志傳本小系統”中5個本子的關系。中川首先選取“安喜縣張飛鞭督郵”故事中的片段，將5個本子進行比對，發現:誠德堂本、天理圖本、黃正甫本三者關系較為密切;劉龍田本、朱鼎臣本二者關系較為密切。接下來，進一步考察前三者之間以及后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選取“瓦口張飛戰張郃”及“呂布刺殺丁建陽”兩個故事中的片段，將誠德堂本、天理圖本、黃正甫本三者進行比對，結論是:誠德堂本與天理圖本之間并非縱向繼承關系，而是由同一個祖本派生出來的橫向關系。在上述兩個文字片段的比較中，黃正甫本都顯示更接近誠德堂本。在此基礎上，再結合選自“董卓議立陳留王”、“司馬昭破諸葛誕”等故事中的片段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黃正甫本中有誠德堂本、天理圖本乃至二十四卷本系統及二十卷繁本系統諸本都未曾出現的文字，因此推斷:黃正甫本增補了誠德堂本。(譯著，第201頁)再選取“孫堅跨江戰劉表”及“曹操會兵攻袁術”等故事中的片段進行比對，發現劉龍田本與朱鼎臣本之間不能確定縱向繼承關系，可能為同一祖本派生出來，為橫向并列關系。(譯著，第202頁)中川還設專節從關索故事、文字比對等角度論證了忠正堂本明屬于二十卷簡本系統的“志傳小系統”，與天理圖本關系密切，但二者之間不存在先后繼承關系，而是由共通的底本派生出來的版本。(譯著，第216－226頁)

“英雄志傳小系統”中5個本子之間的關系。楊美生本與魏某本之間關系密切，魏某本有可能是楊美生本的重刻本;楊美生本與劉榮吾本之間是橫向并列關系;北圖本有的部分接近志傳本系統的朱鼎臣本，在英雄志傳小系統中，可能是早于楊美生本、劉榮吾本派生出來的本子。至于聚賢山房本，中川的結論是，它接近楊美生本，而且指出:其開頭部分與其他關索系統(二十卷簡本系統)諸本不同，而與周曰校本等二十四卷諸本一致，卷1前5則之后具備了簡本系統諸本“志傳小系統”的特征。(譯著，第211頁;原著，第311頁)還有，它雖然封面題有“毛聲山先生原本”，事實上與毛評本沒有關系。

至于二十卷簡本系統中的“志傳”與“英雄志傳”兩個小系統之間的關系，中川推測，它們擁有一個共通的祖本，它的文本接近《三國演義》原作，但較為簡略。中川將這個推測出來的本子稱為“關索系統祖本”。(譯著，第215頁)

四、啟示與問題點

綜上所述，中川在分類的基礎上對《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做了細致的分析

和推測，其基本脈絡為:原作《三國志演義》(推測本1)以抄本形式傳抄而廣泛流傳;有的抄本依靠《通鑒節要》、《通鑒纂要》等通俗歷史書進行修訂，有的則沒有被修訂。由被修訂過的抄本《三國志演義》(推測本2)發展出來的刊本就是現存二十四卷本系統，具體演化情形為:一種抄本的刊行本為現存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另一種抄本被插入了包括關索故事在內的11個故事以及周靜軒詩，成為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推測本3)，這個祖本派生出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等除嘉靖本之外的二十四卷本系統諸本。另一方面，沒有被修訂的抄本《三國志演義》(推測本4)在傳播過程中被插入了周靜軒詩，這一抄本又衍化出兩種本子，一種本子的刊行本即為現存葉逢春本，與葉逢春本同類的本子再加入了花關索故事，就形成“花關索系統祖本”(推測本5)，由這一祖本派生出余象斗本、志傳評林本等二十卷繁本系統諸本;與葉逢春本并列的還有另一種文本被大幅簡化的版本即“簡本系統祖本”(推測本6)，這個本子又被加入了“關索故事”，形成“關索系統祖本”(推測本7)，派生出劉龍田本、朱鼎臣本、楊美生本等二十卷簡本系統諸本。對這些錯綜復雜的版本關系，中川最后以圖示之，一目了然。(譯著，第268頁)

縱觀中川對《三國演義》版本的研究，深具啟發和借鑒意義;同時，也有一些問題，尚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就啟示與借鑒意義而言，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充分掌握和參考既有研究成果，找出問題點。這一點本來屬于學術研究的常識，不過，做與不做、做得好與不好，常常會因人而異。從鄭振鐸、孫楷第、周邨、周兆新、張穎、陳速，到小川環樹、金文京、井上泰山、上田望、魏安，等等，這些在《三國演義》版本研究史上的中外代表性學者的觀點，中川都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這樣，不僅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對話”基礎，而且使他準確地找到了新的“問題點”。

第二，建立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之上的版本描述。迄今為止，除英國學者魏安之外，中川是考察《三國演義》版本最多的學者。他所論述的32種版本，在全面、認真考察的基礎之上，每一種有盡可能詳細的文獻描述，甚至對“天理圖本”、“北圖本”等特殊的稱名也都有相應的解釋。在版本研究領域，有些文章作者本身對版本的基本文獻特征不甚了了，只是人云亦云、語焉不詳，結果往往使讀者墮入云霧之中。

第三，獨到的分類方法——對“改則”的關注。在中川之外，對《三國演義》全部文本的分類，主要有兩種意見:中國大陸學界一般分為通俗演義版本類、志傳版本類、批評版本類、毛氏版本類;英國學者魏安分為AB系統及其分支、CD系統及其分支。這些分類，從不同標準出發，各有其理據和不足。如前所述，中川的分類原則，“著眼于三國故事的敘述方式以及版本間文章的差異，同時也關注插入的詩歌、故事”(譯著，第31頁)，其中，最具特色和啟發性的是對“故事的敘述方式”——“改則”的關注和運用。所謂“改則”，就是一則故事結束之后另起一則，有時在上一則結束時有“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套語，有時沒有。中川認為:“改則的地方是敘述過程中的一個小終結。改則地方的不同，意味著文章的敘述方式不同，所以就表現為版本系統的不同?！?譯著，第37頁)而他之所以將改動很大的(包括將兩則合并為一回)毛評本與嘉靖本劃為同一版本系統，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毛評本源于李卓吾評本，而從“改則”位置來看，李卓吾評本與嘉靖本一致，故然。無論認同不認同中川對《三國演義》版本的分類，關注“改則”位置這一角度本身的確為中國古代小說版本源流研究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非常值得參考的新途徑。

第四，貫穿始終的“雙向互比”的文本比對方法。無論是版本分類，還是考察不同版本之間的關系，中川貫穿始終的最主要的方法是文字比對。事實上，在版本源流研究中，在缺乏外證的情況下，除了“文字比對”，幾乎別無他途。魏安在《〈三國演義〉版本研究》中對“串行脫文”的考察其實也是一種老老實實的文字比對。中川的文字比對工作，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一以貫之的“雙向互比”的方法。典型如，在考察關系密切的鄭少垣本與種德堂本的關系時，先通過比對“何進謀殺十常侍”故事中的文字片段，指出鄭少垣本有可能出自種德堂本;接著，又反過來，通過比對“董卓議立陳留王”故事中的文字片段，否定了鄭少垣本出自種德堂本的可能性，從而得出結論，二者雖然關系密切，但是不存在先后繼承關系。(譯著，第169頁)這種正反、順逆“雙向互比”的思路和方法，保證了結論的科學和嚴謹。在版本研究領域，不時有學者在進行文字比對時，由于先入為主或者其他原因，只做單向度的比對，結論經不起“逆向”的質疑與考驗，其可信度和說服力自然大打折扣。順便提及，中川在討論中也注意到了內證與外證之間的“互證”問題，如李卓吾生平與李卓吾評本刊行年代的互證，鐘惺、陳仁錫生平與鐘伯敬本成書時間的互證。反觀國內學界前些年對黃正甫本是否最早刊本的討論，有論者對眾多學者從黃正甫生平等外證提出的質疑不予回應而一味堅持己見，不論不說是一種遺憾。

第五，全局與細節結合——脈絡清晰的版本源流的系統。綜合來看，中川通過對“改則”的地方、文字、故事情節內容等諸多內證的考察，再盡可能結合相關人員的生平、刻工、書肆等外證，對他所考察的《三國演義》現存32種版本之間的關系，一一進行分析和厘清，繪制出了具體的關系圖，使得錯綜復雜的版本關系變得一目了然。這張系統圖，既是對32種版本的全景描述，又有具體版本之間的關聯細節，可謂既見森林又見樹木，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極富啟發意義的參照。

總之，中川的研究已經成為《三國演義》版本研究領域一座無法繞開的高峰。當然，也留下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在此，筆者不揣淺陋，提出以下三點商榷意見。

(一)分類及稱名問題。如前所述，中川將32種版本劃分為二十四卷本系統、二十卷繁本系統、二十卷簡本系統;在二十四卷本系統中，嘉靖本又單成一個分支，與推測本3“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并列。關于這一分類及稱名問題，筆者有兩個疑問:第一，將沒有插入故事的嘉靖本與插入了11個故事以及周靜軒詩的周曰校本等諸本作為一個系統是否合適?第二，在中川所指稱的屬于二十四卷本系統的12種本子中，只有嘉靖本和夷白堂本是二十四卷，其他11種本子，周曰校本、夏振宇本、鄭以禎本等3種為12卷;三種李卓吾評本以及李漁評本共4種為120回;毛評本為19卷120回;鐘伯敬本為20卷;英雄譜本為20卷240回，將這些或者稱卷或者稱回或者卷、回兼稱而數目各有不同的版本，通稱為“二十四卷本系統”是否合適?二十卷繁本與二十卷簡本亦有類似的問題，如二十卷繁本系統中非常重要的、甚至被認為是比嘉靖本可能更接近《三國志演義》原作的葉逢春本即為10卷，聚賢山房本則為6卷。關于第一個問題，筆者的思考是:第一，既然插入故事與周靜軒詩與否是版本分類的重要原則之一，那么，像魏安那樣，將嘉靖本當做一個單獨的類別來處理，也許更為合適，盡管這一類在目前所見的版本中只有一部;而且，就目前所見，這一印制相對精良的版本卻沒有關系密切的其它本子存在，這一現象本身就值得研究。關于第二個問題，筆者的理解，中川所說的“二十四卷本”、“二十卷本”云云，顯然不是對版本實然狀態的描述，而是從版本源流著眼。筆者注意到，中川討論過“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卷數”問題，認為很可能“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原為二十四卷本，嘉靖本和夷白堂本繼承了這種形式”(譯著，第107頁)。因此，中川的思路應該是，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為二十四卷，而周曰校本等多種本子雖然卷數不再是二十四卷，但是均源自這個抄本，因此，統稱為二十四卷本系統。這種思路和命名方法自然很有道理。問題是，在中川的版本系統圖中，推測本4是另一個“沒有修訂的抄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如果能夠直接或間接證明這個抄本是二十卷本，與修訂過的二十四卷抄本并列，這樣，二十四卷本系統與二十卷本系統的區分就完全符合邏輯了?？墒?，不能排除推測本1即原作本身以及推測本4即“沒有修訂的抄本”都是二十四卷的可能，因此，以二十四卷與二十卷來指稱不同版本系統，雖然有其合理性，在操作層面也相對便利，但是，其“稱名”本身的理由還有進一步補充論述的必要。

(二)例證的周延性問題。作為版本源流考證的基礎，版本的分類在中川的研究中，具有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對這一重大基礎性工作，中川的基本辦法是，先列出分類的結果，再以例證法的方式證明分類的合理性。面對存在30多種版本這一客觀事實，這種先結論再舉例論證的方法自有其合理性。但是，這種例證法面臨很大的邏輯上的風險，很容易落入以偏概全的陷阱。中川雖然專設一節論證其分類的合理性，但是篇幅只有8頁，具體提供了兩個例證，一個從“文字內容”的角度，一個從“改則”的角度，論證了嘉靖本、余象斗本、朱鼎臣本分屬三個系統。(譯著，第31－38頁)如前文所述，這兩個例證之后的總結性文字在中文譯著中又被做了高度簡化的編譯處理，漏掉了全稱性的“比較《三國演義》諸版本”等關鍵性信息，所以，筆者初讀時，頗感疑惑。原文雖然在理論上不存在邏輯不周延的問題，但仍有例證過少、不夠周延之憾。相對來說，對“文字內容”脫漏增補現象的理解尚有見仁見智的問題，“改則的地方”則是相對客觀的存在，對眾多版本“改則的地方”一一進行查驗固然不太現實，但是如果能夠提供更多一些的例證，無疑會提高結論的可信度和說服力?；蛘?，學界同仁們在后續的研究中，可以留心，隨機抽查、比對相關文本，檢驗中川的結論是否可靠。如果證明中川的結論可靠，無疑有助于在《三國演義》版本源流問題上達成共識。除了對分類的總體論證之外，中川關于一些具體版本關系的論證也有類似問題，比如說，在論述夷白堂本與其他本子的關系時，采用的辦法也是文字比對，具體選取“玉泉山關公顯圣”故事中的一個片段，將夷白堂本與嘉靖本、周曰校本、鄭少垣本、朱鼎臣本等分屬不同系統的四個本子放在一起，結果發現夷白堂本與周曰校本接近，從而得出了“夷白堂本與周曰校本屬于同一個類別”的結論。(譯著，第98頁)盡管方法可取，但是，僅只一例難免有孤證之疑。

(三)推測性文本的可信度問題。如前所述，在中川所繪制的《三國演義》版本源流關系圖中，有7個推測性本子分別存在于不同環節，具體包括:1、原作《三國志演義》;2、依據《通鑒節要》、《通鑒纂要》等通俗歷史書做過修訂的抄本《三國志演義》;3、修訂過之后又被插入了11個故事以及周靜軒詩從而成為十二卷、一百二十回祖本的本子;4、沒有被修訂的抄本《三國志演義》;5、葉逢春本在加入花關索故事之后形成的“花關索系統祖本”;6、與葉逢春本并列的、文本被大幅簡化的“簡本系統祖本”;7、由“簡化本祖本”加入“關索故事”形成的“關索系統祖本”等等。這7個推測性本子中，第一個毋庸置疑，肯定曾經存在;至于其他6個則全部是在考察現存諸多文本時根據一些文本現象進行邏輯推理所得出的推論，比如說，從“改則”的情況看，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于同一系統，進一步考察它們之間的關系發現:從文字脫落情況看，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不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同時，從刊行時間和體裁上看，嘉靖本也不可能是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那么，要合理解釋這一現象，只能推測，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祖本，這就是推測本2。其余各個推測本的情況大體如此。這種推測，在中川的研究體系中，的確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但是，因為缺少文本證據，其可信度自然受到影響。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中川研究的意義，與其說是提出了有關問題的答案，毋寧說是給后續的研究指出了一個頗有啟發意義的方向:如果再有新的版本出現，不妨考察其文本性質是否與中川所說的某個推測性本子相符。

總而言之，中川先生對《三國演義》版本研究，無論結論還是方法，都深具啟發和借鑒意義;同時，也留下了一些值得商榷問題，并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間。

(2013年3月21日初稿于京都大學;2015年3月7日修改于北京語言大學)

注:

①段江麗《金文京的〈三國志演義〉“綜合”研究——日本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系列之一》，《明清小說研究》2014年第3期。

②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の研究』，［日本］汲古書院1998年12月。與中國習慣稱《三國演義》不同，日本習慣稱《三國志演義》。

③中川諭著，林妙燕譯《〈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

④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號，1989年5月;中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12]黃霖、顧越《〈三國〉版本研究的碩果:讀中川諭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的研究〉》，《明清小說研究》，2001年第2期。

⑥趙瑩《〈三國演義〉在日本的譯介和研究》，天津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2年。

⑦例、黃晉《〈三國演義〉版本流傳考證》，《學術論壇》，2012年第3期;何紅梅:《十年來〈三國演義〉作者、成書與版本研究述要》，《荷澤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⑧關于毛評本的評改者，筆者傾向于毛綸、毛宗崗父子合作說，本文為表達的方便，一律按中川先生著作中的提法，稱為毛宗崗評本。關于毛綸、毛宗崗父子合作說，參見拙作《明清鼎革與亂亡之悲——毛評本〈三國演義〉的歷史敘事之一》，“明清鼎革變動與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臺灣)中央大學·2012－3－16日。

⑨中川諭著，林妙燕譯《〈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第13頁。下文所引中川著作譯文除特別注明之外皆引自該書，只隨文注出頁碼。對于一些譯者做了編譯處理的地方，為了更準確地傳達中川原文的意思，筆者則提供日文原文，隨文注出原著頁碼，并做中文翻譯。

⑩此段文字，譯著編譯為:“這三個版本的區別分別體現了三個分類系統?！弊g著，第33頁。

[11]此段文字，譯著編譯為:“查閱《三國演義》諸本改則地方，可以明確劃分為嘉靖本式、余象斗本式、朱鼎臣本式?！弊g著，第37頁。

[13]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原載《小說月報》第20卷第10號，1923年;收入氏著《中國文學研究》(上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4]小川環樹《関索の伝説そのほか》，見氏著『中國小説史の研究』，巖波書店1968年版。

[15]柳存仁《三國演義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原載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1976年;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臺灣香港論文選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周邨《〈三國志演義〉看校札記》，《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期;金文京『花関索伝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版，『「三國演義」版本試探——建安諸本を中心に——』，《集刊東洋學》第61號，1989年;周兆新《舊本〈三國志演義考〉》，見氏著《〈三國志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上田望『「三國演義」版本試論——通俗小説の流伝に関する一考察』，《東洋文化》第71號，1990年;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關于《三國演義》版本研究史綜述見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中譯本第2－12頁。

[17]譯著第68頁順數第10行:“但孫目中并沒有記載《李卓吾評本》”為“但孫目中并沒有記載寶翰樓本“之誤譯，原文見原著第94頁:“ただし寶翰樓本は孫目にも所在は記されず、現在も所在は知られない?！?/p>

[18]譯著第81頁順數第14行，論及“凡例”第5項“關于各回分則”時，“吳觀明本的則題，為對仗的句子”為“毛宗崗本的則題，為對仗的句子”之誤譯，原文見原著第118頁:“一方毛宗崗本は百二十回仕立てであることは呉観明本と同じであるが、各回は呉観明本のように二則に分かれることはない。また則題も対句からなる二句なっている?！?/p>

[19]譯著第101頁倒數第2行“嘉靖本中同樣沒有‘你見諸人’”為“嘉靖本中同樣有‘你見諸人’”之誤譯，原文見原著第150頁:“あるいは「你見諸人」は嘉靖本にも見られる文字であるので”云云。

[20]中川參考金文京先生的研究，列表詳示關索與花關索在各文中本的出現情況，關索出現在二十四卷系的周曰校本及二十卷簡本系的朱鼎臣本中;花關索出現在二十卷繁本系的余象斗本中。至于英雄譜本，則關索故事與花關索故事各出現了一次。中川文中所說“‘花關索故事’版本”指出現了花關索的二十卷繁本系余象斗本、鄭少垣本等。參見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中譯本，第128－129頁。關于關索與花關索故事的詳情參見金文京『花関索伝の研究』，第42－47頁。

[21]關于種德堂本與鄭少垣本的關系，譯著有兩處誤譯，乃至帶來理解上的困難。第一處，譯著第168頁倒數第4－5行:“種德堂本有可能出自鄭少垣本”，應該為:“鄭少垣本有可能出自種德堂本”，原文見原著第248頁:“種徳堂本から鄭少垣本が出たという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钡诙?，譯著第169頁第9－10行:“不能否認種德堂本出自鄭少垣本”，應該為:“鄭少垣本出自種德堂本的可能性又被否定了?！痹囊娫?49頁:“種徳堂本から鄭少垣本が出たという可能性が否定される?！?/p>

[22]關于湯賓尹本的討論，譯著第170頁順數第13行“由此可以推測”前有一段文字漏譯，不影響上下文的理解，故此不予補充;倒數第8－9行有誤譯:“劉備暗殺曹操未果。曹操討伐劉備向徐州進攻?！笔聦嵣?，小說中并無劉備暗殺曹操的情節。應該為:“曹操為了討伐暗殺曹操計劃的首謀之一劉備而攻打徐州”。原文見原著第251頁:“曹操は曹操暗殺計畫の首謀者の一人である劉備を伐っために徐州へ攻めてきた?！?/p>

[23]金文京『三國志演義の世界』(增補版)，東方書店2010年版，第212頁。

[24]『「三國志通俗演義史伝」解説』，收入『三國志通俗演義史伝』(下)，關西大學出版會1998年。

[25]譯著第190頁倒數第6行:“還有，分析北京圖本、聚賢山房本分別屬于什么類別”為編譯，或者說，漏譯了原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使讀者感到突兀。原文見原著第281頁:“また順序として、29北京図本·聚賢山房本を除く版本が二つのグループに分けられることを示し。それからこの二種の版本がどちらのグループに屬するかを考えたい。これは北京図本は巻四·五·六しか殘らないこと、聚賢山房本はやや特殊性を持っている(これについては後述する)ことによる?！?/p>

[26]從上下文來看，原文中此處的“志傳小系統”疑為“英雄志傳小系統”之誤。

[27]為了下文討論的方便，筆者將中川推測出來的版本以“推測本”之序號一一標示出來。

[28]韓偉表《二十世紀〈三國演義〉的版本研究——〈三國演義〉文獻學研究之一》，《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2002年第2期;黃晉《〈三國演義〉版本流傳考證》，《學術論壇》，2012年第3期。

[29]魏安《〈三國演義〉版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0]何紅梅《十年來〈三國演義〉作者、成書與版本研究述要》，《荷澤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